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一：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传播特征研究
第 1 章 绪论
自人类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传播技术不断发展，媒介形态亦不断求变。手机 APP 作为新媒体的代表已掀起数字化出版业新一轮革命。传统报业在网络传播浪潮的冲击下举步维艰。可喜的是，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凭借提供的富有特色的生活实用信息，与新时代用户使用习惯相吻合的传播方式赢得了较高的用户粘度，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得以异军突起。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研究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的传播特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1.1 研究目的
本选题要研究的是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的形态模式与传播特征。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资料收集、整理与比较分析，结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探寻其在信息筛选和二次呈现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改变，力求归纳其传播特征。借助文本分析和量化研究，从用户角度测量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的传播效果。归纳已取得优势，总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它可能带来的对整个报业的发展与影响，并对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1.2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我国已经全面迎来了网络传播阶段 S 发展曲线的快速成长期，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持、基于互联网所形成的各种媒介平台/组织、由网络媒体、手持移动终端和人机互动设备等构成的新媒体作为新的传播媒介应运而生。随着时代发展与网络技术革新，手机早已从单一的通信工具进化为集通讯、网络、多媒体、个人办公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智能化云端设备，以手机为代表的随身手持移动终端逐渐成为人们的第一信息接收工具，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传统纸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寒冬：订阅用户不断流失，赖以生存的广告收入持续走低，单一的平面阅读形式在用户体验日趋多样的媒体激烈竞争中日趋乏力。平面纸媒为了避免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顺应互联网技术发展势头竭力转型、探寻适用于手持移动终端平台的“应用化生存”势在必行。先后尝试过各家自办网站和蜂拥创建手机报浪潮的传统媒体发现，移动互联是前景更为广阔的蓝海要塞。
由于网络所能给予信息的易得性与快捷性，一部分传统报刊已然失去了信息传播速度的优势；而力谋出路的门户网站和新闻手机报又面临着信息传播同质化危机，唱衰报业之声立时频起。但是我们也关注到，伴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发展，百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之相应的消费需求也逐步扩大，消费水平持续攀升，这一内因迫使消费者需要更高质量的生活服务类信息，且尽可能实时实地贴合生活。只要这一心理渴求仍然存在，提供生活服务信息的媒体就不会消失；它们只会随技术革新出现形式的更迭换代但不会彻底消亡；作为指导人们如何满足自身各层次需求的报业APP，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的内在张力使其在大浪淘沙的报业数字化淘汰战中得以生存和发展。2014 年《中国媒体移动传播指数报告》对我国报纸等传统媒体在包括微博、微信、媒体自有 APP 的各个移动传播平台的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估，结果显示都市报在报纸移动传播百强榜中最具优势，傲人的成绩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因此，研究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的传播模式和传播特征，对其本身，乃至延伸开来的整个报业在网络新媒体的冲击下如何生存这一紧迫问题，都有着指导和借鉴意义。
第 2 章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产品特点
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发展，原有的信息传播方式不再能满足人们的渴求，媒介革命悄然兴起，多家报刊完成了从平面纸媒到 APP 的蜕变。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作为求新求变的报刊之一，其APP拥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2.1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概述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是以城市读者为主要面对的群体，以生活为主题，以时尚为特色，以指导消费为主张的服务类周报。当下报业整体生存情况不容乐观，一批曾拥有辉煌历史的老牌报社甚至面临关闭歇业的危险局面。在报业略显萧条的时局，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却以其既可读、又可用的丰富内容饱受青睐，经营业绩虽随整个报业大环境的不景气而略有放缓，与其他报刊相比却仍保有旺盛的生命力，并利用新媒体平台实现了自我突破。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三联生活周刊》，上海的《申江服务导报》、《生活周刊》，广州的《周末画报》，重庆的《新女报》等等。
APP 即英文 Application 的简称，即基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手持移动终端设备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当手机由按键时代进化到触摸时代后，独立的芯片处理器和更加优越的人机交互技术使得APP获得高速发展。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即城市生活服务报业主体以苹果IOS/Andoird等系统平台为服务方载体，提供城市生活服务信息的移动应用程序。作为网络传播时代新生媒体的代表之一，在近两年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相关研究数量自2012年起亦出现大幅增长。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化，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消费能力逐年看涨。遵循着马斯洛的逐级升高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人的需要满足有先后之分，低级的需要（如对于食物、水、空气等满足生存的必须条件）优先满足，当较低级的需要满足以后便产生较高级的需要；人们在金字塔上攀爬，追求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之上的精神需求。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便应运而生，以超前观念、独特视角和严谨而乐观的态度为人们提供海量知识与生活指导。
由于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贴近生活、服务便民的自身特性，其具有比一般类目报纸更高的地域集中化程度，超半数以上的服务类周报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而西部地区及欠发达地区服务类周报则寥寥无几，这种分布地域差距唯有依托当地经济水平提高才得以弥补，本文对此暂不作讨论。
2.2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的平台渠道
目前被广泛使用的手持移动媒体终端依据软件开发服务商而分为 iOS 与Andorid 两大阵营。从被调查者选择的下载渠道看，iOS 平台接触优势明显，约占样本总数的 72%，因苹果较为封闭的系统环境和对服务类周报 APP 开发商收益的保障使得iOS平台的APP发展活跃。从APP Store 下载服务类周报APP的读者占据收集数据总数的81.4%，其次是豌豆荚等第三方应用平台及手机默认出厂加载。
从调查结果看，服务类周报 APP 用户与传统的印刷版期刊读者群之间呈现出代际分野，活跃用户集中于25～40岁年龄段，45岁以上用户使用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人数较少，且具有比较明显的群体辨识度：在这一群体中 75%左右为男性，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年收入与同龄人群相比较高，有趣的是在为何选择通过APP阅读周报的选项中，得票居高的选项是“选择 APP 形式能支付比传统方式订阅周报更优惠的价格”，这与青年用户群被出于好奇的新鲜感和便捷的使用体验所吸引而有所区别。整体而言，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用户与其传统纸媒读者群体还是有较高匹配度的，即受过一定程度教育、有一定经济基础、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渴望得到更好满足，希望通过及时资讯来指导生活提供服务的城市人群。
大部分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的实体报刊订阅者使用了该报APP，用户喜好从纸媒迁移到对应APP 的选择较为明显，具有高知名度的服务类周报 APP尤为抢眼（如《三联生活周刊》APP接触率在受访者中高达52.7%），这表明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的读者群对其既有印象影响了他们的选择。
第3 章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 的传播特征 ................. 8
3.1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的传播内容呈现方式 ......... 8
3.1.1 信息碎片化 ................ 8
4.1 保证信息自主选择权 ................ 25
4.2 虚拟时空内的社会化需求 ............. 26
第5 章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 未来展望 .................. 27
第 5 章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未来展望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凭借其对新时代用户信息渴求的精准定位和与用户习惯相契合的传播方式在激烈的报业生存淘汰战中得以异军突起；但网络时代风云变幻，新兴媒体持续爆发，传统媒体亦求新求变，如何在挑战中寻得机遇，与时俱进，积极调整，是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关键。
5.1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面临的挑战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已然成为移动传播时代的传媒领军人物。但在这可喜的成绩背后，我们也应正视行业存在的隐忧。挑战和机遇时刻并存，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应与时俱进，积极应对。
网络平台上的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品种较多，数量逐年攀升但两极分化严重，优质媒体如《三联生活周刊》《周末画报》等占据半壁江山，大部分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则偏安一隅。总结领跑者的成功经验，思考自身突破方向是引导整个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报业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即使是行业领跑的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 APP 在领先下载数量的背后亦有隐忧：和社交类APP相比，相当多的用户认为安装服务类周报 APP 是有用的，但实际行为却没有表现出与之匹配的高活跃度和利用率。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的更新周期已经从“周”进化为“天”，在信息推送时效性上不输新闻客户端，如何将这部分“沉睡”用户转为活跃用户，将已保有的用户资源充分利用开发是所有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共同面临的挑战。
第 6 章 总结
本文结合传播学、新闻学、产品设计学等学科知识，经过对样本的选取整理、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对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的传播特征做了初步探索。
6.1 观点总结
传统纸媒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日趋乏力举步维艰，各家媒体亦在数字化出版的道路上不断尝试，报刊APP 作为网络媒体、手持移动终端和人机互动设备等构成的新媒体代表之一便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诞生的新媒介翘楚；其中又以既可读（提供信息）又可用（指导生活）的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 表现抢眼，其特有的传播特征值得研究，以期为整个报业提供参考。
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充分利用了报纸APP自身的元媒介属性，将信息符号拆散加工、降噪提炼再重新整合，以更高效的模块构成提供给用户丰富的体验，在此过程中确立了网络传播时代一种特有的媒体应用尺度。在另一端获取信息、解读符号并重新建构内容的城市生活服务类周报APP用户，其行为并未遵循前人的预言轨迹；他们集碎片获取与集中阅读与一身，变被动接受为主动获取，主动参与议程设置，在周报APP 对自身媒介偏向性的谨慎修正前提下完成个人意识的再传播，努力实现其在虚拟时空内的社会化需求。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二：大媒体时代电视科普节目的品牌建构研究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近几年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不断出现，急需要对大众进行相关知识的科普，例如近几年来社会日益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就需要不断的对公众进行应急科普的传播。釆取有效的科普传播方式首先能够在第一时间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发出科学之声，从而一方面可以使消费者借助科学的真知来正确的判断自身风险的大小，从而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快速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不断的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从而有助于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根据我国最近一次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其中结果显示，我国的传统媒体如报纸和电视依然是公民来获取相关的科技信息的一个主要的渠道，但同时公民运用互联网等新兴的媒体来进行科技信息的浏览和获取的比例也在不断的提升。2010年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比例如表1-1。
由此可见在科普信息的获取上公众更加依赖权威性较高的传统媒体。电视媒体在科普传播上拥有大批受众，但是科普类电视节目所占据份额越来越小。中国的科普电视节目正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如何在新媒体的时代利用自身的优势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来突破自身的瓶颈使科普传播向着更有效的方向进行，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
1.2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这是最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在整理和收集文献的基础上来研究，通过对以往学者的研宄成果来形成一种事实科学的认识方法。根据课题的研究目的和研究的对象来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全面的正确的掌握有关课题研究的相关成果，从而使课题的研究更加的全面系统。文献研究的方法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基础的方法，已经被广泛的运用于各个学科。文献研究法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能够了解课题研究的现状，能够对课题研宄起到一定的确定性；其次能够从整体上对课题的研究对象形成一个一般印象，从而有助于研究过程的实施；第三能够获得与课题研究相关的资料能形成对比性，从而了解整个课题研究的全貌。本文的研究时在通过查阅大量的关于电视科普节目以及电视节目品牌的文献资料，对论文在选题、分析和研究以及撰写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归纳推理法：个别表现普通，普通表现个别。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从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来认识客观事物，首先是从普遍存在的个别事物入手，然后再认识到事物的普遍性，以事物的普遍性规律为指导，再反过来更加深刻的认识具体的个别事物。归纳推理的研究方法就是要从具体的事物或是具体的现象出发，由此来推断出同类事物或是想象所存在的普遍性的规律。因此，本文通过对我国典型电视频道品牌建构的考察，以研究我国电视媒体品牌建构的状况。在对单个节目品牌建构的成功之处进行总结，把不同节目的不同优点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来研究出一套电视科普节目品牌建构的有效策略。
