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行旅的发生背景与体验内容
第一节 30 年代旅欧游记书写的时代与个人背景
30 年代中国的“内忧外患”进一步加剧，“四·一二政变”后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绪持续高涨，国民政府为了监管社会舆论，管控话语权，实行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和出版政策，一些知识分子因言论或书籍出版问题遭到挤压，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避祸，逃亡海外。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作为《生活》周刊的主编，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对国民党的内政外交政策大力批评，后来《生活》周刊遭到查封，邹韬奋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因“实际主持其事的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②，为躲避迫害，被迫流亡海外。王统照“《山雨》出版后，刚刚有所反响，读书界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更多共鸣，便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作者就上了黑名单’”③，作者为躲避祸害，借钱到欧洲旅游考察；郑振铎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与胡愈之等人联合署名首次发起了反抗知识分子的抗议书，为躲避报复，在其岳父和亲友的劝说下，出国避祸；王礼锡“主持的神州国光社编辑部工作期间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文艺作品，触怒了国民党政府当局，遂于 1933 年 3 月由铁道部部长顾孟余派给王礼锡一个专员的名义，送他出洋，去英国考察。”①朱自清赴欧洲旅游原因虽与政治形势无直接关系，但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朱自清也出现了“哪里走”“无话可说”的文学沉寂期，此时期游记创作也受此心态影响。而“李健吾、刘思慕、刘海粟等政治色彩并‘不红’的人，为寻求他们心中具有真正艺术价值的艺术，也只能避开中国这块正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故土，走向海外。”
游记创作不仅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同时也与作者的文化身份及考察目的有着重要关系。有研究者指出：“行旅者不同身份、行旅内涵的变化所导致的行旅体验的转变是分析游记的一大关键,因为游记就是在行旅过程中写下的记录见闻感想的文字,不管创作目的是公开还是私密,行旅体验都会左右游记的书写方式和叙述方式。”③30 年代游记中的欧洲想象因作者考察视角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样是英国，邹韬奋笔下是一个失业率极高，有着大规模贫民窟的地方；但在朱自清的笔下英国却是文化深厚、艺术精湛的国家。游记作家对同一形象的选择性建构，往往受制于作者的身份及旅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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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创作不仅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同时也与作者的文化身份及考察目的有着重要关系。有研究者指出：“行旅者不同身份、行旅内涵的变化所导致的行旅体验的转变是分析游记的一大关键,因为游记就是在行旅过程中写下的记录见闻感想的文字,不管创作目的是公开还是私密,行旅体验都会左右游记的书写方式和叙述方式。”③30 年代游记中的欧洲想象因作者考察视角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样是英国，邹韬奋笔下是一个失业率极高，有着大规模贫民窟的地方；但在朱自清的笔下英国却是文化深厚、艺术精湛的国家。游记作家对同一形象的选择性建构，往往受制于作者的身份及旅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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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30 年代旅欧游记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30 年代欧洲游记受作者身份、趣味的影响，（他们中很多是作家，对于西方人的生存环境比较敏感）同时也有来自时代政治等相关话题。张若谷曾谈到自己的旅欧动机：“我这一次出游，除了略赏一二山水名胜之外，主要的部分还是在考察各地各国的文物制度，风俗人情，尤其留意海外华侨及西方民族的生活状态。”①随着对欧洲认识的逐渐深入，知识分子对于欧洲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民俗风情表现出极大兴趣，加上不少知识分子旅欧时间比较长，比如朱自清在 1931-1932 年间，在欧洲游历十一个月，其中英国就有七个月之久；刘海粟在 1929-1931 年间，在欧洲考察学习三年；郑振铎在 1927.5-1928.9 年间，到达欧洲，其中在巴黎两个多月；刘思慕在 1932-1933 年间，在欧洲旅居共 18 个月；李健吾在 1931-1933 年间，赴法留学两年；王礼锡在 1934-1938 年间，流亡欧洲五年；王统照在 1934-1935年间，在欧洲考察大约一年。这使得他们有较充足的时间去考察当时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关于日常生活的呈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咖啡馆、公园、电影院等人们日常生活娱乐的公共文化空间，一是体现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的民俗节日。
