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研究借助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透过《大刚报》及其文艺副刊《阵地》的社会活动这一小切口，以窥贵州文学是如何在当时社会条件的影响下，从一个“不边不内、多山多石”的“文化荒地”一跃成为大后方的“重要文场”，又是如何归于平静，悄然落潮，形成抗战时期贵州文化独特的“历史现象”，进而探讨社会文化生态与文学创作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章 战时贵州报业生态与贵阳《大刚报》
第一节 战时贵州报业的发展
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贵州的报业印刷水平仍十分滞后。不仅出版的报纸还是单面印刷，印纸也均系土纸，其纸张质量甚至还比不上清末出版的《西南日报》。除纸张质量不过关外，报纸本身更是不注重时效。尽管贵州这一时期已有《贵州民众日报》《革命日报》《贵州日报》等报纸，但其出版速度极慢，甚至要到每天下午三四点才稀疏上市。报纸质量堪忧，看报的人更是寥寥无几。1936年年末，《黔风报》的编辑还不禁发报慨叹道：“我们这里，不只有不读报的学生，而且还有不读报的老师！”①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都与西南大后方战略地位的提升，贵州城市发展的传统轨迹得以迅速扭转。文化人的大量涌入迅速打破贵州这一边远省份的沉寂，贵州报业也由此顺势发展，发文质量也较之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尽管“不看报的人自然还是有的，不过他们大都住在很偏僻的地方，至于城里的教师，学生以及商民们，却都渐渐养成看的习惯。”②居于黔中的省会贵阳更是抓住机遇，报业迅速繁荣。特别是1944年豫湘桂大撤退爆发后，由桂林、衡阳、柳州等地转移而来的《扫荡报》《力报》《大刚报》等大型报纸纷纷迁至贵阳复刊，贵阳报业影响力持续提升，成为大后方的报业重地与文化中心之一。
一、报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媒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与其他子系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也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③报纸的发行效率不仅与其内容本身息息相关，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环境与传播背景也是决定报纸影响力的先决条件。衡量一个地区报业能否生存并实现长远而健康发展，往往离不开对当地政治环境、新闻举措、物质经济水平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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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后来居上的“客家报”：贵阳《大刚报
“客家”一词由来已久。《南齐书》中：“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③其中的“客”指因受灾而流亡他地的非本籍百姓。清《岭南杂事诗钞证》的文后自注中“惟语音与土著迥不相同，故谓之客家。”④即“客家”为作客他乡之人。然而不管如何释义，总体指向的都是同一本质，即“客家”是外地迁入群体。1944年8月，日军攻陷衡阳，沿湘桂铁路向桂林、柳州两处重要基地逼近。仅由衡阳迁往柳州复刊55天的《大刚报》不得不再度宣布停刊，匆匆迁往贵阳复刊。尽管贵阳此前已有《中央日报》《贵州日报》《大华晚报》等诸多实力报纸，但《大刚报》的到来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筑城注入一些新鲜文化空气，发表了诸多进步文章。因此在某次会议上，《中央日报（贵阳版）》社长王亚明还曾既警告，又不失酸意地对《大刚报》负责人说：“我们这里原来是一潭清水，你们一来，把这潭水给搞得沸腾起来了。”①从这一话语中，《大刚报》在贵阳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一、伤心黔桂路——《大刚报》的千里流离
1944年4月，日军大肆纠集主力部队向我国华中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妄图打通华中至广西，最终到达越南的陆地交通线，豫湘桂战役爆发。由于国民党内部腐败和战略判断失误，军队连连溃败，仅37天就丢38城，长沙、衡阳全线告急，宣布紧急疏散。尽管《大刚报》此前已对日军的进攻有所预见，并于1944年6月中旬陆续将机器拆卸运出衡阳城外，但战争的炮火仍然来得极为迅猛，大家不得不分散撤离。等到达柳州时，编辑部人数大减，主要人员也仅剩十余人。然而随着桂林失守，仅在柳州复刊55天的《大刚报》不得不再度匆忙逃难。黔桂线上，到处都是沿浙赣铁路、湘桂铁路争相逃亡的铁路员工和平民百姓，人数多达数十万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入黔的道路更是比登天还难。湘桂大撤退中，一张要价两三万元的“黄鱼”②票都数度遭到疯抢。由于没有煤，列车都是烧的木炭，在木炭耗尽后又一路拆沿线铁路的枕木，甚至连车站桌椅路标都被拆下来用作燃料。一些较陡路段还需乘客全体下车，经历一遍又一遍的前拽后推后才能勉强通过。为了活命，一路都有百姓试图攀爬列车，车厢挤不下后就索性爬到车顶或徒手悬挂于列车两侧。而当车过隧道时，“相当一部分人被哗啦啦扫下车”③。加之撤退制度混乱、疾病肆虐、悍贼四起、物价横飞，黔桂逃亡线上哀嚎遍野，饿死、病死、炸死、杀死、冻死的百姓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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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阵地》副刊的刊载面貌
