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学创作，萧红都没有任何熟练的套路和模式化的经验，始终用一颗敏感的心真诚细腻地感受着周围的一切，一支真诚的笔率性自由地表达着自己。那是她的生命感觉与思考，是她的感悟与发现，幼稚散漫的表象后是其自成系统的深刻思考。她在文学写作中始终坚守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把文学写作与生命思考融聚在一起，疏离了三十年代主流的文学思想，摸索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越轨”小说创作之路。这让萧红在文坛曾经饱受争议，我们很难把萧红划分到哪个流派里，她的作品兼具左翼文学、乡土文学、女性文学等多重特征，很难给她的作品贴上一个固定的标签。
第一章 任性坎坷的成长经历
第一节 天生的“茬子”
据萧红同父异母的兄弟张秀琢回忆：“姐姐出生后不久，母亲在她睡前照例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以便使她安睡，她却拼力挣扎着，不让人抓住她的胳膊。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这个情况笑着说‘这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茬子’。由此，亲友们都说她这种倔强劲儿是‘天生的’。”②在东北方言里“茬子”被用来形容与众不同的能人。
萧红小时候经常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温和的祖父教她念诗，如果诗的开头不合心意，就会任性地要求换一首诗；在祖父刚刚埋好白菜种子的土窝上，东一脚、西一脚的瞎踹，不仅把刚盖上的土踢开了，甚至白菜种子都被踢飞了……这是萧红最初无意识的自我和自由表现。青年时代的萧红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渴望到外面的世界读书，遭到父母的辱骂，萧红据理力争给自己争取到上学的机会。在学校里大胆的参加爱国运动，被视为异类，勒令退学后依然积极参加进步青年的活动。萧红给贫苦的佃户、长工们求情，劝说父亲减少佃户的地租、增加长工的工资，遭到了父亲的毒打，但她依然偷偷接济在家里打工的穷人。父亲逼迫萧红结婚，萧红想尽办法逃婚，甚至饮鸩止渴般与汪恩甲同居，以身体的牺牲换取在父亲那里的一点倔强的尊严与自由，以失家的悲剧，开始了为自由而漂泊的生涯。
萧红同父异母的兄弟张秀琢曾说：“由于姐姐对街坊邻居中的劳动人民很同情，从不歧视贫苦人，而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因此，大家都说她不像有钱人家的姑娘。”①呼兰小城张家西院租住着好几户人家，其中大部分都是贫苦的穷人。萧红小时候经常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拿一些鸡蛋、馒头接济穷人家的孩子。后来萧红根据这段经历创作了《家族以外的人》，这篇小说中的“我”就是幼年萧红的缩影。“有一天，我看到母亲的头发在枕头上已经蓬乱起来，我知道她是睡熟了，我就从木格子下面提着鸡蛋筐子跑了。那些邻居家的孩子就等在后院的空磨房里边”②，这里面的“我”是个“茬子”，虽然平时任性淘气，但为了不让小伙伴们挨饿，自己不怕挨揍，大胆地从家里偷出鸡蛋送给小伙伴们。萧红塑造了这样一个机灵善良的小孩形象，这个形象也传递出萧红对自己小时候的得意和认同，不仅有对幼年自己古灵精怪的喜爱，还有一种在愚昧落后环境里“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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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家是荒凉的”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反复写到：“我家是荒凉的。”①生母的离世，继母的伤害，父亲的暴戾，祖母的刻薄，乡绅之家的种种传统观念与萧红任性叛逆的个性错位难合，萧红感受到更多的是冷漠与孤寂。体贴人情、开朗豁达的祖父给萧红带来的一点温暖也难以抚慰萧红受伤的心灵，对萧红来说，在她还没有离家之前，她就几乎处在无家的境地中了，无家可归给萧红的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童年这些坎坷的家庭经历对她影响深远，“冰冷的家”让她的内心始终渴求爱与温暖，渴望自由，这也是她日后文学创作“越轨”的成因。
萧红幼年丧母，母爱对她而言，可望而不可求。萧红的生母去世后，继母对她并不关心，甚至经常冷嘲热讽，挑拨萧红和父亲的关系，这让萧红在家里的处境更加难堪。母爱的缺失让本就任性的萧红变得更加叛逆，她处处和家里作对，最终和父母的关系彻底破裂，不得不逃离家庭。这也是萧红在日后的文学创作里对母亲这种女性形象一直抱有怀疑态度的原因，在她的作品里几乎很难见到包容宽大的地母形象。小说《家族以外的人》自传色彩比较明显，萧红在文中回忆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不仅经常打她，还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她吃，所以萧红内心是害怕母亲的。在萧红的笔下母亲仿佛一个丑陋的巫婆，“母亲把下唇拉长着，她的舌头往外边吹一点风，有几颗饭粒落在我的手上……我有点害怕母亲，她的完全露着骨节的手指，把一条很肥的鸡腿，送到嘴上去，撕着，并且还露着牙齿”②。这样的母亲形象和传统的地母形象相差甚远，没有一点温柔慈爱，也很难给与子女们地母般温和包容的爱，她们的感情世界里缺少爱与温暖，更多的是冷漠与麻木。在萧红的笔下，宽广包容的传统地母形象已经被解构，母爱的力量也被消解，母亲成了丑陋冷漠甚至是变态畸形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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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萧红小说思想内容的“越轨”表现
