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于弹幕的三大基本概念
在阐释弹幕文化的生产消费机制前，首先应提及的是作为客观实在而于弹幕文化中扮演基础角色的弹幕、弹幕平台及弹幕引擎。毋庸置疑，这是一切受众接触、行为实践、文化生成的基础工具和手段，就如只有先了解流水线各环节，掌握一整套运作方式，才能投入生产、引发消费，继而形成规模，明确与弹幕文化密切关联的三大基本概念——弹幕、弹幕视频网站、弹幕播放器，是开始文化研究的首要步骤。
本章共分为三节内容：第一节，通过厘清“弹幕”一词的流变过程，为“弹幕”正源的同时通过跨文化概念的对比辨析，得出一个关于“何谓弹幕？”的较严谨准确的基本定义。据笔者观察，其他相关研究文章中涉及弹幕基本概念的部分大多草草截至于此，本文则试从表现和内容层面进一步加深剖析，丰富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在本章第二节中，将对弹幕视频网站的历史特别是在我国的发展进程做一个纵向的梳理，并对其类型按一定标准进行初步划分，明确本文重点针对的狭义的弹幕文化生产消费基础平台；在第三节中，则从信息技术层面上明确承载弹幕功能的技术基础及其转型趋势，并论及当前典型的几种播放器及其功能分类及特殊机制，据此透视弹幕功能的实现手段，为后文弹幕传播特性的阐释提供基础和依据。
第一节 何谓弹幕
一、“弹幕”一词在文化传播中的流变
本部分将通过梳理在跨文化传播中“弹幕”词义的流变、转移过程，按时序及传播方向简要选取几个重要节点为“弹幕”正源，以便更准确地为“弹幕”定义。
第一，中日语源。从语源上看，中、日“弹幕”一词最早均出现于军事领域。中文中，“弹幕”指的是军事用语领域，炮火射击过于密集以至于像一张幕布一样的炮兵战术（barrage）；日语中，“弾幕（だんまく）”则用于形容防空炮射击所产生的密集破片，并非正式的军事术语。
第二，进入 ACGN 领域。“弹幕”一词正式进入 ACGN 领域并广泛传播，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1997 年，以《怒首领蜂》为代表的一系列日本街机射击游戏开拓了“地方的炮火无比密集”的弹幕风格，弹幕开始用来表示シューティングゲーム（STG，纵版射击游戏）中“被大量的敌弹所袭击”的场面（即敌弹密集成“幕”的状态）。而这种经常会有大量敌弹出现造成类似地毯式轰炸场面的 STG游戏，也被从一般 STG 中分离出来，有了“弹幕シューティングゲーム”（弹幕STG）之称。
之后，随着游戏平台（如街机 Arcadegame、红白机 Family Computer）、卡带等及其山寨版本在中国市场通过各种正式、非正式渠道迅猛发展，其搭载的弹幕 STG 也将“弹幕”的第二种含义融入了我国文化中。
第三，初现于弹幕视频网站。“弹幕”一词首次在弹幕视频网站出现是在日本宅向站点 niconico 视频，作为弹幕视频网站始祖，niconico 视频在 2006年 12 月 12 日至 2007 年 1 月 15 日，即建站后首个开放测试版本“ニコニコ動画（仮）”时期，投稿的歌曲视频レミオロメン的《粉雪》中，发生同时大量コメント出现覆盖视频的情况，因形成了类似横版 STG 中的弹幕状态，而被用户特别指明并引发了针对性的讨论发言，由此肇始提及的“弹幕”的说法便在niconico 视频流传开来，此视频也被 niconico 视频用户称为“弹幕的原点”、“弹幕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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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何谓弹幕视频网站
一、弹幕视频网站在文化传播中的发展演变
弹幕视频网站诞生至今虽历时尚短，未满十年，但依照其发展规模及影响程度，已经可以被归为在线视频网站的一个重要分支。弹幕文化的发展依托的是弹幕视频网站这一迷群载体，只有充分了解弹幕视频网站在国内外的发展历史，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弹幕文化的演进机制。以下将对弹幕视频网站这一具有新兴外壳的在线视频网站形式，从出现到引入我国到壮大至影响网络流行文化的传播过程进行梳理。
首先是诞生。2006 年 12 月 12 日，经过之前一段非开放的私人经营时期——“ニコニコ動画（试）”，niconico 视频开始提供实验性的视频服务，即最初的网站测试版本“ニコニコ動画（仮）”。当时的 niconico 视频将存储于 YouTube上的视频外链到本网站的在线网页播放器，并创造性地在播放器中加入可以浮于视频上像字幕一样实时留言的评论功能，由此开辟了在线视频观看的新方式，niconico 视频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带有“弹幕”功能的视频网站并发展至今，虽然随着商业化发展进程，niconico 视频业务内容不断向外衍生扩大，但弹幕视频业务始终是占其主导的核心业务。
其次是引入。2007 年，国内一群宅文化爱好者受到 niconico 视频这一有趣的观众参与视频评论形式的启发，开始在自己的站点“肥猪网”实验效仿，并将这种评论形式以“弹幕”代称，在意外取得不错的反响后，这一说法也在宅文化圈小范围流传开来，2007 年 6 月，AcFun 建立，建站之初，网站运营内容为新番[10]动画连载，2008 年 3 月，AcFun 也开始借鉴这种视频评论形式，几乎以“移植”或“汉化”的方式，将大量 niconico 视频站内的投稿作品、用语及其他文化产物全盘搬运到 AcFun，并明确而直接地打出弹幕视频网站的旗号。在肥猪网因不明问题关站后，AcFun 之势一时无两，成为我国宅文化圈内颇具影响力的本土视频网站，发展至今，AcFun 可以说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弹幕视频网站。
再次是发展。作为一个个人网站，早期的 AcFun 常因为诸如服务器遭攻击等问题，网站运行往往不稳定，情况严重时甚至被迫暂时关停整修，在此期间上线的回音山、酷 6 网旗下主打高清 MAD的 acgfield 等弹幕视频网站都只是昙花一现，直到 2009 年年中 AcFun 出现长达半个月无法访问的严重情况，由原 AcFun用户“⑨bishi”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建立的、旨在提供更稳定弹幕视频服务的mikufans 成为了 AcFun 的临时备用站，在 AcFun 恢复运营后，mikufans 并未彻底消失，2010 年 1 月 24 日，mikufans 更名为 bilibili，在 AcFun 站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分流了 AcFun 的部分核心用户及已经习惯于 bilibili 的其他老用户后，bilibili 作为独立的弹幕视频网站发展起来。其间也出现过 2dland、幻世界等几个类似网站，而 bilibili 则逐渐以良好的用户体验、丰富的站内资源、一批人气 UP 主等优势在我国宅文化圈中站稳脚跟，与 AcFun 二分天下。同时，一些其他类型的宅向网站也开始借用这一理念推出“类弹幕”的互动功能，如在线原创漫画网站“有妖气”的吐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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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弹幕文化的生产消费核心——弹幕视频网站用户迷群
一种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归根结底源于“人”的创造活动，弹幕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在明确了关于弹幕的三个基本概念后，弹幕文化究竟如何构成，究竟以何种方式运作，其文化内容又是从何而来，是什么促使这些内容源源不断地出现??等等，只有厘清这些，才能从文化这个宽泛且边界朦胧的大概念下，一窥究竟何为根本，是什么造就了弹幕文化，并据此给弹幕文化一个更清晰的轮廓。而要回答以上问题，务必需要一个最能够辐射八方的视角，于是本文选择以弹幕视频网站中的生产者——“受众”为重点研究对象，着重从弹幕文化的核心“人”及其所构成的群体来展开考察。
第一节 弹幕视频网站的用户群体特性
一、“迷”与社群的基本概念
如前文，在亚文化的定义中“社会中的某一群体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特征、具有了其他一些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明确提到了“人”及其所构成的群体在亚文化形成中的核心主导作用，弹幕文化也不例外，古语有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是弹幕文化中的重要单元，它呈现出基于弹幕视频网站活动的生产者、消费者的诸多特性，而要明确弹幕视频网站的用户群体特性，首先就要了解两个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迷”与社群。
（一）何谓“迷”
众所周知，我国网络常用语中的“粉丝”一词来源于英语的“fans”，常与“fan”混用，指对某个对象具有狂热爱好的个人或群体。与一般受众相比“，fans”或“fan”只是一类“过度的受众”，他们之间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并没有类属上的根本差异，而随着网络文化发展至今，其含义、用法等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1、从翻译方式来看，除了“粉丝”以外，其他一些词汇被受众以音译、意译等方式赋予了对应关系，如“饭”、“迷”。
2、从构词方式来看，开始缩略为词缀与其他名词联合使用，灵活地构造出诸多新词，如“XX 迷”、“XX 饭”、“XX 粉”，不过这三者因为习惯搭配及使用频率的不同在指适用范围上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差别。
3、从适用性来看指涉范围，“XX 饭”与“XX 粉”基本相同，“XX 迷”的指涉对象则更为广泛，整体上从早期其指涉对象多为人，增加到文化、事物，甚至思想等等都可以含纳在内。
4、在程度上，已不再单纯地强调狂热，词义有变轻的趋势。
基于以上，本文采用“XX 迷”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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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弹幕视频网站上的迷群生态
一、迷群制度——遵循社群的规约与分工
弹幕视频网站迷群是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生产消费群体，这与其早期的发展史有颇深的渊源，也是弹幕视频网站与传统主流视频网站不同、与协作型网站及一些细分型网站相同的重要性质，这一性质促使弹幕视频网站的运作遵循社群的协作分工、持续互动、共同规范等自组织性的结构特点。
（一）以用户为中心的内容生产活动
除涉及小部分购买与合作版权的作品外，弹幕视频网站的内容基本都是由用户生产（含搬运），网站管理员只负责基本的投稿审核和网站维护（特别是网站发展早期），首页及每个分版的内容均是通过综合视频的更新时间、浏览量、收藏数、推荐数等数据，借助特定算法进行即时的自动推送的，因此也会出现数年前无人问津的作品被重新发掘，一夜间名声大噪的情况。而用户的活动方式也不局限于传统的上传视频，基于弹幕视频网站的特性，用户提供弹幕评论这一简便至极的方式既是在消费视频内容也是在其上进行新内容的再生产，同时，这一内容也会通过自动化的云屏蔽和用户定制屏蔽得到筛选。弹幕视频网站这一以用户生产内容为核心的传统，是因早期网站的个人站点性质，加上对 niconico 视频的用户定位的模仿而形成的，它就像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自有机制的分享平台，一切内容均由用户自行通过生产消费来提供和优选，降低了编辑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用户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对比我国其他追求“全内容”的传统主流视频网站，如优酷、土豆、搜狐视频，其内容都是主打官方（职业）生产（含购买转载其他媒体内容），即便有个人频道/自频道/自媒体这样的分版设置，在网站首页上也是默认位于版面视觉较不重要中下部分，而事实上，其内容也并非所谓那么的“个人”，基本还是以官方外包给一些工作室进行的专业生产内容为主。
究其原因，所有的内容提供型网站，除了强社交型，大部分由用户生产的内容都需要进行自动或人工处理，将符合需要的内容寄予更高的曝光，将不佳的内容进行反垃圾处理，传统主流视频网站也不例外。基于网站类型及内容和受众定位，传统主流视频网站的首页内容推送基本都是由网站编辑进行，虽然作为综合性的视频网站，其用户生产内容在绝对数量上远远要比弹幕视频网站大得多，但一方面，依照传统主流视频网站追求时效资讯及普遍适用的编辑方针，用户生产内容只有极小部分符合编辑需求，而其他的绝大多数都无法得到推送。另一方面，以鼓励用户生产内容降低网站内容生产成本的方式，在面对海量的用户上传内容时，可能产生反效果，反而增加了提供获取质量达标内容的成本。举一个较极端的例子，如用户一天提交了一百万份作品，其中质量不佳的占到了 99%，网站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从这一百万份中把那一万份的好作品找出来，这一成本可能就要远高于购买一万份专业生产内容的成本，所以传统主流视频网站即便打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等招牌鼓励原创，并通过“订阅”和“浏览相关”等自动化推送功能，向浏览者提供一些用户生产内容来弥补，但始终改变不了或者说也不想改变囿于竞争需求而以官方（职业）生产内容和外包的专业生产内容为主的现状，用户仍是、也只能是消费的主力，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和历史所决定并固化下来的，很难再有较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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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于弹幕视频网站的弹幕文化价值考量..........51
第一节 UGC 加 PGC 模式的文化生产力.........51
一、三个概念：UGC、OGC 与 PGC.........51
第二节 弹幕视频网站上的迷群经济..........55
一、将非官方生产纳入产业链的迷群经济........55
第三章 基于弹幕视频网站的弹幕文化价值考量
弹幕文化的生产消费动力来自于弹幕视频网站上的宅文化迷群，而这一群体为何能带来如此源源不断的生产力，这种生产模式对其他文化的生产有何种启示，以及弹幕文化作为小众文化中的一种，在多变的网络环境中，大众化的冲击会对其带来何种影响，是否会转变其存续的路径等，都是针对基于弹幕视频网站的弹幕文化的极其有必要的价值考量。
第一节 UGC 加 PGC 模式的文化生产力
一、三个概念：UGC、OGC 与 PGC
（一）何谓 UGC、OGC、PGC
UGC（User-generated Content），也称 UCC（User-created Content），这一概念起源于互联网，并伴随着以提倡个性化为主要特点的 Web2.0 概念兴起。顾名思义，UGC 指的是用户生产内容，UGC 模式即用户就个人喜恶，将自己生产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使用行为由原来的消费为主变成消费和生产并重，Web2.0（论坛、博客为代表）和 Web3.0（社交平台、微博为代表）的相继流行，UGC 模式功不可没，YouTube、MySpace 等网站都可以看做是 UGC 的成功案例，在 UGC 模式下，网友不再只是观众，而是成为互联网内容的生产者和供应者，体验式互联网服务得以更深入的进行。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分工出现专门化、专业化趋势，网络平台上早已有之的生产内容又被细分成另外两类：OGC 和 PGC。
OGC（Occupationally-generated Content）即职业生产内容，指的是在网络平台以生产内容为职业的人，根据工作需要进行生产活动所产出的内容；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又称 PPC（Professionally-produced Content）指的则是专业生产内容，即指某一领域专家、权威或有一定专业背景的用户，以其专业知识、技能就其专业领域生产的内容，具有一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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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认为，弹幕文化：第一，从种属来看，它是网络亚文化（次文化）的一种，同时也是宅文化的衍生文化，目前仍包含在宅文化中。第二，它是指以弹幕视频网站为平台，借助其上的宅文化迷群，以基于弹幕播放器的弹幕系统的核心机制所带来的特殊传播效果，进行生产消费活动，形成的特定的网络亚文化形态，其中包含诸多生发于宅文化的特定用语以及基于弹幕机制而形成的典型生产消费循环乃至信息编解码模式。
本文基于弹幕视频网站的现状，通过国内外对比分析，透视弹幕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是如何在特定的平台特定的群体中实现文化的生产消费的有机循环的，同时重点探析与其传播特性、方式及效果有关的三方面，一是弹幕这种独特的评论形式，二是作为其平台的弹幕视频网站及文化生产消费的核心——受众的身份与心理，并据此探究弹幕文化的形成方式、动因，三是弹幕文化发展路径的借鉴价值及前瞻。
弹幕文化是弹幕视频网站用户基于弹幕这一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评论形式，在网络社群交流中所创造的，受众借助弹幕这个网络亚文化的分支宅文化的表现手段的一个节点，通过生产消费活动构建了一种具有相对独立结构和使用群体的文化形式。而在这其中，受众是核心，弹幕评论形式、弹幕视频网站迷群都是以各自的传播特性对受众的行为心理进行巩固和放大，因此，这一受众主导的文化生产消费模式能极具创造力和生命力，并为其他文化生产消费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也因此，笔者认为一旦悖离其核心受众——宅文化群体，弹幕文化将失去内驱力，或同化为普通的主流网络文化。
对我国新媒体时代文化产业特别是动漫产业发展而言，难以把握受众需求，抓住受众心理，是其长期面临的窘境，本文则以传播学视角，通过一系列关于弹幕、弹幕视频网站、弹幕文化的剖析，同时从最核心的受众生产消费行为、心理展开核心视角，在中观及微观层面，阐释新媒体语境下宅文化迷及迷群的新选择、新特点及其文化生产消费活动及文化的建构，探析网络文化及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的多样化在受众把握方面的借鉴价值，以期为我国为类型化的网络平台及动漫产业文化的发展做一个参照。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二：宏观拓展、微观深入——大数据时代下的新闻生产革命
