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中传统媒体与社交新闻媒体议程互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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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8244 论文编号:sb2018100909002023454 日期:2018-11-18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本文以源于西方的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理论,以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为研究对象,以促进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和有效处置为目的,对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间的议程互动进行研究。

第一章 突发公共事件与议程互动概述

第一节  突发公共事件相关概述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概念
突发公共事件,有时也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会带来较大或重大负面影响的公共事件。从突发性看,就是指来得突然,在不经意间发生了,由于突然发生,给事件处理带来很大困难。而公共性,是指事件所带来的影响面广,涉及大众,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给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民众财产和生命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各国政府都高度关注突发公共事件,制定了一系列的分类标准、预警和处理措施。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事件划分为四级:Ⅰ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Ⅲ级(较重)和Ⅳ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根据国务院发布《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将安全事故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四类。
从突发公共事件成因看,分为自然性突发公共事件和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两大类。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
二、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
总体上,突发公共事件有以下特点:
(一)突发性
就是来得特别突然,难以事先预测什么时候发生。究其根源,很多突发公共事件都有潜伏期,到位的管理可以将潜在的突发公共事件消灭于萌芽状态,至少可以减少发生的概率及做好充分的预防。但是,往往由于人为因素、不可控因素,导致难以准确预知发生时间点,“显得”特别突然。
(二)严重危害性
突发公共事件涉及大众,往往带来严重的危害。以天津港事件为例,根据国务院事故调查报告显示:165 人遇难,8 人失踪,798 人受伤,304 幢建筑物、12428辆商品汽车、7533 个集装箱受损,截至 2015 年 12 月 10 日已核定的直接经济损失68.6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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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中的特点
一、我国社交媒体的现状
近十年来 ,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一词被广为谈论,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但对于严格意义上哪些是社交媒体还没有达成共识。有学者指出,我国社交媒体经历了早期社交网络时代、休闲娱乐型时代、微信息时代和垂直社交网络应用时代。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我国已经进入全民社交媒体时代。在大中城市,街边小贩都使用微信支付,即使在偏远的小镇,也有为数众多的微信、QQ 使用者。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有手机网民 7.53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 97.5%,即时通讯用户规模达到 7.2 亿。
《2016 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将社交应用分为即时通信工具和其它社交应用两大大类。其中即时通信工具主要包括微信、QQ、陌陌等,其他社交应用又分为综合社交应用、图片视频社交、社区社交、婚恋社交等,如新浪微博、58 交友。综合社交应用方面,微信朋友圈、QQ 空间、新浪微博排前三,其使用率分别为 85.8%、67.8%、37.1%。垂直类社交应用中,百度贴吧居首,其使用率为 34.4%。根据上述报告,在即时通信工具用户中,使用微信和 QQ 的用户分别是92.6%和 87%,远远超过其它即时通讯工具。
由此可见,我国已经进入“全民记者时代”,除了少年儿童和上了年纪的人,几乎人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应用收看、传递、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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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议程互动机制研究

第一节  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议程互动模式
社交媒体是以互联网为物质技术基础,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产生晚。互联网起源可以追溯到 1969 年美国的阿帕网,但真正大规模运用出现在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进入了全面互联网时代。
由于起步晚,社交媒体对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自然经历了由无到有的过程。社交媒体的重要性不同,决定了两种媒体互动的模式不同。两种媒体互动有三种模式,即:社交媒体处于边缘地带、社交媒体向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议程全面互动。
一、社交媒体处于边缘地带
早期,社交媒体主要处于边缘地带,对传统媒体影响不大,谈不上什么互动。 社交媒体早期主要以 BBS(论坛)的形式出现。在国外,BBS 出现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我国,第一个 BBS 大约出现在 1991 年。但当时由于收入低和计算机价格高,能上网的人很少,BBS 的影响很小。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受计算机及配套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及收入增长等因素影响,计算机用户迅速增长,使用 BBS的人超过了临界点,BBS 的作用逐渐被公众所认识。
自 1991 年到 1999 年属于社交媒体的边缘模式。这种模式下,主要是传统媒体单向的向社交媒体设置议程,社交媒体局限于圈内分享新闻、发布信息、主题讨论等。
当然,在这种模式下,社交媒体议程也偶尔地影响传统媒体,少数社交媒体的热闹议程也被传统媒体纳入议程范畴。最初影响较大的一例是 1997 年名为老榕的网友发布的博文《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当时正处世界杯预选赛期间,被球迷寄予厚望的国家队冲击世界杯失利。1997 年 11 月 2 日,老榕写了一篇 2000 多字的看球经历文章,后将文章发到了体育沙龙上。文章发表 48 小时后,阅读量超过两万次,在仅有 62 万网民的背景下,可以说一鸣惊人。随后几天,文章被迅速传遍各大互联网论坛。1997 年 11 月 14 日,也就是文章发表约两周后,《南方周末》转载了老榕的文章,随后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不仅在论坛上的讨论热度迅速上升,《中国足球报》、《成都商报》等多家传统媒体纷纷转载,随后《南方周末》还就此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追踪报道。影响较大的还有印尼 1998 年排华事件发生后,包括大陆华人在内的全世球华人进行的网上的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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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议程互动机制
一、媒体议程互动的参与方
媒体议程互动简单模型如图 3 所示,在这个简单模型中,参与者包括政府、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公众和非政府机构。他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的、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

