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与《豕蹄》文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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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5965 论文编号:sb2020083014365633032 日期:2020-09-15 来源:硕博论文网
会显得简单,人或事的指向性较明确,也因作者的意图能够快速捕捉而一直以来被轻视其作品价值。1947 年他将自己十篇历史小说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辑为《地下的笑声》发表,他在序言中提到:“有的人说,我的笔调太直,不宜写小说,因此所写的小说有些不像小说。是不是真正这样,我自己缺乏自知之明。”在此就借用“笔调太直”四个字对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做一个风格上的概括,他对外来的艺术方法以及新思想新观念都吸收较多但消化不够,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情感和思想的倾吐,个人立场十分鲜明,这当然也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

第一章 《故事新编》与《豕蹄》的“文体”选择与创新

1.1 历史速写体的“文体”选择
鲁迅在序言中写到:“后来偶尔得到一点题材,做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①郭沫若也说:“只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喻。”②那么,他们不约而同的称自己的小说为“速写”,而用这一“新文体”给历史文学进行命名的,惟鲁郭二人。我们首先要对历史小说以及历史“速写”体的概念加以明晰,给这两部集子内的文章做一个相对科学的归类,并分析历史速写体出现和使用的原因。
1.1.1 传统历史小说与现代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属于历史文学的一种,是指通过演绎历史事件和人物,再现某一历史时期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小说。历史文学最早的艺术形式应该是史诗,随着人类社会以及文学的不断发展,历史剧、历史小品以及历史小说等形式应运而生。到近现代阶段出现了历史小说创作热潮,例如明清历史演义热、20 世纪 30 年代的短篇历史小说热以及新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热。历史小说也因其自身艺术特点始终吸引着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单就小说而言,小说文体的定型和不断完善,使得人们更加自觉地以审美方式展现社会生活,在叙事、情感表达、形式的灵活性上,都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小说家们也不再满足于专靠目前所接触的经验来描写人生,开始向过去“捞材料”。显然历史小说的取材范围十分广泛,可以选取历史进程上的某个人物或某个片段,甚至是某一人物的某个特征,也可以选取完整的历史事件或者宏大的历史场面。因此,我们用小说来反映历史,使之具有更突出的形象性,不仅能够展现历史的客观性,同时又能寄寓作者的所思所想。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20 世纪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有所变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些历史题材作品,开始体现一定的民主色彩,这样的迹象预示着历史小说的转变。新文化运动给历史小说带来了新生,思想先驱者们不约而同的将匕首指向历史顽疾,批判民族劣根性,对传统精神进行新时代下的重新梳理。郁达夫在 1926 年的文章中给历史小说下了定义:“现在所说的历史小说,是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干,而配以历史的背景的一类小说而言。”①郁达夫将历史小说的成立路径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找到了题材,然后将现代人的生活灌注到古代人的身上去。历史家读小说是以理智的判断辨别事件记录的真假,
而小说家只需要将感情注入到记事内,将古人的感情、所思所想再来经验一遍。第二种历史小说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某些暗示或产生了想要表达的情感,但是直接叙述感到不深刻或者有种种不便,就向历史上去寻相似事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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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本发生的域外文学因素及其艺术创新
《豕蹄》和《故事新编》文本形式除了上述因素,还与当时域外文学传到中国相关。论者在细读文本、对比分析后发现两部作品均有表现主义的成分在,由之,也表现出诸多艺术创新追求。当然,不是硬把他们的历史小说创作归为表现主义文学类别,他们的作品也绝不是某一种文学类别可以囊括的,本节只是结合表现主义文学的表现技巧来对两部集子进行审美层面的分析,以达到更为全面的比较。
1.2.1 对表现主义的接受
表现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初,最早出现在绘画领域,然后在 1911 年正式成为一种文学风格。①表现主义文学的特点我们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要以表现事物的内在实质为目的,透过表现展示具有永久性的真理或特质。埃德施米特指出:“在我们这种艺术中,人并不是最高尚、最聪明的,人只是应被表现为真实的人。”②因此,在艺术手法上通常会采用一系列的变形手法,以便挖掘出人或事背后的实质。其次,表现主义的艺术,不仅是艺术的事件,还有精神的要求。为表现人物的精神和内心,作家就会运用独白、潜台词等手法。第三,为了展示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或者真理,作家会对题材进行解构重组,让人物、事件具有抽象性和象征性。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千疮百孔,民众思想包括社会局面都需要改头换面,作家们也开始自觉意识到用文字进行“现世的讽喻”,揭示表现背后的病根所在。在当时,由于表现主义有上述的寓言化特点,同时强调文学的社会干预作用,并且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些都跟郭沫若产生了思想共鸣。郭沫若先后发表了多篇宣扬表现主义文学观的文章,在《印象与表现》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对表现派的艺术表示了赞赏,“他们是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把自我的精神运用到客观的物料,而自由创造。”③包括在《学生时代》一文中,也表现了自己对表现派作品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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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创作特色与风格辨异