30 年代欧洲游记受作者身份、趣味的影响，（他们中很多是作家，对于西方人的生存环境比较敏感）同时也有来自时代政治等相关话题。张若谷曾谈到自己的旅欧动机：“我这一次出游，除了略赏一二山水名胜之外，主要的部分还是在考察各地各国的文物制度，风俗人情，尤其留意海外华侨及西方民族的生活状态。”①随着对欧洲认识的逐渐深入，知识分子对于欧洲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民俗风情表现出极大兴趣，加上不少知识分子旅欧时间比较长，比如朱自清在 1931-1932 年间，在欧洲游历十一个月，其中英国就有七个月之久；刘海粟在 1929-1931 年间，在欧洲考察学习三年；郑振铎在 1927.5-1928.9 年间，到达欧洲，其中在巴黎两个多月；刘思慕在 1932-1933 年间，在欧洲旅居共 18 个月；李健吾在 1931-1933 年间，赴法留学两年；王礼锡在 1934-1938 年间，流亡欧洲五年；王统照在 1934-1935年间，在欧洲考察大约一年。这使得他们有较充足的时间去考察当时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关于日常生活的呈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咖啡馆、公园、电影院等人们日常生活娱乐的公共文化空间，一是体现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的民俗节日。
（一）公共娱乐空间
咖啡馆、舞场、电影院、公园、广场、图书馆等，是欧洲人日常生活、娱乐的重要场所，这种公共空间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为人们休闲娱乐提供场所；一是为人们民主讨论、提升文化素养提供空间。这些是旅欧人与外界接触的重要场所，他们以此为窗口对欧洲人的生活习惯、服饰面貌等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公园是欧洲人日常休闲放松的重要场所，从外在看，它展现了优美的绿化环境，从内部看，它又体现了人们和谐共存的生活状态。位于巴黎第六区的卢森堡公园是巴黎的四大公园之一，也是很多去巴黎游玩的知识分子重要的目的地。公园是各种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公园里的自由和谐景象令徐霞村十分向往：“这里有涂着脂粉的妓女，有流氓式的中学生，有刚从父母手下解放出来的小姑娘，有带着黑领结，拎着画具的艺术家，他们都成群打伙地互相打笑着，那种毫无顾忌的态度简直使一个道学家立刻昏倒。”②他们在西方公园里目睹的场景与国内有很大不同，1928 年郑振铎在《上海之公园问题》中谈到：“进公园的是另外的一部分人，那就是上海最少数最少数的客民，即英美法诸国人，只除了我们主人翁在外。”①在欧洲公园里，人们没有阶级意识，自由出入，可以快乐地进行各种休闲活动，体现了一种自由平等、和谐悠闲的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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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异域体验与主体文化心态
咖啡馆、舞场、电影院、公园、广场、图书馆等，是欧洲人日常生活、娱乐的重要场所，这种公共空间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为人们休闲娱乐提供场所；一是为人们民主讨论、提升文化素养提供空间。这些是旅欧人与外界接触的重要场所，他们以此为窗口对欧洲人的生活习惯、服饰面貌等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公园是欧洲人日常休闲放松的重要场所，从外在看，它展现了优美的绿化环境，从内部看，它又体现了人们和谐共存的生活状态。位于巴黎第六区的卢森堡公园是巴黎的四大公园之一，也是很多去巴黎游玩的知识分子重要的目的地。公园是各种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公园里的自由和谐景象令徐霞村十分向往：“这里有涂着脂粉的妓女，有流氓式的中学生，有刚从父母手下解放出来的小姑娘，有带着黑领结，拎着画具的艺术家，他们都成群打伙地互相打笑着，那种毫无顾忌的态度简直使一个道学家立刻昏倒。”②他们在西方公园里目睹的场景与国内有很大不同，1928 年郑振铎在《上海之公园问题》中谈到：“进公园的是另外的一部分人，那就是上海最少数最少数的客民，即英美法诸国人，只除了我们主人翁在外。”①在欧洲公园里，人们没有阶级意识，自由出入，可以快乐地进行各种休闲活动，体现了一种自由平等、和谐悠闲的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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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异域体验与主体文化心态
第一节 “感时忧国”的民族焦虑感
