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葛水平对乡土世界中女性生存的书写
一、农村家庭场景中的女性存在状态
与其他乡土作家们不同，葛水平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不是单纯以自身生命体验对女性的生存现状进行自传式的书写，以求抒发自身因性别而遭受到的压迫与蔑视，作者另辟蹊径，选取“山神凹”这个自身极其熟悉的社会场域，着重关注山西乡土文明下的女性价值，通过揭示家庭场域中的女性存在状态，关注女性群体的卑微与困顿，希图挖掘出被男权所掩盖的女性声音。
在安稳停滞的乡村家庭中，在男权建构的每一个传统稳定的家庭权力结构下，女性作为一个无名的群体被拉入现实世界，她们没有进行言说的权利，也没有情感释放的空间，也就是说，在这片稳定的场域，女性没有美名，没有自我，可能还承受了更多男性的暴力。而在男性群体书写文化时，执笔者张扬男性为家庭的操劳与付出，颂扬男性强壮的力量，宣称女性的无能与无力，这种差别对待加深了女性对自身的蔑视与耻辱，所以她们耻于将自己置于家庭场域以外的地方。
如果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很迫切地想将自身置于大众面前，那么对传统乡土家庭场域中女性真实生存状态的揭示就是极其必要的，男性的暴力书写、个人话语的缺失与自身情感的压抑都是令女性迫切希望转变现状的缘由。葛水平通过对家庭场域中女性存在状态的书写，将“女性”这一概念真正摆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希望人们意识到在男性力量的伟大神话之下，还存在着被定义、被限制的女性，她们是当时社会中的“附属品”，却绝不是仅仅依托男性而残生的“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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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法道德中的女性生存悲剧
如段崇轩所言，葛水平写得最好、最有味道的多半是乡村往事、历史题材的篇子，她着墨于乡村风俗景观和村人性格风貌的真实展现，聚焦于底层民众那些生动、强烈的爱恨悲喜[12]。其实从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史，对宗法道德的批判就一直在进行，从鲁迅开始将写作的笔投向乡土时，乡土场景中的宗法道德就一直被各类作家书写着，批判着，反思着。葛水平对宗法道德中女性生存悲剧的揭示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她在进行人物刻画时，没有将形象进行人为的拔高：她既真实地体现了底层乡村女性对民间文化的无意识坚守，也残忍地揭示了所谓自然田园下男权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与自我意识的压制。
这一传统宗法道德的压制不仅来自于封建意识的残留，农村稳定不变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女嫁男方的婚姻形式也在不断提供着女性停滞不前的温床。正如诺玛?戴蒙德在《集体化、家族与中国农村妇女的地位》中首先提到的：不能把中国妇女仍处于从属地位归咎于传统封建意识残余，而应从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结构上找原因[12]。因此，葛水平基于传统封建意识与客观社会现实的文学创作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她的创作不但没有局限于理性精神的基础构建理想主体，反倒正视乡村女性因伦理而产生的精神困境，真实地刻画了那些被宗法道德迫害的女性，她们挣扎其间，饱受物质困顿、精神痛苦，哪怕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变革，女性依旧是宗法道德的牺牲品，读者在阅读中应正视每一个存在过的女性生命个体，向她们给予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
总而言之，乡村文明为男权构建了稳定和谐的存在空间，女性仅获得了家庭领域这一狭小范畴。在传统宗法道德之下，女性经受着生活场域的限制、情感上的失落与精神上的空虚，被历史褶皱裹挟的女性只有严格恪守传统伦理，紧抓妻性、母性情怀，才能在乡村社会中的家庭区域获得一小方活动天地，而这一权利的获得却要以失去自我、顺从他人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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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葛水平对现代社会转型中女性处境变化的书写
一、社会转型中的女性觉醒