第 1 章 “微”时代遭遇“大数据”：新媒体时代的新革命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注定是不平常的十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变革层出不穷，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观。网络传播快速地告别web1.0 时代，又飞快地将 2.0 时代抛诸向后，大步踏入移动传播时代，智能手机以及刚刚露出尖尖角的可穿戴媒介对大众媒介发出了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我们与曾经辉煌无比的大众传播时代且行且远，然而加速度快跑的传播革命从来曾停下歇息，很快，我们又迎来了大数据革命。2013 年我们又进入了“大数据元年”，“大数据”一时成为信息产业、网络行业以及新闻传播界的最热门的词汇，“大数据”的狂欢盛宴开启。大数据的优势也开始浮现，伴随着自媒体的兴盛，移动终端的多样化，交流平台的多维度，人们生活、工作的各个细节产生的数据正在海量的生成，而分析与数据环境的关联性、海量数据并行处理机构、云计算、网格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又使得收集和处理海量数据成为可能。当下，大数据可谓是真真切切的充斥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影响着政治、经济、传播、医疗等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产业发展的固有模式，在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的同时，也为人们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方式。
1.1 大数据的两面：极宏大与极细微
“大数据”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如同信息领域中大多数的新兴概念，对于大数据，至今尚无一个确切的定义，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它表示数据规模的庞大，但仅仅数量的庞大显然无法看出大数据这一概念与“海量数据”、“超大规模数据”有什么区别，在维基百科上大数据的定义是指“利用常用软件工具来获取、管理和处理数据所耗时间超过可容忍时间的数据集”；麦肯锡全球数据分析研究所于 2011 年 5 月发表论文提出“大数据是指大小超出了典型数据库收集、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国际数据公司（IDC）的定义是“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数据体系、多样的数据类型、巨大的数据价值”；此后，研究机构 Gartner 又对这一定义进行了完善，其认为“大数据不仅是数据容量巨大，而且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④。确实大数据并非单纯的海量数据以及高数据指数增长速度，它是对当前架构所需要作出调整的数据理解的新方式和新理念。国内学者喻国明对“大数据”的定义是：“所谓大数据是这样的数据——规模大、非结构化、数据集彼此无关联，需要快速分析，且其分析依赖于新兴的技术人才”。
虽然“大数据”这个概念在我们看来只是数据静态集合的对象，但目前 “大数据”的内涵绝对不是常识的望文生义所能理解的，它是大规模数据集合、高科技自动化处理、加工技术与极高应用价值三者的统一：首先“大数据并非大量数据简单、无意义的堆积，数据量大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可观的利用前景。由于最终目标是从大数据中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新’信息，所以必然要求这些大量的数据之间存在着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才具有相当的分析挖掘价值。数据间是否具有结构性和关联性，是‘大数据’与‘大规模数据’的重要差别”；其次，大数据技术是从各类繁多的大数据集合中，快速获得的有价值的信息技术集成系统，它能够使大数据中所蕴含的价值得以被有效地、快速地发掘和展示出来；最后，大数据必须是跟某一行业应用相关的，有极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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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微”时代与“大”数据
在谈论大数据对人类传播活动的影响时，先来看一下我们目前所处的传播时代，即一个“微”传播时代。
2013 年 1 月，当奥巴马夫妇出现在就职舞会上时，台下的人群纷纷拍照，如上图，这壮观的一幕正是“微”传播时代的典型场面。在过去，当公众人物出现时，闪光灯响成一片的是各路记者，是职业传播者，与多数民众基本无缘，而如今，照相机就掌握在万千民众手里。作为个体，他们的身份极微，他们的设备极微，他们采集和生产的内容极微，他们单个的作用极微。然而这些“微”个体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极宏、极大的传播力量。大数据的内容来自何处，正来自对这些“微”个体的海量般的“微”内容、“微”行为的汇聚。当然，大数据技术不是简单地对“微”传播内容和数据的汇集，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微内容、微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从而化腐朽为神奇，使众多的“微”产生宏大的价值和力量。
1.2.1 旧“微”与新“微”
前大众传播时代，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是极“微”的，媒介是微小的，传播规模是微小的，内容是极少的，能使用媒介的受众是微不足道的，数量上的微不足道，传播媒介和传播权力被少数人所垄断，普通民众在传播权力、影响力上同样是微不足道的。
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之后，大规模的现代传播技术得以运用，大量的职业传播者利用大众媒介向大批量的受众传送大批量的信息内容。特别是电子媒介产生之后，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入地球村时代，信息传播可以瞬时传送到全球范围，信息贫乏与信息饥渴的时代已经过去，信息爆炸和信息丰裕乃至过剩将人类带入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然而大众传播是点对面的单向传播过程，多数受众只是被动的接收者，根本不能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和创造中去，能享受到的传播权力是很“微”小的，受众面也经常被当作乌合之众，是孤立的单个原子的机械的组合，如一盘散沙，相对于职业的大众媒介和大众传播者，受众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符合大数原则的信息内容才会被传播出去，多数信息内容都被当作冷门的内容被舍弃。所以，大众传播时代只是在某些方面变大了，这种大规模、大批量是粗放的、粗糙的、选一舍万的，既不全面，也不够细致深入。所以大众传播时代仍然算作是旧“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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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机遇、转折与创新：媒体新闻生产的革命
大数据时代下，人们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渠道、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政府机构、媒体、企业等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外，用户数据、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 UGC、移动终端的地理信息、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信息的数量急剧增长，大数据的到来，打破了新闻媒体对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垄断地位，使得新闻生产不再依赖原先等级化的权力结构，在传统媒体的周围，迅速崛起了无数个社会化的媒体。传统媒体的生产方式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大数据时代下的新闻生产具有哪些特点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2.1 机遇：夕阳西下的传媒新闻生产的救赎
传统新闻业的新闻生产被限定在特定的专业组织内部，受众基本没有机会参与新闻生产的过程，新闻生产作为对“现实”的再生产，无法摆脱社会语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新闻生产必然会刻有社会的印记，虽说，在专业性组织内部的新闻生产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它受到社会外部性的约束，在任何社会体系中，对现实的“社会建构”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个人行为的私人意愿，但是组织是具有强迫性限制的。在社会体系中，权力组织对媒体组织新闻生产的介入和控制是无处不在的，有西方学者发现，新闻记者与政府的各种官僚机构保持着高度的统一，对新闻记者来说，整个媒体已经被官僚式的组织了。新闻媒体给记者们分工，可是记者们所报道的大部分新闻都是从相应的官方机构里得到的，权力机构为新闻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新闻来源。因此，新闻生产的核心，就是新闻记者与权力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各自背后新闻机构和政府机构的互动。媒体身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其新闻报道并不是中立的，它依赖于国家，依附于权力机构，受制于权力组织，在这种背景下，新闻生产是一种偏向于权力的倾向性生产，当然，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与媒体制度下，传媒组织与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状态与权力结构往往存在差异，在有的社会语境里，传媒的专业自主性比较强，在媒体自主性和社会控制之间能维持一种平衡；在有的社会语境中，媒介则受制于外部力量的控制，新闻生产自主空间小，媒体独立性弱。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颠覆了此前传统媒体受制于外部权力控制的格局，因特网技术释放出的巨大解放能量，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垄断地位，使得新闻生产不再完全依附以往的权力机构。
从各个方面来看，移动传播或者说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传播已经对媒体行业的新闻生产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无处不在遍布天涯海角的智能手机终端，拥有亿万用户的发达的社交媒体，人人皆为记者的传播格局，随手拍照、随手发布的轻巧、快捷的传播方式，使信息发布或新闻报道再也不是职业媒体人的专利了。即使是再敬业、能力再强的传统媒体的精英人物，在信源的获取、时效性等方面也难抵众神狂欢的手持移动终端的草根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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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条件：新闻生产利用大数据的必然性、可能性、可行性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为职业传媒的新闻生产带来重大的转向，本文下面将分别分析新闻生产利用大数据的必然性、可行性与可能性。
2.2.1 从信息社会到大数据时代：人类传播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整个人类社会的传播发展进程来看，新闻生产利用大数据正是人类社会需求的必然产物，这正是新闻生产利用大数据的必然性。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传播活动的发展一直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一是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宏观发展方向，一是向着更细微、更加观察入微的微观方向深入。一般认为，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人数首次超过蓝领工人及 1957 年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标志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成为社会的核心资源，信息社会的迅猛推进令人类告别了信息稀缺的时代，迎来了信息丰盛直至过剩的时代。然而信息在量上的过剩并不等于在质上的丰满，信息的种类基本上局限于大众媒介依照大数原则生产出来的标准化、工业化、商品化的内容，远远不够全面和深入，也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当网络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更全面更深入细微的大数据时代理所当然地取代了信息社会。正如前文所述，大数据不仅是指数据规模大，更指它的种类多，涵盖了非常广泛而细微的方面，数据大而全，宏而微。更重要的是，大数据是即时的、不断变化的、互动的数据，它是广泛连接起来的数据，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固态数据。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将图书馆看成是唯一的知识库，但数字化的内容正在逐步且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这个观念。最初用来在专业人士之间传送数据和计算机程序的数字媒介很快就变成了全民共享的万维网，经过大约十年时间就永远改变了人们看待信息以及访问它们的方式。……加上电子邮件和即时信息的普遍使用，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即时连通的世界，这个世界具备了通过巨大的跨全球社会网络建立生产性联系的可能性” 。
“即时连通”、“巨大的跨全球社会网络”、“建立生产性联系的可能性”，从这些字眼里就可以解读出大数据的更深的内涵。大数据是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播技术不断发展进步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和阶段。由此也奠定了新闻生产利用大数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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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内爆”与融合：大数据在新闻生产中的运用及影响...........32
3.1 大数据引发新闻生产领域的“内爆”.................32
3.1.1 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引入大数据技术................33
第 4 章 仍需努力的未来之路：问题与挑战...............44
4.1 资本与权力：作为公器的传媒需要拥有更多数据............44
第 4 章 仍需努力的未来之路：问题与挑战
大数据时代无疑是一个高效利用数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很多问题都可以被迅速地发现和解决，所需要的成本也不如以前那么高，它无疑对现在的生产、商业，乃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多数人发现了大数据的好处，并将大数据作为解决问题的捷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让人们认为大数据时代是完美无缺的，可是大数据时代真的是完美无缺的吗，在商业和金融行业风生水起的大数据技术，是否真的也能在传媒业中如鱼得水，这还是有待于讨论的，大数据时代的确是有其存在的优越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受到时代、技术、还有经济方面的制约，虽然大数据能收集到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能循环使用，还能有二次使用的价值，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的数据都是及时的，海量的数据也必然存在着时间的偏差，由此也可知，大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是不可以全盘接受的，还需要人力去辨别。大数据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交互共享度，以及技术难关，还有把关难的问题都是大数据时代下的新闻生产所需要解决的。
4.1 资本与权力：作为公器的传媒需要拥有更多数据
虽然大数据时代下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数据始终是大数据的根本，没有数据也就无从谈起大数据。在我国，数据的获取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些数据无法完全公开，数据存储和挖掘的技术达不到，大数据公司垄断数据等等。有时有的新闻都是在国外或者是信息发达的地方先发出，我国再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呈现。大数据时代，数据也就意味着金钱，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一个行业的发展走向，之所以会有数据垄断的现象，也是因为大数据的利用首先是在金融、商业方面，媒体的利用率还没有那么高。
由此，我们看到，当前的社会中正存在着一个新生的马太效应，即正日渐扩大的“大数据鸿沟”。这一鸿沟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资本与设备层面。有的机构或公司因为财力雄厚，拥有充足的设备，而另一些机构或公司则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不能够购买到最先进最强大的大数据存储、处理的设备；第二是内容层面。例如谷歌、亚马逊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国内后起的像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巨头，都已经拥有了巨大的数据资源，在内容层面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公司或机构。相形之下，其他众多的公司和机构只能算是贫下中农，处于内容的赤贫状态，急需输血、救助和扶贫；第三是技术和思维层面。大数据需要最新的技术人才，技术人才的拥有同时也意味着大数据思维的具足，缺少了技术人才的公司和机构，必然在大数据的竞争中处于弱不禁风的劣势中。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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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9 世纪曾经在美国新闻史上叱咤风云的报业大亨普利策曾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上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经历了互联网和大数据冲击后的职业传播组织、职业传播者是否依然如此？还是正如朱光烈所预言的那样的未来“我们将化为泡沫”?