无论是被迫逃亡海外，还是主动留学欧洲，30 年代知识分子对自身民族的忧虑一直与其异域行旅相伴，这种复杂的民族情感一面体现在自己思乡念亲时的回忆中，一面体现在异域欧洲的“国族”身份体认上。当身处欧洲，对于中西差距感受越来越强烈时，知识分子自身“感时忧国”的民族情感就愈发强烈。夏志清曾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一文中阐述过现代作家具有“感时忧国”的抒情传统，它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祖国国力衰弱，面临“内忧外患”的境况，知识分子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感；另一原因是“旧社会留下来的种种不人道，也还没有改掉”①。对于 30 年代这些知识分子来说，面对祖国的动荡局面、列强环伺和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局面，他们一面有“如花的祖国”虚幻似的赞叹，也不乏“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的痛苦焦灼。
无论是被迫逃亡海外，还是主动留学欧洲，30 年代知识分子对自身民族的忧虑一直与其异域行旅相伴，这种复杂的民族情感一面体现在自己思乡念亲时的回忆中，一面体现在异域欧洲的“国族”身份体认上。当身处欧洲，对于中西差距感受越来越强烈时，知识分子自身“感时忧国”的民族情感就愈发强烈。夏志清曾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一文中阐述过现代作家具有“感时忧国”的抒情传统，它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祖国国力衰弱，面临“内忧外患”的境况，知识分子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感；另一原因是“旧社会留下来的种种不人道，也还没有改掉”①。对于 30 年代这些知识分子来说，面对祖国的动荡局面、列强环伺和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局面，他们一面有“如花的祖国”虚幻似的赞叹，也不乏“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的痛苦焦灼。
（一）深沉的家国情怀
踏上异国土地，长期告别亲人和故乡，当作者思乡念亲或不自觉进行中西比较时，家国情怀就很容易被激发出来。郑振铎的《欧行日记》最初作者是写给爱人君箴看的，所以游记中对于亲人的思念感伤情绪十分浓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郑振铎与胡愈之等人联名给国民当局写了一封抗议信，并公开发表，激怒了当局者，为躲避迫害，郑振铎无奈走上了逃亡路。离别时对于妻子是“泪眼相见，竟无语幽咽”的不舍，除了爱人间浓浓的情谊外，还有对于朋友的担忧挂念，作者在梦中“又甚不安，梦见了济之，秋白，好像见秋白的肺病的可怕的样子。”①在异国由挂念亲朋所带来的郁闷惆怅一直萦绕着他。这种离别感伤包含对国内动乱环境的愤恨，充满被迫流离在外的无奈感。，个人的怀思与流离之苦中往往掺杂着对时局的愤懑情绪，思家之情与爱国之志常常是互为表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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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族身份的尴尬
欧洲行旅作为一种跨国体验，展现了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凸显了自我的民族身份。“中国人走到域外的时候,文化身份在他者对自我文化的影射中出现，个体、民族和国家在文化身份确认中明显缺乏主动性,呈现出一种弱势种族和群体的焦虑。”①这种焦虑首先来源于西方对自我民族的态度，其次来源于受西方价值理念影响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在发达的欧洲，在外打工的国人的悲惨处境，以及自身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都会使自我的民族自尊心受损，激发对自我民族的身份体认和反思。
（一）被歧视的身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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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族身份的尴尬
欧洲行旅作为一种跨国体验，展现了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凸显了自我的民族身份。“中国人走到域外的时候,文化身份在他者对自我文化的影射中出现，个体、民族和国家在文化身份确认中明显缺乏主动性,呈现出一种弱势种族和群体的焦虑。”①这种焦虑首先来源于西方对自我民族的态度，其次来源于受西方价值理念影响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在发达的欧洲，在外打工的国人的悲惨处境，以及自身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都会使自我的民族自尊心受损，激发对自我民族的身份体认和反思。
（一）被歧视的身份体验