只有明确了女性在乡土世界的本真状态，才会清晰地意识到生命的觉醒与绽放是女性不能逃避的新时代课题。正如“启蒙”、“觉醒”一直是现当代作家在进行文本创作时关注的重心一样，女性作为历史中深受压迫的群体这一事实在轰轰烈烈的平权运动后自然也会引起作家的广泛关注。他们或从批判的角度分析女性不彻底、不健全的解放意识，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在婚后将自身缩入家庭的龟壳，虽接受现代教育，实则还是中国传统伦理下的大家闺秀，也有作家另选角度，从生活细节与女性内心世界的剖析来展现女性解放之路的艰难，如巴金《寒夜》里的曾树生实现了个人独立，但在满足个人欲求的同时，过于漠视家庭与他人的需求；张爱玲小说创作中谈到女性就时刻出现的“爱情”、“婚姻”、“男人”等字眼，似乎女性总是处在两性关系的维度中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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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法道德中的女性生存悲剧
如段崇轩所言，葛水平写得最好、最有味道的多半是乡村往事、历史题材的篇子，她着墨于乡村风俗景观和村人性格风貌的真实展现，聚焦于底层民众那些生动、强烈的爱恨悲喜[12]。其实从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史，对宗法道德的批判就一直在进行，从鲁迅开始将写作的笔投向乡土时，乡土场景中的宗法道德就一直被各类作家书写着，批判着，反思着。葛水平对宗法道德中女性生存悲剧的揭示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她在进行人物刻画时，没有将形象进行人为的拔高：她既真实地体现了底层乡村女性对民间文化的无意识坚守，也残忍地揭示了所谓自然田园下男权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与自我意识的压制。
这一传统宗法道德的压制不仅来自于封建意识的残留，农村稳定不变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女嫁男方的婚姻形式也在不断提供着女性停滞不前的温床。正如诺玛?戴蒙德在《集体化、家族与中国农村妇女的地位》中首先提到的：不能把中国妇女仍处于从属地位归咎于传统封建意识残余，而应从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结构上找原因[12]。因此，葛水平基于传统封建意识与客观社会现实的文学创作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她的创作不但没有局限于理性精神的基础构建理想主体，反倒正视乡村女性因伦理而产生的精神困境，真实地刻画了那些被宗法道德迫害的女性，她们挣扎其间，饱受物质困顿、精神痛苦，哪怕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变革，女性依旧是宗法道德的牺牲品，读者在阅读中应正视每一个存在过的女性生命个体，向她们给予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
总而言之，乡村文明为男权构建了稳定和谐的存在空间，女性仅获得了家庭领域这一狭小范畴。在传统宗法道德之下，女性经受着生活场域的限制、情感上的失落与精神上的空虚，被历史褶皱裹挟的女性只有严格恪守传统伦理，紧抓妻性、母性情怀，才能在乡村社会中的家庭区域获得一小方活动天地，而这一权利的获得却要以失去自我、顺从他人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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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葛水平对现代社会转型中女性处境变化的书写
一、社会转型中的女性觉醒
只有明确了女性在乡土世界的本真状态，才会清晰地意识到生命的觉醒与绽放是女性不能逃避的新时代课题。正如“启蒙”、“觉醒”一直是现当代作家在进行文本创作时关注的重心一样，女性作为历史中深受压迫的群体这一事实在轰轰烈烈的平权运动后自然也会引起作家的广泛关注。他们或从批判的角度分析女性不彻底、不健全的解放意识，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在婚后将自身缩入家庭的龟壳，虽接受现代教育，实则还是中国传统伦理下的大家闺秀，也有作家另选角度，从生活细节与女性内心世界的剖析来展现女性解放之路的艰难，如巴金《寒夜》里的曾树生实现了个人独立，但在满足个人欲求的同时，过于漠视家庭与他人的需求；张爱玲小说创作中谈到女性就时刻出现的“爱情”、“婚姻”、“男人”等字眼，似乎女性总是处在两性关系的维度中不能自拔。
但无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人们有意识地规劝引导，“觉醒”带来的震痛与人们的不适应都是明显地，并且在谈到“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一概念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女性”的内涵总是小于（甚至劣于）“人”的内涵，以“女性”来界定的女人必将是一个被缩减、被降级的人，并且来自于社会的持续且不间断地讨论与质疑总是使本就不够明晰的觉醒的女性意识更加举步维艰[22]。