乐观者欢呼我们的所在的是最好的时代，悲观者则叹息这是最坏的时代。传媒业在经历了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后，又将全面经受大数据时代的洗礼，这是职业传播组织和传播者的时代性大课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行业命运。无论是什么媒体，无论是喜爱还是排斥大数据，都将被卷入这场壮观的迁移洪流中。传媒业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正在不断地、无情地发生转变、转折和变革，既然无法改变这种趋势，就只能去适应它，“勇敢的告别昨天，迅速地走过今天”，在大数据带来的传播革命的洪流中，做一个勇敢而娴熟的冲浪者，行走在风口浪尖之上，继续做人类社会中担负环境监测功能的哨兵和船头上的了望者。
在过去的时代，尤其是信息极度残缺和不完整的时代，受制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只能采取以点代面的大众传播方式，而随着信息丰裕乃至过剩的网络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类的传播活动再次发生重大变革，新闻生产将在宏观上向更大、更全、更高拓展，同时又在微观上向更细、更深、最精致处深入。这是网络时代和大数据时代馈赠予人类的一份厚礼，尽管它同样是不完美的，但已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
传媒业行动起来，拥抱全新的大数据时代！我们失去的是一个过时的大众传播时代，得到的是一个更“宏”亦更“微”的新新传播时代！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三：“留守儿童”形象的媒介呈现研究——以《华西都市报》和《大河报》为样本的分析
第 1 章 《华西都市报》和《大河报》“留守儿童“报道现状分析
1.1 “留守儿童”形象性质分析
本论文研究的留守儿童的形象性质分为正面新闻、中性新闻、负面新闻、不可辨识和均不符合以上四种类型的算作其它，共五类，所占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采取四舍五入的方法得到以上数据。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两报的留守儿童形象性质中中性新闻和负面新闻数量较多，所占比例较重，《华西都市报》的中性新闻所占比重为 43.33%、《大河报》的中性新闻所占比例达到 46.43%，都接近半数。《华西都市报》和《大河报》的负面新闻分别占到 38.89%和 35.71%，比例仅次于中性报道。根据笔者的阅读发现，报道留守儿童形象的中性新闻主要也是在陈述留守儿童的问题，而负面报道也是在反映的是留守儿童的所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两份报纸在报道留守儿童方面都是反映问题居多，这也是都市类报纸的最大特性，秉承着贴近民生，反映民生问题的宗旨办报。
具体问题包括：留守儿童的失管失教、贫困、被侵害、叛逆、沉迷网络、偷盗等诸多问题。例如《华西都市报》2013 年 5 月 3 日的一篇报道：《自贡一 60岁老头性侵 6 岁女童》，2013 年 2 月 28 日：《偷钱上网 12 天不回家》，《大河报》2013 年 3 月 18 日的一篇报道：《9 岁女孩放学后失踪 公安部打拐办介入》，2013年 6 月 13 日：《贫困留守娃》。以上新闻报道均反映留守儿童的问题，显然这些报道的角度及报道的性质反映出媒体对该类议题所持有的态度，而媒体所持有的态度又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受众对新闻的理解。两份报纸报道留守儿童形象的性质也将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受众关注的重点是反映留守儿童问题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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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报道对象内容分析
笔者通过对两份报纸的阅读和统计，将媒体报道的对象内容分为：反映问题、留守现状、呼吁关注、社会关爱、留守心声、政府关爱、社会活动、正面典型和提出建议八类。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出，《华西都市报》和《大河报》两份报纸中报道留守儿童的问题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 21.11%和 25%，其中包括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和留守儿童自身存在的问题，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并未清晰分开二者的词汇，导致报道留守儿童问题的数量较大，所占比例最高。报道留守儿童的留守现状与提出建议相比，反映留守现状要远远多于提出建议，大部分媒体在报道该议题时大多都是报道留守现状，而并未提出具体的建议。因为留守儿童问题是一种社会转型的结果，解决留守儿童所面临的教育、安全、健康、生活等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留守儿童自身和家庭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解决该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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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华西都市报》和《大河报》构建“留守儿童”形象特征分析
笔者在对样本的分析和统计的过程中发现，媒体对留守儿童报道时所运用的一些词汇（包括媒介呈现出的文字和图片），将这些词汇归纳成几类留守儿童的媒介形象特征进行分析。包括对其外表形象特征、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形象、需要关注的“问题儿童”形象、勤劳善良，董事乐观的“好儿童”形象。
2.1 留守儿童的外表形象
外表特征是指人物的肖像，包括容貌、身材、衣着和表情。本文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和记录，将媒体对留守儿童报道所运用的描写肖像的词汇出现的频数做统计。从容貌特征和身体特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2.1.1 容貌特征
统计发现《华西都市报》和《大河报》报道中分别有 24 处和 14 处对留守儿童的容貌进行描写，笔者将其同类词和近义词进行总结为词汇进行分析和归纳，总结出 7 类，分别为笑容灿烂、哭泣、黝黑、欢喜、渴望、失落、惊惧。由表 4可见呈现留守儿童哭泣的形象比例较高，达到 37.5%，哭泣的形象容易让人产生同情和怜悯之心，所以，媒体报道留守儿童时大部分呈现出留守儿童是没人关爱、可怜的状态；其次，是皮肤比较黑、瘦小的形象比例较高，这一词汇的归纳过程中，伴随着头发蓬乱等词汇，由于缺乏父母在身边照顾，年纪又小，留守儿童的个人卫生相对城市的同龄儿童较差。除此之外，惊惧、失望这类词汇也符合留守儿童刻板印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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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形象
弱势群体由于掌握的社会资源少，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较弱，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容易被忽略，留守儿童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爱。
2.2.1 物质缺乏，生活困难
笔者统计出《华西都市报》和《大河报》两份报纸有关物质缺乏，生活困难这一内容的报道分别为 13 篇和 9 篇，所占报道总量分别为 14.44%和 16.07%。媒体所呈现的留守儿童形象是在物质方面极其匮乏，生活艰难。2012 年 11 月 17日贵州毕节五名男孩于垃圾箱中生火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再一次掀起了媒体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热潮，《华西都市报》和《大河报》对这一事件也均有报道，并且进行了连续报道。例如，《华西都市报》报道题为《贵州五名男孩垃圾箱内生活取暖? 一氧化碳中毒死亡》，19 日又发表一篇评论《追责，是平复“亡童”之悲第一步》。《大河报》报道题为《拾荒老人发现时? 一孩子鼻子还在冒泡》、《白天分工乞讨? 夜晚抱团取暖》。年龄均在 10 岁左右的五名男孩的有的父母离异，而其中一方在外地打工，有的父母双方均在外地打工。媒体报道还配了图片，留守儿童所居住的环境，一间土坯房只有两张空床和一个破烂柜子，房间散发出恶臭，地上堆着用来生火做饭用的砖块。呈现出留守儿童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差，生活极其艰难。另一片报道《光脚上学 6 年，富顺留守娃想有一双鞋，12 岁的留守娃赤脚上学 6 年，裤子遮不住脚踝，深秋了，孩子还穿着夏天衣裳。媒体呈现的留守儿童大多瘦弱的，黝黑的形象，物质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大河报》报道题为《贫困留守娃? ? 端午节吃上粽子了》，留守儿童家境并不富裕，父母也是迫于生计把孩子留守在家乡，到外地务工。像这样的节日里留守儿童吃到具有节日象征的食物非常难得，很多留守儿童在物质生活上是不能够得到保障的。《大河报》另一篇报道《爸妈在城里打工? “鸟巢”小鸟如何过冬呢？》这一篇报道的是冬天来了，留守儿童面临着没有衣物保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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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华西都市报》和《大河报》建构“留守儿童”形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6
3.1 “拟态环境”下留守儿童媒介形象呈现与事实偏差 ............... 26
3.2 报道视角有局限 .......... 31
第 4 章 留守儿童媒介形象呈现的思考 ............. 36
4.1 使“留守儿童”成为“议题” .......... 36
第 4 章 留守儿童媒介形象呈现的思考
留守儿童被大众媒介报道后进入公众视野，使这一群体备受关注，媒介呈现的留守儿童的形象随即给该群体带来一定影响。这其中有积极的一面，与此同时也会伴随着消极的一面。
4.1 使“留守儿童”成为“议题”
媒体选择性议题是留守儿童被建构成“问题儿童”的前提，当今社会到处都有新闻素材，媒介的新闻报道不能只是“有闻必录”，媒介要有选择地传播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新闻。人们对某一群体的了解，相当程度取决于媒介对该群体的形象的再现。留守儿童进入公众视野，被媒介呈现出的“问题儿童”形象，归根于媒体的选择性议题。
议题选择是媒体进行媒介议程的重要部分。哪些议题被纳入媒介议程，哪些议题不能被纳入媒介议程都是经过“把关人”层层把关之后才见诸报端的。媒体的“把关人”作为特殊的媒体工作者，可以理解为自然人，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组织，他们是信息传播领域的决策者，对信息的采集、处理、传播具有审核权，他们对信息进行筛选、处理，之后依据信息的特点选择合适的信息流向及流通渠道，他们是传播权的拥有者及控制者。议题一旦被大众媒介设置，那么将影响受众对该议题的关注热度，留守儿童这一容易被忽略的弱势群体，被媒体设置为议题，将有利于这一被忽略群体由社会“边缘”成为“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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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留守儿童”形象的呈现是否真正给该群体带来所需要的关注与关心？ 媒体将留守儿童设置媒介议程中的目的之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呼吁全社会来关爱这个弱势群体，然而，媒体这样做是否真正给留守儿童群体带来了他们真正所需要的关心？作为媒介机构如果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过分追求轰动效应必将偏离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也必将误导社会舆论，更加会影响媒体行业的形象。一些媒体为追求“卖点”，将留守儿童内容的报道描述的越惨烈越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诸如，抢劫杀人、偷盗扒窃、吸毒贩毒、叛逆、孤僻、自闭自卑、贫困等类型的留守儿童形象。然而，这样的媒介形象呈现在受众面前，对留守儿童有怎样的影响，是真正有利于留守儿童境遇的改善，还是更加剧了留守儿童境遇的艰难化。媒体频频报道政府和社会人士在物质层面上对留守儿童的帮助，而精神层面上是否给予了他们慰藉，这种精神上的慰藉能否真正弥补留守儿童对亲情缺失的遗憾，留守儿童与外界沟通和交流以及受到应有的尊重的权利能否得到正常的保护？
然而，物质上得到保障之后，精神上怎样得到保障呢？简短的报道，最终说明些什么？却把留守儿童困难可怜无助的形象留给了受众。“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还有很多好心人关心他们的成长，教育孩子要常怀一颗感恩之心”笔者非常赞同此观点，但是，要知道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精神上的需求又怎样得到慰藉呢？仅仅在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援是否是留守儿童真正想要得到的关注与关心，以及媒体报道所呈现的留守儿童形象是否真正对留守儿童有所帮助是值得媒体思考的问题。此外，媒体的镜头会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会不会让他们感到尴尬，更要紧的是媒介外不安的我们和镜头下惶恐的他们能否达到心灵的对接？这是值得深思的。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四：微信相册自我呈现的文化研究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社交网络
第 84 期 CNNIC（2013）《互联网发展信息与动态》中公布了我国手机网民的最新数量：截至去年年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 4.2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上年底的 69.3%提升至 74.5%。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CNNIC,2013）显示，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使用社交网站的用户规模为 2.75 亿，网民中社交网站用户比例达到 48.8%。而新近举办的 2012 年度 Symposium/ITxpo 会议上，与会者们提出了 2013 年十大战略性技术趋势，其中之一就是到 2013 年，手机将超过 PC 成为全球最通用的 Web 接入设备。
1.1.2 微信
在社交网站持续走红和移动互联用户增加的双重条件下，智能手机 app 整合社交元素就成了趋势，“社交化”作为一种功能元素，正在全面融合到各类互联网应用中。微信，这一款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支持多人群聊的手机聊天软件，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以另一种独特的形式在广大手机用户中走红。自腾讯公司 2011 年 1 月 21 日推出微信以来，仅耗时 433 天，用户数量就已突破 1 亿。截至 2013 年 1 月 20 日，微信用户达 3 亿，时间进一步缩短至 5 个月以内，而且仍在加速普及中。
2012 年 5 月 24 日，微信 V4.0 正式版更新，新增了微信朋友圈和个人相册功能。这个版本的微信的介绍画面变成了一张照片，上面写着“一切从照片开始，你拍了一张照片”“你可以记录每天的生活瞬间”。自此，微信就告别了单纯作为一个即时通讯软件的时代，开启了“私人化社交”的时代。
1.1.3 图片 CNNIC 关于中国社交网站用户内容生成与互动活跃度的调查显示，有过上传照片行为的用户比例为 57%，在原创内容中排名第一。根据调查，2010 年底，facebook 里的图片数量有 600 亿张，2011 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 100 亿（李文锐，2012）。为什么图片内容在社交网站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它直观、明了，受众只需几秒钟就可以看完一张照片，但是它可以蕴含大量的信息，同时它对使用者的技术门槛要求极低，是一种极为简便的交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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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现实意义
微信朋友圈和其他社交媒体有两个最大的不同。以人人和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追求的是好友数量或粉丝数量越多越好，是浅社交、泛传播、弱关系；而微信朋友圈则是熟人社交，是深社交、精传播、强关系。人人和微博等社交网络的UGC 形式多样，既有文字也有图片、视频；而微信朋友圈则把关注点集中在了相片这一点，相册成为网络自我呈现的重要工具和可视化自传的方式。
