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中的文学现场——论《收获》中先锋文学的生成和发展

笔者认为《收获》作为孕育先锋文学的土壤，见证了先锋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首先，先锋文学在《收获》上的集中推出离不开期刊编辑的贡献，在先锋文学的萌芽阶段，《收获》的编辑程永新就精心编排稿件，大胆创新，给读者呈现出了多元的先锋文本。其次，《收获》多年来的影响力和纯文学品牌意识为先锋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源于许多作家对于《收获》的信任，他们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收获》上，有句话说：“作家选择刊物，刊物选择作家，优秀的刊物无疑是作家的摇篮。”①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收获》和先锋作家之间的选择是双向的，他们的共同力量推动了先锋文学的发展。再者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其独特的现代精神气质，为先锋文学提供了宽松的文学环境和创作氛围。由此可见，编辑、期刊和城市三重因素共同创造了《收获》中的先锋文学。

第一章 一位编辑、一份期刊与一座城市

第一节 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
程永新在 2007 年出版了《一个人的文学史》，书中汇集了许多信件的往来，还有一些短信、邮件和珍贵的手稿，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作品问世前的蛛丝马迹；评论和访谈的加入丰富了这本特殊文学史的价值，也能透视出文学杂志与作家个体私人化的思想交锋过程。程永新在他的编辑生涯中与众多作家结缘、成为知己的历史瞬间和过程，为先锋文学作家的登场奠定了基础。
一、程永新的编辑生涯
1983 年，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走进了上海巨鹿路675 号的一座小洋楼，开启了他的编辑生涯，从副主编到主编，他在《收获》这个大家庭中逐步成长，他就是程永新。
程永新在文章《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中记录了他在《收获》工作的感受：初进杂志社，就感受到了主持工作的萧岱，还有孔柔、郭卓等老一代工作者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杂志社其他工作者也都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编辑工作中，这些都让毕业后分配到《收获》杂志社的程永新倍感幸运，“身处这个大家庭，从编辑业务到怎样做人，始终受到各方面的关照和指导。”①其中程永新特别提到了李小林对他业务上的帮助，李小林作为《收获》开辟新途的接棒人，有着极高文学素养的她在面对稿件时，有着独特的领悟力。正是如此，李小林对一些艺术作品的分析，以及她对一些新潮作品的支持和接纳，就潜移默化地对程永新产生了影响，程永新甚至说从李小林身上学到的远多于在大学教授那里所学到的。
程永新进入《收获》之后，开始只是翻阅大量稿件，每天需要面对小山似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并从中筛选出相对可以的文章送给老编辑审阅，就是这样枯燥乏味的工作。到后来，他可以参与稿件的选择，将自己的意见写在小纸条上，听着李小林对稿件的分析和评价时对比着自己的小纸条，这一系列的工作锻炼了程永新对艺术作品的感悟力。渐渐地，他可以正式接手《收获》发表的文章，当经过自己审阅批改的稿件发表在《收获》上时，那种满足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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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获》：当代文学“简史”
1957 年，巴金和靳以联合创办了《收获》，编委由冰心、艾青、曹禺、刘白羽、周而复等组成，编辑部设立在上海，由中国作家协会管理，是一本双月刊的杂志。《收获》自创刊以来经历了两次停刊复刊，创刊之初的《收获》发表了许多重要作品，像老舍的《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收获》于 1960 年第三期停刊，又因为广大读者的要求在 1964 年复刊，此时的《收获》主编依然由巴金担任，但是改为上海作家协会管理了，并在 1966 年第五期时又被迫停刊了，直到 1979 年 1 月才最终复刊。可以说，《收获》是建国以来诞生最早的大型纯文学期刊之一，每期都有 50 到 60万字的篇幅，并且《收获》办刊以来一直秉持着建刊初衷，坚持着纯文学期刊的办刊宗旨。
一、《收获》的发展阶段
《收获》创办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收获》的第一个阶段是 1957 年至 1960 年，那时“双百”方针刚刚实施，文艺政策相对宽松，因此，这时《收获》刊发的内容和题材比较多样，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相关评论等。虽然“双百”方针的政策使文艺界的创作变得相对自由，但是文坛上依然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氛围，此时的《收获》则为一些“问题”作品和探索作品的发表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它在不触犯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发表一些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昙花一现的“双百”时期结束后，“反右”斗争打破了《收获》的编辑策略，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下，主编靳以也在不断调整发刊文稿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此来表明《收获》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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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收获》崛起的先锋文学