因此在分析葛水平小说中觉醒的女性意识时可以发现，个体生命的觉醒总是与审美意识的觉醒紧密相连，女性在觉醒中总是从自身最易抓住的部分——身体着手：将身体一分为二，一方面承担个人的审美追求，一方面承担繁衍的生育属性，对“审美”的关注其实隐含的是女性对个体生命觉醒的试探性寻找，正是因两性达成了对女性追求审美——部分身体掌控权的认可，女性的觉醒之路才逐渐从空想变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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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觉醒后的自我确立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女性既期望未来，又渴望被动，这份表面上的主体欲求与内心深处对自身作为绝对客体的感知，使得女性“出走”后总是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她在期待着获得“自我”，可在获得“自我”后又极容易陷入慌乱无知的境况。因为她希望在别人眼中她的“自我”来自于“他者”的大方施舍，并且希望个人欲求不被他人看见，“女人本人也承认，这个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统治它、至今在支配它的仍是些男人。至于她，她并不认为对它负有责任；她是劣等的、依附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符合事实的[29]。”
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葛水平笔下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的不同行为（无论是乖张的，还是温顺的），就具有了一份合理的解释。“就目前而言，要她逃脱她身为女人的过去，取得对她的处境毫无用途的感情平衡，这是非常困难的[30]。”并且葛水平在书写中，不断地通过“母亲”与“女儿”的强烈对比，深刻地揭示出——女性在不同身份之下的断裂感如此之强，以至于女性生命存在因时间差异、身份变异而带来的自身矛盾，虽然男权的存在加深巩固了女性主体的矛盾，但实际上女性能够以主体身份对自然属性进行重新解读才是女性解放之路的突破口所在。
（一）《小包袱》:女儿的背叛与觉醒
目前来看，谈到“女权主义”、“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读者尤其喜爱谈论“男权”、“封建专制”或“宗法制”等字眼，正如第一章所论及的那样，男权文化成就了乡土文明，乡土文明书写了底层女性的生命，对底层生命的压制导致了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的觉醒。但事实上男权文化造就下的母性权威对女性的影响力不弱于以上谈论的任一层面，她混杂在任一种情况中，以道德的威胁悲悯又强烈地渴望去继续传统女性的“无我”状态。正所谓暴力之下必有受害者，受害者在无望的生命中成为新的施暴者，“她把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命运，强加在孩子头上……用一个被她视为替身的人，造出一个优越的造物，并让她也遭受一下自己所遭到的损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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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觉醒后的自我确立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女性既期望未来，又渴望被动，这份表面上的主体欲求与内心深处对自身作为绝对客体的感知，使得女性“出走”后总是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她在期待着获得“自我”，可在获得“自我”后又极容易陷入慌乱无知的境况。因为她希望在别人眼中她的“自我”来自于“他者”的大方施舍，并且希望个人欲求不被他人看见，“女人本人也承认，这个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统治它、至今在支配它的仍是些男人。至于她，她并不认为对它负有责任；她是劣等的、依附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符合事实的[29]。”
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葛水平笔下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的不同行为（无论是乖张的，还是温顺的），就具有了一份合理的解释。“就目前而言，要她逃脱她身为女人的过去，取得对她的处境毫无用途的感情平衡，这是非常困难的[30]。”并且葛水平在书写中，不断地通过“母亲”与“女儿”的强烈对比，深刻地揭示出——女性在不同身份之下的断裂感如此之强，以至于女性生命存在因时间差异、身份变异而带来的自身矛盾，虽然男权的存在加深巩固了女性主体的矛盾，但实际上女性能够以主体身份对自然属性进行重新解读才是女性解放之路的突破口所在。