大学生是微信的主要使用群体，他们不仅利用微信的即时通讯功能达到即时交流的目的，也会利用微信朋友圈，通过拍照、标注相片来记录和展现自己的生活点滴，也会选择“赞”或者评论他人照片达到人际交往的目的。因此，对微信朋友圈相册的自我呈现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1.2.2 理论意义
相较于人人、微博等其它大学生的常用 SNS 平台，微信更像一个私密化、个性化的、多媒体整合的通讯终端，他们如何在此同伴平台上塑造着自我形象?如何通过对彼此生活的共享式叙述，维系着属于自己的社会群体和社区？如何构建着大学生群体的亚文化？
本研究将视觉符号学、自我呈现理论、青年亚文化以及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结合起来。本文研究的是视觉符号而非文字符号，拓展了网络自我呈现的研究领域。同时在对自我呈现的解读方面，本文引入了青年亚文化理论和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分析和总结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上通过视觉符号营造出的社区文化，考察大学生在网络上的仪式性表达，从而将自我呈现上升到文化意义的层面。因此，本研究具有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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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理论综述
2.1 自我呈现理论综述
2.1.1 自我呈现的概念
自我呈现的研究起源于“符号互动论”。米德是符号互动理论的创始人，他指出，符号是心灵、自我和社会形成、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的工具。人能够像对待客体一样用符号标示自己，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于动态的社会关系中。米德还对自我进行了区分，认为“自我”由“主我”和“客我”组成。其中，主我是行动的主动者，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而客我则是自我的社会层面，是一套想象中的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与“主我”“客我”理论一脉相承的是由“符号互动论”的另一位奠基人的库利(1989)曾经提出“镜中我”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三个方面：（1）我所想象的我在别人面前的形象；（2）我所想象的别人对我形象的评价；（3）上述两方面引起的某种自我感觉。
在此基础上，戈夫曼（trans. 2008）提出了戏剧理论，这也是自我呈现的经典理论，也可以称为印象整饰理论。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人们是演员，他们使用道具和布景创造各种形象，并且使用印象整饰才塑造符合别人对自我角色期待的形象。
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这个概念又从自我呈现的情景角度进行阐述，例如 Arkin（1981）认为，自我呈现是个体在于他人的互动情境中，有计划地采纳并执行一种传递自我形象的方式；Schlenker（1980）则把自我呈现看作个人企图控制社会互动中所反映的印象的手段。
Baumeister（1985）从行为的角度考量，提出自我呈现是在与人沟通的过程中，通过有选择性的发生一系列行为，从而在他人心目中建立、维持或是精炼他人对自己的印象。
在网络时代，自我呈现又有了新的平台。Turkle（1996）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舞台布景建立一个新的自我，并在许多种自我之间流动，网络就像一座虚拟的社会实验室，人们通过网络虚拟情景进行自我塑造。
从上述学者对于自我呈现的定义中可以得出，自我呈现是个体试图控制他人对自己印象形成的过程。参与社会活动的个体，只有站在他人的角度上看待自己，才能有效的控制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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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视觉符号学理论综述
2.2.1 符号
符号与符号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起来就成为符码。索绪尔(trans. 2002)提出了符码组成的两个方式：一组有着同样特征的符号称为谱系轴，一个符号被挑选出以后与其他符号的组合就是毗邻轴。选择不同的符号，不同的排序方式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罗兰·巴特(trans. 2009)把符号意义划分为两个层次，即明示意义和暗示意义，他以玫瑰举例，玫瑰花的明示义是一种灌木，而我们都用它来比喻爱情。
符号学发展历程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皮尔斯（trans. 2006），他认为符号是用来表现或代表另一个食物的东西，它不仅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非语言的。他区分了三种符号：图像性的、指号性的和象征性的。图像性符号就是指代的图像，指号性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存在逻辑上关联，而象征性符号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这种意义与符号本身没有逻辑上的关联。
可以看出，不同于索绪尔，皮尔斯把符号更多的看作是一种媒介，而非仅仅局限于符号本身的意义。关于符号如何发挥媒介的作用的问题，皮尔斯认为，任何符号都是由“媒介”“对象”和“解释”三个要素组成。通过“解释”，“媒介”和“对象”之间才能产生某种逻辑关系，从而符号才能有意义。这就是皮尔斯的符号“三位一体”三角模型。
2.2.2 视觉符号
若利（Joly，2002)提出了视觉符号的概念限定：在指称能够使人辨认物体的视觉单位方面表现得有可操作性、具有表现其并非“物体”的特点。11在皮尔斯眼里，图像就是一种视觉符号，对于图像来说，视觉符号意义的传播过程就是依靠图案和颜色的形式，通过生理使心里获得阅读上的意义（韩丛耀，2008）。
视觉符号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识别世界的一种象征和中介，通过视觉符号传达的意义，人们才得以组织生活和协调行动。但是，生活是复杂的，视觉符号无法完整地重构出现实生活，因此，视觉符号不是意义和事物本身，而是一种文化代码（史婧炜，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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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 17
3.1 定性的内容分析法 .................. 17
3.2 深度访谈法 ............... 20
第四章 研究发现 ················ 21
4.1 符号学分析结果 ............. 21
第五章 微信朋友圈内自我呈现的文化解读 ·········· 53
第五章 微信朋友圈内自我呈现的文化解读
5.1 微信朋友圈文化的制造者和接收者
朋友圈相册内的照片种类繁多，来源也各不相同，但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范围界定在原创照片，因此照片的拍摄者通常为朋友圈用户本人，也有一部分的拍摄者为用户的亲友。无论拍摄者是谁，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用户朋友圈相册中的每一张照片必然都是通过用户本人的审核才发表出来，换言之，朋友圈用户本人就是这个“自媒体”的把关人。由用户自己决定什么样的照片可以发出来，什么样的照片不能发出来，发出来的照片需要经过怎样的美化和编辑，需要配合何种文字加以说明等等，在这一系列的决策过程中，用户生产制造出了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文化产品。
如果说早期的社交网络文化——博客文化的生产目的是教化、商业与娱乐兼容的话，那么演变到私密化社交网络的微信朋友圈文化的生产目的就彻底沦为了个人的喃喃自语。纵观微信用户发表在朋友圈的图像及文字内容，很少可以见到时事评论、知识普及、思想交锋一类充斥着精英理念的主题，倒是个人的自恋、自怜之类情感的抒发和日常生活的琐碎记录占领了半壁江山。作为分享和记录生活的工具，微信朋友圈内照片的拍摄对象也是以生活中常见的对象为主，包括用户自己、亲人朋友以及日常所见所闻的任何事物都是拍摄对象。正如一些受访者在深度访谈中陈述的一样，他们在朋友圈发表图片或文字的目的，很大一方面是为了自我满足，而不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因此，朋友圈文化呈现出一种宣扬自我和叛离传统的狂欢化品质。
显而易见，朋友圈照片的关注者自然是用户的好友，因为朋友圈是一个私密化的社交平台，只有通过添加好友才能看到某一用户的朋友圈相册，陌生人则无法观看或者受到限制，观众的已有的知识、经验和立场也会参与到对视觉符号的解码过程中。传播是一个对符号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观众对于照片视觉符号的解读依赖于其自身的社会背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不同于人人网和微博的弱联系社交，微信的好友关系是建立在更为紧密的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用户的好友一般为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朋友圈照片的观众和拍摄者在现实生活经验上有更多的重合的地方，所以在对照片的意义解读上更容易符合拍摄者的编码原始意义，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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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6.1 结论与启示
青年是微信朋友圈这个以视觉符号为主的社交网络的主要活跃用户，他们拍摄自己、亲友，记录下他们认为值得回忆的瞬间。用户拍摄照片并上传的目的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为了自我满足，二是为了寻求社交。朋友圈是相对更为亲密的社交网络，用户拍摄的照片的观众也是以现实生活中关系较亲密的朋友居多，因此文化的制造者和接收者直接存在更相似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经历，观众对照片视觉符号的解读更符合拍摄者当初的编码意图，因此更易产生共鸣。
朋友圈照片的主题主要可以分为八大类，分别是自拍、饮食、物件、学习场景、旅游场景、重要时刻、非主流和摄影类作品，进一步可以归纳为人物（自己、亲友）、物件（食物、玩具等）以及重要场景（学习、旅游、聚会等）。拍摄照片的时空场景往往选择在无聊时打发时间以及记录特殊时刻。用户挑选照片上传，一方面是出于单纯的审美需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我呈现的需要，用户希望自己在他人心中留下的印象是好的，是一种印象整饰的策略。
不同地域和性别的用户在使用朋友圈进行自我呈现时也存在差异。女性由于天性热爱分享和倾诉，以及社会身份常处于弱势，比男性更经常地自我展露，频繁使用能力展示和示弱求助的策略获得关注。生活在海外的大学生比内地大学生更爱发布一些显示自己所处的地域和文化差异内容的照片，这主要是出于炫耀的心理以及通过网络社交弥补线下社交的缺乏。
朋友圈用户通过视觉符号进行自我呈现，本质是社交网络用户在网络这个“前台”的表演，用户希望通过这种表演，折射出个人的“后台”形象，并且通过这种前后台的切换，完成理想中自我形象的塑造。用户拍摄并上传自拍照，展示的不仅仅是自信和美丽，更是将身体视作一种可供消费的资本，通过消费这种资本满足自己的性别意识。当朋友圈用户们拍摄各类照片时，他们所传达的重点并非照片中的视觉符号本身，而是该种视觉符号所代表的某些文化意义，视觉符号的象征意义才是人们竞相追求的价值。社交网络文化也会因用户对媒介的使用而呈现出娱乐的特质，在娱乐之中，青年人对于自己所营造的青年亚文化也存在着反思和批判。但是这种恶搞文化代表的反抗只是一种象征性与仪式性的反抗。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五：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发布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发布”典型案例为例
第一章 绪论
微博在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正日益凸显。在围绕微博的诸多传播新现象中，政务微博成为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审视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生态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考察新视角就是：新兴的微博、特别是政务微博如何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去中介化”（de-medialization）的“微博时代”，政府经由微博直接面向公众进行沟通、交流与对话，既存在一定风险，也带来巨大契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近些年，我国互联网、3G 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迅猛发展，使得我国网民数量快速递增。新兴网络媒体的迅速普及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信息传播机制，具体变革内容如下:一是以智能手机网络为典型的新型传媒有效拓展了网络信息的来源，网民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快速上传信息数据；二是大大丰富了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三是新型媒体用户在社交网络上频繁的互动使得社交网络成为了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有效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以及有效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由此可见，新媒体正逐步改变着信息的传播途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
伴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国民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人民对于表达权和知情权的诉求越来越深刻。诸多普通民众倾向于借助新兴媒体来挖掘和传播热点社会和公共信息。网络逐渐成为了普通民众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渠道，网络舆情反映公民的政治态度，直接影响着国家政府对社会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如此大环境下，政府机关以往采用的拖延发布消息和“封、堵、截”的消极应对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媒体世代环境，需要变革工作模式来适应新型舆情传播环境。新媒体世代舆论传播具备复杂化、放大化、互动化、无碍化等一系列特征，政府部门旧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难以适用这种多极化、开放化、连通性的舆情传播欢南京，难以有效引导突发事件舆论。由此可见，如何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是当前政府面临的紧急难题，急待解决。
双重社会转型所带来社会变迁与矛盾凸显，融入多元传播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等社会组织稍有失误，就会受到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媒体平台上的公众更强烈的质疑或批评，引发“舆论审判”，轻则使政府形象受损，失去公信力，重则引发群体性事件，破坏社会稳定。而突发事件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己经成为危机处置中的重要一环，作为危机传播行为直接影响媒体的舆论走向、公众对事件的认识、态度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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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问题
本文以上海市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海发布”为例，通过剖析 2013 年新浪微博上涉沪突发事件中的政务微博典型案例，试图解答的最主要问题是政务微博在突发事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尝试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在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链条之中，政务微博发布的传播路径是什么样的？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政务微博的传播路径有何不同?