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主要是指对社会中的某一具体单位或事件，对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现象，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中来进行研究，从而了解其操作心理、’动机以及个人和社会背景在传播中起到的作用。本文也从实际的案例出发如着重重分析了科普节目《走近科学》在传播过程中其品牌是如何建构的，又是为何逐渐衰落下去的，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教训，这些教训对我们在电视科普节目建构中又会带来什么启示。
第二章大媒体时代的科普传播概述
本章主要讲述了大媒体时代的特征，大媒体时代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重点讲述了给社会传播方式和人们信息接收方式带来的变化，从中能够认识到大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是给科普传播带来了影响，它给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看得到的或是潜在的影响。本章还对科普传播的概念进行了介绍，以及为什么强调科普传播，科普传播如何搭乘大时代的列车来得到更好的发展。
2.1大媒体时代的到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媒体不断的竞合逐渐形成了大媒体时代。这种大媒体时代改变了人们的使用方式和消费习惯，无论是信息受众还是信息传播者，可选择的媒体对象越来越丰富。本文所指的大媒体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介绍的，首先是包括一些学者提出的全媒体，另一方面是自媒体。这两个方面既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联系了起来，同时又强调了如今人人都是媒体，每个人都能成为“记者”，全媒体和自媒体共同作用形成了我们所处的大媒体时代。
2.1.1全媒体
全媒体最早起源与美国一家拥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节目、书籍、网站等多种媒体形式的家政公司，借助自己公司的多种媒体形态来传播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这种最初的全媒体形态更准确的可以称呼为多媒体。但全媒体的概念无疑给了人们新鲜感，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不断的发展中，学者们也不断的给全媒体赋予了新的内涵，发展到今天全媒体的概念己经远远超出了最初产生的含义。
对全媒体的定义在不断的丰富中，学者也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给全媒体下一个统一的定义，在我国学者对其定义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运营的理念上出发来进行概述的。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是人民大学教授彭兰，在出版的书籍《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中对全媒体进行了定义，他认为全媒体主要是指的一种全新的媒体业务运作的策略和模式，也就是综合运用各种媒体渠道和手段来建构起一个大的报道系统。从而使媒体的报道不再呈现出单平台、单落点和但形态的特征，而是能够在这样一个全媒体中形成一种多落点和多形态的传播。其中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都是这个报道体系的共同组成部分。另一类对全媒体的概念主要是从传播的形态上来进行解读的，认为全媒体是在媒介不断走向融合后一种跨媒介的产物。这种观念的学者一般认为，全媒体主要指的是综合运用各种信息的表现形式和渠道，不再仅仅局限于图文其中还可运用声光电等来全面立体的来展现所要传播的信息内容，但同时也会通过声音、文字或是网络、通信等手段来呈现出一种全新的传播形态。
2.2科普传播
在我国的科技传播及普及的研宄和实践领域，“科普”是我们经常听到和用到的术语，科普的全称是“科学普及”。科普作为国家政府大力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关于科普的研究也非常的活跃，国内的科普研究学者也对“科学普及”这个概念下了不同的定义。
2.2.1科普的概念
科普的说法是中国化的称谓，在国际上一般是“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所以科学普及的工作是起源于西方。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科普研究学者分别从法律、传播学和系统的角度对科普做了定义。
“法律上的定义是学者根据国家《科普法》给的定义，通常是将科学普及定义为国家和社会采取易于公众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的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其中从传播学角度的定义一般指科普是以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为目的的科技传播的活动。而系统角度的定义综合了系统科学、传播学、社会学、教育学的理论，一般把科普看成是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向公众来进行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传播，从而培养公众的科学思维方式和方法，从整体上来提高社会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过程。”通过不同学者给出的定义科普的概念基本包含，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其面对的普及对象是社会的公众，普及的目标目的是借助有效的手段和渠道来提升公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此外国务院也在2006年颁布并且实施了《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在纲要中明确指出公民所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内涵主要是指，“科学素质是我国公民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了解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并且拥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树立了科学的思想，并且能够运用掌握的这些科学知识来处理一些实际中的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那么才算具有了公民最基本的科学素质。”所以科普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方向。
第三章中国科普电视节目的发展历程及现状.......12
3.1我国电视科普节目的发展历程.......13
3.1.1初步形成阶段.......13
第四章电视科普节目的品牌建构.......20
4.1品牌概述......20
第四章电视科普节目的品牌建构
4.1品牌概述
4.1.1品牌的定义
随着信息的高速发展，现代社会的很多内容和想象都可以品牌化，所以现在的品牌指代己经不仅仅限于商业化的品牌。其中还可以是整个城市的品牌、院校的品牌、个人的品牌、区域文化的品牌等等。品牌己经成为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意思，品牌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从文化层面上品牌可以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一种个性、口碑和品味；从自身的被赋予的价值层面来讲，品牌还代表着一种信誉和承诺，也是品质的代表；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品牌还是一种不可计算的财富，是企业一种无形的资源。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时候越来越重视品牌，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消费者要具有“品牌意识”。虽然不同的产品或服务类别，消费者或是受众的品牌意识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我们平时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洗衣粉、牙膏等，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会很强，而像手套、钱包等人们的品牌意识就会相对弱一些。在电视节目的制作中也是如此，电视台的品牌、制作团队的品牌、节目的品牌等等都会对收视率产生影响。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使得人们接触到的产品数不胜数，如何去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品牌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结语
科技的发展使得科普传播越来越得到公众的重视，一方面人们对科学知识迫切需求，知识获取的渠道不断拓宽，另一方面人们对获取的信息越来越产生怀疑，对各种媒体产生不信任感。电视这一媒体在观众心里相对于新兴的媒体来说有一定的权威性，传播范围广泛，所以科普电视节目在我国的科普传播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如何使科普类的电视节目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对我国科普传播意义非凡。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商品琳琅满目的年代，任何产品或企业都在追求品牌，只有拥有了品牌才能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才能被大众所记住。所以本文从品牌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了我国电视科普节目应该如何建构自己的品牌，从而使科普能够更有效的传播。
通过对我国电视科普节目的历程进行梳理可以看到，我国电视科普节目从刚开始时依附于其它节目到形成自己独立的节目，再到后来成立了专业的科教频道，科普节目更是遍地开花。不可否认的我国电视科普节目一路走来不断的探索传播模式和方式其成功之处是不能被忽视的，其中还形成了一些对我们有影响力的科普品牌节目，这些对我们今后对科普节目发展的探索都是宝贵的经验。但是我国科普节目仍然面临着节目数量缺失逐渐被边缘化，节目收视率低以及节目同质化严重自制率低等问题，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品牌构建的角度着手在对我国电视科普节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建议，这些对我国电视科普节目面临的问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本文在探讨电视科普节目品牌建构时套用了营销学中理论的框架，首先以电视科普节目的“产品”策略来明确品牌的定位，要让节目充满趣味性，要增强科普的实用性；其次要以电视科普节目的“价格”策略来分析科普节目品牌建构的影响因素，要缩小受众获取信息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第三要以电视科普节目的“渠道”策略来增强大众的品牌认知，要不断的去探索新的渠道还要建立稳定的信道；第四要以电视科普节目的促销策略来提升品牌形象，要利用名人效应培养自己的科学家，营造议程设置扩大影响，利用事件营销进行推广。本文结合具体的科普节目所提出的这些品牌建构策略对我国科普传播的研究和实践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三：互联网传播语境下的“媒介审判”现象研究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互联网的诞生，使人们的信息互动更加便捷，媒体的表达方式也更加丰富多彩。得益于互联网，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有了更加便捷和多元的表达通达，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愈演愈烈的网络媒介审判现象就是网络时代中国社会特殊性的集中展现。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如今的社会舆论场愈加真伪难辨、混乱不堪。真诚道义、假借道义以及一切或真或伪的传言在这里错综交织、发酵，以一边倒的舆论姿态形成一种“网络暴力”，最终干预司法，造成媒介审判现象。“在中国目前这个特殊时期，社会舆论往往会将复杂的社会事件转化为弱者与强者、善与恶的对立，人们也习惯于用简单化框架去认识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一点在互联网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尤其是在互联网舆论方面。
回顾近几年在互联网中媒介引发舆论的事件，许多涉及社会公权尤其是关于司法审判的案件，一经媒介披露立刻会激起大众热烈讨论，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场，进而影响到案件审判的最终走向。网络“媒介审判”除了具备传统“媒介审判”的特点外，更多的是出现了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所产生的新特点。本文除了将会对上述问题进行基础性的梳理和整合外，更为重要的是从理性和多元化的视角思考了网络媒介审判在我国目前这种语境下的传播模式，并分析其存在的现实意义，最后将会就如何有效防范网络媒介审判现象等问题进行独到的分析和探讨。
1.2研究方法、目的及意义
1.2.1研究方法
从整体而言，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的研宄方法，具体包括：文献研宄的方法、个案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通过阅读相当数量的有关参考文献来支撑本文的研究，涵盖了图书馆的书籍和期刊；知网的电子文章、电子期刊；搜索引擎如谷歌、百度；许多专业门户网站等，将与之有关的文章详细阅读分析后，将他们作为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用来进行引证。并通过对大量的关于该议题相关文献的梳理，并进行归纳总结。
案例研究法：精选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进行研宄，通过“媒介审判”典型案例的梳理来分析中国存不存在“媒介审判”，并以此分析中国“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以此来探讨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审判”现象，最终提出防止媒介审判的对策。
比较研究法：参照国内外不同的研究情况，将不同国家的舆论监督和引导体系进行比较，找出我国在应对媒介审判现象中确切存在的缺陷，借鉴其他优秀经验，得到成熟的改善对策，从而提升我国应对媒介审判事件的经验。
1.2.2研究目的
媒体在对社会热点司法案件的报道上，媒介的传播在实现自身职能的时候，还要保障司法公正，媒介舆论监督职能的发挥对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从现实层面来看，媒介似乎并没有很好把握报道原则，这个过程中，由“媒介舆论监督”变异的“媒介审判”似乎对案件审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论文以互联网时期典型“媒介审判”案例为研究对象，横行联系，纵向拓展，通过具体的案例讨论和分析在司法案件审理中媒介如何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以及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具体来分析互联网传播语境下中国的“媒介审判”现象以及“媒介审判”在当今这个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的现实意义，同时提出媒体工作者在进行相关事件采访中规避媒介审判的具体对策。
第二章“媒介审判”现象研究综述
2.1国内对“媒介审判”的定义界定
2.1.1对“媒介审判”的定义及争论点
“媒介审判”这一词汇作为舶来品，其概念一直在我国新闻界以及司法界中有一定的争议，许多魏永征、陈力丹、慕明春、王军、贺卫方、徐迅等相关研究学者都用自己的语言为“媒介审判”一词在中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和解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在案件尚未经过司法机关判决的前提下，抢先以定罪形式对案件当事人作为定罪、无罪以及胜诉、败诉等报道。为了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涉及媒介审判的报道往往有大幅度的片面、失真或者可以隐瞒和捏造事实的情况出现，其使用的语言也往往极具煽动性，从而激起大众对案件当事人的仇恨或同情，从而对司法机关形成压力，影响审判结果。
暨南大学冯宇飞在魏永征对媒介审判定义的基础上，研宄了媒介审判中民意舆论的作用。他认为对某些话题性强的热点事件，新闻媒体往往会在司法机关未作出审判结果之前就大量进行相关报道，而大部分的报道无法排除记者一方的义愤心理而使报道内容产生扭曲，从而进一步误导群众。
中国传媒大学的王军教授则认为，“媒介审判”的形成机理主要在于新闻媒体在报道某一案件时，在司法机关尚未定罪的情况下，利用传播话语权或明或暗的诱导公众认为被告有罪或无罪，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响司法审判的进程。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为“媒介审判”赋予了简短的定义，即在案件审判为得出结果时，媒体即已发布有明显导向性地报道。该定义简洁使用，认为媒介审判的重点在于媒体通过误导性的信息为司法造成的干扰。