（一）《小包袱》:女儿的背叛与觉醒
目前来看，谈到“女权主义”、“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读者尤其喜爱谈论“男权”、“封建专制”或“宗法制”等字眼，正如第一章所论及的那样，男权文化成就了乡土文明，乡土文明书写了底层女性的生命，对底层生命的压制导致了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的觉醒。但事实上男权文化造就下的母性权威对女性的影响力不弱于以上谈论的任一层面，她混杂在任一种情况中，以道德的威胁悲悯又强烈地渴望去继续传统女性的“无我”状态。正所谓暴力之下必有受害者，受害者在无望的生命中成为新的施暴者，“她把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命运，强加在孩子头上……用一个被她视为替身的人，造出一个优越的造物，并让她也遭受一下自己所遭到的损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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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揭示情爱对女性生命的呼唤.................................36
（一）女性生命合理欲求的体现...............................37
（二）女性生命成长的萌发..................................38
二、探寻问题婚姻中女性生命的反拨力量............................39
（一）《活水》：丈夫的缺席..............................40
（二）《天殇》：委曲求全后的出走............................41
第三章 葛水平对乡土小说女性书写的现实意义
一、揭示情爱对女性生命的呼唤
其实在葛水平乡土题材的作品中，对于情爱与两性关系之间的辩证思考是非常多也极其复杂的，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关系毕竟不是柏拉图式的完美幻想，个人主观性的幻想实际上也不能够解决现实存在的生命追求，强制性地规训最终只能导致个人对主体生命力的阉割，如《狗狗狗》中与拴柱生活在一起的秋。另一方面哪怕将情爱放置于传统宗法道德中，它也是戴着传宗接代外衣的合理诉求，只不过宗法道德将情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缩小了情爱存在的范围，保证男性更多生活的特权。因此可以说，葛水平乡土小说的女性书写中通过对情爱的真切刻画，直接指向了女性生存的现实意义——女性具有同男性一样的自在生存的诉求，她们被压抑的生活经验阉割了自身生命的活力，她们的生命是被迫变成了一种无声的存在。
但葛水平创作的目的绝不仅限于对晋东南这片土地的大力批驳，作者在真实地书写了社会与历史已经形成的压抑女性的完整机制后，又客观地提出了情爱对女性生命力的呼唤，即身体的觉醒所给予女性的新的生存空间，使女性可以通过对生命的欢爱以及部分价值的获得实现暂时的心理补偿。
（一）女性生命合理欲求的体现
在葛水平众多的乡土小说中，“农村”、“土地”、“妇女”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涵义，“农村”、“土地”代表着以往强烈又稳定的传统伦理结构，也代表着葛水平笔下那个封闭的场所中所蕴含的乡野自然之气，“妇女”代表着苦难、无言与不平等的历史现实，也隐含着作者笔下那些被压抑掉的女性生命本来之美。也就是说，在传统话语体系中，“土地”与“妇女”似乎都从属于传统伦理道德并为其服务，同时，“妇女”是被剥夺的群体，因此她们必然是现代性进程中的最先反抗者。在强大宗法制结构下遭到强烈压制的女性，一旦找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她们的反弹势必要强于同时代的男性，也就是说，由社会解放而得翻身的女性会寻求多种方式释放曾经被压制的天性，在现代性的庇护下，她们的行为不论是合理还是卑琐都具有时代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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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葛水平乡土题材的作品中，对于情爱与两性关系之间的辩证思考是非常多也极其复杂的，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关系毕竟不是柏拉图式的完美幻想，个人主观性的幻想实际上也不能够解决现实存在的生命追求，强制性地规训最终只能导致个人对主体生命力的阉割，如《狗狗狗》中与拴柱生活在一起的秋。另一方面哪怕将情爱放置于传统宗法道德中，它也是戴着传宗接代外衣的合理诉求，只不过宗法道德将情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缩小了情爱存在的范围，保证男性更多生活的特权。因此可以说，葛水平乡土小说的女性书写中通过对情爱的真切刻画，直接指向了女性生存的现实意义——女性具有同男性一样的自在生存的诉求，她们被压抑的生活经验阉割了自身生命的活力，她们的生命是被迫变成了一种无声的存在。