第一节 《收获》中先锋文学的酝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西方的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形式被引进国内，与此同时，小说界出现了以刘索拉和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这是对“先锋”意识的初步探索。事实上，国外引进的那些文学思潮和写作形式，影响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立场，因而先锋文学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收获》酝酿兴起。
一、从“现代派”到“先锋”
在先锋文学出现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作家一直在浓厚的政治氛围中进行创作，因而大多数作品都是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产物。直至新时期文学解冻，才真正实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时各种各样的文学的创作纷纷涌现，比如1979 年出现了表现心理现实的意识流作品，虽然不是很成熟，但是也开始了相关方面的探索，像宗璞的《我是谁》、王蒙的《春之声》等，这样的创作给文坛带来了变奏，为之提供了更多的写作路径，但是这些创作只是初步的尝试，在当时的文坛并没有引起相应的创作潮流。而到了 1985 年，文坛发生了延伸与转折，这使得文学创作开始走向开放与多元，与此同时，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构成了众声喧哗的文学现场。
这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西方各类文化资源和文学思潮纷纷涌入国内，一时间，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的西方思想理论和文学写作形式，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小说等。以上这些标新立异的文学形式，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们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了各种写作手法，像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王安忆的《小鲍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这些作品在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有的作品被归为“寻根”，而有的作品则认为是“现代派小说”。事实上，由于地域的差异和语境的不同，虽然这些当代作家接受了国外的文学理念，但是他们是以西方“现代派”作为参照，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作品并不是纯粹的“现代派”文学创作。然而，当“先锋”文学潮流出现的时候，它彻底地变革精神就与前期的文学思潮产生了一定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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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获》中先锋文学的运作
先锋文学的发生并不是单个作家作品的发表，而是集束式的亮相，亦可说，先锋文学是一次有意识的建构。《收获》将不同风格的先锋作品聚集，促成了先锋文学的集体登场。由此可知，先锋文学的统一发表是《收获》做出的策划，进而对先锋文学的发展进行了一定的运作。
一、青年作家聚集在《收获》
《收获》不是以作者的名气来对待他们的稿件，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尊重每一位作者的来稿，并且《收获》有自己的标准，好的作品不会因为作者是新人而被埋没；同理，如果作品写得不好，即使是知名作家的也不会被录用。由此可以看出，《收获》给了很多新人机会，走出了“一条文学新人从呼唤到关注的道路”。而作为先锋文学的发表平台，《收获》聚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并且推出了青年作家专号来集中发表先锋文学，其中苏童、格非和余华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受到关注的。
其实，这些作家在《收获》上发表作品之前就在其他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作品，而他们在《收获》上聚集，或是经由他人推荐到《收获》，像苏童、余华和格非等；亦或是《收获》编辑向他们约稿，如马原、扎西达娃以及王朔等。其中，黄小初给程永新推荐了苏童的作品，推荐时还说“他可能将是莫言一类的人物。”于是苏童在 1986 年《收获》的第五期上发表了《青石与河流》，他随后写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同样发给了《收获》，自此和《收获》结缘，以后的不少作品都交给《收获》发表；余华则是李陀推荐给《收获》的，因而他在《收获》的青年作家专号上发表了《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两部作品，此后他也继续写文章投到《收获》上；还有格非，吴洪森把他的稿子拿到了《收获》编辑部，而他在编辑提出修改意见后，将修改过的《迷舟》发表于 1987 年《收获》的第六期。还有一些作家则是《收获》编辑程永新发现的，程永新看过马原和扎西达娃在《西藏文学》上发表的文章之后，认为他们的作品可以发表在《收获》上，因而在桂林笔会上与他们相识后就向他俩约稿了，于是马原的《西海无帆船》和扎西达娃的《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就在《收获》上发表了；王朔是因为《空中小姐》这部作品而引起了程永新的关注，他在程永新写信向他约稿之后，拿了一篇还没有题目的稿子来见程永新，而这篇作品就是收录进青年作家专号中的《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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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收获》中先锋文学的多元现场..................................33
第一节 “先锋”实验的多副面孔................................33
一、文学史中的“先锋”传统.................................34
二、知名作家作品的“先锋”尝试........................35
三、先锋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37