第一节 对弱小者的理解与接受
胡风在《生死场》的后记中评价道：“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蚊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①胡风的这个评价，体现了萧红聚焦底层人民的现实生活，她细致地描绘了日军侵略后底层人民遭受的苦难，以及底层人民不屈服、顽强反抗的生命能量。萧红一开始深受鲁迅的影响，延续了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后来在创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她真诚地认为“我的人物比我高”，坚持“文学应对着人类的愚昧”的文学观。萧红对底层人民的理解、同情贯穿了她文学创作的始终。在同时代的左翼作家展现宏大的抗日主题时，萧红却能祛除战争的遮蔽，真正走向对“人”的关怀。她对这些底层人民的处境感同身受，不再站在政治、国家等宏大的立场，而是坚持“写最熟悉的东西”，真正走到底层人民的身边，表现小人物的平凡生活，揭露他们的灵魂世界，这是萧红小说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也是其“越轨”的思想体现。
一、“我的人物比我高”
鲁迅给萧红带来了温暖和爱，萧红文学观念的形成受到了恩师鲁迅的影响。鲁迅曾直陈创作小说的原因：“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促使他在小说中深入剖析国民性问题，鞭挞了国民的劣根性。在鲁迅的小说世界里，专制统治和精神禁锢，让底层的百姓变得愚昧麻木，变成一个“无声的中国”。鲁迅批判了让底层人民饱受摧残压迫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也希望通过文学创作启迪民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是鲁迅塑造阿 Q、祥林嫂等小说人物的写作态度，也是他看取国民劣根性的基本姿态。在鲁迅的影响下，萧红的小说创作最初也是以精英阶层的优越感走在启蒙的路上。萧红曾在《七月》杂志社举办的座谈会上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眛！”②我们能看到一个作为启蒙者的萧红，她已经超越了左翼文学阶级斗争的宝典，也突破了狭隘的种族立场，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上来审视战争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触及了这场灾难的人性根源。她延续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以启蒙者的姿态批判和同情笔下的人物，希望唤醒蒙昧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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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故乡的写实与诗意呈现
关于故乡对于作家文学创作的意义，莫言曾说：“为什么我用这样的语言叙述这样的故事？因为我的写作是寻找失去的故乡，因为我的童年生活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①故乡是一个作家成长的起点，也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动力。作家们以自己的故乡为依托，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大厦。萧红短暂的一生四处漂泊，但她始终是呼兰小城孕育出来的文学洛神。萧红在创作中频频回望故乡，故乡在萧红的小说世界里，是写实与诗意的并存，二者都融入了萧红独特的感觉方式，以及对生命独特的体认和思考。萧红笔下的故乡，落后停滞又宁静凄凉，残酷又无奈，冰冷又温暖，萧红以“细致的观察”，用最简单的故事写出了生命的复杂与无奈，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与追问，这使得萧红区别于当时大多数的作家，表现了别具一格的“萧红式”书写。
一、“萧红式”的故乡写实
萧红笔下的故乡写实，一方面表现了故乡的荒凉落败、落后愚昧，另一方面在她的故乡世界里，没有绝对的强与弱、压迫与反抗等二元对立的主流叙事模式，萧红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对愚昧背后的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与追问。
萧红以女性特有的细致观察和体味，近乎原生态地向我们展示了东北乡村群体混沌的生命形态和艰难的生存状态。在《生死场》中，“生死场”是一个蕴含了生命哲学的象征符号，它不仅是一个空间意象，还是一个时间意象。在“生死场”这片黑土地上承载了底层乡民们全部的生与死，“麦场”、“屠场”、“荒山”等都是承载乡民们生与死的空间；生与死是生命的两个极点，从生到死的时间跨度，构成了生命的一个轮回。在这个由空间与时间架构起来的“生死场”里，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人的生命存在只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向死而生的生活让人变得和动物一样，人生命的繁衍在萧红的笔下变得和动物繁殖一样，萧红在讲述女性诞育新生命的时候，总要先写一段猪狗牛羊之类的动物生产，接着再写女性艰难的生育场景，在对比中会发现，家人们对女性生育的重视程度还比不上对动物们生产的重视。女性的生育就和动物繁殖一样没有意识，生命的存在也变得没有价值了，这是原始荒蛮乡村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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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萧红小说艺术特色的“越轨”表现..........................35
