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事实在先：长征的起因、经过与结果
一、长征的起因
据史料记载，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红军开始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的“长征”，将其归因于一次军事斗争的失败显然有些牵强。“长征”作为中国革命的一张靓丽名片，作为盘古开天地式的大事，绝非一次军事行动囊括全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观而言，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合。长征亦是如此。作为一次关乎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12，长征的原因既多元又复杂，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更是内外因互相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蒋介石对“围剿”红军战术的调整；中央苏区发生了严重的军事、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加紧的侵华策略，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央红军战略的调整，并综合导致了中央红军开启战略转移。
（一）直接的军事危机
史料显示，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开启“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根据地空前的军事危机。
在前四次反“围剿”运动中，刚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的国民党，则由于对中共领导下的红军认识不足，准备过于简单，最终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中共领导下的红军则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3为战略指导思想，在朱毛等人的领导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并在诱敌过程中发现的敌人弱点，再利用有利时机与地形，加之苏区人民的支援，集中优势兵力反攻，歼敌于运动之中。最终，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尽管前四次国民党的“围剿”连续失利，但这并未阻挠国民党 “围剿”的步伐。经过前四次失败之后，他们反而对红军愈加重视。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1933 年 7月，江西、广东等八省国民党联军联络封锁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蒋介石向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并确定了碉堡 、经济封锁为战术原则，以 “严密封锁，发展交通，稳扎稳打”为战略要点，以“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为战术要点14，从而全面展开大“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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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四次反“围剿”运动中，刚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的国民党，则由于对中共领导下的红军认识不足，准备过于简单，最终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中共领导下的红军则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3为战略指导思想，在朱毛等人的领导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并在诱敌过程中发现的敌人弱点，再利用有利时机与地形，加之苏区人民的支援，集中优势兵力反攻，歼敌于运动之中。最终，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尽管前四次国民党的“围剿”连续失利，但这并未阻挠国民党 “围剿”的步伐。经过前四次失败之后，他们反而对红军愈加重视。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1933 年 7月，江西、广东等八省国民党联军联络封锁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蒋介石向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并确定了碉堡 、经济封锁为战术原则，以 “严密封锁，发展交通，稳扎稳打”为战略要点，以“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为战术要点14，从而全面展开大“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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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征的经过
1934 年 4 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失利，而广昌一战关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安危存亡，于是中央红军在粉碎第五次“围剿”无望的情况下开始酝酿和筹划战略转移。同年 7 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拔闽浙皖赣边区，紧接着又派出红六军团西征。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开始突围，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此长征开始。长征路上，红军面对敌军的重重阻拦，他们一路先后经历了失利、转折、发展，到最后胜利会师等多个阶段，他们一路上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最终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
（一）第一阶段：长征初始（失利）阶段
