第一章：新生代作家笔下都市青年形象的生成背景
第一节：都市与都市文学
与西方自 19 世纪就已经大规模开始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中国 20 世纪中期才正式启动现代城市化进程，并且进展较为缓慢。到 70 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真正刺激了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1992 年，中国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后，城市化进程骤然加快，大量的乡村变成了新兴城镇，非农经济和人口的比例也因此大幅度提高。“以浙江省为例，1949 年城镇人口比重为 11.5％，30年后的 1978 年，仅仅增长了 3 个百分点，达到 14.05%。改革开放后，城市化速度有所加快，1994 年浙江省的城镇人口比重已达 27.67％。从以上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建国后 40 年来浙江省的城镇人口比重共增长 5 个百分点，而进入 90年代以后仅仅 4 年即增长了 11 个百分点！而全国的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达 28.2％。”①这种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还以迅猛的势态波及到了中小城市甚至农村。“1990 年我国城市只有 467 个，而到 1995 年则增加到 640个，1999 年更达到 668 个，城市以每年几十个的惊人速度在增长着，而我国城市人口从 1990 年的 1.1825 亿增加到 1999 年的 2.3 亿。”
“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但毫无疑问，“现代化”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城市化。通过上文的数据，我们可以窥见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城市的发展状况，显然城市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城市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变化，人们不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去看待经济问题，而是意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自此，城市也开始取代乡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中心，城市文化也自此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成为了独立于农业文化的存在。城市化对社会的影响覆盖面极广，它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城市景观的改变上，还体现在对城市中的人的改变上，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城与人的关系。但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则是让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家踏入了消费社会。“有很多迹象表明，虽然还远不够富裕和发达，但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特别是大都市和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物的体系’对人的包围已经形成，商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同时，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广告、时装、流行歌曲不仅深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这一切都不能不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①“1992 年，中国出现了第三次消费高潮，这是一次以一系列千元级商品为代表的，中间性、多元性消费高潮。即：以空调器为代表的家庭设备系列；以电话为代表的通讯系列；以出租车为代表的交通系列；以化妆品和高档服装为代表的高档文化消费系列。可以预见，私人汽车和住房将伴随中国人走入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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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青年形象
有学者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青年形象创造的文学史进行了考察，发现在中国文学中青年形象的创造长期处于一个“角色化生成”的阶段，“角色”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指“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行为的模式或规范”①，也就是说文学中的青年形象一直在按照某种模式和规范扮演一种特定的角色。如“新青年”“五四青年”“革命青年”“社会主义新人”等，他们不仅仅集中表达了年轻人对于权利、自由的强烈诉求，更在于这一切诉求被纳入了“青年”的意义结构之中，正因为如此，“青年”形象在中国文学中获得了正当性。
回顾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统战团体、知识分子以及普罗大众都在不断地树立着各种理想、模范的青年形象，“‘少年中国’的国民召唤、‘新青年’式的范导想象、‘社会主义新人’的打造，青年形象史的生成、延续，伴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势力对于‘青年’所寄予的角色期待和青年自身具备的角色意识（呼应社会期待而扮演相应的角色）。”②即一方面历史与社会建构起“青年”的形象，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的年龄群体也在呼应这种建构，而文学无疑是参与这一建构的重要力量，因而在青年文学中，不仅寄托着成年人和社会的期待，关于“青年是什么”“青年应该成为什么”的观念意识，也通过文学的传播逐渐内化到青年内部。也是基于此，年轻人有了“青年”的“角色”，在这样的身份下，“青年”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学中有了特殊的位置。有学者认为，“青年”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在农耕时期，农业劳动依靠经验，因此中老年人更有权威，但工业革命需要新知识，需要强健的体能，因此年轻人在近代化过程中会受到“青年崇拜”。而五四时期，中国面临民族危机，新知的开启和富国强兵的梦想都需要年轻人来担当，“青年”就这样在文学中与民族国家的复兴、行动力、理想、抱负等词汇紧密联系，人们也由此对“青年”这个群体抱有了较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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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都市青年群像