第三章 《收获》中先锋文学的多元现场

第一节 “先锋”实验的多副面孔
在 1986 年前后，文坛上涌现出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和《收获》等杂志上，并且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特色。一时间中短篇小说层出不穷，其中很多作品都被编入到小说集中了，像李陀和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 43 篇》、吴亮和程德培编选的《新小说在 1985年》和《探索小说集》，这些小说集中选入了许多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因新颖的形式和独特的内容而引起了批评家和读者的关注，这些作品带着探索的精神，为先锋文学的发生蓄势。与此同时，《收获》将一些形态各异、个性鲜明的作品聚集，构成了一个具有多副“先锋”实验面孔的文学现场。
一、文学史中的“先锋”传统
《收获》从 1986 年至 1988 年集中发表的作品中，被视为优秀的先锋文学作品进而写进文学史的就有多部，像马原的《虚构》、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余华的《世事如烟》、洪峰的《极地之侧》、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其实这些作品在《收获》上呈现的是原始状态，但随着批评家的陆续到场，它们的形式与意义被解读，进而被归类并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当然，这些发表在《收获》上的作品拉开了先锋文学的序幕，使得先锋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了热点话题，并迅速发展直至被认可。这些被认可的作品经由文学史编写者的选择进入文学史，进而延续了文学史中的“先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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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杂的文学环境，促使很多文学思潮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比如先锋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就是由多种力量共同推动而成。如今当我们回望先锋文学时，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马原、余华、格非等人的创作。事实上，这些作家的先锋作品多数发表在了《收获》上，因此，当我们走近先锋文学集中发表的那个年代，便会感知到《收获》中的先锋文学的多彩生命力，这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收获》的努力。
《收获》作为孕育先锋文学的土壤，见证了先锋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首先，先锋文学在《收获》上的集中推出离不开期刊编辑的贡献，在先锋文学的萌芽阶段，《收获》的编辑程永新就精心编排稿件，大胆创新，给读者呈现出了多元的先锋文本。其次，《收获》多年来的影响力和纯文学品牌意识为先锋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源于许多作家对于《收获》的信任，他们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收获》上，有句话说：“作家选择刊物，刊物选择作家，优秀的刊物无疑是作家的摇篮。”①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收获》和先锋作家之间的选择是双向的，他们的共同力量推动了先锋文学的发展。再者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其独特的现代精神气质，为先锋文学提供了宽松的文学环境和创作氛围。由此可见，编辑、期刊和城市三重因素共同创造了《收获》中的先锋文学。
总体来看，《收获》对先锋文学生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 1986 年至 1988年《收获》上发表的作品中看出，先锋作品被编辑发表到了同一刊期里，使这些作品在文坛集体亮相。而当先锋文学进入到大众视野时，不仅读者阅读了《收获》中的先锋文学，而且批评家也关注了《收获》中这些“新小说”。由于批评家对“新”作品的认同有一种强大的命名力量，因此批评家的评判也为先锋文学的命名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收获》上集体登场的先锋文学在展现作家之间共性的同时，却也容易遮蔽其间的差异性，这也导致了《收获》中某些文本无法进入到先锋文学的共名状态。难道说《收获》集中推出的先锋文学有“唯一方向”？其实不然，《收获》中的每篇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展现的是一个多元的文学现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