但葛水平创作的目的绝不仅限于对晋东南这片土地的大力批驳，作者在真实地书写了社会与历史已经形成的压抑女性的完整机制后，又客观地提出了情爱对女性生命力的呼唤，即身体的觉醒所给予女性的新的生存空间，使女性可以通过对生命的欢爱以及部分价值的获得实现暂时的心理补偿。
（一）女性生命合理欲求的体现
在葛水平众多的乡土小说中，“农村”、“土地”、“妇女”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涵义，“农村”、“土地”代表着以往强烈又稳定的传统伦理结构，也代表着葛水平笔下那个封闭的场所中所蕴含的乡野自然之气，“妇女”代表着苦难、无言与不平等的历史现实，也隐含着作者笔下那些被压抑掉的女性生命本来之美。也就是说，在传统话语体系中，“土地”与“妇女”似乎都从属于传统伦理道德并为其服务，同时，“妇女”是被剥夺的群体，因此她们必然是现代性进程中的最先反抗者。在强大宗法制结构下遭到强烈压制的女性，一旦找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她们的反弹势必要强于同时代的男性，也就是说，由社会解放而得翻身的女性会寻求多种方式释放曾经被压制的天性，在现代性的庇护下，她们的行为不论是合理还是卑琐都具有时代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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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葛水平在乡土视域下进行的女性书写，真实地指向了乡土世界中女性的生存真实，作者通过对女性存在状态、女性生存悲剧、女性神话的再书写将文本创作深入到区域（山西）文化下，又通过家庭场景、宗法道德、男权秩序下的女性书写直接且深刻地揭示出传统底层女性的生存之痛。在对女性生存真实性的揭示后，作家又将目光投向现代社会转换中的女性处境，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女性作为传统社会中最无言的存在，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现代性之痛，作者通过对女性思想上的觉醒和行为上的反叛，揭示出了女性努力建设自我的过程，也表明着生命意识的觉醒带来的不仅仅是阵痛，也是女性的新生。在对女性生存真实性和现代社会转型后现实处境的把握后，作者意识到两性情爱与不完整婚姻对女性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女性必须找到自我成长的新可能，即要么传承那些值得继承的传统女性气质，要么割裂过去，找寻真正的自我，这也是葛水平进行乡土小说女性书写的现实意义。
葛水平在乡土视域下进行的女性书写，真实地指向了乡土世界中女性的生存真实，作者通过对女性存在状态、女性生存悲剧、女性神话的再书写将文本创作深入到区域（山西）文化下，又通过家庭场景、宗法道德、男权秩序下的女性书写直接且深刻地揭示出传统底层女性的生存之痛。在对女性生存真实性的揭示后，作家又将目光投向现代社会转换中的女性处境，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女性作为传统社会中最无言的存在，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现代性之痛，作者通过对女性思想上的觉醒和行为上的反叛，揭示出了女性努力建设自我的过程，也表明着生命意识的觉醒带来的不仅仅是阵痛，也是女性的新生。在对女性生存真实性和现代社会转型后现实处境的把握后，作者意识到两性情爱与不完整婚姻对女性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女性必须找到自我成长的新可能，即要么传承那些值得继承的传统女性气质，要么割裂过去，找寻真正的自我，这也是葛水平进行乡土小说女性书写的现实意义。
因此可以发现，在葛水平乡土小说的女性书写中，作者一直秉持着一个整体创作观，也就是说，在葛水平眼中，社会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女性的转变也是随着社会浪潮而逐渐产生的，因此在创作时作者将她笔下的人物放置于自己最熟悉的场景——山神凹中，在这样的创作模式下，葛水平笔下的女性人物既生动又鲜活，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同时葛水平笔下的女性具有感人至深的能量，也是因为葛水平真实地、全面地、温情地揭示了乡土视域下的女性真相，将生命扎根于厚实的土地，而不是仅仅满足了先锋者的期待与想象。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