第一节：闯入者：雄心勃勃的梦想家
1990 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我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现代化时期，也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而这带来的显著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口流动。庞大、持续的人口流动不仅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源，也为消费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还引发了城市社会结构和都市论理的变革。“这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骤然加快，因此就像本雅明所描述的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样，中国的城市也出现了大量‘该隐式的闯入者’，新鲜血液的涌入肢解了原有的城市伦理。”①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闯入者”是一个极具隐喻意义的文学形象，在 1990 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中，这类文学形象也被称为“农民工”、“打工者”、“城市外来者”、“漂泊者”等等。在本文研究立意中，“都市青年”并不是城乡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城里人”，也不是仅仅为了生活而进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务工者，而是带着梦想闯入城市，企图在城市扎根的城市“他者”，是一群有着强烈生存欲求的群体，是都市血管中充满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新鲜血液。因此在本节中，笔者将选取新生代小说文本中的部分都市青年形象，将其归类为“闯入者”，通过分析他们的生存样态和精神样貌，来还原当时人们对城市的想象，感受转型时期的城市经验。
这一类的形象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艺术青年或者都市白领，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对于他们来说，都市意味着机遇，他们到都市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又因为这类群体普遍是青年，处于一个探索自我和确立自我的年龄阶段，因此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更为敏锐，反抗也更为激烈。邱华栋对这类青年形象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他有一篇单篇小说的名字就叫《闯入者》，还将一部作品集也命名为《闯入者》。除此之外，邱华栋笔下还有大量生活在现代北京的“闯入者”形象，如《手上的星光》中的乔可和杨哭，《所有的马群》中的乔可、林格，《闯入者》中的吕安、赫建、杨灵，长篇小说《城市战车》中的青年艺术家们等等。这些闯入者大多都是“拉斯蒂涅”式的人物，带着巨大的野心和青春的韧劲来到城市，“当我们站在三元立交桥上眺望遥远的北京城区时，我想我们想在这里得到的不只是名利、地位，还有爱情和对意义的追求。……我们站了许久，我取出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我朗读了该部书中的一个充满了雄心的人物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郊外一座小山上，俯瞰灯火辉煌的巴黎夜景时所说的一段话：‘巴黎，让我们来拼一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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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游荡者：城市的边缘人
“游荡者”原本是 19 世纪巴黎的产物，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是创造自己美学的文人，他们寻求“诗意与神妙的主体”以及“现代生活中史诗性的一面”①，他们在报纸专栏里解读都市，游荡是他们探索都市的方式，这些游荡者们有着把握生活与历史的自信，认为自己可以从整体上解密作为迷宫的都市。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对游荡者的概念进行了拓展，他提到“市场是游荡者最后一个场所”，“现在他在商品的迷宫里漫游穿行，就像他从前在城市这个迷宫里一样”②游荡者本来是城市的观察者，而城市里的商品和消费者则是他的观察对象，但当他踏入市场时，他也成为了商品的猎物，游荡者不自觉卷入其中，由观察者成为了消费者，迷失在都市中。也就是说游荡者在这里不再是波德莱尔笔下那样有着完满人格的都市探索者，游荡者的主体性消失了。
到本雅明这里，游荡者的主体性开始弥散，不同于波德莱尔对同时代文人处境的勾勒，本雅明将游荡者与赌徒、妓女、拾垃圾者等城市的边缘人形象进行类比，在这种类比中，赌徒、妓女、流氓都被赋予了游荡者的品质，“游荡者”的概念有了向“游荡性”转移的隐秘倾向。在本雅明的研究之后，消费文化日益壮大，文化研究对游荡者概念的关注重心转移到对其“游荡性”的关注上，在这些研究中，学者通过分析游荡者漫游与张望的行动来展示都市的面貌及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就是说，“游荡者”的概念已经由游荡者本身发展到由游荡者剥离出的游荡性，再到具有游荡性的广义游荡者的拓展。依据本文的批评语境，在这里笔者选取的是广义的游荡者概念，即“处于游荡状态的都市人”，他们是在工业城市向消费都市转变过程中承受着诗意激情与生存困顿持续冲突的群体，通过分析他们的游荡行为和精神状态，进而考察消费社会对人的异化。
文学论文参考
第三章：新生代作家笔下都市青年形象的艺术建构..............................................35
第一节：都市空间的建构与都市青年生存状态的呈现...................................... 35
第二节：个人化写作及其叙事策略.................................... 43