以上是国内学者对“媒介审判”旳不同定义，但归结起来媒介审判主要是媒体往往在司法案件还没有审判之前，试图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定性、带有引导性的结论，最终影响案件审判结果。
目前，国内对“媒介审判”的现象存在与否主要存在两大观点，一方认为存在“媒介审判”现象，一方认为不存在媒介审判现象，有学者认为媒介审判其实质问题是“行政审判”，认为其实质问题不在于媒体，而在于媒体和法院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环节一权利的干预。目前这两种观点一直处于胶着状态。
2.2互联网传播语境的特点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基本形态日趋多样化，且社会利益冲突加剧；因此在互联网传播语境下，当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多维度矛盾冲突的过程；更是一个多样和易变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
而要研究基于我国目前这种国情，互联网传播语境下的媒介审判现象，也必要从这个时代的传播特点进行分析。在互联网时代，传播语境特点主要有信息传播蝴蝶效应明显、群体极化效应突出、高度匿名带来非理性、意见领袖与蜂窝型群体共存。
2.2.1信息传播蝶效应明显
互联网拥有及时性、无区域性这两大革命性的特点，网络信息在网络上以光速传递，每一位网友都能及时的收到信息，并同时向外传播，一条很可能并不惹人注意的信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传十、十传百，最终波及到整个网络，成为人人皆知的热门话题，最终在线上线下引起轩然大波。
从网络信息传递的这一特点可以看出，网络信息的传播有着典型的“糊蝶效应”特征，短小的信息在非线性传播的过程中由中心迅速向外传播，信息的接收者也不仅仅被动接受，而是一转身就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者。更严重的是，在信息的接收者转变为信息的传播者这一过程中，原本的信息会被不断的加工、扭曲，信息中真实的部分逐渐被各种扯人眼球的加工埋没，以致于最终传播开的信息往往极具争议性甚至是煽动性，最终在极短时间内造成连最初发布者都难以预料到的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凯斯桑斯坦曾研宄过网络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凯斯桑斯坦认为，在网络中，一旦一个网络群体的成员出现偏向，在群体讨论中该团体的成员的立场会更倾向于偏向的方向，最终形成偏激的观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网络中的信息传播互动性要大大高于传统媒体，人们普遍希望在互动中找到团体认同，因此倾向于认同团体观点，从而导致团体中形成的观点越来越有倾向性，从而让传播出的观点更加偏激，也大大增加了虚假和煽动性信息的传播率，导致盲目的媒介审判现象发生。
第三章“媒介审判”典型案例及形成原因分析......8
3.1互联网传播语境的特点...........8
3.1.1信息传播蝴蝶效应明显.......8
第四章“媒介审判”现象的传播模式分析......22
4.1西方语境下的“媒介审判”........22
第五章对“媒介审判”现象的理性思考.....27
5.1“媒介审判”存在的现实意义......27
第六章“媒介审判”现象的防范措施
6.1浅析媒介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
舆论监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凭借新闻媒体作出评论，并对那些违反社会道德或法律的行为提出批评和意见，是公民实现有效监督的主要途径。舆论监督有其法理依据。从宪法学理论基础来看，我国《宪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公民对各级人民大表大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公民的监督权不可非法剥夺。”《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权，第四十一条赋予了公民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从民事诉讼法学理论角度而言，民事诉讼行为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公幵审判原则，即除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其他不宜公开审判的情形外，法庭审理的过程及审判结果都应当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准许公民到庭旁听，许可新闻媒体进行采访。通过公民的有效监督，能够不断强化“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制度，促进各级国家机关的权力规范、有序、廉洁、高效的运行。
舆论监督是防控司法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然而，司法机关审判案件的独特性决定了司法独立的本质。就此看来，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应该如何界定。首先，应该厘清两者关系当中暗藏的三个主体的关系，即法院、媒体和普通民众。一方面，法院强调独立性，媒体主张言论自由，公众更加注重知情权的行使。媒体和公众都要求法院的行为能够“公之于天下”，三个主体之间存在紧张性和不和谐性。究其原因，不乏存在办调二者关系的规则制度存在漏洞，或是规则制度贯彻落实的不够全面和彻底。另一方面，随着新闻媒体作用的日渐凸显，媒体报道的不全面、求点击率而忽视真实性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因此，有效规制媒体的报道行为，对于更大程度上保障司法的公正、公幵、廉洁的运行，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司法与新闻有其价值上的本质差异一一司法是理性的代表，新闻是情感诉求的捷径；司法注重慎言慎行、要求缜密，而新闻更热衷于第一时间的报道，追求的是速度。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舆论和司法独立既存在和谐的一面，也存在不和谐的一面。对于不和谐的一面，需要从现代宪政理论出发，在法律圈定的范围内寻找二者有效共存的途径和方法，从而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融洽关系的构建。
结语
在网络新媒体蓬勃发展的环境下，网民通过网络发表言论，成为引导和影响舆论的非常强大的力量。从“刘涌案”、“药家鑫案”到“李天一案”，网络媒介审判的力量越来越因人瞩目，这样的舆论影响到底能强大到什么程度，以及未来还会不会有相类似的案件发生，都是值得研究的话题。本文探讨了司法与媒介的关系，在查阅中外相关文献，参考国内外媒介审判相关著作和论文的基础上，探析我国国情下的媒介审判及其相关概念，并指出了网络时代媒介审判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网络媒介审判现象的成因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整体描述。本文认为，新闻媒体报道职能越位，大众对司法不透明的不满以及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迅速及网民不理性的态度是造成我国网络媒介审判愈加泛滥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探析了网络媒介审判存在的正反两面的意义，最后文章从媒介和司法两发面提出了从传播者、司法者、网民等三个角度提出了应对网络媒介审判行为不良影响的对策。媒介审判问题涉及新闻学和司法两大领域，涉及面广，知识面宽，相对于国内许多研究者，作者实践经验欠缺，文章中存在的纰漏，还请位老师指正。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四：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形态的创新研究——以手机媒体为例
第 1 章 绪论
现代科学文明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的飞速增长以及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越发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将人们置于在同一个共享信息、分享信息的社会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媒介传递、交换着各式各样的信息。媒介在文明进步、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角色，就如有人评价“当今社会跨入了一个高度的媒体依赖阶段”。随着每次信息科技的革新，都给传统的媒介带来新的思维模式和改变，从而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种媒介之中伴随着网络技术能力进一步增强和移动终端能力的大幅跨越，两者高度融合从而出现的产物——手机媒体，仿佛在一夜之间兴起并发展壮大，成为当前人们生活必备的传播媒介。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追溯至1973年4月的一个清晨，那个砖块大小，被称为“大哥大”——由摩托罗拉公司数十位科学家历经多年研制出的世界上第一部手机，它的出现还只是单纯具有语音通话功能的移动通讯工具，而不能称作所谓“媒体”。直到1990年末期，欧洲移动运营商Vodafone创造了新的SMS短信息技术。从此SMS短信业务广为使用，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可以传播新闻图片的彩信业务，便出现了手机新闻的雏形。在经过后续增值业务手机报、手机广播、手机电视等一系列相关应用在用户之间迅速传播之后，一夜之间“万户千户新闻开”。直到 21世纪初，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通过一步步的改进、发展，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新一代互联网演进，三大网络技术功能不断趋同，业务范围越发一致从而全面启动“三网融合”，将手机媒体的研究推向了更新、更广阔的平台。发展到今天，手机新闻已经成为了风靡大众的主要媒体，在媒介互动、媒介整合、媒介大融合的融合时代领跑着整个新媒体产业。
论文正是从手机的发展历史以及发展现状入手，将手机媒体中一些易混淆的概念进行辨析，进而引出“手机新媒体”的概念。结合报纸与广播联动、报纸与电视互通、广播与电视联姻的媒介融合时代背景，通过分析手机新闻传播特点，联系当前随着媒介融合程度不断继续深入、传播方式日益转变、新技术不断加入、受众需求逐渐发生变化等实际背景，分析手机媒介的出现会使新闻传播的形态发生什么相应的改变，新闻传播会通过哪些方式来实现创新，在发展过程中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与障碍，这样的创新对新闻业甚至对全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2012年开始在全球逐渐推广使用的移动4G通讯网络，让原本方兴未艾的手机新闻定制、手机报、手机广播、手机电视等无线业务更为盛行，笔记本电脑、iPad、车载和户外无线屏幕等各种新型无线接收终端充斥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改变着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在重塑传媒生态。对于手机媒体的研究已经在全球新闻传播学术界如火如荼的展开，国外研究手机媒体的学者中影响最大的专著是保罗·莱文森的《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书中提到“手机将人从室内、机器等事物前解放出来，到大自然中漫游世界。无线移动、无线双向通信的潜力，让手机成为最方便的信息传输媒介”。
国内对于手机媒体的研究时间尚短，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媒介深入社会融合，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媒介融合中的明星产品——手机媒体，关于这一新兴媒介的相关研究无论在学界还是业界也自然开始风起云涌。冯广超（2004）认为数字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将在新旧媒体不断融合中更快捷、方便的传播。张咏华（2002）阐述了媒体技术与人类社会变迁和发展历史是文明不断进步的体现，新闻创新形式也同样迫在眉睫。高丽华(2009)详细介绍了新媒体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所代表的业务发展和新媒体的管理情况，具体分析网络媒体盈利模式、电子商务、数字娱乐、无线增值业务应用程序等内容，系统地阐述了盈利模式的环境下我国3G手机媒体、移动电视、手机、无线广告、精确营销媒体业务应用程序。蒋宏(2006)认为新媒体将越来越多地改变我们目前的生活，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新媒体进行了系统分析，是学术交叉研究领域的新媒体研究反映。匡文波（2006）在《手机媒体概论》中探讨了手机媒体作为继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四大媒体之后的新生力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书中阐述了手机媒体出现的必然性以及通过具体事实展现手机媒体的出现可能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童晓渝（2006）认为手机作为“第五媒体”将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变化。熊澄宇（2001）选编的《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收录了西方科学家、思想家提出的有关上述内容创新思想的代表论文和论著节选。
第 2 章 媒介融合与手机媒体
在数字与网络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媒体形式的创新和媒体行业重组成为了全球关注的问题。类似于手机报、手机电视等手机媒体的创新，翻开了人们现代生活的新篇章。手机媒体的应用，让受众可以不必在固定时间才能看到媒体上的新闻资讯。受众可以通过设置特定手机报推送或者上网随时接收新闻，不必只为了看篮球消息而购买整张报纸，或忍受没完没了的电视广告，只需要下载特定的app，然后剩下的就是乖乖地等着“外卖”叩响手机。
2.1 媒介融合
本部分通过理论分析、实证举例，重点理清媒介融合的基本范畴，并分析媒介融合的深层内涵。
2.1.1 媒介融合的定义
媒介融合就是不同媒介互相影响作用合成一体，最早提出“媒介融合”一词的是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大学教授伊契尔·索·浦尔，他指出媒介融合是媒介的许多不同的属性、不同的功能同化成一体化的趋势并不断突破彼此之间的界限。同样，南卡罗来纳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查尔斯·比尔鲍尔感叹2002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关于媒介融合的学术争论时总结说“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媒介组织、不同的媒介文化环境下，媒介融合有着不同的表象”。言以蔽之，媒介融合就是将传统媒体采编工作相融合，共享信息来源、统一制作从而生产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再通过不同形式的平台推广传播，使受众能够多角度、多方面、更深层次的接受信息。
2.1.2 媒介融合的内涵
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新闻学界、业界的前沿话题，但目前学术界针对“媒体融合”的核心概念仍无法达成一致。基于上述媒体融合的理解和定义，我们可以更深层地理解媒体融合的内涵，并总结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媒介传播技术的融合，媒介平台的融合，媒介产品的融合，媒介企业的融合以及媒介市场的融合。
(1)媒介传播技术的融合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产业所使用的技术原来是各自独立的，有自己不同的特定技术手段和设备。但是，数字信息技术在进步过程中促进了自身在媒介产业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多种数字信息基础的融合形成了新的数字信息技术，不仅保留了之前传统技术的优势，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包括“数字摄像机、非线编辑、数字压缩、数字分配矩阵、节目复用、数字微波、数字调制解调技术，还有数字机顶盒、数字视频存储器、数字视频/音频接收器很多数字技术，都广泛地运用于媒介内容制作、播出分配、传输及接收等各个核心环节。”技术力量的融合正在推动着传播媒介之间的融合。
比如传统的广播媒介，经过数字技术改革，原本的单向传输逐渐向现在的交互传播发展，原本的模拟信号逐渐转变成为数字信号，服务的范围也有地区性拓展至全国甚至全球。平面、音频、视频等单一属性的传统媒介正在向视听多媒体媒介不断演进。
2.2 手机媒体
伴随无线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手机媒体不仅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经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大媒体纷纷投入到手机网络传播的新阵营中。“手机媒体作为互联网与无线通信融合的产物，由于其具有便携性、即时性的优势，集个性化和互动化于一身，成为重要的人际传播方式。”
2.2.1 手机媒体定义
“手机媒体，又称为移动媒体，是手机为视听终端、移动互联网为平台的个性化信息传播载体，它是基于分众传播为目标，定向传播、交互式传播为应用的大众传播媒介。被公认为是在报纸和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的‘第五媒体’。”
手机媒体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数字技术的应用，便携性是手机媒体的最大优势。作为一个扩展的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拥有强大的网络媒体互动功能、快速访问信息优势、跨区域传播等特征。手机媒体也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整合性，可以实时、互动的传递信息，同受众分享非常丰富的数据资源同时，能够做到唯一的多媒体通信隐私，实现同步和异步传输有机统一，传播者和受众高度融合的优点。未来手机终将改变人们的生活，也将更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成为一个整合众媒体的媒介新平台。