影响政务微博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答，试图给出一个让政府、媒体、公众都更为满意的推动政府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不断完善的路径和手段。
本论文创新点在于尝试创建一个“政府——公众”的研究通路，完善好突发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与受众的接受与评价这一模式。借用公共关系四模式理论和危机四阶段生命周期理论，力求创建一个微博时代的突发事件政府发布新模式，让政府善用政务微博这一工具，积极与公众沟通，提高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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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海发布”信息发布的特征分析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微博——上海发布，同时在新民网、东方网、腾讯、新浪等网站上注册并发布信息，上线以来，持续在新浪以微博引导力、微博传播力、微博活跃度为衡量标准的“政府微博影响力榜”中位居第一6,成为地方新闻发布类微博庞大队伍中的“标杆”。
2.1“上海发布”概述
“上海发布”是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在新浪、腾讯、东方网、新民网开设的官方微博，鉴于平台的影响力和粉丝数，本文所指“上海发布”是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在新浪平台的官方微博，其属性为政务微博。
1、定位：“上海发布”的主要定位是发布上海新闻、服务本地民众、打造上海城市形象。同时它兼具即时传播信息、应对突发事件、促进政府与公众沟通、改善政府形象以及增强市民城市认同感等使命。
2、机构组成：专兼职人员共同管理。“上海发布”是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牵头，市政府新闻办、市政府办公厅等抽调工作人员设立了专门的网络发布处即“上海发布”办公室，作为政务微博“上海发布”的工作部门。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为主进行运作、管理，市政府办公厅协助，授权发布政务微博信息。其工作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合，除了从市政府新闻办、市政府办公厅抽调专职人员外，还从上海本地媒体选择优秀青年记者编辑、美术编辑加入微博发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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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常态性微博内容特征分析
经笔者近 2 年的跟踪观察，发现政府发布类政务微博的发布内容，以“上海发布”为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常态性内容，另一类就是突发性内容。笔者先以内容分析法，对“上海发布”的常态性内容进行特征分析，以便第三章探讨突发性内容时有个参照物。
2.2.1 常态性内容样本的选择
基于探索性研究的目的，本章内容采用非概率抽样的方法，选取了 2011 年12 月 19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5 日一周内“上海发布”新浪平台上 109 条微博的内容作为研究样本。《传播研究方法》（琼恩·基顿、邓建国、张国良合著，2009）指出，非概率抽样是传播研究中一种常见的方法。
本章采用非概率抽样的原因有三，即本章样本的包容性标准：
1、微博数据便于收集，且内容结构完整，能够保证研究数据的可靠性。
2、以自然周为单位。《<新闻传播>样本分析及研究》（周小普、徐福健，2002.03）指出以自然周为样本单位，既符合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时间周期，也符合新闻的报道周期，并且便于样本数据的分析和统计。
3、确保样本的常态性。选择 2011 年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5 日这一自然周，上海没有特别重大的活动或者重要会议，而且无国定节假日，作为考察新闻报道的日常周期。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每一条微博信息的内容进行编码分类，发现“上海发布”常态性内容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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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突发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引导机制分析 ........... 34
3.1 突发事件的样本选择............. 34
3.2 突发事件的传播机制.................. 36
第四章 禽流感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传播实证分析 ..................... 46
4.1 事件概述.................. 46
第五章 研究结论.......................... 62
第四章 禽流感事件中“上海发布”微博传播实证分析
本章以 2013 上海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 H7N9 禽流感事件为典型案例，之所以选取 H7N9 禽流感事件，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 2013 年上半年，“上海发布”就突发事件共计发布 232 条微博，其中就禽流感疫情事件发布 164 条微博，占 70.69%。这一突发事件中影响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而且在危机延续期，影响着危机的走势的三个变量（官方回应、媒体报道，网民关注）在禽流感事件中都存在。不断有新的热点和争议点，无限循环，直至危机消失。因而对其微博内容分析和传播效果的研究更具代表性。笔者拟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了解这次突发事件中政府发布的微博运用策略。
二是因为在这个突发事件中，上海政府新闻发布活动，由传统的新闻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模式，首次转变为线下（专题新闻发布会）+线上（“上海发布”）同步并行模式。这一线上线下并行的新发布模式的效果如何亟待验证。
禽流感疫情发生在 2013 年 4 月-6 月间，笔者在 H7N9 这一突发事件的痊愈期（6 月底）制作了调查问卷（详见附录），7-8 月采用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发放了 200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185 份。笔者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这次突发事件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传播效果，侧重考察公众在接触、认知、态度、行为层面的改变和政府新闻发布行为的评价、反馈。
需要说明的是，本章关于禽流感事件“上海发布”的传播效果评估操作方法，采用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结合。政府发布的微博运用策略，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展开定性研究和针对政务微博文本的定量分析。对受众效果的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这种定量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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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
在政府信息发布中，通常都有三个关键因素：政府、媒体、公众。这三者的互动关系与角色分析，对于研究政府信息的传播效果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作为事件处置的主体，政府对外发布信息，此种行为属于政府公关。对于媒体，不仅可以促进公众和政府更好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力图寻找独立的信源，实现媒体监督的天职。而公众就是政府信息发布的接收终端。而媒体与公众是接受政府信息的两级，是政府新闻发布传播效果的主要研究对象。危机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信息流通系统，公众获知信息的途径错综复杂。而这些途径中，总会有一条公众“接受”这一事件信息的主要途径。
传统时代，突发事件爆发后，各种信源被激活，并通过各自的通路到达目标受众，受众通过对信息的初步辨别形成意见，以指导自己的行动。从图 28 中可以看出，政府-媒体-公众形成的信息传播通路（虚框部分）被认为是主要通路，也就是以政府为传播主体的信息传播模式。而在突发事件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新闻发布不可能成为媒体的唯一信源，其他信源也通过不同方式到达新闻媒介，这些其他信源可以被认为是政府信息发布行为的“杂音”（中立或负面），可能干扰和阻止政府信息顺利到达公众。传统时代，新闻媒介凭借其巨大影响力与覆盖率，成为公众获知信息的主要渠道。口耳相传、小团体传播，只能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很难撼动大众传播的效果。公众是比较被动地接收信息，信息反向传播（公众-媒体-政府）的方式有限，效率较低，路径不通畅。
但随着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我国政府对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也从最初的单项宣传模式向公共信息模式转化，政府以发布中立的信息为主旨，“用事实说话”以召开新闻发布会、情况说明会、事发现场视频直播等方式，通过媒体或政府直接向公众提供统计数据、最新进展、相关利益群体的情况等，使受众无限接近事件发生地，做出价值判断。但必须强调，传统时代“政府新闻发布”在到达公众的时候必然要经历“二级传播”，这“中介”就是新闻媒体工作的记者、编辑，必然经历“政府议题”到“媒介议程”再到“公众话题”。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六：死刑的网络报道与网民态度研究——以人民网、新浪微博为例
第一章 概述
1.1 选题背景
文明在前行，法治在进步，死刑的设置和执行方式在演进，人们对死刑、对生命的认识和对待在变化。中国的死刑名目不断减少，死刑判罚趋于谨慎，注射等死刑执行方式也在文明化。死刑的存废早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热议的话题，崔敏在《西方国家死刑制度的演变》中提到，当今世界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国当前还不可能立即废除死刑，但应该严格限制死刑。无论死刑本身的“死期”几何，死刑在世界范围内依然被不同程度地判罚并执行着。《互动百科》称，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中，保留死刑的约为 40 个，其中近 10 个国家在近二十年来没有真正执行过死刑。路透社伦敦报道，2009 年，是有记录以来，欧洲没有死刑记录的一年。中华论坛称，某组织通过传媒报道和其它人权组织的报告估计，2008 年中国至少对 5000 人实行了死刑，占全球总数的 87.3%。可见中国的死刑设置和死刑执行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死刑制度的完善、死刑的未来走向对国家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些的民意如何，值得发掘。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网络技术和社交观念的逐渐成熟，网络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尤其微博开启了个性化快速平等互动交流新时代，网民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和响亮，舆论力量的显现越来越迅猛和强大。网络媒介的新闻报道和网络民意的强势表达对社会法治建设、对死刑的司法判罚产生了影响，以人民网为代表的网络新闻报道和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网络舆论阵地在一桩桩死刑案件的案情剖析、审理进程、关系人动向以及判罚主张等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笔者收集的有关文献、资料来看，网络媒体对于死刑有关事件的集中、爆炸式曝光和讨论，可以警惕受众更加敬畏法律，更加珍惜生命，但若是过分渲染或是报道有误，也可能造成民众误解，起到影响社会秩序和司法公正的反效果。因此，对死刑网络报道、网民态度的研究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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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问题
在中国转型发展的当下，经济社会快速向前迈进，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广大民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难免不受冲击，人们对于世界、对于社会、对于自身的认识悄然发生着变化。笔者寄希望于借助“死刑”这一极端的人类生命的终结方式为主要议题，并通过时下流行的以新闻网站和微博网站为代表的网络媒介为研究路径，以死刑相关的网络报道和微博发帖为研究对象，考察人民网关于死刑的信息传播特点和新浪微博网民对死刑的态度，并探究网络媒介、社会舆论和司法正义的关系，期待对媒介发展、法治建设以及人们对生命本身的认识上有丝毫启发作用。
网络媒介很好地体现了信息传播和网民态度的特点，本文选择人民网作为信息传播的代表，选择新浪微博作为网民态度表达的代表，来反映网络媒体的总体环境特点。人民网，创办于 1997 年 1 月 1 日，是世界十大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建设的以新闻为主的大型网上信息交互平台，也是国际互联网上最大的综合性网络媒体之一。作为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的排头兵，人民网坚持“权威、实力，源自人民”的理念，以“权威性、大众化、公信力”为宗旨，以“多语种、全媒体、全球化、全覆盖”为目标，以“报道全球、传播中国”为己任。新浪微博是一款为大众提供娱乐休闲生活服务的信息分享和交流平台，于 2009 年 8 月 14 日开始内测，9 月 25 日，新浪微博正式添加了@功能以及私信功能，此外还提供“评论”和“转发”功能，供用户交流。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超过5 亿，日活跃用户数达到 4620 万，领跑中国最大的社交圈。由此可见，人民网和新浪微博对于门户网站和社交网站而言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它们储藏的文本内容为本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依靠人民网和新浪微博的文本资料，本文通过设定的若干分析指标，来围绕几个主要问题展开论述。问题一，人民网在死刑信息传播上的特点。根据发文时间差、事件归属地、信息来源、文章超链接、互动参与等指标，来观察人民网关于死刑信息的发文及时性、规范完整性、地域接近性、信息可靠性和严肃性、延伸可读性以及互动参与度等特点。问题二，人民网、新浪微博对死刑信息的主要关注点是什么。根据主要内容、案件类型、主要人物等信息，观察两家媒介的主要关注点是否在案件的判罚预测及判罚结果分析、社会综合法治讨论，是否主要关注贪腐、恶性犯罪、食品安全、拐卖儿童等案件类型，以及重点关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是哪些群体。问题三，新浪微博网民对于死刑的态度是怎样的。根据叙述意图、叙述方式、感情色彩、死刑态度、判罚倾向等指标，判断网民对死刑或死刑具体案件所持的态度情况。问题四，新浪微博网民对社会、政党、民主等法治大环境的态度是怎样的。根据引申态度、感情色彩等指标，观察新浪微博网民对社会、法治环境的态度，以正面、建设性为主，还是以负面、批判性为主。问题五，人民网、新浪微博有无需要完善之处。根据审判先后、感情色彩、判罚倾向等标准，判断是否存在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嫌疑，即是否在审判结束前即发表强烈的倾向性判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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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作者检索了有关学术著作、期刊、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等，发现直接描述死刑的网络报道以及网民关于死刑态度方面的文献很少，遂以死刑、网络报道、网民态度、微博、生命、伦理等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词汇，分别使用主题检索、关键词检索等不同检索方法，搜检了 CNKI、万方数据库等国内有关文献数据库，从而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文献资料。综观国内的有关研究，分别从传播学视角、法律视角、伦理关怀视角综述如下。