(一)政府
政府是媒体互动重要参与方,其主要角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平等的互动者参与议程互动,二是作为传播监督管理者参与互动,三是作为社会管理者参与互动。
作为平等的主体参与互动,其角色与媒体、公众一致,政府需要通过媒体发布消息或获取信息。作为传播的监督管理者,政府制定和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监督和规范信息传播活动。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要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社会政策、计划,政府本身在行政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信息,政府行政也需要通过媒体来获取信息。
突发公共事件的复杂性、危害性和社会影响性决定了政府在事件中的重要角色,政府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成为行政能力的重要方面之一。各级政府为了维持经济社会稳定、减少人民生命伤亡和财产损失,会通过各种措施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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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议程互动的效果 .............. 40
第一节  议程融合 ..................... 40
一、议程融合模型 ........................ 40
二、议程融合的原因 ..................... 42
第四章  突发公共事件中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议程互动策略 ...................... 50
第一节  共享议题,取长补短 .................. 50
一、社交媒体发现议题引发关注 ..................... 50
二、传统媒体及时跟进扩大影响 ...................... 51

第四章 突发公共事件中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议程互动策略

第一节  共享议题,取长补短
两种媒体有着不同的特点,信息来源并不完全相同,在突发公共事件议程设置时需要共享议题,实现重要议题无遗漏。
一、社交媒体发现议题引发关注
社交媒体让“全民记者”成为可能,可第一时间为突发事件提供信息,引发关注,及时解决。
前文研究已经表明,在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公众首先通过社交媒体爆料已经成为常态。一些特别紧急的公共事件,急需现场当事人通过社交媒体从速提供信息,以利于相关人员和部门迅速反应,及时处置。例如,洪水、重大自然灾难,提前一分钟发布信息就可能会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要进行全民突发公共事件预防教育,教导公众识别潜在的公共事件隐患,并及时通过非正式的社交媒体告知公众,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将这种信息告知方式变成正式的信息传达机制。例如,反恐袭击中,将公民动员起来,通过特定的传播机制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信息,将恐怖袭击消灭于无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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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有着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传统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中有权威与专业的优点,理应承担“守门人”角色;而其缺点是渠道容量有限、时效性不够强和单向性;强控制性有正反两方面的后果,有助于强化其权威与专业的优势,但也因为过度依赖体制而与大众需求脱节。社交媒体有着时效性强、渠道容量无限、开放与互动的优点,与传统媒体的缺点相对应;社交媒体的缺点是非理性,谣言盛行、信息失真等传播问题难以避免;弱控制性也有两面性,能“更真实”地反映民意,但也易产生信息失真、故意传谣等问题。因此,在构建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体系时,有必要将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整合起来,实现取长补短、全面互动。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媒体认为重要的事情并进行相关报道,公众也会认为这些事情重要。麦库姆斯将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分为媒介议程决定受众议程等五个阶段。学者们研究表明,不仅媒体对公众有议程设置作用,不同媒体间也存在议程设置的效果。议程从主流媒体流向非主流媒体,或反之;前者被称为“共鸣效果”,后者被称为“溢散效应”。本文遵循惯例,共鸣效果均指议程由传统媒体流向社交媒体,反之则指溢散效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新媒体深刻地改变了传播环境,有鉴于此,学者们纷纷转向新媒体对议程设置的影响,议程融合等理论分支层出不穷,越发受到重视。
在社交媒体时代,“全民记者”的出现和受众媒体选择的增加,革命性地改变了传播环境,此时进入了议程全面互动时代,议程在不同媒体之间双向设置,不断互动,共同促进信息传播。媒体议程互动的参与者包括政府、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公众和非政府机构,他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的、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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