手机媒体相对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而言，打破了很多固有的局限，于报纸而言互动性更强，与广播相比便捷程度更高，与电视较之实现了更进一步的自由，与网络相比更加“人性化”，总之手机媒体凭借它精准的识别率、反馈率，在新闻报道各个阶段都创造了新记录，给用户以全新的体验。
第3 章 手机媒体新闻传播形态创新的体现.... 10
3.1 新闻生产即时化 .............. 10
3.2 报道模式多样化 ................. 12
第4 章 手机媒体新闻传播形态创新的意义 .............. 21
4.1 人类感知与理性的延伸 ..................... 21
第5 章 手机新闻传播形态未来发展的展望 ............ 24
第 5 章 手机新闻传播形态未来发展的展望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的新闻阅读趋势也逐渐呈碎片化发展，更多人喜欢利用等车、候机、如厕、乘电梯等零散琐碎的空隙时间来浏览新闻。手机媒介凭借其便携、呈现能力突出的特点，当仁不让地成为受众的“新宠”。手机新闻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5.1 手机新闻传播内容多样化
受众在手机新闻使用过程中，信息消费轻松化的同时也会更加重视新闻信息的内容，报道分析的效力等。信息对受众是否有用，是衡量手机新闻价值的关键。在“媒介为王”、“渠道为王”、“匹配为王”盛行过后，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不断更迭的产品和技术背后，亘古不变的仍是支撑着新闻产出与供给的内容质量。“内容为王”依旧是不变的永恒。
5.1.1 加强与主流媒体交流合作
主流媒体无论它是什么形式都会深深的吸引受众，牢牢的掌控着话语权。因为主流媒体以严肃、深刻、真实的新闻内容赢得受众的信任和追随。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总是会引起社会的热议和广泛关注，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具有普通媒体不可超越的权威性和地位。
而手机媒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了许多弊端，一味地求快导致大量的剽窃，克隆的新闻内容飞速传播，真实性无从考证，越来越多的新闻失实，越来越多的受众质疑只能渐渐削弱受众对手机新闻的信任程度，降低受众忠诚度。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线，一个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所进行的传播，与自言自语没有区别，这样的媒体将无法存活。
结语
手机媒体拥有移动性、实时性、个性化等独特属性，是其他传统媒体不具备的——比计算机更容易携带、使用更加便捷，受众参与度比报纸、电视更高，受众能使用手机随时互动，体验感更舒适。调查数据也都显示手机拥有的庞大的潜在用户群体，是任何其他媒体不可及的，还没有能够同手机一样可以如此深入大众的媒体。当前移动媒体的发展蒸蒸日上。新闻传播形态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展迅速，其形态也呈现出丰富多变、融合吸纳的局面。
在媒体融合时代的大背景下，论文以手机媒体为例具体分析了新闻传播形态的创新特点、创新形式及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论文关于移动新闻在全媒体融合时代下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完善，研究手机新闻传播形态的发展问题仍有很多局限，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上，我还需积累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五：网络传播中的污名化现象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污名”与“污名”概念的发展
污名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蒙受污名的个体或群体屡见不鲜，如身体缺陷者、心理疾病人士以及社会越轨者等等，且范围有日渐扩大的趋势。“污名（stigma）”这一名词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缘起于奴隶和罪犯身上的刺青或烙印，用以象征不光彩的道德地位和社会身份，达到在公共场合警示和回避的作用。“污名化”现象最早由社会学家N·埃利亚斯在研究“胡格诺教徒”时发现并提出，他和哈罗德·加芬克尔以及欧文·戈夫曼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石。1963年，戈夫曼出版著作《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书中对污名现象进行了详尽阐释。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为人际关系中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一种让个体深受贬抑的属性，蒙受污名的个体或群体被贴上贬抑性、侮辱性标志，从而难以被社会所接纳。
戈夫曼及其之后的污名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污名发生的情境性以及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视角，缺乏对蒙受污名者背后推动形成社会排斥和人际分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力量的研究。林克和费兰等人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污名概念进行了补充，他们认为，只有当“人们区分人类差异并对其进行标签、主流文化将被标记者与消极刻板印象相联系、被标记者被认知区分、丧失社会地位、被污名程度受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而定”这五种情况同时发生时，污名才会存在。这一观点由于强化了对社会文化的考量，弥补了前辈们对污名定义的不足之处，因此成为目前最被广泛认可的污名概念。
1.2 污名研究的多维度
具体来说，污名是一种社会性状，是一个群体将贬低化标签强加给另一个群体或个人的单向“命名”权力关系，它的形成过程伴随着不断的社会建构和社会认知，污名化则是这一过程的动态描述。蒙受污名者通常会遭受到人际排斥，他们逐渐丧失社会地位和信誉，丧失自尊心、自信心，凝滞在弱势状态，极难向上一阶层流动。因此，自“污名”问题被挖掘出以来，关于它的研究就不仅限于社会学角度，学者们从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学科都不断对其进行解析。
首先，社会学视角的研究。社会学视角关注污名的产生和表现形式，认为污名是社会分层的必然产物，也是衍生权利和地位的一种手段。这方面的观点指出，污名化问题的核心并非个体知觉者，而是整个社会大背景。蒙受污名者被主流文化所隔离和背弃，在生活资源和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社会的不平等由此产生，而这种不平等又反向促使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巩固以及污名和排斥行为的加剧。社会学视角试图建构一种功能主义模式，用以阐释污名的社会价值，并对社会结构和系统背景下的制度化模式进行探讨。因此，社会学视角有关污名的研究方向可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个体层面上的污名研究；二是制度层面上的污名研究。
其次，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心理学对污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心理疾病污名这一方面，立足于微观认知层面，从危害性、可见性、可控性等多重方面对污名进行维度划分。心理学视角将污名定义为所有知觉或推断偏离规范的情况被贴上标记或符号，进而探索污名现象及其心理效应，研究个体或群体对污名现象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过程，强调污名对个体自尊、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针对污名产生的原因，这一视角的研究至今尚无统一定论。认知说认为，污名来自于大脑知识结构水平与污名形象的对比，而功能说则着眼于阐释污名的价值，认为污名源自于某一群体对提高自尊、增强优越感和群体认同、减轻焦虑以及加强控制的需求。不过这些观点目前都并无相关实验和数据作为支撑。
第三，人类学视角的研究。人类学视角多数被用于有关污名产生的原因的研究。这一体系的灵感来自于进化论，他们认为，污名的产生是出于种族生存繁衍的必然要求。当人类进化出了认知适应能力，会将群体中具备缺陷、低劣特征的个体从集体中排斥出去，从而利于种族长期生存进化，避免这些个体特征寄生在群体之中。污名化则是种族生存和繁衍的一种必要措施。
第 2 章 网络传播中的污名化现象
2.1 网络传播中的污名形象简述
“污名”理论奠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但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被西方学者们重点研究，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则是本世纪初的事。最初，由于研究时间的短暂、研究成果的稀缺使得对这一理论的所知者寥寥。而近些年，状况渐渐有所改善，社交网站新浪微博、知乎等都有对污名化现象的相关讨论，门户网站、纸质媒体也时有对污名概念的援引，“污名”作为一个与社会建构过程关系极为密切的概念，逐渐被人所熟知。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各种污名化现象的层出不穷，以及污名化现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国面临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的污名化现象不断显现，给社会不同的人和群体带来心理上的情绪焦虑，甚至经济、制度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排斥。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由于网络媒介本身的特质，污名化现象在网络传播中发生得更为频繁，演变得更深刻，蔓延得也更广泛。
根据相关研究资料显示，随着网络普及率提升、网民规模的扩大，热点事件的迅速更新、传播，污名化现象也日趋严重。网络的匿名性、开放性、交互性，为人们提供的不仅仅是资源共享和信息沟通的平台，还有发泄不满舆论的空间。污名形象在网络传播中早已屡见不鲜，医生、警察、教师、大学教授、公务员、记者等都深受污名化之害，“公务员”被称为“公务猿”、“教授”被蔑称为“叫兽”……诸如此类的案例不胜枚举。这些贬损人格甚至动物化的称呼决不是社交网络中为了单纯娱乐性而衍生出来的谑称，而是网络人际交往中潜在意识的表征。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社会权力结构丧失原本的威严，精英阶层被打碎一贯的光鲜印象，落下神坛，转而被贴上消极刻板的标签。类似污名化现象的扩散并未停止。在这里，任何阶层或群体，一旦得咎，随时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被丑化成污名携带者。正如欧文·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一书中写道：“污名涉及的，与其说是一组具体的个人，他们可以分为蒙受污名者和常人这两拨，不如说是一种双重角色无处不在的社会过程，其中每个人起码在某些关系和人生的某些阶段里都参与了两种角色。‘常人’‘蒙受污名者’说的不是人，而是视角。”可以说，这一言论对当今网络传播中污名化现象的泛滥或许早有预示。
2.2 网络传播中污名化现象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移动终端的不断推陈出新，人们固有的日常生活结构渐渐改变，这些改变最鲜明地体现在了信息沟通模式的嬗变上。网络一端的交际者简单地敲击键盘或触动屏幕，就能对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某些不确定的个人或群体进行赞扬或批判。网络的易操作性和虚拟性极易造成轻率的舆论态度，也为网络暴力甚至污名化现象培养了根植的土壤。首例大规模网络传播污名化现象已据不可考，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网络虚拟空间中充斥着无所不在的被污名群体，从职业身份污名，如城管、专家等到性别污名，如女博士、剩女等，一些看似互无关联的群体和现象，在蒙受污名化的背后，通过分析却能看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和趋势。以下归纳网络传播中污名化现象的特点：
2.2.1 强势个人或群体更易蒙受污名
在网络传播中，现实生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更容易蒙受污名。互联网的快速推广，为公众重新建立起一个虚拟公共空间，在这个“去身份化”的虚拟空间中，打破了传统媒体集中和垄断话语权的状况，权力结构也与真实公共空间里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与现实社会的污名化现象不同，网络传播中的污名化现象实现了自下而上的颠转。现实生活中社会各领域发展产生的“马太效应”、社会结构的断裂化，使得弱势群体在无限平等的网络空间中，更为积极地获取话语权，污名化现象的对象指向随之发生根本性逆反，现实中的强势群体成为了虚拟空间中的消费对象。原本光鲜的精英阶层，如学者专家、公务员、富二代等等群体，一旦出现与真实社会身份不符合的言行，极容易被贴上标签，形成刻板印象，成为网络主流群体厌恶、歧视和回避的对象。例如 2012 年在网络中掀起轩然大波的的“雷政富事件”，在不雅视频曝光之后的71小时内，这位正厅级干部就被免职、立案调查，处理速度堪称“秒杀”。而这一事件对官员整体形象的损害，形成的标签化刻板印象，则难以估量。
第 3 章 网络传播污名化现象的产生动因............11
3.1 消费文化视角的娱乐精神............11
3.2 个体或群体自我精神的矮化...................13
第 4 章 污名化现象对网络传播环境的反作用..........23
4.1 信息控制和伪装的个人.............23
4.2 公众探隐心理和网络暴力.................24
第 4 章 污名化现象对网络传播环境的反作用
上文从网络传播环境的特性出发，分析了虚拟空间中污名化现象的新特点和主要原因。随着污名化现象的泛滥，网络传播环境本身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这个原本无限平等的维度里，网络人际交往、信息传播习惯和公众心理都随之潜移默化地发生深刻的改变，这一章将从三部分对此进行分析。
4.1 信息控制和伪装的个人
这种情况在虚拟社会中大有不同，戈夫曼的研究理论难以对其全面概括和解释。事实上，全新的网络空间所具备的匿名性，使得身处其中的个人或群体不必像真实社会那样顾虑双重模式，试图构建让任何人认可的全部角色或传略，即劳埃德·华纳所说的“社会人格”（social personality），网络空间中的个人或群体一旦拥有虚拟身份，可以尽情地伪装成他所不是的人，扮演成不是他所是的人。这种“装”难度更低，范围也更广，在网络传播和网络交际模式的作用下，主要通过文字和图片信息交流和发布来实现，比如对宠物过敏者使用他人发布的文章或图片伪装成宠物主人，经济状况不佳者假传奢侈品和豪车照片炫富，公务员以草根口吻发表言论以防被舆论攻击等，2014 年曾有一个典型案例，荷兰女孩Zilla van den Born在facebook发布了在东南亚游玩的照片，让所有人误以为五周时间中她都在东南亚旅行，而实际上她始终待在阿姆斯特丹的家中，那些照片全部是 PS 的成果。
结语
网络传播中的污名化现象既是不断发展的虚拟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体现，也是社会现实形态在虚拟空间的情绪投射，反映了网民大众对社会现象最直观的情感表达。污名化现象的泛化有其必然性，也有可取之处，然而所带来的后果更多的是对个体或群体价值的损害，以及对虚拟社会和谐发展的威胁。
应对污名化现象在网络空间的泛滥，首要的是“去污名化”。
一方面从普通大众网民入手，强化公众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传统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美国的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在 1992 年对媒介素养下了定义：指人们在面对各式媒介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污名化现象的泛滥与公众媒介素养水平息息相关，作为受众的大众网民，原则上应该具备正确理解并解读媒介信息的能力，提出批判的意见，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而作为信息发布者，则要具备传媒素养精神。然而从各式网络污名和网络暴力事件中可以看到，现今网络传播中的大多数人对媒介的理性认识存在欠缺，媒介道德水平有待提高，对信息的警觉性和批判性不足，缺少客观判断。自媒体的发展降低了对信息的把关能力，信息发布者对自身所处位置和所具备的责任认识不够清楚，许多未经证实的消息流入网络空间，被大肆转发扩散。因此，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十分必要。培养客观的媒介批判能力，对信息进行正确判断和理解，积极地运用网络资源、接收信息、传递信息，有利于虚拟空间健康长久的发展以及传播环境的和谐，对污名化现象的泛化也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六：网络文化传播视域下的萌文化研究
第一章绪论
1.1问题的提出及思考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迅猛发展，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变革。当今中国己进入网络消费时代，网络文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并蔓延到全国各个地区，广告、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网络文学、网络视频及图片社交等大众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播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群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众所周知，互联网己然成为大众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手机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交流工具，萌文化就是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与之相对应，依托互联网存在的网络文化则是萌文化形成的文化基础。