2.1 关于死刑的法律讨论和伦理讨论的研究
2.1.1 死刑之生命伦理
死刑是人类生命的终结方式之一，对死刑的态度及认识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态度和认识，谈及死刑与生命、伦理的著作很多，反映了人们对人类自身、对生命权利的重视和思考。
死刑的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张晋藩在专著8中提到，中国古代生命文化法中包含一项基本内容——生命刑，生命刑始于夏朝，夏朝立法中确立了以习惯法为主体的包括大辟（杀头）等五刑刑名，商代生命刑种扩展到包括斩戮、烹等十余种，秦代生命刑种对人生命健康的残害程度更为严重，直至汉文帝之后肉刑才被逐渐废止，生命刑的适用才逐渐趋于文明。刘长秋在《生命法史考》中讲到，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秋冬行刑”制度，更是古代生命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凸显了中国古代生命法的伦理化特色。早在汉代起我国便有“秋冬行刑”的规定，这与古人的自然神权的生命伦理观念直接相关，即顺应天意，秋冬是树木凋零的季节，象征肃杀。对比西方国家的法制，中国法文化的基本特征依然是重刑主义。
生命神圣说作为基督教反对死刑的信仰主义基础源远流长且至今活力仍存。邱兴隆在《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的研究中指出，在历史上, 我们也可以找到从佛教教义出发而反对死刑的例证。尽管基于佛教教义而对死刑的否定的影响远比基于基督教信念而对死刑的否定逊色,但是在尊重生命的出发点上, 两者并无二致。基督教的生命神圣与佛教的忌杀生之间虽然不能划上绝对的等号, 但是在强调对生命的尊重上,两者殊途同归。文章提到，洛克实际上就生命权设立了一个社会契约: 人人都享有生命不被人剥夺的权利,然而人人都因自己剥夺他人的生命权而丧失自身的生命权。
夏东民、陆树程在《后敬畏生命观及其当代价值》中称，后敬畏生命观的内涵是指人们对一切生命体的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予以关爱、尊重、敬仰、维护的科学认识和价值判断，是指人们在处理所有与生命相关联的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所持有的以关爱生命、珍惜生命、敬重生命为价值评判原则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后敬畏生命观的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核心是敬畏一切生命体的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灵魂是弘扬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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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网络报道和司法公正、人文关怀的研究
2.2.1 网络报道与司法公正 我国尚没有出台《新闻法》，对有关司法监督的途径和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从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案件中可以看出，媒体和司法机关以及政府部门的关系并不十分理想，在双方互动的关系上往往表现为以新闻媒体单方面的积极主动为主，且结果往往是遭到司法机关的拒绝。实际上我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对于公众监督司法、法官排除不当影响都有规定，“法官应当公开并且客观地审理案件，自觉接受公众监督，法律规定不公开或者可以不公开审理的除外”，“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当避免受到新闻媒体或公众舆论的不当影响。”这两条规定明确说明了传媒有权代表民众监督审判活动，而法院和法官在审判进程中应当避免受到外界舆论的干涉，其核心目的是消除不当影响，而不是消除舆论本身。
在李昌奎案中，昭通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而云南省高级法院二审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由于受到网络新闻报道的影响，云南省高级法院启动了审判监督程序，又改判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可以看出我国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间的微妙关系。李凤军、王凤英在《从李昌奎案看司法机关与媒体的关系》中认为，媒体和司法机关的关系，是新闻舆论、社会舆论对司法活动合法性进行的监督，属于司法监督的范畴。媒体有权监督司法机关的活动，但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司法机关也应在合法的范围内接受监督，配合媒体的报道。
贺卫方在“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上发表精彩演讲，他讲到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的判决是非常谨慎的，最高法方面顾及药家鑫父母携子自首，杀人行为属于临时起意而非事先蓄意谋杀，倾向于判处死缓，然而西安法院的最终判决是死刑。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路钢认为，该案本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司法程序受到法外因素的严重干扰，使得该案的审判极不公正。魏永征在《央视陈永洲认罪节目难逃“媒介审判”之嫌》一文中认为，刑事诉讼法正式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央视在陈永洲羁押待审期间，公然进行有罪宣传，新闻伦理和法律底线被双双违背，实为不折不扣的媒介审判。刑诉法还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应在侦查、审理过程中注意信息保密，媒体需要深刻学习、研究有关法律规定，切实改变在审判前就报道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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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 23
3.1 调查目标的界定 .............. 24
3.2 时间段的确定 ............ 24
第四章 数据分析 ............... 33
4.1 样本总体概况 ................. 33
第五章 研究发现 ............... 48
第五章 研究发现
死刑作为刑罚中的极刑，是对罪大恶极之人的终极惩罚，然而这种极端的人类生命的终结方式，带给人们的感受和态度，也折射出了人们对于生命的价值倾向以及对于司法正义、伦理道德的评判和认识。通过以上对于人民网关于死刑的网络报道和新浪微博关于死刑的原创发帖分析，发现了二者所代表的网络媒介在死刑报道上的特征以及所承载的网民关于死刑的态度情况。
5.1 人民网在死刑信息传播上的特点
总体上，从随机抽样数据的统计分析情况可以看出，在 2010 至 2012 年三年中，人民网在 90%的日子里对死刑进行了相关的新闻报道（含转载），平均每天有 6 篇（去重以后）关于死刑的报道。人民网样本文章的 30 天分布曲线整体平稳，显示了人民网在报道风格上理性、沉稳、均衡的特点，对死刑的关注保持在一个相对持续稳定的状态。通过上文对人民网样本在“发文时间差”、“审判先后”、“事件归属地”、“信息来源”、“主要内容”、“案件类型”、“主要人物”、“叙述形式”、“文章元素”等编码指标上的数据统计分析，发现了人民网关于死刑的新闻报道文章在发文及时性、规范完整性、地域接近性、信息可靠性和严肃性、延伸可读性以及互动参与度上的特点，特点概述如下。
（1）人民网死刑报道具有较强时效性、权威性和行文规范性
从发文时间差来看，人民网有明确发文时间差的比例为 79%，其中发文时间差在2日左右及2日以内的比例约50%，具有较高的时效性。从信息归属地来看，人民网的所有抽样文本均提及了归属地信息，进一步体现了人民网发布信息的严谨性和准确性。从报道时间与案件审理时间的关系上看，人民网样本信息发布的时间在案件审结之前的占 27%，在审结之后的占 48%，对审结后的案件进行的报道，信息相对确定。关于信息来源的统计分析表现了人民网有选择地撷取需要的信息源，而且几乎所有的信息源都有明确的出处，有据可查，有迹可寻，再次说明了人民网严谨性和规范性。从叙述依据进行分析，人民网新闻报道的叙述依据近半数来源于记者采写，34%的样本叙述依据为援引法官、律师、专家学者等的言论或权威解释，还有 12%的样本通过列举法条来说明问题。可见人民网关于死刑的新闻报道在报道依据上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在文章内容格式方面，人民网比较固定、完整和专业，比如新闻标题、体例等，可见人民网的“把关人”机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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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和讨论
通过第四章、第五章的分析，研究发现了关于死刑的网络报道的五个方面特点，同时发现了网民关于死刑的态度的五个方面特点。以下对死刑网络报道和网民死刑态度特点进行归纳，并尝试分析其成因；其次，透过死刑网络报道和网民死刑态度，探究其对于社会法治建设和伦理关怀的意义；最后，尝试对传播学理论在网络媒介环境中的新表现开展分析。
6.1 死刑的网络报道和网民态度特点及成因分析
死刑的网络报道特点：人民网死刑报道在时间上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在行文上具有较强的规范性；人民网死刑报道注意运用和发挥鲜活案例的作用，在行文方式上以客观叙述为主，辅助进行有关案情或综合法治情形分析；人民网死刑报道中关注的暴力案件、公务人员贪腐案件较多，在受害人方面关注的妇幼弱势群体较多；人民网死刑报道在信息范围上具有开放性和国际化视野，但信息来源中没有包含境外媒体；人民网死刑报道文章在图文声像的多媒体手段运用上略显单一，在与受众的互动上相对网络大环境而言略显不足。
死刑的网民态度特点：网民对于死刑信息的发帖数量在逐年的攀升，在某些热点事件上表现出网民意见瞬间集结的特性；网民在死刑态度的表达方式上以发表评论、分析为主，较少进行事件的单纯陈述，对事件的后续跟踪不多；网民关于死刑态度的表达较自由随意，除了对总字数有明确限制以外，在文章形式和具体内容上的自由空间很大；网民的死刑态度较为鲜明，明确支持死刑或对法治大环境者持批判意见者众多；网民关注的案件中暴力、职务犯罪较多，妇幼受害者居多。
关于死刑的网络报道和网民态度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特点，究其成因，笔者判断应该与人民网和新浪微博网站的功能定位有关，人民网作为官方创办的国家重点新闻网站，脱胎于人民日报网络版，坚持“权威、实力，源自人民”的理念，以“权威性、大众化、公信力”为宗旨，以“多语种、全媒体、全球化、全覆盖”为目标，以“报道全球、传播中国”为己任。所以人民网在死刑新闻报道上比较专业、权威，在死刑信息内容的选择上注意贴近现实、关注人民，重视全球化。新浪微博是中国最主流，最具人气的微博平台，其口号是“用一句话随意记录生活，用手机随时随地发微博”。微博信息的传者是无数的网民个体，因此新浪微博表现出的网民死刑态度具有上述自由随意、态度鲜明、平民化和包容性等特点。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七：视频类媒介特征与使用满意度关系研究——以上海白领人群为例
第一章 绪论
本章的分析从研究背景入手，提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创新点、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对全文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1.1 背景与意义
1.1.1 选题背景
媒介多元化促成受众选择的多向性，从单向的线性传播，到双向的互动交流，观众早已不再是被动接受的沙发土豆，他们从“后仰”逐步转变为“前倾”，甚至“移动”，从“观众”逐步转变为“受众”，甚至“媒介消费者”。因此，碎片化、多渠道、多屏联动成为了三网融合时代的主流。
广电行业，作为传统视频领域的老大哥，在直播频道运营多年之后，不可避免的面对着网络视频的冲击，用户开始大量流失。三网融合给了广电行业新的发展契机，台网分离的政策推进、全网全程的技术改造、点播内容的海量集成、运营公司的先后崛起，都促使着广电行业的逐步转型，诞生了 IPTV、互联网电视等一系列新型的视频类业务形态，为把用户留在电视机前作出着持续的努力。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的精神追求必然将随之变化，尤其是对于文化的需求与消费。白领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年龄、学历和收入水平较普通网民有优势，所以在消费观念、消费形态和品牌认知等方面有一定特殊性。同时，作为几大媒介争夺的主力消费群体，他们对于媒介消费的意愿如何？
随着三网融合的加速推进，以及多媒体多终端的渠道拓展，用户对于视频内容的需求正在不断变化。在多个屏幕之间，用户的媒介使用满意度究竟有怎样的差异？多种媒介使用之间有怎样的关联？从平台的整体用户来看，23-40 岁左右的白领人群是重点目标受众，视频媒体应该如何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进行视频类产品的策划及分发？深入的研究这些课题，对公司未来的策略布局，产品打造，甚至对于行业的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论文结构
本文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研究动机、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与本次研究相关的研究背景等，介绍了本研究相对于以往其他研究著作的创新点。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介绍与本文选题相关的文献情况。对“视频类媒介”、“媒介消费”、“媒介选择使用理论”“使用满意度”等所涉及的定义，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并作简要讨论。
第三部分：研究设计。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研究设计，根据媒介特征及满意度指标，建立相应的视频类媒介使用满意度模型，根据模型进行合理的研究假设，并制作市场调查问卷；第二部分包括研究方法陈述、研究步骤、研究思路及数据来源等内容；第三部分为市场调查研究；第四部分为问卷与统计方法说明，对问卷的编制基础、内容设计、计分方式、统计分析方法等进行说明。
第四部分：研究结果与讨论。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利用 PASW statistics 19（SPSS 19）对调查所得结果进行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
第五部分：结论与展望
根据上一阶段所得，得出重要结论提出建议，供参考。并根据研究的过程，总结不足，对后面的研究者提供相应的可供研究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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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媒介消费”相关定义及理论
2.1.1“媒介消费者”的定义