第一节 诗歌创作
作为战争时期文艺的“轻骑兵”，诗歌凭借高度概括、形式自由、适宜副刊刊载等特点，迅速成为报纸副刊文学版块重要的刊载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在《阵地》副刊所刊载的一年多时间中，发表超过150首诗歌作品，甚至该副刊还多次以专刊形式集中刊登诗歌。如1945年5月11日，《阵地》副刊第146期曾刊出“诗歌专页”，分别发表杜运燮、何其芳、穆旦、方敬、陈祖文等五位诗人的诗歌创作，并刊载了冠琴的新诗短论。1945年11月18日，《阵地》副刊第233号还开辟“西洋名诗选译”专栏，分别刊登了穆旦、卡之琅、陈敬容、黎作英、陈祖文所翻译的，来自英、德、法、苏联、印度五国代表作家的共计十二首作品。1945年1月诗人方敬接编《阵地》副刊后，副刊中的诗歌占比再次上升，甚至还特地为开辟了一定的诗歌专栏版块，如“迎春之歌”等。不仅如此，《阵地》副刊还云集了素有“汉园三诗人”之称的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九叶诗派诗人群穆旦、陈敬容、杜运燮、方敬，七月派作家彭燕郊、吕荧等著名诗人，成为大后方诗歌创作的一块重要阵地。除为已成名的诗人提供创作空间外，《阵地》副刊还常常为那些战时贵州涌现出来的诗坛新秀抛向橄榄枝，苕子（杜苕）、李麦宁、吴纯俭、荒牧、田井卉、孟昭方、荒沙（陈福彬）等一众学生作家的名字也常出现在《阵地》副刊的诗歌版块之中，共同营造出《阵地》副刊在诗歌版块的多元发展局面。
一、诗歌的创作类型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抗战需要”逐渐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创作方向。而由这一创作需要逐渐演变出的街头诗、朗诵诗等多种诗体更是成为推动抗战诗歌走向大众、宣传抗战的重要写作方式，进一步促进了诗歌大众化的演变进程。此外，以西南联大为代表所培养出的一批具有现代主义诗歌情愫的诗人群体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将传统诗歌本质再次进行现代化变革，并赋予诗歌感性激情与理性哲思的写作方式，也共同促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现代诗歌的多元格局。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阵地》副刊在诗歌作品刊载上同样体现出这一多元态势，发表了一批既具时代特征又有自身风格的诗歌创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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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散文创作
凭借篇幅短小、体式多样、内容自由多变的“大杂烩”特质，现代散文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各类报刊特别是文艺副刊的青睐。正如学者冯并指出的，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在各类副刊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直接原因表现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有散文文学传统的国家”②。而这种文学传统也使得中国现代散文在现代文学大“转型”的历史洪流中，既体现了一种同古代散文“未割裂”的联系，也表现出传统散文在“西学东渐”“文学革命”背景下因时而化的身份重建与转型诉求。透过自由多变、灵活多样的现代散文书写模式，作家既能发表“醒世之文”，以直抒胸臆的犀利笔锋针砭时弊，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能以小见大，尽情抒发个人雅意生活，展现主体精神与价值的自觉追寻。这一书写特质也使得主题鲜明、品类多样、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散文创作在《阵地》副刊所刊载的文本类型中占到相当高的比重。
一、多样的散文创作
正如黄子平等学者指出：“如果说诗歌是一时代情感水平的标志，那么，散文则是一时代智慧水平（洞见、机智、幽默、情趣）的标志。”③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这样的推论是十分合理的。散文作为一种融贯文史哲、自先秦时期就得到充分发展并建构了浩荡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文学类型，在历经千年沉淀后，已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品类，如速写、随笔、文艺通讯、传记、游记，杂文，日记、书简等等。通过对《阵地》副刊中刊载的散文进行研读，并以散文的表达方式为划分依据，可以将这一时期《阵地》副刊中刊载的散文大致分为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及突出议论或哲理性质的散（杂）文三种类型。
一是抒情性散文。抒情性散文是以抒发作者感情为目的，并将其感情寓于各类事、景、人、物，进而做到情景交融，情景相生的一类散文类型。《无名树》①是《阵地》副刊中一篇深刻动人的抒情性散文，也是作家跃冬（孙跃冬）的散文代表作，方敬曾称赞该文“具有优美的格调与情致”②。在一株并不高大却郓皱着裂变，倔强地托起苍穹为世人带来阴凉的无名树身上，作家深深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生生不息。透过作家隽永清丽的文字，一种醇郁的情感世界与对自然生命细微纤裱的素淡体验跃然纸上。惠江的《诉不出底心声》是作者亲历黔北，对无情炮火下人民苦难生活予以无限同情，直至“声诉不出，心破碎了”③，并对侵华日军附以切齿的恨与愤怒的抒情散文。该文字里行间流露起作家极其悲愤的情感，读来令人深感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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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阵地》副刊中的名家佚作与初刊版辑考 ............................ 83