由于各国文化的差异，中国国内的萌文化传播现象和日本的“可爱文化”、欧美的波普艺术和洛丽塔情结”有很大不同，国内的“萌文化”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欧美的波普文化和日本的“可爱文化”，但是在“萌文化”的内容、形式尤其是传播主体上仍然存在着鸿沟，而国内对于萌文化的研究鲜有提到这些不同，萌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文化才刚刚进入人们的研究视角。
萌文化的横空出世是互联网技术、消费主义与时代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背后映射出当今社会文化传播的现状和大众的心理需求，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代年轻人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文化基因的显示器。鉴于这一点，研究萌文化对于深层把握当前网络文化、青年亚文化有很大帮助。
萌文化的流行离不开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的广泛传播，它们在线上和线下都影响着萌文化的普及，且每个传播节点都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既包括大众传播，又囊括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是网络文化传播多样化及融合性的典型。因此，从传播学视角对萌文化进行关照，无论对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现实生活中萌文化
正是考虑到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本人将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萌文化的起源、流变、引进与发展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文化传播的特点，对萌文化的传者、受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和当前萌文化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对策做出系统阐述，同时，结合符号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狂欢理论、童年的消逝、低智商社会等观点，对萌文化做一番解读。
1.2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2.1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通过搜集有关萌文化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进行系统总结，得出自己观点，并从中梳理出萌文化的词源、产生原因和受众心理。同时，搜集媒体对于萌文化的报道，搜索萌文化相关主题网站和萌视频相关节目的播放量和受众群，根据自己的研宄分析论证观点。
2）文本分析。对萌文化的主题、符号及意义进行内容倾向性分析和语义研究，探讨萌文化的传播内容和传播特点。
3）案例分析法。选取两个萌文化个案，即视频节目《爸爸去哪儿》和手机APP“脸萌”软件，跟踪统计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内容、传播热度等方面的相关指标数据，研究萌文化的传播媒介及传播效果。
1.2.2创新点及难点
创新点：
1）探究“萌”字的词源和语义流变，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萌文化”的概念，并总结出萌文化的起源、产生、引进及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2）对“萌文化”的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进行深层次解读，将萌文化首次引入传播学研究范畴，而非单纯的从文化现象和经济学方面解读萌文化”产生的原因及萌文化对萌经济的拉动作用。
3）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采集样本数据，了解网络“萌文化”对于网民的影响，研究萌文化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并对未来萌文化的发展建言献策。
第二章网络文化传播与萌文化概述
2.1网络文化传播简述
2.1.1网络文化的界定
网络文化是新兴网络技术和文化内容的结合体，网络文化的迅速普及和快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己成为当代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文化的概念早已被广泛使用，在学界，关于网络文化的研究也比比皆是，与之相应，网络文化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定义，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角度：
第一，从广义上讲，网络文化是互联网时代的人类文化，它既包括传统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精神活动等现成文化内容，也包括在网络中新形成的文化内容及其产品。
第二，从狭义上来说，网络文化是借助电子计算机技术和新兴通信技术形成的互联网文化，是人类在互联网中生成的一切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人们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工作、学习、互动、沟通、娱乐，在此过程中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节奏、知识结构、行为特点、心理活动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促成了新兴网络文化的形成。
以上两种定义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内容上也存在差异，但基本涵盖了网络文化的内涵。事实上，究竟如何对网络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则从狭义的角度定义网络文化，并采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宄所沈杰教授的观点，‘‘网络文化是人们在互联网这个特殊的世界中，进行工作、交流、学习、沟通、休闲、娱乐等所形成的活动方式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等方面的总称”。
网络文化凭借强有力的传播手段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影响着数以亿计的广泛受众，它顺应了风云变幻时代“地球村”形成及“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为大众文化增添了许多新内涵。
2.1.2网络文化传播的特点
网络文化传播侧重探究的是网络文化在互联网中的传播语境、传播过程以及传播效果。它既是人类的一种信息共享活动，也是一个复杂的运行系统。通过上文对网络文化的概念梳理和界定，结合互联网时代人类传播的行为方式，可以概括出网络文化传播的特点。
2.2萌文化概述
萌”的语境生成与语义变迁在中国，萌”字曾出现在多部古代典籍中，根据《汉典》对萌”字的详细解释，“萌”字有两种词性，即名词和动词。
作名词用时，本义是指“草木的芽”，如《说文》中的“萌，草芽也”，再如《周礼春官占梦》中的乃舍萌于四方”；此外第二个常见的涵义是“比喻事情刚刚显露的发展趋势或情况，开端”，如《韩非子说林上》中的“圣人见微而知萌”。
作动词用时，一是指“草木发芽”，如《礼记月令》中的“草木萌动”；二是指开始，产生”，如《商君书更法》中的“知者见于未萌”，再如《三国演义》中的“今日反情己萌，可速诛之”。
由此可见，日语中的“萌”和中文中的“萌”都有“植物发芽”的涵义，在对“萌”字的用法和理解上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日语的“萌”还表示一种情感和情绪，可以描写人的心理活动，而中文中的萌”仅仅表示植物发芽”或事物的开端”。
20世纪80年代，日本“御宅文化”兴起，“萌”字的涵义开始发生变化。御宅，原指那些对动画、漫画及电脑游戏感兴趣的人，现在通常泛指对宅文化或某种次文化深入了解并以此为傲的人。“御宅”这一词语在日文中本来是柩义词，但随着御宅族的增多，目前其词性己趋于中性。御宅文化的出现，以“萌”一词新语义的产生为符号。“萌文”在日本最早是“御宅族”的使用语言，指的是当看到令自己为之一动的动漫人物或网游角色时，从心底自然流露出的狂热喜爱之情。自此，“萌”一词开始被广泛熟知并迅速在日本风靡。
曰本著名学者四方田犬彦在《论可爱》一书中提到，“萌”这个词在动漫爱好者中频繁使用始于2003年左右。他写道，“《读卖新闻》对此做了这样一种解说：这个新的流行语本来是‘萌芽’的意思，但是最近在以动画和游戏为中心的‘御宅族’的世界中用来表达对特定的人物，或是对人物身上一部分要素（诸如制服、眼睛、关西方言等）深深爱慕的状态”。在他看来，“萌”可以看做是在大众消费社会的虚拟现实中发现了“皮格马利翁情结”。
第三章萌文化的传播学解读......19
3.1萌文化的传播者与受众..19
第四章我国萌文化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34
4.1我国萌文化存在的问题......34
4.1.1受众认知程度偏低....34
第四章我国萌文化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
4.1我国萌文化存在的问题
4.1.1受众认知程度偏低
“萌文化”在中国一直被等同于日本的“可爱文化”或“动漫文化”，之所以会带来这种简单的“合并同类项”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公众对萌文化的认知程度普遍不尚。
在这里，公众对萌文化的认知程度不高有如下涵义：
第一，部分人群根本不知道“萌文化”的存在。中国萌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近几年的事，除了专门进行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部分热衷新事物的人群（年轻人）之外，其余广大群众对萌文化并不熟悉。
第二，对萌”和萌文化的概念认识不清。根据调查发现，多数网友对“萌”的概念还仅仅停留在“可爱”上，并不能说清“萌”为何物。事实上，近年来，“萌”字的词性和语义都有了新变化，它不再只是古代人口中的“生长、萌芽、事物的开端”之意。“萌”字的现代意义最先来自于日本上世纪年代的御宅族”，他们解释为“面对令自己评然心动的动漫人物或网络游戏角色时，涌起的狂热喜爱之情”。本文则把“萌”界定为“可爱的人或事物，以及个人对某人或物因强烈喜欢而产生的共鸣感”。这也是目前中国萌文化最常见的涵义。
第三，对萌文化的作用和影响知之甚少。不少人因《爸爸去哪儿》的热播而熟悉了“萌娃”，熟悉了“萌文化”，从而认识到萌元素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除此以外，萌文化也能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改变产品开发设计的指导理念，补充和完善亚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形式和内容。
结语
文化是经济、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文化有主流文化和次文化（也称“亚文化”）之分。萌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亚文化，反映了当前社会人们的审美标准和心理状态。
第一章，本文首先对萌文化的研究背景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大致梳理，接着将本文的研宄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一一列出，从而确定了本文的研宄角度一一以传播学角度切入，研宄网络传播视域下的萌文化。萌文化的传播学研究具有开创性，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萌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迅速，笔者充分吸取国外对于网络文化、青年亚文化、御宅文化、可爱文化的研究思路，使本文在研究视野上更加开阔。
第二部分，首先在概念上探究了网络文化的涵义及传播特点，因为网络传播是萌文化的主要传播类型，弄清网络文化传播的主要特点有利于进一步研究萌文化流行的原因。接下来，本章对“萌”的概念，“萌”的语境生成和语义变迁作了一番厘清。因为国人对“萌”和“萌文化”的认识不足，在“萌”的理解上比较单一，所以探宄萌文化的文化起源、生成因素很有必要。中国的萌文化主要受日本的动漫文化、御宅文化和可爱文化影响，但又不等同于这几种文化。萌文化到中国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创造者、传播者、年龄分布、文化基础、物质基础和表现形式上都与日本的可爱文化有些许差异。因此，笔者将萌文化定义为：起源于日本可爱文化并受御宅文化影响，最初依靠模仿、仿造等手段流行开来，具有解构性、去成熟化、轻松愉快以及消费文化特征的青年亚文化。最后，本章还总结了我国萌文化的特点：覆盖范围广、去成熟化、去政治化、去压力化。
第三章是本文的重中之重笔者从拉斯韦尔的模式出发但不只限于解析，从传者、受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五大方面概括了萌文化的传播过程，从而对萌文化的网络传播作出了比较清晰的解读。移动互联网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手机和互联网，因此，萌文化的传播主体就是广大年轻网民，他们同时也是萌文化的主要受众，这得益于网络传播的良好互动性，使传者与受者之间无明显界限。萌文化的传播内容主要依托萌文化的主题和符号来进行。笔者经研宄发现，以下三个主题在萌文化中比较常见：一是以可爱、温情为主题；二是以恶搞、戏谑为主题；三是以追求个性、展现自我为主题。至于萌文化的符号，则既包括文字、图像、动画、声音、视频等语言符号，又包括姿势、手势、嘟嘴、装饰、着装等各种非语言符号。在探讨萌文化的传播媒介方面，笔者主要从贴吧和、微博、即时讯息和微信、网络视频、网络游戏和手机这五大类进行分析。传播效果上，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做出论述：一是萌文化带动萌经济的发展；二是萌文化丰富了亚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三是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成人的幼稚化；四是萌文化对“低智商社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国人应避免像日本那样出现“笨蛋现象”而陷入“集体智商”衰退。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七：网络舆论与现实民意研究——以城管执法类新闻为例
第一章绪论
1.1选题背景和研究内容
1.1.1选题背景
互联网在我国的应用和普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新媒体新闻报道的变革、网络舆论和现实民意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转型期的异质性社会由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共同起作用。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社会保障体系、市场经济竞争、公民权利等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社会转型期宏观的二元社会结构不仅呈现城乡差异和城乡分隔状态，在社会舆论方面也表现为尖锐矛盾的二元对立——普通民众与权力阶层的对抗。尤其近些年媒体中充斥着大量城管执法类的负面新闻，一度甚嚣尘上、被妖魔化的城管成为了暴力执法、社会不公的代名词，网民通过在微博等新媒体交互平台进行关注、评论和转发为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民主政治提供新渠道和可能性，但是仍存在网络微博新闻报道的失真、社会舆论被放大、非理性情绪的蔓延等负面影响。因此，网络舆论一方面对权力机构形成社会监督，另一方面通过转变舆论引导方式推动社会舆论生态环境的变迁。
1.1.2研究内容
本文以近些年在网络引发巨大争论的城管执法类新闻为研究背景，通过内容分析法选择人民日报微博和南方都市报微博一年之内的城管类新闻，对新闻进行报道数量、报道形式、议题和性质等方面的数据分析，由此研宄受众对该类议题的关注程度和舆论倾向，运用文本分析法分析城管类新闻的网络舆论特点并进一步分析背后的社会原因、心理动因等。另外，以城管类新闻为切入点，笔者对城管、商贩和民众三个群体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了解媒体对现实民意的影响和网络舆论与现实民意的异同。最后，着重从舆论的形成、民粹主义角度和公共空间的理性建构三方面深入分析网络舆论与现实民意的关系。
1.2研究方法
⑴文献综述法：通过搜集、选择、整理、阅读相关文献，理顺已有相关研究的理论，科学认识相关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而找出尚未完善解决的问题。本文将梳理和分析有关舆论、媒介建构、民粹主义、公共理性等研宄领域的概念，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再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为文章提供理论依据。
⑵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宄方法，客观、系统地对传播内容进行定量分析。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城管执法类新闻在微博新闻中的报道数量、形式、议题和性质等做定量分析，根据微博新闻自身特点，加入新闻的平均评论量和平均转发量为研究网络舆论提供数据支持，以进一步分析新闻热度、传播效果和网民舆论倾向等。
⑶文本分析法：本文以微博新闻和相关评论为研究对象，对随机选取的文本进行定性分析，解析文本的文字、符号、语境并归类整理。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文本的间接的、潜在的动机和效果，以分析城管执法类新闻的传播特性和特定热门议题的舆论特点，并且对事实资料作出评述性说明。