第一节 文体：自由的“萧红体”......................35
一、淡化情节的小说 ............... 40
二、无中心人物的小说 ............... 40
第三章 萧红小说艺术特色的“越轨”表现
第一节 文体：自由的“萧红体”
胡风在《生死场》的后记中提到作品的一些不足：“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像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底前面。”②胡风的评论指出了萧红小说在题材组织方面和人物塑造方面的不足。胡风评论的不足之处恰恰体现了萧红小说文体的独异，从萧红的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完整的情节描写、贯穿全文的中心人物。和一些严格遵循小说规则的作品相比，萧红的小说呈现出了“故事情节的淡化，不以情节取胜”以及“解构中心，无中心人物”的特点。萧红从独特的叙述者视角切入，通过感性细腻的心理描写，婉转深沉的诗意描写，创作了别有意味的“萧红体”小说。在萧红的小说中，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都更加“散文化”，正是因为萧红小说有这种“越轨”的特点，所以其小说既像散文也像诗，萧红创造的这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别样的新风。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都是 “散文化”小说的经典作品。
一、淡化情节的小说
在萧红的小说中，看不到传统小说“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程序化模式，也很难发现设置悬念、制造冲突、巧妙铺垫等小说技巧。萧红的小说更注重感性细腻的心理描写，婉转深沉的诗意描写，这些都冲淡了故事情节，不太注重情节是否连续完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小说也呈现出了情节淡化的特点。许子东在《郁达夫新论》中提到：“以抒情为艺术中轴。从抒情出发,他注重心理表现,讲究景色描绘也是从抒情出发,他忽略结构剪裁,轻视情节事件。”①郁达夫在《沉沦》、《春风陶醉的晚上》等作品中也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程序化模式，故事随着主人公情感的波动不断推进。感伤的情感基调、浓郁的抒情色彩、自然清新的文笔都汇聚到他的作品中，一件件凌乱琐碎的生活素材经过作家的排列组合，在情感的流动中凝聚为美的秩序，让郁达夫的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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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葛浩文曾感叹：“当许多在民国时代的作品，因受时间限制而遭读者唾弃时，而萧红的力作将因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采，让萧红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林。”①纵观萧红的一生，童年记忆里冷暖交织的两重世界，造就了萧红倔强叛逆、追求自由的个性；坎坷的情感经历让她的身心都遭到重创，但萧红始终渴求爱与温暖；人生的辗转漂泊和孤独流浪，给萧红带来了独特的生命体验，让萧红用心体悟底层乡民的一言一行。俗常的生活经过萧红的审美选择与思考发现，都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是我们习以为常却又几乎没有接触过的新天地，这让她的小说具有了思想上的深度以及艺术上的高度，呈现出“越轨”的特点。
萧红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依靠内心最真诚的感受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她手握一支多彩的笔，融进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娓娓道出了内心真实的感受。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学创作，萧红都没有任何熟练的套路和模式化的经验，始终用一颗敏感的心真诚细腻地感受着周围的一切，一支真诚的笔率性自由地表达着自己。那是她的生命感觉与思考，是她的感悟与发现，幼稚散漫的表象后是其自成系统的深刻思考。她在文学写作中始终坚守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把文学写作与生命思考融聚在一起，疏离了三十年代主流的文学思想，摸索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越轨”小说创作之路。这让萧红在文坛曾经饱受争议，我们很难把萧红划分到哪个流派里，她的作品兼具左翼文学、乡土文学、女性文学等多重特征，很难给她的作品贴上一个固定的标签。无论是《生死场》还是《呼兰河传》，作为小说，没有集中的情节，也很难找到中心人物，看似就随意涂鸦了几个生活的场景，每一个场景几乎都是一些生活俗事的漫谈，不讲究情节、结构的谋篇布局，语言虽然不失清新，但又带有儿童式的稚拙，甚至不合语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