知识分子的欧洲行旅，经常会遇到自己的同胞，这些“旅外中国人不仅是异国形象的叙述者和传递者，同时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桥梁和媒介。”②他们不仅包括去欧洲留学考察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异国漂泊打工的底层民众。邹韬奋在游记中曾谈到有很多在法国做小贩从事苦力工作的浙江青田人。盛成在《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中介绍巴黎时谈到：“中国人之在巴黎者，有青田商人，有惠民公司华工，有豆腐公司华工，有勤工俭学学生，有自费生，有公费生，有官费生，有公使领事及馆员，有华法教育会办事人。”③这些人共同构成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集体想象和认识。那么，这些中国人到底在欧洲是怎样的处境，他们如何影响西方人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和认识，又对作者的自我身份建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当时在欧洲的中国人，有很多是从事苦力的底层民众，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中写到：“中国人在欧的著名的职业，一为洗衣，一为烧菜（开饭馆），现在大概要加上了扦脚！”④。王礼锡也谈到：“青田商人卖石子，由西伯利亚步行到欧洲，是侨胞的先锋，是小脚文化的宣传者。”⑤这些到欧洲发达国家谋生的中国人，从事着最底层的苦力工作，衣着褴褛，时常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在欧洲的境遇很悲惨：他们大多教育程度很低，“不懂话（指当地的外国语），不识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规章，动辄被外国的警察驱逐毒打，他们受着痛苦，还莫名其妙！”①这些劳工为数不少，构成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整体想象。在西方人眼中，“他们觉得所谓中国人，就只是流落在国外的衣服褴褛的中国小贩，衣冠整洁的黄种人便都是日本人。”也正因为如此，衣着整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欧洲很多都遭遇过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经历，知识分子们对民族同胞的悲惨遭遇充满同情，同时自身的民族自尊心也倍受创伤，也强化了对自我民族身份的感知。“‘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若有若无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混杂着认识的与情感的、意识的与无意识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个人的与社会的经验内容。”②面对西方对于中国的固有集体想象，加之面对所在国家的进步、繁荣，知识分子在旅欧生活中更多体验到的是国族身份的自卑感，以及由这种自卑而激发的对自我的批判意识和自尊自强的信念。
当时在欧洲的中国人，有很多是从事苦力的底层民众，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中写到：“中国人在欧的著名的职业，一为洗衣，一为烧菜（开饭馆），现在大概要加上了扦脚！”④。王礼锡也谈到：“青田商人卖石子，由西伯利亚步行到欧洲，是侨胞的先锋，是小脚文化的宣传者。”⑤这些到欧洲发达国家谋生的中国人，从事着最底层的苦力工作，衣着褴褛，时常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在欧洲的境遇很悲惨：他们大多教育程度很低，“不懂话（指当地的外国语），不识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规章，动辄被外国的警察驱逐毒打，他们受着痛苦，还莫名其妙！”①这些劳工为数不少，构成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整体想象。在西方人眼中，“他们觉得所谓中国人，就只是流落在国外的衣服褴褛的中国小贩，衣冠整洁的黄种人便都是日本人。”也正因为如此，衣着整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欧洲很多都遭遇过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经历，知识分子们对民族同胞的悲惨遭遇充满同情，同时自身的民族自尊心也倍受创伤，也强化了对自我民族身份的感知。“‘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若有若无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混杂着认识的与情感的、意识的与无意识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个人的与社会的经验内容。”②面对西方对于中国的固有集体想象，加之面对所在国家的进步、繁荣，知识分子在旅欧生活中更多体验到的是国族身份的自卑感，以及由这种自卑而激发的对自我的批判意识和自尊自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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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个人主体意识的凸显....................................... 35
第二节 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强化................................ 38
第三节 对“民主”“平等”政治观念的思考.......................... 41
第四章 异域体验与游记文体形式的发展 .............................. 45
第一节 记叙内容的丰富........................... 45
第二节 叙述方式的转变.................................... 49