⑷电话访问法：本文为探宄社会现实民意与网络舆论之间的关系，需要对一线整治组的城管执法队员进行访谈，为避免工作时间访谈对其工作造成影响或者造成回答顾忌，所以选择电话访问的方式。通过三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城管执法队员的介绍认识更多不同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城管共人进行电话访问，由他们选择安静的环境和合适的时间。访问旨在揭示被访者对城管工作和认识、社会舆论的看法和现实城管与商贩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电话访问进行时不会因为穿着或动作的随意而影响到受访者的回答，对于陌生的城管执法人员，电话的方式更便于追问敏感问题。
访谈法：为研宄对于城管类新闻和城管群体的看法，笔者需要对商贩和民众进行随机访谈。地点选择北京邮电大学南门店铺商贩集聚的社区街道，随机对营业的店铺老板或无照经营流动商贩进行采访，以及正在购买商品或经过街道的附近学生和民众进行采访，并用录音的方式记录。
第二章城管类微博新闻的网络舆论
2.1城管类微博新闻的网络传播概述
二十世纪末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大量工人的下岗，使得社会底层人开始选择在城市里摆摊养家，这给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难度，于是早在1997年我国便已经出现了城市管理职能繁多并有一定权力却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城管一职，从职位定位的初衷来看城管就是政府城市的管家，赋予其各种行政处罚权却缺乏滥用职权的管理制度。2000年就发生了第一起城管打死小贩的事件，城管在发挥职能的同时，也逐渐在民众心中损害政府形象、滥用职权制造社会悲剧危害社会弱者生存和生命。
自2006年开始到2012年陆续出现城管和小贩民众发生冲突致人死亡案件以及威胁到城管部门公信力的事件，暴力事件中城管受害的代表性事件包括2006年北京小贩******因三轮车被扣刺死城管事件、2010年江苏南通小贩侯钦志摆摊因电子称被扣捅死城管事件、2013年处决沈阳小贩夏俊峰持刀刺死城管构成故意杀人判处死刑案件等；而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更是屡禁不止的兰州城管手持扳手和伸缩棍围殴残疾人、延安城管暴碟商户脑袋、云南昭通城管围殴盲人等等。在网络舆论发酵下城管形象持续负面化，当城管已经被污名化和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城管部门回应是真是假，无论城管本身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不会得到民众的接受和认可。
近来城管类新闻的微博报道己经不再如前几年那样受到关注，似乎网民也越发习惯城管与民众的暴力发生城管暴力冲突。归纳来说近一两年的城管类新闻也在持续变化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形势：当城管违规执法或者暴力执法后，有关部门声称执法人员是临聘人员或志愿者，或者城管声称打错人、认错人等原因，这种逃避推卸责任的辩解并不能让大众接受，反而有以临时之名行暴力之实的挡箭牌的行为，城管部门的公信力再一次遭到话病。此类事件包括发生在2013年的城管拒交停车费开车撞死收费老人、公务员散步遭城管人员殴打等。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冲突也时常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暴动，因为有民众拍照城管制止发生肢体冲突而一发不可收拾，这样的两败俱伤只能加剧城管在民众心中的负面形象，也为城管蒙上了心理阴影，事实上没有一方是“活该被打”的。媒体也在借助网路极力逋过正面新闻挽回城管的负面形象，例如城管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好人好事，也有突出城管执法能力和创新的新闻，例如城管运用数学知识拆穿当街乞讨高中生的骗局、城管运用高科技眼镜拍摄下执法过程等等，亦或是微笑执法、打造高学历或女神城管的新形象等等，但有时适得其反，却遭到网民的质疑：十余名河南城管打扫街道被疑摆拍，因为十余名城管集中不到平米的路面清扫空无一物的路面，遭到了网友的恶搞和质疑，进而演变成网友的吐槽式狂欢，城管也承担着以往不被认同的负面形象的压力。
2.2城管类微博新闻的内容分析
2.2.1样本界定和类目设计
1.样本界定
目标媒体的界定：本研究以微博新闻媒体一一人民日报微博和南方都市报微博为研宄对象。在选择具体媒体时既包括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中国的第一大报为背景，具有权威性严肃性极强的人民日报微博，也包括引领中国媒体舆论、所属南方报业集团、以高学历和社会精英阶层为主的南方都市报微博两家代表性媒体。人民日报微博依托于专业性权威性极强的传统媒体背景在新浪微博粉丝数高达2718万以上，关注时事的同时也利用长微博深度评论对舆论进行引导并且针对热门社会事件挖掘网民舆论；相对于人民日报微博作为机关报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新浪微博粉丝数647万的南方都市报微博更具有地域性特点，依托于南方报业集团，主打广州、深圳两大城市面向珠三角地人群，在南方地区甚至全国有独具特色和影响力。
时间范围的界定：本研究是现状调查研究，因此选择2013年6月到2014年5月这一年中两家媒体微博发布的城管新闻。从这样的时间跨度来看基本囊括了2013年和2014年的大事件，也有利于分析一年之内城管类新闻在报道数量上的规律和态势。
分析单位的界定：在人民日报微博和南方都市报微博的搜索中査找关于城管的各类新闻，根据研究需要以城管为主体的新闻价值为落脚点包括新闻消息和媒体评论，如果仅仅有“城管”的关键词，但是并未与城管新闻的议题为主则被排除，另外微博转发中的回复和新闻补充亦不在考察范围之内。例如毕业生选择城管工作、以突出社会问题的城管执法行为等等。
2.类目设计
参考新闻内容分析法和城管类新闻相关研究，根据本研宄的目的和需要，以适应微博新闻的内容分析因此设定了以下主要类目：
⑴报道类型：①微博消息；②微博评论，在微博字以内的简短评论；③长微博评论，除微博字的简要评论外附长微博或链接的深度评论。
⑵议题内容：①城管暴力执法；②城管受伤受害；③城管工作违规；④城管工作争议；⑤城管问题困局评论；⑥城管被误解的苦主形象；⑦有关部门回应城管事件；⑧城管正面形象宣传。
⑶内容性质：①正面，对城管执法表示肯定并且树立城管正面形象；②中性或混合，消息或评论对城管执法或形象描述并无明显倾向，例如舆论对城管的不利影响、城管被污名化的深度评析等；③负面，报道城管暴力执法、违章乱纪等负面形象以及流露批评、谨责的语气。
第三章城管形象的现实民意调查.........34
3.1城管的访谈研究.......34
3.1.1城管的工作职能.......34
第四章网络舆论与现实民意的冲突.......49
4.1关于城管“的舆论.....49
第五章建构公共理性空间........52
5.1民粹主义视角下的分析......52
第四章网络舆论与现实民意的冲突
4.1关于“城管”的舆论
由上文得知，城管执法类微博新闻的网络舆论有以下特点：第一，网民的刻板偏见对整个城管群体造成污名化，并且对商贩群体以相对弱势心态带入，将复杂变化的社会问题简化为尖锐的二元对立矛盾；第二，辩证理性观点存在但是力量薄弱，盲目的非理性情绪和暴力倾向的言论依旧为主体；第三，新闻媒体有意引导舆论走向，但是受众仍然更多关注和评论暴力、争议类负面议题。
另一方面，根据对城管、小贩和民众的访谈内容来看，关于城管形象的现实民意却呈现另外的特征：从一线城管执法队员角度而言，现实执法情况相对媒体报道更加乐观，事实上商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他们反而会利用舆论压力无理取闹，而且民众对城管群体依然存在误解和偏见；从商贩角度而言，文化素质水平的欠缺使这个群体缺乏自觉的公共意识，一味认为城管管理方式欠妥，却不自我反省对城市市容市貌的影响；从民众角度而言，市民普遍承认对城管的工作职能了解片面，自身并未过多接触过城管群体，评价和印象几乎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质疑媒体过度报道城管负面印象的动机，并且能够辩证看待城管和商贩的对立关系。
第五章建构公共理性空间
5.1民粹主义视角下的分析
“城管”群体一旦遭到媒体的污名化、妖魔化的传播报道，便会在网络中掀起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浪潮，虚拟世界的言论进一步对现实生活中的城管执法、商贩从商和普通市民的想法构成一定影响。民众中存在的反抗力量和对社会利益的诉求表现在现实民意中，也反映在网络空间中。相比前者，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和交互性使非理性情绪和消解权威的反抗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这些促进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动因既来源于也反作用于现实世界中民众的社会诉求和反抗情绪。本文涉及了作为权力阶层的城管执法人员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对立关系，上文分析了网民对城管类新闻的网络舆论和民众对城管执法的现实民意，从中不难发现社会舆论中的反抗和对立情绪，接下来将从民粹主义领域探析背后的动因。
5.1.1民粹主义的概念
民粹主义在政治学的百科全书中所意指的是“在制度层面上，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在复杂的历史、心理和社会经济根源的培植下孕育而成的政治心态，而非一种典型的哲学或意识形态；在思想层面上看，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现代现象，它在适应经济现代化中产生了农业民粹主义，而作为一种对代议制的回应，则形成了基于大众政治动员的政治民粹主义。”由此可见，人民指的是与权力阶层和社会精英相对立的普通民众，甚至是为受过完整教育的人甚至非智识分子，这些大众面对权力阶层的主宰与控制与之形成了对立和反抗的关系，民众因为占据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即被认为拥有更大的合理合法性，可压倒一切反对势力。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八：中国网络诙谐文化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的意义
中国社会发展速度惊人，人们的生活压力也随之增大，需要宣泄和娱乐。网络的迅速普及为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网络诙谐文化应运而生，诙谐文化的受众面广，影响力也因此不能小觑。
网络的匿名性和平等性，让很多网民有意愿和可能在网上以各种诙谐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宣泄不满，这种表达背后隐藏着最真实的想法。可以说，诙谐文化通过网络的病毒式传播已然渗透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因此，换个角度思考问题，透过这些诙谐文化的流行性，可以解读网络诙谐文化背后的社会作用力。所以，网络诙谐文化的研究不仅仅具有趣味性，更具有现实意义。
1.2 主要内容、创新点及难点
1.2.1 主要内容
诙谐文化虽然很早就出现在人类发展史上，但是始终处于非主流的地位。网络的出现让诙谐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所以，网络诙谐文化的研究离不开网络、诙谐以及诙谐文化三者。本文的主要内容也是针对三者的关系展开，首先对三者进行独立阐释，分析网络特点，区分诙谐、幽默和滑稽三个相似词、追溯诙谐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然后，将三者融为一体研究，为网络诙谐文化概念进行界定。
在对研究对象概念界定后，研究必然要分析它的特点。网络诙谐文化由于传播媒介、创作主体、传播内容等因素的不同特点，所以呈现出不同传统文学中的诙谐文化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网络诙谐文化蓬勃发展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这些特点的研究和分析更有助于对网络诙谐文化社会作用力的分析。
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弗·杰姆逊曾说过，“考察文化的一个有趣的角度是弄清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作者此受到启发，所以论文的第三个重点是网络诙谐文化的社会作用。网络虽然是个虚拟空间，但是参与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文化的影响总是潜移默化的，网络诙谐文化定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影响，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力。
1.2.2 创新点
目前，学界对诙谐文化的研究集中于对文学作品中的诙谐因素进行研究，分析诙谐产生的原因，但是对诙谐产生的社会作用研究极少。本文把网络诙谐文化产生的社会作用作为一个研究重点，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
网络诙谐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大量相关论文都是针对一个诙谐现象进行微观上的分析，角度单一。本文将从宏观角度对网络诙谐文化进行论述，跨学科，从传播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吸取知识来综合分析。
1.2.3 研究难点
网络诙谐文化顾名思义，研究的内容来源于网络。而网络信息量大、内容更新快，信息保存性较差，搜集整理有效信息会有一定的困难。另外，诙谐文化内容涵盖面广，在学术界仍然没有明确的定义。本文尝试对诙谐文化进行概念界定和分类，但是分类的标准如果不明确，就会出现分类不全，内容交叉，文章条理混乱的问题。所以，在对诙谐文化分类方面，本文从主要采取的是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无意识的关系》一书中的分类标准，在分类标准下对网络诙谐文化进行分类阐释。
第 2 章 网络诙谐文化的界定
网络诙谐文化是网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网络诙谐文化的定义也要在网络文化理解的基础上。本文将网络诙谐文化的界定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对网络文化进行定义，然后是网络诙谐文化的界定。这样从网络诙谐文化和网络文化两者间的关系出发，同时也可以弥补网络诙谐文化研究资料不足的缺陷，更利于对网络诙谐文化的理解和掌握。
2.1 网络文化
网络文化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应运而生的文化，是一种新生事物，新型文化形式。遵循研究传统，在对网络文化进行研究前，我们首先要对网络文化进行定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网络文化研究步入学术的轨道，这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发展至今不过十余年。”但从研究初始阶段，学者们就致力于给网络文化一个明确的定义，目前约有200多种概念界定。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学术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定义。
网络文化是一个复合名词，由“网络”和“文化”两个词组成。在对其进行概念的界定时，学者们也往往从两个角度出发，一个是从外在技术角度，定义侧重于研究网络传播和技术特点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另一个是从内在内容角度出发，侧重于研究网络文化有别于传统文化呈现出的新特点。
当然，无论从这两个角度中的哪一个角度出发都有失偏颇，所以业内普遍认为综合这两个角度才是正确的看问题方法。美国学者David Porter认为：“网络文化是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依靠网络产生、形成或者借助网络得到延伸发展的各种现象的综合。”具体来说，他把网络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物质层面、以网络协议规范和法律为内容的制度层面、以网络道德和网络价值审美等为研究对象的精神层面。中国学者李仁武更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网络文化进行界定，“从狭义角度理解，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所进行的教育、宣传、娱乐等各种文化活动，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网络文化是指包括借助计算机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
2.2 网络诙谐文化
网络诙谐文化是网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的层面对网络诙谐文化的具体现象进行分析，并没有宏观的解读。所以，在对网络诙谐文化的概念界定时，本文从网络文化中引出网络诙谐文化。简单地说，网络诙谐文化指的就是带有诙谐性的网络文化。
在此，我们要有必要解释一下“诙谐”这个词。西方学者谈到诙谐时，总是将诙谐与喜剧连在一起。李普斯曾直接将诙谐定义为某种完全主观的喜剧，是使喜剧任何有意识的和成功的再现。无论是作为研究的喜剧，还是处在事迹情况之中的喜剧。喜剧可以称得上是西方诙谐产生的摇篮。现代学者也普遍认同，“诙谐属于戏剧性范畴，其基本内涵是融深邃凝练于风趣自然，寓理性批判于嬉笑怒骂，透过智性的表层语言能指来对客观当下现实所指作出深切的审美关照。”这样的诙谐具有幽默色彩。
我国最早的诙谐鼻祖可以推到庄子，宋人黄震在《读诸子·庄子》中认为，“庄子以其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渺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而对“诙谐”一词的使用则早到东汉时期，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中的《汉书·东方朔传》。书中写道：“其言专商鞅、 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汉书对东方朔性格的描述与还有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滑稽列传人物颇为相似。滑稽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六十六，是专门记录滑稽人物的类传。我国对“诙谐”一词的使用多带有滑稽的意思。
“诙谐”一词与“幽默”、“滑稽”关系密切，界限也比较模糊。但是，仔细分析，三个词还是有所区别。
从词的感情色彩上讲，“幽默”是一个褒义词，它是humour一词音译过来的外来词。1924年5月，林语堂在《晨报》俯瞰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首次将“humour”翻译成“幽默”。“滑稽”则偏向于一个贬义词，多用于形容言谈举止令人发笑。“诙谐”一词则既是褒义词，也是贬义词。褒义词用作比喻人风趣幽默，贬义词用作表达人无厘头滑稽。可见，诙谐范围较广，包含了幽默和滑稽双层意思。