第三节：新生代作家都市青年形象塑造的新质................................................. 49
结语..................................56
第三章：新生代作家笔下都市青年形象的艺术建构
第一节：都市空间的建构与都市青年生存状态的呈现
李欧梵和季进在对谈中说到日常生活，说“现代性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都市文化中的现代生活，而现代生活的日常生活和乡村中的是不一样的。”①也就是说，在乡村过一天和在城市过一天，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都市的生活本身就是时间、空间、思虑、文化等等组成的一个全部的宇宙”。②其中“空间”又是都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生活里的一天可能就是在农田或者河边劳作，但在都市的一天，一个人可能要进入交通工具、办公室、餐厅、商场、酒吧、会场等多个场景，所处的空间变换的次数是生活在乡村的人难以想象的。因此，当今社会，人们对空间充满了焦虑，这种焦虑比时间问题更为严重。
中国都市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城市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界定，即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二是从人口分布的角度来界定，即乡村人口大量向城市的迁移。一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但一直发展缓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明显加快，到 90 年代，以都市居民为主要内涵的现代都市兴起。在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描述了种类繁多的城市，包括物质之城、贸易之城、话语之城、欲望之城、连绵之城等等，城市是如此的纷繁复杂，马可·波罗描述的只是城市的碎片，将这些城市都拼凑在一起，也许才能描绘出城市真正的样子。都市空间是都市青年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也是承载都市青年们情感变化的空间载体，更是激发他们各自欲望的重要场域，作家们对都市空间的书写往往与展现人物的精神状态紧密结合在一起。新生代作家对都市空间的建构，一方面折射了青年对消费社会的复杂情感态度，另一方面也使都市青年形象更加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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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回顾新生代小说，我们会发现学界对其的批评好坏参半，尽管最初新生代小说中大胆的欲望书写令一些学者咋舌，小说中人物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也引起过争议，但新生代作家敏锐的都市意识和对城市的发现，以及对人与城之间复杂关系的探索，的确是当代文坛的一股新鲜的血液。“创造了城市，就意味着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①现在看来，新生代作家对城市的书写不仅创造了新的生存方式，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方向。随着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乡土作为中国文学的故乡当然可以是一味治愈“都市病”的良药，也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灵魂的栖息地，但生活在当下的我们，难道能忽视当下的生活吗？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天面对由“广告牌”“电视”“商场”“咖啡厅”“出租车”“流行音乐”等等都市意象组成的生存环境，面对西方人已经出现过的、九十年代后期方兴未艾的、如今无法回避的“现代都市综合症”，显然需要一种文学来记录和反映这样的时代性的变化。
同时，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小说中对都市生存的审美化的表现，具有现代都市意识，因此小说中的冲突不再是传统的城乡观念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在这种观念的冲突下，“新一代现代人格在与传统的交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新的‘都市人’”。②这种新的“都市人”对于世界和存在，对于人自身及人所生存的社会的价值观念都与传统的“城市人”不同，小说家首先关注的是这种现代都市意识对于人的终极的影响。
我们不难发现，新生代作家的都市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都市青年，他们生活在大都市的摇篮中，并作为一个独立的都市人在充满异化力量的世界谋生。在早期的新都市小说中，都市青年首先要战胜的是母体文化的压力，体现在小说中多为都市青年为了开始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去与家庭及社会的传统势力作斗争。如陈建功的《鬈毛》中卢森的父亲让他剪了一头的鬈毛，他不予理会，但盖儿爷让卢森去哄自己的老剃头匠父亲，卢森却愿意让老剃头匠给自己剃成了个“傻青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卢森身上有着轻视正统人生价值观，反抗家庭父母为代表的生存规范的个性精神。但到新生代作家这里，更多的是战胜来自城市的挤压。他们不像王朔小说中的北京青年那样以“玩”为目的，追求自由自在的世俗生活，而是以“闯”为方式面对城市，渴望成功。也许他们对城市有一种报复心理，幻想城市中的摩天大楼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推倒；也许他们感到自己像城市这座巨大身体上不起眼还讨人厌的疣，觉得自己是“多余人”；也许他们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患上了“城市病”，只能在一具又一具的肉体上栖息，以此为药治愈自己残破的心灵……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屡屡碰壁，但是如此种种都说明他们是渴望成功的，他们更能代表城市，代表当时中国正日益向上发展的都市精神。此外，虽然在新生代作家这里，都市青年所表达的焦虑、空虚与绝望，都是纯粹个人化的声音，却也是真正人性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仅是他们个人的精神画像，也是众多都市青年的精神画像。可以说，在这里年轻人终于摆脱了青年角色的束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为自己“代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