第三节 文体的发展与创新.................................... 53
第四章 异域体验与游记文体形式的发展
第一节 记叙内容的丰富
30 年代欧洲社会动荡，加之旅欧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多方面考察和主体体验的丰富，为给读者呈现更为广阔的异域景象，三十年代的旅欧游记在叙述内容上更丰富，技巧上更繁复，打破了传统游记注重山水纪闻的限制，游记的知识性、审美性也进一步增强。
（一）历史文化内容的叙写
30 年代侧重于历史文化考察的游记，主要有朱自清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戴望舒《烟水行程》，刘海粟《欧游随笔》等。将文化艺术置于历史背景加以考察，进行审美观照的同时也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沧桑感。同样是游历性的散文，朱自清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与以往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就有极大的不同，在早期的作品中，“朱自清能够极力地写出景物的细致情态，并将自己的情感与想象、直觉与体验，完全融化到对景物的细微描写中去，从而营造出物我同化、心与境谐的诗情画意。”①常常运用传统的情景交融手法，有着强烈的自我抒情痕迹，而在 30 年代的游记散文中，则“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②表现为情感上的节制，而游记中的审美色彩更加凸显。在对景物、文化品的描写中，从形状、色彩、结构布局等方面加以细致的描绘，用一种写实手法将欧洲的人文风情活脱脱地展现了出来。如描述威尼斯时将自然山水与肃穆的宗教建筑、优美的夜曲、典丽的器具结合起来，极具灵动气息，将威尼斯水城的风致气韵展示得淋漓尽致，实现了风景、人文、审美的浑融合一。
罗马作为一个历史古城，具有丰富的历史内蕴和文化内涵。朱自清在《罗马》一文中以审美的眼光展现历史遗迹的内蕴，同时将现实场景与历史想象相融合，还原历史现场。参观遗迹时描写道：“这边几根石柱子，那边几段破墙，带着当年的尘土，寂寞地陷在大坑里。”历史古迹的断壁颓垣激发作者对历史兴衰交替的感慨。朱自清以十分细致的笔触描绘了罗马各个历史景点，并加入自身想象，在描写斗狮场时想象历史场景：“想到临场的罪囚和他亲族的悲苦与恐怖，他的仇人的痛快，皇帝的威风，与一般观众好奇的紧张的面目，真好比一场梦。”①既充满了对历史的敬畏，又以现代“人道主义”的眼光反思历史，将文化古迹与历史相融合，增强了文化的庄严神圣感。
罗马作为一个历史古城，具有丰富的历史内蕴和文化内涵。朱自清在《罗马》一文中以审美的眼光展现历史遗迹的内蕴，同时将现实场景与历史想象相融合，还原历史现场。参观遗迹时描写道：“这边几根石柱子，那边几段破墙，带着当年的尘土，寂寞地陷在大坑里。”历史古迹的断壁颓垣激发作者对历史兴衰交替的感慨。朱自清以十分细致的笔触描绘了罗马各个历史景点，并加入自身想象，在描写斗狮场时想象历史场景：“想到临场的罪囚和他亲族的悲苦与恐怖，他的仇人的痛快，皇帝的威风，与一般观众好奇的紧张的面目，真好比一场梦。”①既充满了对历史的敬畏，又以现代“人道主义”的眼光反思历史，将文化古迹与历史相融合，增强了文化的庄严神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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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旅欧游记数量多，质量高，与近代域外游记在内容、风格上有所不同，这时期的旅欧游记在内容上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对异国风光和文化进行重点考察，展现西方文化艺术的博大和魅力；一是借助纪游的方式表达现代知识分子在一种世界比较的眼光中对自身民族现实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沉痛思考，以及自身思想观念的变化。比如盛成在意大利人文主义精神影响下，个人主体意识的最终觉醒；王礼锡和邹韬奋在西方政治体制的评价中对西方“民主”“平等”观念的深入思考。知识分子通过“看”西方世界，其背后也是自我主体思想观念的呈现。
在文体形式上，30 年代旅欧游记的文体形式更加丰富。将小品文与随笔相融合，从而扩大了游记的表现内容；同时纪实游记散文的崛起也助推了报告文学的成熟与发展。知识分子在游记文体形式上的灵活运用，为读者呈现了更广阔丰富的异域景观，同时推动着 30 年代散文的丰富繁荣。作者在叙事内容、游记语言及文体上进行创新，丰富了游记的表现内容，同时口语化语言的运用和报告文学文体的创新，顺应了 30 年代散文的发展潮流，也增添了游记的社会价值。
30 年代知识分子的旅欧游记给读者提供了多面复杂的欧洲形象。一方面，欧洲科技发达、文化繁荣，社会的文明程度高。便捷的城市交通、电影院、公园、公共图书馆等，充满现代都市的文明气息；意大利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欧洲现代派艺术理念等都彰显着对自我个性及价值的肯定；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公共道德体现出现代公民的文明素养。知识分子在异域体验中，开阔了眼光，同时对自身文明进行反思，强化了对本国现实的认识。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比如贫富悬殊、底层民众的赤贫和不断增加的失业率，以及充斥于幽暗角落为求生计而出卖肉体的娼妓等。游记作为一种较为真实的考察资料，充分展现了主体面对现代欧洲时的心理印记，以及写作者价值观的冲突，这些游记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史料。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