第 3 章 网络诙谐文化的成因................8
3.1 后现代文化的文化大背景................8
3.2 社会传统及人们的现实需要.....................9
第 4 章 网络诙谐文化的分类................16
4.1 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16
第 5 章 网络诙谐文化的特点............21
5.1 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的特点...............21
第 6 章 网络诙谐文化的社会作用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谈到：“人表现为言谈的存在者。言谈就是人的价值观、伦理观、行为规范的承担者，言谈背后是人的生活家园”。???网络诙谐文化是人们的网络诙谐表达形成的文化，这种庞大的文化创作群体用这种文化隐晦地表达这自己的价值观，这是社会的呼声。
图表 6.1 中的数据显示，我过网民的规模和互联网的普及率逐年呈直线上升。这是庞大的舆论力量，网络诙谐文化的繁荣正是它的努力结果，所以，网络诙谐文化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不可忽视的社会潜在力量。
结语
网络诙谐文化内容庞大，它是网民集体智慧的产物，是一种民间艺术。如同艺术存在的原理一样，“艺术之所以必要，其原因在于它是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在不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实现了快乐原则”，诙谐的美学意义也在于此。网络诙谐文化带有比较明显的美学价值。
此外，网络诙谐文化会随着网络的发展、网民数量的增多不断丰富，网络诙谐文化的壮大对这个社会产生着日渐庞大的作用力。现阶段来看，这种作用力在产生正面作用的同时也有弊端不断显现。网络诙谐文化的良好发展需要健康的网络环境，而健康的网络环境是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我国对网络的立法也已经提上日程，各种相应的规章制度也在日渐完善中，网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自我规范意识的加强都将促进网络诙谐文化的良性发展。
网络诙谐文化至今虽然与主流文化有所交流，却仍然不能融入主流文化洪流中，其实这也是网络诙谐文化独特魅力和生命力所在。它传达着民众追求话语权利和构建自由平等空间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多样价值观和对主流意识及权威的挑战。对它的研究，我们当然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站在多元立场上，客观辩证地分析。
本文研究较为宏观，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虽然列举一些事例进行更进一步阐述，但微观研究仍然不到位。网络诙谐文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产物，涉及学科较多，作者只能以传播学为主，融合小部分其他学科知识，这也导致某些问题的研究可能会带有片面性。网络诙谐文化背后折射出社会的五光十色，需要更多学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九：《长沙晚报》爱心助学报道研究(2006-2012)
第1 章《长沙晚报》爱心助学报道现状
《长沙晚报》作为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它一直紧握时代脉搏，抓住社会热点，关注社会民生。自从 2004 年长沙市政府启动“500 万元”爱心助学活动以来，《长沙晚报》就积极参与报道，为受众提供最新的助学资讯，为贫困学子与爱心人士牵线搭桥。《长沙晚报》既是一个爱心交流平台，也是一个传播平台，它吸引着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助学。如今，爱心助学报道已成为了《长沙晚报》不可或缺的一种新闻类别，逐步占据着重要的版面。它在具有新闻价值的同时也蕴含了更深层次的公益价值。与其他同类媒体相比，《长沙晚报》的爱心助学报道具有自身特色，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1.1 爱心助学报道受到重视
“议程设置”是媒体不可忽视的重要功能。显然，媒体对于某类题材的重视程度越高，受众的关注度也会随之增加。根据统计研究的结果显示，《长沙晚报》对爱心助学这类报道题材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具体表现为：一是能够抓住有利时机进行集中报道；二是报道版面以要闻版居多。
1.1.1抓住有利时机进行集中报道
本文通过对《长沙晚报》2006—2012 年有关爱心助学的新闻报道数量进行了逐年统计，并特别考察了《长沙晚报》每年 6—9 月爱心助学报道数量占全年报道数量的比例情况（见表1.1），试图从宏观层面去了解《长沙晚报》关于爱心助学报道的发展变化及具体走势。
我国从2005年开始重视对现代慈善文化的建设，《长沙晚报》紧跟政策潮流，对爱心助学活动进行了大量报道。据统计，2006—2012年《长沙晚报》共有674篇爱心助学报道。《长沙晚报》关注、参与爱心助学活动，并抓住有利时机对爱心助学活动进行集中报道，从而扩大爱心助学活动的影响力，并促使爱心助学活动收到实效。
1.2 爱心助学报道具有自身特色
媒体通过报道体裁、报道议题等方面的选择和强调，可以形成自身特色。《长沙晚报》2006—2012 年的爱心助学报道，其体裁以消息为主，时效性强；其报道对象以群体为主，偏向于报道集体性的助学活动，影响范围较广。此外，报道还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以及“软文”特色，让人感到亲切而又印象深刻。
1.2.1消息为主，时效性强
从表1.3中可以看出，2006—2012年《长沙晚报》爱心助学报道的体裁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消息、通讯、深度报道（包括解释学报道、调查报道等）、评论、访问、其他等。经过统计发现，在这些爱心助学报道中，以篇幅短小的消息为主体（见表1.3），时效性强。
根据表1.3显示，2006—2012年《长沙晚报》爱心助学报道共674篇，其中消息有469篇，占该类报道总量的69.58%。尤其是在2007年，消息成为了首选体裁，占到了当年爱心助学报道总量的80.27%。在这个信息时代，“求新、求鲜”，抢抓时效，已是每个媒体不约而同的选择。在新闻体裁中，消息以短小、精悍著称，它灵活快捷，具有较强的新闻传播力。
第2 章 《长沙晚报》爱心助学报道的问题探因
近些年来，《长沙晚报》的爱心助学报道在传播爱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呈现出一定的自身特色，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来新闻常规、媒介自身以及新闻从业者素质等多方面制约因素的影响。
2.1 新闻常规因素的影响
新闻常规即从媒介作为一个生产性组织的层面来看，为保证组织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新闻的制作，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程序来帮助记者判断和选择新闻。受新闻常规因素的影响，《长沙晚报》爱心助学报道存在一些问题，如偏好政府、专家等权威消息来源、对草根阶层缺乏足够关注等。具体来说，新闻常规因素对《长沙晚报》爱心助学报道的负面影响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2.1.1 过分追求“时效性”而依赖单一信息来源
新闻报道不能没有时效性，但如果过分追求时效性，则会使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单一，使信息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受到影响，使媒体的话语权失去平衡。2006—2012 年《长沙晚报》的爱心助学报道正是因为过分追求时效性导致了信息来源的单一性。
《长沙晚报》作为一份日报，截稿期限是许多记者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这种约束条件下，记者作为信息采集者，为了压缩信息采集的时间，完成采集任务，消息源是否便利则成为影响他们选择的重要因素。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够时刻守在消息源的“一线”，尤其是遇到一些复杂的新闻事件，记者往往没法亲赴现场，只能依赖于它的“代理观察者”，从他们的口中来获取信息。这种局面不仅造成了记者对于信息了解的程度有限，还会造成他们对相关人士的依赖。在日常生活中，政府、企业以及明星等常常与媒体打交道，他们甚至会向媒体主动供稿。这会导致媒体采用的消息来源会更倾向于这些便捷的渠道，以保障记者能够迅速高效地采集到所需的信息，以便在截稿时间内完成新闻报道。而草根群体相较之下要想表达利益则困难的多，他们没有这种信息上的优势，没有一定的平台和渠道去接触媒体。新闻常规强化了这种信息筛选机制上的不平等，导致话语权出现不平衡现象。
2.1.2 过分依赖权威信息来源使“真实性”受影响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信息来源又是其“真实性”的基础。因此，如果媒体的报道在信息来源上过分依赖固有而单一的权威信息来源，很容易导致新闻报道的宣传化和广告化，从而影响新闻的“真实性”。
爱心助学报道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题材，对新闻真实性有着更高的要求。因为爱心助学报道多涉及捐助金额以及受助名单等受众极其关注的信息，这需要采用可信度高的消息来源，才能确保新闻的真实、可靠，富有权威性。为了确保新闻的这种“真实性”，媒体常常采用“新闻归口制度”来固定记者的采访路径和题材涉及的范围。“麦奎尔提出，消息来源对媒介的接近与使用有赖于消息来源自身的权力与影响力、能否有效地提供适合的材料、良好的公共关系以及他们与媒介的共同利益和媒介对他们的倚赖程度等。”从这一点考虑，政府部门或官方组织无疑占尽了天时和地利，他们凭借自身权利和影响力，成为了爱心助学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长沙晚报》作为一份党报，在追求新闻“真实性”的方面同样依赖于权威信源，这无形中忽视了草根的爱心诉求，使爱心助学报道在真实反映不同阶层的人们奉献爱心方面表现了不足。
2.2 媒介自身因素的影响
媒介作为生产和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也常常受到自身因素的制约。尤其是《长沙晚报》作为一份创刊较早的党报，虽不断地调整办报思路，适应潮流，但依然摆脱不了自身因素的制约，例如缺乏创新力、缺乏舆论监督传统、重官方轻草根等，这也使得其爱心助学报道出现了许多问题。
2.2.1 体制老化缺乏创新力
《长沙晚报》创刊于1956年，虽历经改革，逐渐朝着都市报纸迈进，但其终究还是一份市委机关报。即使是都市报的色彩再浓厚，还是打上了行政管理的烙印。它在人事任免、目标确定、日常管理中都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份成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报纸，由于体制老化，没有转企改制，缺乏独立运作的主体。” 《长沙晚报》的体制老化特别体现在采编队伍的固定上，即许多记者被安排在某一条固定的线路。统计资料显示，2006—2012 年《长沙晚报》从事爱心助学报道的主要记者为 3 人，编辑固定为 1 人，极少有新面孔加入。“专人专线”使得这些采编人员在进行爱心助学报道时出现了思维定势，总是年复一年的依葫芦 画瓢，套用写作模式。他们认为这样既避免了出错，又节省了思考的时间、完成了发稿任务。
事实上，倘若一份报纸仅仅依靠行政上的优势与其他媒体竞争，不努力创新，这不仅会失去读者，也最终会被市场淘汰。《长沙晚报》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在不断尝试改革，增强了招聘的公开度、透明度，引入竞争机制，让记者、编辑竞聘上岗，种种措施打破了报社传统的用人机制。但是，这种做法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其模式无法让报社的面貌焕然一新，无法从根本上激发从业人员创新力。
第3 章《长沙晚报》爱心助学报道的改进策略 .................. 33
3.1 以人为本，展现正确的人文关怀 .............. 33
3.1.1 关注普通人的助学故事 ................. 33
3.1.2 维护受助者的人格和尊严 .............33
3.1.3 确立正确的角色定位 ...................... 34
第3 章《长沙晚报》爱心助学报道的改进策略
目前，传媒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长沙晚报》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纸媒，在经历“同城竞争”和“同题竞争”的尴尬局面后，又迎来了新媒体的强大挑战。它应如何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做好爱心助学报道，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3.1 以人为本，展现正确的人文关怀
进入信息时代，新闻业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尤其是爱心助学报道已经成为各类媒体展现品牌形象的重要方面。只有以人为本，尊重他人，将人文关怀注入爱心助学报道之中，才能有效提高报纸的竞争力。报纸不应该只是信息的传播者，也应该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者。《长沙晚报》的爱心助学报道要展现人文关怀，具体来说应从以下三点着手：
3.1.1 关注普通人的助学故事
媒体具有构建社会环境的功能，它可以通过报道助学活动、宣传爱心助学的典型人物，培养公众助学理念、强化公众慈善意识、推动慈善事业发展。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媒体都会拿出一定的版面和空间对爱心助学活动进行报道。但其中的许多报道不以公益为先，而是渲染和炒作少数企业家、明星等公众人物的助学行为，忽视了对普通人助学故事的关注。2010 年底，有这样一个人闯入了公众的视野，他就是草根慈善家阿里木。他只是一个卖羊肉串的普通小贩，却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着助学，用赚来的血汗钱帮助了数名孩子完成了学业。他的事迹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引起了社会的强烈讨论，激发了普通民众参与助学的热情。这个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媒体应该突破对强势群体的过分关注，增强对普通个体的报道，积极树立和宣传爱心助学人物的典型事迹，激发社会全体民众助学的热情和动力。
结语
我国仍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爱心助学事业尚在起步阶段，公众的助学意识、慈善意识不强，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这种种因素制约了我国爱心助学事业的发展。爱心助学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密不可分，它承担着调节贫富差距、软化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不得不承认，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重视爱心助学的报道，关注助学事业的每一次进展。
《长沙晚报》办报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尤其是它在爱心助学报道方面较为成功。本文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2006—2012年《长沙晚报》的爱心助学报道在宏观上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并在微观上对典型案例进行了定性分析。2006—2012年《长沙晚报》能够抓住有利时机对爱心助学活动进行集中报道，且以要闻版居多。它通过对报道体裁、议题等方面的选择和强调，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2006—2012年的爱心助学报道以消息为主，时效性强；通过报道各类群体活动，使爱心助学活动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激发了普通受众参与助学的热情；此外，其爱心助学报道聚焦本土，凸显了浓厚的地方色彩等。虽然《长沙晚报》2006—2012年爱心助学报道特色明显，但是通过对其消息来源、报道态度等因素进行分析，也发现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人文关怀不够、报道的视觉冲击力不强、内容深度欠缺、舆论监督不力以及草根话语权缺少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长沙晚报》爱心助学报道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也制约了爱心助学事业的长远发展。究其原因，爱心助学报道主要是受到了新闻常规、媒介自身以及新闻从业者等方面制约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十：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社会的舆论动员力量是传统媒体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以个体为激发点，新媒体为中心策源地，公共卫生安全类热点舆情事件爆发的时间周期不断缩短，频率不断加快，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就提出“媒介即讯息”的理论，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对媒介形式本身进行探索，深刻指出媒介技术的重大影响力。在那个电视被称为新媒介的时代，麦克卢汉这种异于常人的理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在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此理论却是极具前瞻性的。今天，新媒体技术的崛起带来了以互动性、多元化为特征的网络社会，网络将民众与公共事务联系起来，成为现实社会的“显微镜”、“望远镜”与“放大镜”。网络社会的崛起，直接引发了现实社会基础结构、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网络社会改变了舆论的生产方式，舆论的社会动员功能得到强化。网络公众话语权所形成的舆论监督，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内涵之一“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相吻合的。随着主流媒体失语和媒介分层趋势的愈演愈烈，网络为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利益需求的平台和空间，使得舆论的生产打破了精英话语权的垄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网络舆论凭借其共时性、匿名性和互动性等特点，逐渐占据了传媒竞争的优势地位，网络凭借其超高的信息量成为网络民意“井喷”的发源地。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说过，“当代的舆论几乎是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再也没有比舆论更可怕的洪水泛滥了，而且这滔天的洪水还看不到消退的迹象。”与现实社会不同，在网络世界里，任何的个人和机构都可能成为信息源，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和多元化。网络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网络化是当前的基本趋势。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对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研究必须重视网络舆论的力量。