2.1 不同的艺术形象塑造
2.1.1 同一历史人物情感立场的悖反
由于鲁迅和郭沫若在学识背景和思想观念上的区别,即使是描写同一个历史人物,他们对历史的深挖和虚构也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别。如关尹喜这个人物,分别在《柱下史入关》和《出关》中出现,但是前文表现的是一个消极思想的鼓吹者形象,而后文正相反。庄子在郭沫若笔下,是一个无依无靠,郁郁不得志,四处碰壁的可怜人,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思想家;但是在鲁迅的小说中,便化身为一个热衷于利禄、庸俗势利、满嘴空话的“伪士”,是一个完全的丑类。
《起死》和《漆园吏游梁》两篇文章都是以庄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篇的描写是《庄子至乐》中的一段故事,原文大意是庄子再去楚国的途中遇见了一个髑髅,半夜髑髅托梦于他,讲述自己死后的快乐而不愿经历人间的劳苦。全文着重批判庄子的无是非观,而郭沫若笔下另一个庄子却是被同情的对象。郭沫若曾说过:“我年青的时候,也曾经爱读过《庄子》。不仅喜欢他的文辞,并且还迷恋过他的思想。他的淡泊的生活,对于我尤具有过相当强韧的引力。”①前文我们介绍过《漆园吏游梁》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因为作者在上海,遇到了跟小说中庄子一样的遭遇。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庄子打草鞋,向河堤监督换粱被拒以及寻访惠施被捕。全文对待庄子的态度是积极的,描写了与天地进行精神往来的主人公,遭受着物质匮乏的困扰与现实世界的压迫,反映了世态炎凉,揭露了以惠施为代表的从政者的丑恶嘴脸,同时能够由此感受到作者本人不得志,不被理解的愤懑之情。
鲁迅是要“刨坏种的祖坟”。庄子前面评价复活的髑髅说:“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转而到了自己的身上就说:“我这回要去见楚王不穿袍子,不行,脱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他跟鬼魂说:“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呀,”换过头来就请司命“复他的形,还他的肉。”他以没有生死,无是非观要求别人,自己却把是非、把己利与他利分得清清楚楚。作者通过设置人物言行的前后矛盾,让他的观点不攻自破,运用讽刺的手法,揭露了人物虚伪的面目。《起死》的创作背景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黑暗社会,这种无是非观,这种讲空话的风气蔓延开来。鲁迅以其深刻的思想,深厚的历史积累,追根溯源,以喜剧对话的手法批判这种与社会发展相悖的思想。作者通过复活髑髅这场闹剧,将现实情况和历史巧妙结合,体现了强烈的现实性。《漆园吏游梁》里的庄子,被郭沫若写成了底层知识分子的形象,具有淡薄名利,清高孤傲的性格特征,由此反映自身现状,引发人们同情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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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历史真实性:“旧书根据”与“失事求似”
鲁迅和郭沫若在历史观上均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豕蹄》和《故事新编》可以说都体现了作者对于历史真实性的重视,但这种真实性不是对史料的照搬或者是演义,而是尽可能还原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但鲁迅始终更强调现实主义,表现在作品中便是极强的批判精神,为着今天人的生存而去挖“坏种”的祖坟,揪出病根是他的目的,因此在创作中关注的是人,所谓的历史背景更多的是为印证其确有“旧书的根据”。“故”事之所以要“新”编,也是因为鲁迅认为历史具有明显的循环性,所以保留不必改变的部分,也由此给人以逼真之感,这也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小说的一个因素。郭沫若虽反复强调对真实的把控,但是文章所展现的显然更多的是作者对人物的操控,“因由”只取一点,更多的则是主观想象。笔者认为,两个作者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入口不同,所以在具体创作实践中,郭沫若和鲁迅二人也显示出了对历史真实性不同程度的把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老子的记载,是他曾做过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史官,后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莫知其所终。”因关令尹喜见老子要隐居不仕,留其著书,便有了道家思想的经典之作《道德经》。郭沫若笔下的老子主要是以忏悔者身份出现,通过对话的形式表达人物的所感所思。为更合理地借人物之口传递作者的观点,《柱下史入关》设计了老子出关之后又返回的情节,这在历史资料上是没有记载的。“创作历史小说,是反映历史精神,而非记录历史事实,是‘失事求似’,不是‘实事求是’”,①这一概括与他创作历史剧的精神也是相通的。因郭沫若秉持着这样的创作观念,所以通过大胆的艺术想象,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综合老子的性格特点,虚构了这样一出符合生活逻辑的情节,虽然将老子形象做了“漫画化”处理,但却不失真实感。全文占比重最大的就是老子对关令尹的叙述,包括他为何返回,青牛为何而死,以及通过这次出关他的反思,对自己已有言论的毫不留情地批驳,而这些内容均没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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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热”与“冷”的判然:文本之经典价值述异............................41
3.1 文学价值的差异..........................................41
3.1.1 题材开拓的广度与梯度...................................42
3.1.2 美学风格的丰富度.................................44