长征初始阶段，是指中央红军准备开始突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按照时间段划分，即 1934 年 10 月 10 日至 1935 年 1 月 15 日。1934 年 10 月 9 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签发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命令》，命令中第二则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21文件签发第二天，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率领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 8.6 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但是具体要去哪里，红军从领导人到广大战士，他们也说不清楚，更没有“长征”的概念。
1934 年 4 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失利，而广昌一战关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安危存亡，于是中央红军在粉碎第五次“围剿”无望的情况下开始酝酿和筹划战略转移。同年 7 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拔闽浙皖赣边区，紧接着又派出红六军团西征。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开始突围，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此长征开始。长征路上，红军面对敌军的重重阻拦，他们一路先后经历了失利、转折、发展，到最后胜利会师等多个阶段，他们一路上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最终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
（一）第一阶段：长征初始（失利）阶段
长征初始阶段，是指中央红军准备开始突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按照时间段划分，即 1934 年 10 月 10 日至 1935 年 1 月 15 日。1934 年 10 月 9 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签发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命令》，命令中第二则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21文件签发第二天，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率领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 8.6 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但是具体要去哪里，红军从领导人到广大战士，他们也说不清楚，更没有“长征”的概念。
这一时期也是长征遭遇惨痛打击的失利阶段，但前三道封锁线并没有给红军带来多少麻烦。红军“长征”开拔之后，随即便要面对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四道封锁线。红军凭借自我强大的善战实力和部分地方军阀早已订立的各种条款，便顺利的突破了前三道封锁线。国民党精心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东南起于安远、信丰，西北迄止赣州、南康、大余间，以桃江为天然屏障，南北长约 120 公里，东西宽约 50 公里。1934 年 10 月 21 日被攻破。第二道封锁线设在粤北韶关的仁化县。国民党军分南北两路，北路为中央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 2 个纵队，共 4 个师追击，南路是粤军，由余汉谋率领李振球、叶肇、李汉魂三个师堵截。1934 年 11 月 5 日至 8 日顺利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设在湘南郴州、宜章之间。1934 年 11 月 10 日至 15 日被冲破。接连三道封锁线，红军以先后费时不到一月的时间冲出了森严壁垒的重重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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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长征行进过程中的精神、信念融注
一、标语口号中的精神、信念融注与彰显
标语、口号与布告常常被称为行军途中的“配速器”，在有关红军长征行进过程的表达中，它们同样也发挥了“配速器”的作用，是长征行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散落在红军长征沿线的标语口号，至今被完整保留下来的达 7000多条37，就长征行军途中携带的各种宣传品而言，红一方面军携带各种宣传品多达200 多万份，红二方面军携带各种宣传品 160 多万份，这其中大多简洁明了、短小精悍。这些标语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今，随着岁月流逝，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残缺不全、斑驳黯淡，但即便标语口号的本体已经暗淡，也不能掩盖它们作为长征行军重要成分的光芒。它们是那个时代历史的最好见证，它们是一把精神利剑，铭刻着每一位红军将士的信念，它们是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它们的背后注入了红军将士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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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词歌谣中的精神、信念融注与彰显
诗词和歌谣都是极富节奏感、韵律美、感情色彩丰富的一种抒情方式，它能高度凝练，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尚书.虞书》中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也有“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的表示。这说明诗词歌谣自出现以来就具有极其相近的作用。它们都能在人的精神层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们往往在长征的行进过程中将各种精神、信念融注与彰显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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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长征行进过程中的精神、信念融注
一、标语口号中的精神、信念融注与彰显