媒介消费者，指消费媒介的个体或群体。假定每一个媒介消费者是拥有无限需求和有限资源的个体，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是为了追求总效用和满足的最大化。因此，媒介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动机、媒介态度等，来选择特定的媒介进行消费和接触行为。全球范围内都已将“媒介消费者”作为新的媒介研究对象，而其对于媒介的使用行为本身，也将成为考量媒介价值的重要指标。在媒介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的循环运动中，媒介消费者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主体性位置。
2.1.2 媒介消费理论
“媒介消费”一词，在中国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1980 年，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才与“大众媒介”的称谓一起真正流行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从消费方式角度来说，媒介消费呈现多样化与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媒介市场已经完成了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过渡的过程，作为消费品的媒介在品种、内容、层次方面已经逐步形成内涵丰富、结构完整的市场体系。媒介消费逐步形成“务实、娱乐、炫耀”一体化的消费模式。张国良、刘红、徐晖明的《当代中国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一文中则指出，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也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乡村，都呈现出相同趋势，即消费新闻内容的频度，被置于其他内容之前。在喻国明的《网络崛起：北京人媒介使用行为的结构性变化及其特点》一文中，作者通过调查得出：北京市民与印刷媒体的“约会”时间均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网络的使用时间被“拉长”。可见，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不断转换的影响下，媒介消费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1）媒介受众心理发生了变化；（2）受众消费逐渐倾向于互联网化的新兴媒体，传统媒体的地位呈现下降趋势；（3）媒介内容的选择、消费媒介的习惯等都在不断变化。而这一切也都有理论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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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白领”的相关定义
为了兼顾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这两大媒介终端更偏重于年轻化的使用人群，使得三种媒介在同一个年龄层次进行横向的对比研究，本研究以年龄段最为居中的“白领网民”作为主要的调研受众人群。根据艾瑞对网民的细分人群研究，艾瑞将具有以下六个条件的人定义为“白领网民”：
（1）年龄在 23 岁至 40 岁之间；
（2）学历在大学专科以上；
（3）有稳定的职业；
（4）月平均收入（税前）在 3000 元及以上。
（5）办公地点集中在商务写字间。
（6）地区分布以中心城市和一级城市为主。（此次调查以上海为范围）
媒介的演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 19 世纪末电影诞生之日起，人类便正式进入了“声像媒介”的时代。然而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电视技术的成熟，成为了声像效果的最佳组合。之后电脑、手机、平板等新型媒介的层出不穷，也为声像媒介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因此，现如今要研究视频类媒介的消费环境，便离不开电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3 大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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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问题与假设................. 12
3.1 研究变量 ......... 12
3.1.1 人口统计学变量 .................... 12
第四章 研究方法............ 16
4.1 研究对象 ......... 16
第五章 视频类媒介使用行为的调查分析............. 20
5.1 视频类媒介使用行为的用户特征分布....... 20
第六章 视频类媒介使用行为及满意度分析
6.1 满意度量表因子分析
6.1.1 电视满意度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样本数大于 100，满足因子分析的样本量要求，除了样本数量之外，为了检验是否各因子之间具备相关性，从而确定和提出共享信息与公因子，本文采用 KMO 统计量和 Bartlet’s 球形检验两种指标来进行判定。
首先对电视视频媒介使用满意度的 7 个因素进行考察，KMO统计量为 0.878，大于 0.85，接近 0.9，各因子间简单相关系数除以偏相关系数的比值越接近 1 越好，因此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理，Bartlet’s 球形检验说明各因子间相互不独立，满足进行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
从而继续对电视视频媒介使用满意度的操作便捷性、信息可信度、内容丰富度、收看流畅度、更新及时度、价格优惠度、资源可下载性等 7 个因子尝试进行公因子提取，观察各因子的公因子方差比发现，各因子除了资源可下载性之外均在 0.6 以上，所有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大于 70%，因子分析中只提取出唯一一个公因子（即整体满意度水平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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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通过上述两章的数据分析和讨论，本文对三大视频类媒介的用户使用行为做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从多角度探索了媒介自有特征与用户满意度之间的关联，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用户行为现象，具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本章将进行全面的总结，阐述在视频类媒介环境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进一步实践检验情况，提出关于视频类媒介扬长避短，互为融合的探索性建议，同时展望未来视频类媒介可能的发展趋势及运营策略。这是我们在本章中重点讨论的内容。
7.1 上海白领三大视频类媒介使用情况
使用时长方面：视频类媒介作为一种必需的媒介消费品，融入到了上海白领生活的各个方面，有 75%以上的人已经无法离开视频类媒介，超过 68%的人每天都会使用视频类媒介。这说明未来视频类媒介还将有着更为广泛的用户群体和发展潜力。
使用动机方面：视频类媒介已经越来越多的作为一种家庭娱乐的中心而存在，大部分人都将“娱乐消遣”作为了消费视频类媒介的首要目的。
付费意愿方面：在中国，免费的视频媒介使用习惯已经养成多年，因此超过8 成的被访者均认为不愿意为了收看额外的优质视频类内容付费。当然，也有少量愿意付费的人群，在三屏中，电视媒介付费意愿强烈。
功能使用方面：搜索与下载是用户最为常用的两种与视频类内容相关的交互功能。除此之外，在跨屏使用方面，最主要的目的以及使用最为频繁的功能便是社交分享。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八：奢侈品广告中非品牌来源国符号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
第一章、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西方奢侈品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至今，大部分国际奢侈品品牌均已在中国拥有经营门店。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民众购买实力迅速上升，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蓬勃成长，奢侈品未来在中国这片热土上的发展必将是引人注目的。
而许多国际奢侈品大牌也意识到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不少品牌因此为了迎合这些新兴市场的民族审美趣味推出了各种本地化的产品系列，例如 Versace 就在 2012 年推出过龙年限量版手袋，Cartier 巧妙地利用中国龙为其珠宝首饰造型，GUCCI 也推出了暗含中国韵味的竹节包，Hermes 则推出过中国风发簪，FRANCK MULLER 也曾在其腕表的设计上加入中国元素，GOYARD 更是将五星红旗用在了其品牌著名的托特包上，类似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在广告传播中，各大国际奢侈品牌也广泛起用了中国影视明星和知名模特，如章子怡、周迅、范冰冰、舒淇、吕燕、高以翔、周润发等，广告中也逐渐出现了类似的本土化符号。可以说，许多国际奢侈品牌的品牌传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兴市场的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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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立足于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并选择上海地区作为研究区域，以虚拟奢侈品牌的广告为例进行研究。通过实验等研究方法，衡量奢侈品广告中出现的论据和边缘信息分别对不同卷入度的消费者形成何种传播效果。
1.2.2 研究的意义
（1）理论意义
从理论上来说，国内对于奢侈品品牌管理的相关研究日益趋向热门。笔者检索到的文献资料中，大多数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的：首先，数量最多的研究以符号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广告本身的视觉符号信息或文本内容的内涵、意义等；其次，从营销战略角度进行传播策略性的研究；第三，在比较文化方向，研究广告文本的跨文化传播以及文化适应的状况；第四，概括性地总结品牌传播模式；第五，还有少部分的研究是从广告的投放、媒介组合、广告社会责任等广告的其他方面来进行。目前还未有利用 ELM 理论从心理认知方面对奢侈品广告传播中的非来源国符号进行分析的研究。
所以，本文试图从消费者的态度形成的角度，研究 ELM 理论模型在奢侈品广告传播中的适用性，能够丰富对奢侈品广告传播研究的实证研究。
（2）现实意义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为 86 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额的 25%，首次超过美国占据第二位，仅次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增幅在全球排在首位。并且，随着欧美等奢侈品市场的萎缩，中国市场的蓬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奢侈品的消费份额也将越来越大。另外，中国品牌策略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国内大约已有 1.75 亿的消费者有能力可以消费奢侈品。而这些人群主要集中在中国的经济核心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
与此相对应，奢侈品消费也引起了国人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当今处于消费社会阶段的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以及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强大购买能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折射了中国社会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的分配差异和消费倾向变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体现了西方奢侈品商品中所蕴含的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消费者对此类文化传播的感应。这样一个特殊的商品品种对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因此，引发了业界的众多关注。
奢侈品与多数其他类型的商品不同的是，奢侈品基本不采用销售促进这一方式。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赵忠秀等人发布的《中国奢侈品报告 2011》中的数据，国际奢侈品牌在中国的推广，广告占到了 58%，而公关活动和数据库营销分别是 31%和 11%，相比之下，广告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因此，国际奢侈品牌在中国的推广中，广告这一传播方式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这些奢侈品牌的广告传播起到何种效果，究竟是否能够达到品牌方预期的效果，对于奢侈品牌的品牌形象建构有着深刻的意义。
同时，又由于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不同于国际其他成熟的奢侈品消费市场的特性，人们受到了来自国外的消费理念的猛烈冲击，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非理性化的消费形态。通过此研究了解中国消费者对于奢侈品广告呈现意义的真实理解、实际态度和喜好偏向，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中国本土的奢侈品牌也将逐渐地成长起来，例如当前中国已经逐渐成型的奢侈品牌：双妹、茅台等。这项研究对于国内亟待培育的本土奢侈品行业在广告传播方面也有一定的建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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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相关文献回顾
2.1 奢侈品广告的相关文献
2.1.1 奢侈品
（1）奢侈
在原始社会中，奢侈仅仅是一种自然性的资源过度消费，运用于慷慨大方的馈赠、超越人常的宗教仪式等，这是奢侈的原始形态。而到了掠夺文化的早期，经济上形成分化，分化为由壮健男子组成的光荣的上层阶级和由劳动妇女组成的卑贱的下层阶级。那个时候的典型生活方式是，男子的任务是消费女子所生产的事物。不事生产而从事消费是一件光荣的事；在当时，首先这是勇武的标志，是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其次，这种消费行为，尤其是对比较有价值的事物的消费，其本身就是在实质上光荣的。在奢侈的发展历程中，国家、等级出现标志着奢侈开始与等级相关联，奢侈品成为财富、权力的装饰。在中国，也同样具有这样独特的物化特点：其一，早期在古代宗法思想的影响下，奢侈的代表或象征意义中具有深远的原始宗教、政治属性；其二，早期的奢侈消费并不由市场供需关系的经济因素来决定，而是由等级制度下的不同权力和地位等级等宗法政治因素来主导，因此，非商品化的特征非常明显。
一直到了十四世纪时装出现之后，奢侈开始与时尚审美情趣有了紧密的结合。十八世纪时，对于奢侈的讨论有着热烈的讨论，不同于十八世纪以前对奢侈的普遍批判性，这一时期人们更多地将奢侈和商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奢侈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形成和建立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一时期重要的社会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书中表达了奢侈孕育出了资本主义这样的观点。
在随后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发展和西方国家经济力量的盛强，人们更加确定地认为，消费，特别是超出人们生存所需的奢侈消费，更是人类地位与力量的象征。
（2）奢侈品