第一节 重要诗歌作品拾遗.................................. 83
一、彭燕郊佚作钩沉 ............................................ 83
二、方敬集外诗《时钟与路》 ................................ 89
第四章 《阵地》副刊的文化影响和战后贵州文学生态走向 .......... 116
第一节 团结抗争的文化堡垒 ................................ 116
一、《阵地》副刊与“西南文化垦殖团” ......................... 117
二、方敬与贵州大学学生民主运动 ............................ 122
结语 ......................... 142
第四章 《阵地》副刊的文化影响和战后贵州文学生态走向
第一节 团结抗争的文化堡垒
可以发现，不管是衡阳、柳州时期的《大刚报》，还是湘桂大撤退后匆匆迁筑的贵阳《大刚报》，其报纸特别是文艺副刊《阵地》周围始终都团结着一批坚持抗战、崇尚民主与科学的进步文人。究其主要原因，除了《大刚报》出于自觉的民间报纸社会责任心，进而积极组织战时文人自救、给予进步文人一定经济援助外，更是来源于其团结抗争的文艺信念与价值追求。正如《阵地》副刊主编方敬指出的：“文艺是人与精神显示的奇迹，它被一个创造者的爱所趋使。去表现生存的任何一方而，宇宙中任何一些事物，人与宇宙间的任何一个关系。”①正是在进步文化共通的文艺精神引导下，《阵地》副刊在大后方紧密团结了一批热爱和平、追求进步的文化人。同时，该副刊也在大批进步文人的影响下，进而成长为了大后方又一团结抗争的“文化堡垒”。
一、《阵地》副刊与“西南文化垦殖团”
1944年4月至9月，日军悍然发动“豫湘桂战役”，不仅从湖南长沙打到广西宜山更是直逼贵州南部，西南“大后方”城市纷纷宣布告急。受战争影响，贵州全境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社会惊惧，舆论哗然。为此，以田汉、熊佛西为首的一批尚在贵阳的进步文化人决定成立“西南文化垦殖团”，并推选田汉、熊佛西分任团长及副团长、黄邦和为秘书长，方敬、许幸之、端木蕻良、陈迩冬、张光宇、黎草田、白克、张正宇、俞佳章、秦牧等十余人为核心团员，向青海方向进发，进行沿线文化宣导。
纵观“西南文化垦殖团”的主要人员构成，可以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同贵阳《大刚报》及其文艺副刊《阵地》存在着一定联系，特别是熊佛西、方敬等文化人还曾直接参与过《阵地》副刊的相关编撰，先后担任该副刊的主编一职，而黄邦和则是贵阳《大刚报》的采访主任。尽管时任该团团长的田汉并未直接参与《大刚报》及其副刊的相关工作，但早在桂林和柳州时期，田汉便同《大刚报》及其副刊编辑部建立起了亲密友谊，由其直接领导的抗敌演剧四队更是多次同《大刚报》共同参与桂林“国旗献金运动”等多项进步社会活动。田汉本人也是湘桂大撤退后，首批受到以《大刚报》为支柱的临时性文化救济委员会救济的文化人之一，因此同《大刚报》及其副刊间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友谊。另值得关注的是，该团除主要领导及其核心成员如熊佛西、方敬、黄邦和外，许幸之、端木蕻良、陈迩冬、张光宇、黎草田等文化人均是《阵地》副刊的长期撰稿人，曾于该副刊发表过诸如《从古典主义到新写实主义绘画》等数篇极具影响力的文艺理论作品。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阵地》副刊不仅时常刊载“文化垦殖团”所属作家的大量作品，还成为该团宣导文艺理念、构筑学术思维的重要平台。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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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就现代中国发展来看，抗战时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贵州在抗战时期迅速成为战略大后方，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时代语境下，贵州经济、文化发展均取得历史性成就，其新闻报业与文学环境也得到空前发展。报业的兴盛不仅为知识匮乏的筑城大众提供了文学最直接的接触机会，其报纸中的文艺副刊更是直接充当着地方文学最基本的营养来源，同地域文化生态和世代文学成就密切相关。可以说，文艺副刊作为联结作家和地域文学生态的媒介，不仅是文学生产的原始场域，折射出这一历史图景的文化镜像，更是直接参与地方文学史的建构，影响到当地文化发展的进程与流变。
《大刚报》作为抗战时期迁入贵州的一份具有较大规模的民营报纸，不仅凭借其不偏不倚的办刊理念和较好的新闻实绩团结了众多进步文人和读者群体，其开设的文艺副刊《阵地》更是由于颇具文化影响，收到大批文人的积极投稿，刊载过许多重要的进步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涉及诗歌、散文、杂感评论等较为短小的文学品类，还包括小说、剧本、报告文学、文艺理论，甚至还有歌词曲谱、木刻版画、音乐与美术研究等。以《阵地》副刊在贵阳刊发的1944至1946年间的文学活动为切入点，考量战争时期贵州特别是贵阳由繁荣到退潮的文化景观，一方面借助文艺副刊这一文学传播媒介，回应贵州文化生态走向，以“返回历史现场”目标形塑文坛生态。另一方面，抢救作家散佚作品、展开初版本考释，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作家的“生命体温”①，拼凑作家作品的创造全貌和文化生态的历史链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