标语、口号与布告常常被称为行军途中的“配速器”，在有关红军长征行进过程的表达中，它们同样也发挥了“配速器”的作用，是长征行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散落在红军长征沿线的标语口号，至今被完整保留下来的达 7000多条37，就长征行军途中携带的各种宣传品而言，红一方面军携带各种宣传品多达200 多万份，红二方面军携带各种宣传品 160 多万份，这其中大多简洁明了、短小精悍。这些标语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今，随着岁月流逝，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残缺不全、斑驳黯淡，但即便标语口号的本体已经暗淡，也不能掩盖它们作为长征行军重要成分的光芒。它们是那个时代历史的最好见证，它们是一把精神利剑，铭刻着每一位红军将士的信念，它们是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它们的背后注入了红军将士的心血。
长征行军，红军往往是昼夜兼程，战斗频繁，行军地点转瞬即逝。因此，标语口号便成了他们常用的一种宣传手段。作为宣传艺术的一种，长征行进过程中途中的口号、标语和布告，比起那些民间自发的、随意而为的口号而言，它们的背后透露着权力意志的掌控——书写什么样的标语进行宣传，编辑什么样的口号进行呐喊，张贴什么样的布告进行公示，都是经过精心考虑，一定把关之后而确定的产物。它们的内容是执政者或者集体意志的体现，它们无不体现着中共和红军长征行进过程中的思想意识、方针政策等内容。
二、诗词歌谣中的精神、信念融注与彰显
诗词和歌谣都是极富节奏感、韵律美、感情色彩丰富的一种抒情方式，它能高度凝练，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尚书.虞书》中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也有“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的表示。这说明诗词歌谣自出现以来就具有极其相近的作用。它们都能在人的精神层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们往往在长征的行进过程中将各种精神、信念融注与彰显的淋漓尽致。
“文字入心，音乐入骨”。中共向来重视音乐在政治运动中扮演的工具性角色。与标语口号一样，透过音乐能起到传播意识形态，加强人民向心力的作用。中共长征尚未开始之前，便早已认识到红色歌谣的作用，早在 1929 年的“古田会议”中，毛泽东便提出了宣传工作“歌谣多一些”的建议。于工具理性的角度而言，长征途中产生的大量歌曲最直接的作用莫过于鼓动宣传作用，它可以凝聚革命力量，抒发抱负感情，激励革命斗志。当然，伴随着其理性工具的另外一面，红色歌谣具有抵达人心深处的无远弗届的力量，它所传递的信息在传播特定意识形态的同时，能够振奋个人的精神状态，影响个人的认识判断，提升个人的认识与觉悟。具体放在红军长征的行军过程中而言，这些精神、信念的融注与彰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服从党纪，军纪严明的优良作风
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喜欢歌唱，善于歌唱的军队，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革命歌曲的创作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伴随着艰苦的行军生活、火热的战斗生活，他们即兴创作，做什么就唱什么，能主动的将眼前的革命生活融进歌谣中，他们所编歌谣在情感和格调上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和浓郁的战斗气息。歌谣和标语口号一起，成了他们行军作战的亲密伴侣，行军中，有歌声加油鼓劲；作战时，有歌声助阵杀敌；胜利时，有歌声传递捷报；休息时，有歌声娱乐。如此以来，歌谣想要不深邃入骨都难。如此歌谣的不断生产，自然也会时刻体现他们的精神面貌，不断生产沁人心脾的精神符号。鼓舞士气，昂扬长征的革命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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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长征”概念的提出及中共领导人等对长征精神的总结 ... 39
一、“长征”概念的提出................ 40
二、中共早期领导人对长征的总结及其中所包含的长征精神元素........ 42
第四章《红军长征记》中彰显的长征精神与信念 ................ 50
一、《红军长征记》：最早的长征将士集体口述史.................... 51
二、《红军长征记》中彰显的长征精神与信念........................ 52
第五章《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长征精神与信念彰显 .............. 63
一、《红星照耀中国》：最早向全世界系统报道长征的著作............ 63
二、《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长征精神与信念直接彰显.................. 65
第五章《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长征精神与信念彰显
一、《红星照耀中国》：最早向全世界系统报道长征的著作
1935 年 10 月，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力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同刘志丹、徐海东等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标志着长征取得阶段性胜利。此后，中共中央以延安、保安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在西方人看来是“红色中国”的政权。然而，作为刚刚入驻陕北的新生政权，如何打破封锁，极大可能宣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正确的表达自己的理念和主张，成了中共最为急切之事。同时，这个新生的“红色中国”一时之间也成了西方记者的待解之谜。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便对中共开始了军事、经济、信息等方面的层层封锁，尤其在新闻方面实行严格的管控和查禁制度，长征开始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即使是身处国统区的中国记者也鲜有机会去接近长征，报道长征。更别说向来以“第四权力”自我标榜的西方记者接近他们。因此，外界对于红军长征的信息可以说是知之甚少。而在国民党“统制”手段之下，红军往往被描述成一种狼狈不堪、为匪流窜的形象。对此，埃德加·斯诺曾发出感叹：“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90而正是这个非凡的记录，无时无刻不刺激着斯诺的好奇心和兴奋点。他想去亲自走一趟，他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怎么样穿衣，怎么样恋爱？”91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诺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访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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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征”概念的提出................ 40