第三章 “热”与“冷”的判然:文本之经典价值述异

3.1 文学价值的差异
有人认为,以《故事新编》为代表的这类历史小说与现实联系的过分紧密,功利性明显,势必会对文学性有所影响。其实不然,历史小说最基本的审美要求就是历史性和时代性并重,由于现代历史小说的特殊性,有着更为独特的审美特征。就像郁达夫在《历史小说论》中指出的:“历史小说,既然取材于历史,小说家当创作的时候,自然是不能完全脱离历史的束缚的。然而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家也没有太拘守史实的必要。”
鲁迅和郭沫若在创作中均突破了史实的限制,以各自的创作习惯分别进行了深度不同、范围不同的题材开掘,从而达到自己的写作目的。鲁迅在《〈故事新编〉序》中首先给《故事新编》的写法做了分类概括,属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②。在《〈出关〉的“关”》中,就其历史人物的塑造方法,作出了解释:“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①虽然鲁迅对其创作方法的概括简练,但在具体的形象上,我们便能感受到人物因“杂取种种”而展现出的饱满和立体。
关于形象塑造在真实性把握的问题上,郭沫若在《从典型说起──〈豕蹄〉的序文》中也进行了论述,“现实的立场,客观的根据,科学的性质,不可任意卖弄作者的聪明。”同时提到了典型性的具体创作方法。只不过在实际创作中,郭沫若并未如他所说的那样重视历史真实性,为了服务现实的目的而大胆改写。两人虽没有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做系统梳理,但是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所论述,可以说是历史小说向前发展的一大步,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在《豕蹄》和《故事新编》中,我们也能看到“五四”以来所倡导的“人的文学”的影响,特别是鲁迅所展现出来的启蒙者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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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历史速写体作为现代历史小说的类型之一,其数量和影响与其他各类历史小说相比都是最大的,这中间以鲁迅的《故事新编》代表了这种文体的最高水准。鲁迅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有着透彻深刻的理解,他既有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又具有先进科学的思想和眼光,同时还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就使他的历史小说在深度和力度上更胜一筹。
虽然两人历史小说从体裁到内容,从艺术手法到思想内涵都有或多或少的相通点,并且通过历史背景和资料的梳理分析也知道郭沫若恢复历史小说的创作也的确与鲁迅有关,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的说这就是“效仿”。只能证明,在新文学的发展初期,两位文坛先驱都不囿于普通的白话创作类型,努力尝试走一条新路,可以说这两部历史小说集分别体现着鲁郭二人各自独特的审美思想。《豕蹄》中包含着郭沫若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风格,同样在《故事新编》中也包含着鲁迅一直坚持的杂文笔法。其实在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方面,不像多数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认为《豕蹄》相比《故事新编》来看,其问题出在了对史料的忠实度上。论者认为他们二人同样是使用历史题材表达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郭沫若的具体创作更倾向于他自己所说的,先有“制今”的念头才去“鉴于古”,所以作品在阅读起来就会显得简单,人或事的指向性较明确,也因作者的意图能够快速捕捉而一直以来被轻视其作品价值。1947 年他将自己十篇历史小说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辑为《地下的笑声》发表,他在序言中提到:“有的人说,我的笔调太直,不宜写小说,因此所写的小说有些不像小说。是不是真正这样,我自己缺乏自知之明。”在此就借用“笔调太直”四个字对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做一个风格上的概括,他对外来的艺术方法以及新思想新观念都吸收较多但消化不够,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情感和思想的倾吐,个人立场十分鲜明,这当然也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那么鲁迅则更深刻地去看待某种现象或某一类人,他从“古已有之”目睹到“今仍有之”,“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①受着这样的启示,便担忧着“后仍有之”。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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