近年来，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近几年的热度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逐步成为网络舆情的热点领域之一，以 2011 年—2012 年的相关数据为例，对这一阶段的舆情热点事件数据进行统计发现：纵向来看，2012 年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相较2011 年增加到了 10%，横向而言，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在所有的舆情热点事件中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详细数据如图 1.1 所示，其中内环为 2011 年的数据统计，外环为 2012 年的数据统计。
1.2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从数据和案例出发，在搜集整合大量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案例的基础上，对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频发现况及其网络舆情的热度和热点指数进行分析总结。阐释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与一般类事件网络舆情的不同特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揭示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信息传播的“自组织性”、演进方式的多样化以及议题的“流变性”。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具有高度的利益相关性，波及范围广泛，变异程度较高，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群体恐慌，导致网络舆情危机的形成。对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的危机表现及产生原因进行探析，指出当前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危机应对的误区，并提出行之有效的网络舆情危机应对策略。
1.2.2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通过仔细查阅大量的相关著作、论文、研究报告等资料，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揭示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的的传播规律。
2、个案分析法
转型期的中国处于一个公共事件的高发期，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频繁发生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案例。笔者广泛搜罗近几年典型的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例，如“镉污染事件”、“核泄漏”危机事件、“毒胶囊”事件、“防控甲型 H1N1 流感”“上海毒校服”事件、“毒奶粉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白酒塑化剂事件”、“药袋苹果事件”等，并实时跟进最新的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结合相关理论对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进行分析。
3、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也称对比分析法，是指对同类事物进行对比，分析其异同，进而判断事物的优劣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对比一般类别网络舆情事件，分析出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区别于一般类事件网络舆情的不同特征，以达到认识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本质和规律的目的。
第 2 章 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的相关概念及发展现状
本章将对舆情、网络舆情及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内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揭示目前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成为热点舆情事件的现状，并从社会、技术和公众三个层面对其成为热点舆情事件的原因进行解读。
2.1 相关概念界定
学者们针对舆情以及网络舆情内涵有过诸多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就目前来看，学界并没有就二者的概念达成统一的意见。笔者试图从整合各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舆情以及网络舆情的内涵作出更为科学、系统的阐释，并对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内涵及分类进行阐述。
2.1.1 舆情的内涵
各学者对于舆情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界定。其中，王来华、张客生、刘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王来华将舆情界定为“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执政者以及其所持有的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刘毅认为，舆情是公众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对于自身所关心的或者与其利益紧密相连的各公共事物所持有的意见和态度交错的总和。张克生则从广义上对舆情作出了界定，他认为舆情就是民众的主观意愿、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况，既常说的“社情民意”。
学者们对于舆情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本文认为，对于舆情含义的理解，应当把握四层含义：其一，舆情反映的是民意，是民意的集合，换句话说，缺乏民意也就不存在舆情。其二，舆情对于执政者的决策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三，舆情所反映的民意，是能够对执政决策者形成影响力的“民意”，并不包括所有的“民意”。其四，舆情影射社会现实，是反映社会变化和时代发展的社会皮肤。
2.1.2 网络舆情的内涵
关于网络舆情的定义，各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郝英杰等人认为，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公众在互联网上针对某一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所表达的具有一定倾向性和影响力的共同看法和态度。纪红等人指出，网络舆情是在网络空间内，网民围绕舆情因变事件对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意见和态度。刘毅认为，网络舆情在网络上进行表达和传播，是民众对自身关心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某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曾润喜给出的定义是：网络舆情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通常由各类突发事件所引发，是人们对于事件所持有的态度、认知以及行为倾向的集合。
2.2 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成为热点舆情事件的现况
近年来，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扎堆出现的现状引起了相关网络舆情的井喷，本节通过数据的整理和对比指出，横向而言，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在近年热点舆情事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纵向而言，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舆情热点指数不断升温。
2.2.1 公共卫生安全类热点舆情事件扎堆出现
近年来，各类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扎堆出现。从环境污染型到各类中毒性事件；从食品安全类事件到疫情类事件，事件发生的频度越来越高，密度越来越大。以食品药品安全类事件为例，比较瞩目的有“塑化剂”、“皮革奶”、“毒牛奶”、“地沟油”、“毒胶囊”、“地沟油”、“瘦肉精”、“蒙牛致癌”、“染色馒头”等。食品质量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健康，近几年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牵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笔者对 2011 年—2013 年公共卫生安全类的热点舆情事件进行了梳理，详情如表2.1 所示。
第 3 章 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25
3.1 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自组织”性.....25
3.1.1 网民“内部协同”下的信息“自组织”...............25
第 4 章 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危机................53
4.1 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的危机表现................53
第 5 章 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危机应对策略....................62
5.1 确立全方位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62
第 5 章 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危机应对策略
针对形势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类网络舆情事件，如何及时、迅速、准确地搜集和审视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的生成与传播，抢占公共卫生安全网络舆情的制高点，及时给予积极反馈和正面引导，解除各种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消极因素，迅速控制并平息各种不良事态，是当前公共卫生安全利益相关者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危机的应对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从事前、事中、事后实施阶段性应对措施。笔者将从确立全方位的预警机制、构建快速有效的反应机制、加强公共卫生领域法制监管以及实现有效的引导这几个维度来分析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危机的应对策略。
5.1 确立全方位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套合理完整的预警机制对于网络舆情所引发的危机事件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预警”一词起源于军事领域，原指通过预警来提前发现、分析和判断敌人的进攻信号，并把这种进攻信号的威胁程度报告给指挥部门，以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即预先发布警告。我们所探讨的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危机的预警是指从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征兆出现到危机开始造成可感知的损失这段时间内，对网络舆情尤其是负面舆情的及时妥善地控制，从而达到有效化解网络舆情危机的目的。网络舆情危机预警的意义在于及早发现危机的苗头，及早对可能产生的现实危机的走向、规模进行预测和判断，及早通知各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网络舆情预警有助于在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发生初期就及时地发现危机状况，有利于跟踪舆情的发展情况，因此，构建全方位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对于预防网络舆情危机的生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结论
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与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随着近年来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频发，人们对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人们提供了关注的平台，也给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舆情的衍生和发展带来了契机。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热度的不断攀升意味着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对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的网络传播进行规律性的揭示具有现实性意义。笔者通过大量案例的梳理及相关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其传播规律进行探析。
1、从宏观上来看，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信息的传播具有明显的“自组织”性，并体现在舆情信息传播的方方面面，主要表现在：“非线性化”的传播方式，网民“协同”作用的突出，“正反馈”效应的集聚，自组织下“蝴蝶效应”显著，另外“自组织”下信息传播的极化现象凸显。正因为如此，对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不能采取“封”、“堵”、“删”等硬性措施，老一套的强制性管理在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的管理中不仅无法取得预期效果，还有可能引来矛盾的激化、公众恐慌，甚至导致群体行为的发生。
2、从中观的角度来看，公用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演进的方式多样，大致可分为直线型、单峰型、双峰型或多峰型这三种基本类型。不同的因素导致不同演进方式的形成，不同的演进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3、微观而言，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的议题具有流变性；其话题首发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包括传统媒体、官方通报以及网民爆料三种不同形式，爆料主体仍然以传统媒体为主，网民爆料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议题构建具有多向互动性：从网民到传统大众媒体的“溢散效果”，即议题从非主流媒体流向主流媒体的现象，新媒体时代，这种溢散效果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议题构建模式，是对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的挑战。从传统大众媒体到网民的“共鸣效果”，即从“领袖”媒体流向其它媒体从而引起一系列报道的反应，被称为“共鸣效果”。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议题演进推动力具有多重性，包括大众媒体、意见领袖以及普通网民。议题具有转移性，其转移模式包括以下四种：直线模式，指的是事件议题自始至终都围绕一个子话题在讨论，没有出现议题的任何转变。转移模式，指的是从一个议题跳跃到另外一个议题，两个议题之间存在某种实质性的关联。嫁接模式，指的是两个议题本来毫无关系，后来因某种原因转化成为同一个议题。分叉模式，指的是由于新因素和变量的出现，原本的一个议题分化为两个或多个议题。其中，分叉模式是公共卫生安全类事件网络舆情中占比最多的模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