二、中共早期领导人对长征的总结及其中所包含的长征精神元素........ 42
第四章《红军长征记》中彰显的长征精神与信念 ................ 50
一、《红军长征记》：最早的长征将士集体口述史.................... 51
二、《红军长征记》中彰显的长征精神与信念........................ 52
第五章《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长征精神与信念彰显 .............. 63
一、《红星照耀中国》：最早向全世界系统报道长征的著作............ 63
二、《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长征精神与信念直接彰显.................. 65
第五章《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长征精神与信念彰显
一、《红星照耀中国》：最早向全世界系统报道长征的著作
1935 年 10 月，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力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同刘志丹、徐海东等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标志着长征取得阶段性胜利。此后，中共中央以延安、保安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在西方人看来是“红色中国”的政权。然而，作为刚刚入驻陕北的新生政权，如何打破封锁，极大可能宣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正确的表达自己的理念和主张，成了中共最为急切之事。同时，这个新生的“红色中国”一时之间也成了西方记者的待解之谜。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便对中共开始了军事、经济、信息等方面的层层封锁，尤其在新闻方面实行严格的管控和查禁制度，长征开始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即使是身处国统区的中国记者也鲜有机会去接近长征，报道长征。更别说向来以“第四权力”自我标榜的西方记者接近他们。因此，外界对于红军长征的信息可以说是知之甚少。而在国民党“统制”手段之下，红军往往被描述成一种狼狈不堪、为匪流窜的形象。对此，埃德加·斯诺曾发出感叹：“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90而正是这个非凡的记录，无时无刻不刺激着斯诺的好奇心和兴奋点。他想去亲自走一趟，他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怎么样穿衣，怎么样恋爱？”91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诺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访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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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任何事业的开创、发展与升华，又脱离不了精神的支撑。长征亦是如此。一方面，“长征”作为一种精神符号，是经过历史实践的特殊产物，内涵丰富，意义深刻；另一方面，这一精神符号伴随着长征运动不断自我生产、形塑和丰富的同时，也对长征本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动员和指引。
通过对长征至全面抗战爆发这一时期各类不同文本进行归纳分析，笔者发现，时间段不同、文本不同、主体不同、层次不同，“长征”作为一种精神符号的早期形塑也不尽相同。当然，相较各类文本所体现的特殊性，各类文本呈现最多的还是“长征”作为一种精神符号的普遍性，意即它们之间的共性大于特性。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任何事业的开创、发展与升华，又脱离不了精神的支撑。长征亦是如此。一方面，“长征”作为一种精神符号，是经过历史实践的特殊产物，内涵丰富，意义深刻；另一方面，这一精神符号伴随着长征运动不断自我生产、形塑和丰富的同时，也对长征本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动员和指引。
通过对长征至全面抗战爆发这一时期各类不同文本进行归纳分析，笔者发现，时间段不同、文本不同、主体不同、层次不同，“长征”作为一种精神符号的早期形塑也不尽相同。当然，相较各类文本所体现的特殊性，各类文本呈现最多的还是“长征”作为一种精神符号的普遍性，意即它们之间的共性大于特性。
就不同时间不同主体不同层次不同文本各自叙事的差异而言，长征行进过程中的革命标语口号，诗词歌谣是长征最为生动的反映，它们本身短小精悍且具备很强的艺术性，它们有力的发挥了长征“配速器”的作用，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向百姓宣传党和红军政策，鼓励行军，激励红军情绪，与之相应，陈云所写日记《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长征行军途中最为宝贵的纪录，作者用辩证的思维融注了红军将士身上最为突出的品质；“长征”概念的提出则是开创性的，让“长征”作为一种精神符号的早期叙事在形式上得到升华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自身的有效认同。中共著名领袖及其红军主要将领有关长征的不断总结和阐释，则再一次加深和扩大了长征的影响，加强了自我认同，也对自身的更进一步提出了希望；《红军长征记》作为长征最早的集体口述史，以广大红军普通将士作为主体，则再一次将有关长征的故事唤起、记忆、勾连与书写，有助于增强红军个人的集体认同感，不同文化层次的自我回忆也让“长征”这一精神符号变得更为多样；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则以一名西方民主记者的身份，第一次向“红色中国”以外的国内外世界报道了红军远胜“汉尼拔”式的远征，作者通过认真的访谈，深入而又细致的观察，以及客观中立的描写，第一次公开中共及红军领导人的面纱，第一次揭示红军将士的工作、学习、生活，并且单列“长征”的故事。让“长征”这一精神符号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得到升华。当然，对于斯诺的长征叙事，我们也不能忽视他是“二传手”的角色，尤其涉及中共领导人的部分，他更多扮演的是一个负责“二级传播”的传声筒，但是笔者相信，作为一个时刻洞察中国事态，而且还会讲汉语的“中国通”，
他的叙事，应该不只是闷声不问的纪录那么简单。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