亚当斯密把所有不属于必需品的物品归为奢侈品。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探讨了有闲阶级的同时，解释了关于奢侈品的存在：有闲阶级“以消费作为博取荣誉的一个手段”，而“为了有效地增进消费者的荣誉，就必须从事于奢侈的、非必要的食物的消费。要博取好名声，就不能免于浪费。”奢侈品中占优势的总是浪费成分，而供作生产用的商品则情况相反。而维尔纳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则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奢侈具有量和质的内涵，量的奢侈指对物品的挥霍，质的奢侈就是指使用优质物品。波士顿咨询集团将奢侈品定义为：“相比传统而言，可以提供更高水平的质量、品味以及渴望的物品、产品和服务。” 在《奢侈品管理概论》中，赵忠秀等人根据特性将其描述为：高品质、高价格、稀缺性、文化性、情感性、非必需性、国际性的商品。
国际学界对于奢侈品这一概念普遍认同的定义是沃尔冈?拉茨勒的定义：“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 或者可以将这一概念宽泛地定义为：“能够带给消费者一种高雅和精致的生活方式，注重品味和质量，并且主要面向高端市场的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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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来源国的相关文献
2.2.1 来源国
1965 年，Schooler 在一篇研究中美洲共同市场的产品偏见的文章中，首先提出了来源国的概念。来源国在营销学领域中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细分的概念。最初的来源国等同于产品的生产地或制造地，因而也被称为制造国。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重新分配，许多具有“多重国籍”的“杂交产品”逐渐产生。这类产品是指在营销该产品的公司总部所在国家的业务单元对其产品完成设计，但某一部分或全部的部件则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制造或组装。这使来源国这一概念变得更加复杂。一些学者认为制造国对产品评价的影响正在日趋弱化；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该对模糊的来源国概念进行细分，认为产品应该明确的标出“某某国组装”、“某某国制造”等信息。Jaffe 和 Nenenzahl提出来源国应该具体的分为产品制造地、产品设计地、产品联系地、产品关键部件制造地、产品组装地。来源国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就是指与某产品或服务相联系的地点（国家或经济体），它对应于上述 Jaffe 和 Nebenzahl 的多重来源国概念；而从狭义层面上来看，来源国可以理解为是品牌来源国，也可以是产品组装地等。在诸多的来源国子概念中，尽管产品制造地、产品组装地等概念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的作用可能在减弱，但是品牌来源地的效应却始终保持着显著性，就如同无论哪个国家的消费者都会认为 NIKE 是来自美国的品牌，SONY 是来自日本的品牌，而不会受到生产地或零部件组装地的影响。
笔者在本文中采取的是狭义上的品牌来源国概念。也就是说，无论产品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消费者将它与品牌最初的所在地国家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该国的产品，这个国家或者地区就是品牌来源国。
2.2.2 品牌来源国
品牌来源国指的是“消费者将某一产品或品牌视为来自哪个国家，而不论产品在哪儿生产”。比如，提到 Coca-cola、Mcdonald’s、Kodak，尽管这些品牌的产品可能不在美国生产，但消费者还是会把它们看成是美国品牌。同样，提到SONY、Panasonic、HONDA，即便它们在日本以外的国家进行加工或组装，消费者也仍然把它们视作是日本品牌。随着贴牌生产的普遍存在和跨国公司将产品大量转移到制造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生产，消费者越来越习惯于同一品牌的产品生产自不同的国家，甚至会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在制造技术上的能力日趋接近，产地或制造国对于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可能不再像以前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然而品牌来源国所激发的情感和联想却仍然很重要。因此，对消费者而言，品牌来源国会是一种更加有效的评价产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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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25
3.1 理论模型 ·············· 25
3.1.1 ELM 模型（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 2
第四章、问卷设计及分析方法 ················ 30
4.1 变量定义和操作 ············ 30
第五章、数据统计及模型验证 ················· 33
5.1 描述性统计 ··············· 33
第五章、数据统计及模型验证
本研究调查中共发出 280 份问卷，其中，回收 248 份有效问卷。本研究根据研究的目的以及假设，使用 IBM SPSS21.0 及 Microsoft Excle 进行数据统计及分析，采用的统计方法如下：
5.1 描述性统计
被试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通过频次、百分比的统计方式来说明被试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布情况。
由表 5-1 可知，在年龄方面，18-30 岁的占 100%；在教育程度方面，高中及以下的占 0.4%，大专占 4.6，大学本科占 47.9%，硕士占 35.8%，博士占 11.3%；在可支配月收入方面，10000 元及以下占 32.1%，10001-20000 元占 44.6%，20001-30000 元占 15%，30001-40000 元占 7.9%元，40000 元以上占 0.4%；在性别方面，男性占 48.3%，女性占 51.7%。
综合以上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描述性统计，表明被试样本之间在年龄、教育程度、可支配月收入等方面分布较为集中，较好地控制了其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的差异，保证了对被试样本在奢侈品相关信息理解能力上的差异控制；同时，性别的分布也较为均等。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讨论
6.1 研究结论
6.1.1 假设验证
（1）中心路径的假设验证
根据上文数据分析的结果，暴露在强论据中的高卷入度受众对广告的态度比暴露在弱论据中的高卷入度受众显著积极，此二者之间对于品牌的态度也是呈现一样的趋势，即，暴露在强论据中的高卷入度受众对广告中所展示的奢侈品牌的品牌态度比暴露在弱论据中的高卷入度受众显著积极。
这是符合理查德?E?佩蒂（Richard E.Petty） 和约翰?T?卡西波（John T.Cacioppo）对ELM模型的描述的，即高卷入度情况下，受众遵循中心路径，论据的强度对于受众的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是呈现正向影响的，假设1a和假设2a是成立的。
（2）边缘路径的假设验证
对非品牌来源国符号持有积极初始态度和消极初始态度的低卷入度受众，当他们暴露在带有非品牌来源国符号的奢侈品广告中，二者之间产生的广告态度和对广告呈现的奢侈品品牌的态度均是与初始态度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这就与Petty 和 Cacioppo对ELM模型的描述相悖。ELM模型的相关理论中，低卷入度受众遵循边缘路径，低卷入度受众对边缘线索的初始态度会对广告态度和产品态度的形成产生正向影响。但是，在奢侈品广告中，当边缘线索是非该奢侈品的品牌来源国符号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当暴露在带有非品牌来源国符号的奢侈品广告中，相比对这类符号持有消极初始态度的受众而言，持有积极初始态度的受众反而会有更差的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因此，假设1b和假设2b是不成立的。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九：情境与对话:博物馆危机传播管理研究——基于“故宫十重门”事件的考察
1引言
1.1研究背景
中国危机传播研究的焦点主体多为政府、媒体或企业,对其他类型的组织危机传播关注较少。2011年5月8日,故宫博物院斋宫发生展品失窃案件,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一时被称为“失窃门”。由于故宫的初期危机传播策略失当,在紧接着的三个月内,又接连爆出“错字门”、“会所门”、“瓷器门”等十起事件,在社会引起广泛讨论,这一系列事件被统称为“故宫十重门”,故宫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与政府、企业等不同,故宫既足博物馆,又具有事业单位性质。事业单位是在西方泛化的“组织”概念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组织。作为文化公共服务机构丑兼具行政性质的博物馆应采用何种危机传播策略也应纳入研究的视野。本研究选取“故宫十重门”系列事件为案例,借助库姆斯(的“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从危机传播组织和受众两个视角出发,运用内容分析法及个案研究法,一方面对故宫的危机传播策略进行剖析,一方面通过对故宫危机回应文本、媒体报道及受众反馈三者的对比分探索组织与个体对话的可能性和效果,回答在中国语境下博物馆应采取何种危机传播策略等问题,并从组织和受众两个面向对库姆斯的“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在中国的在地适用性进行验证,力图基于本土情况提出相应的危机传播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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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此次事件中故宫的危机传播策略,解答一个问题:在我国,博物馆应如何进行危机传播？
故宫博物院具有‘‘博物馆”及“事业单位”的双重属性,并且“故宫十重门”事件涉及连锁的危机反应,引起多次舆论高潮,这使该组织及事件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本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探究博物馆在中国的本土语境下应如何进行危机传播。
研究问题可细化为如下具体问题:
（1）在“故宫十重门”系列事件中,故宫处于怎样的危机情境.
（2）在危机情境下,“故宫十重门”系列事件中危机传播组织使用了哪些传播策略每一个事件的传播策略有何异同
（3）在传播策略使用后,受众的反馈如何危机传播组织和受众有无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对话”原因是什么
（4）在此次事件中,基于“情境危机传播理论”的传播策略是否有效如有效,在适用于中国博物馆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无效,原因何在应该使用何种传播策略？
个案研究法则围绕故宫博物院系列危机事件,通过对其危机传播策略的分析,依据相关文献资料,从机制结构、传播渠道及应对策略三方面对SCCT在中国的本土化进行讨论,探索中国博物馆类组织的危机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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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境与回应:解析“故宫十重门”事件进程
“故宫十重门”是媒体针对故宫博物院从2011年5月至2011年8月连续发生的起危机事件的总称,“十重门”依次为“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瓷器门”、“瞒报门”、“屏风门”、“拍卖门”、“封口门”、“门票门”、“古籍门”（详见表4）。上述10起事件形成连续危机效应,接连引起媒体与公众对故宫的质疑,故宫陷入形象与信危机中。
2.1“故宫十重门”危机情境辨析
评估危机情境的分析指标分别为“危机类型”、“证据的真实性”、“危机伤害”、“组织行为历史”。其中,“组织行为历史”包括“危机历史”和“过往声誉”。
根据库姆斯的阐释,“危机类型”按照危机责任由低到高依次分为受害者型、意外型、蓄意型(又称可避免型)。因此,明确危机责任,是进行下一步危机传播的关键。
“证据的真实性”分为真实、虚假和模糊。“证据真实”指的是“危机确实发生”,有明确证据;“证据虚假”,有时也称“遥言”,产生于流传于大众的危机报告;而当涉及道德伦理等方面,则可能出现“证据模糊”的情况。
在“拍卖北宋文物(拍卖门)”、“屏风浸水(屏风门)”、“私分票款被勒索(封口门)”事件中,最初的消息来源证据不实,致使故宫在相关事件爆出初期面临“可避免型”危机,随后故宫出面澄清,危机类型转变为“受害型”危机。但是,在危机类型转变期间,随着调查与澄清行为的深入,暴露出故宫管理不善等问题,易成为引发新型危机的风险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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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情境转换下的“十重门”危机反应策略分析
在“故宫十重门”的系列危机事件中,故宫陷入变化复杂的危机情境,由于危机类型多样,危机历史叠加,这给故宫进行危机回应带来巨大压力。
研究搜集“十重门”事件中的故宫回应文本,包括新闻发布会内容、公开声明、相关微博及相关新闻报道等,结合SCCT提出的四大类反应策略对故宫在“十重门”事件中的危机类型及其采用的反应策略进行分析,并对照提出的危机反应策略适用原则,总结故宫的危机反应特点。
“故宫十重门”由展品失窃(失窃门)幵始,一直未能控制危机情境的发展,进而牵扯出一系列管理、文物财产及经济问题,这与故宫釆用危机反应策略有很大相关性。通过对“故宫十重门”危机情境及其回应的分析,研究发现,故宫在危机回应上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危机反应策略失当。
通过分析故宫危机反应文本,研究发现,故宫存在危机反应策略失当的问题。
（1）未能准确判定危机类型,一味采用“否认型”策略。
“否认型”策略主要用于“受害型”危机和“意外型”危机,当危机情境转变为“可避免型”危机时,应采用“重塑型”策略。故宫在“可避免型”危机情境下多次采用“否认型”策略,易引起公众对其推卸责任的质疑。
首先,故宫回应未能“用一个声音说话。
故宫在“十重门”事件期间针对危机事件进行了多次回应,涉及回应行为的人员包括故宫博物院时任院长郑欣淼、故宫新闻发言人冯乃恩、故宫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等。但回应人员并未遵守统一原则,如“锦旗错字事件中,针对该事件的首次回应是“否认型”——相关部门负责人“否认错字存在”,坚称“憾,’字显得厚重;在语言学专家和网友“集体找错”的舆论压力下,故宫不得不进行改变回应策略,使用“重塑型”——承认错误并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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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道与评价:探索“故宫重门”的对话可能性.........27
3.1媒体的视角........27
3.1.1报道关注度差异........27
4历史与发展:故宫十年危机传播进路........39
4.1危机特点分析.........39
5机制、渠道、文本:SCCT的本土化应用...........43
5机制、渠道、文本:SCCT的本土化应用
从博物馆风险灾害管理、危机管理等研究来看,博物馆对待危机的态度以“预防”为主,而对于危机发生后的行动机制却仍停留于宏观的制度层面,具体实施细节并无详细流程指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是源自美国的危机传播理论,是否能够直接应用于中国本土语境中的博物馆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5.1完善危机传播机制
通常意义上的危机传播工作包含在新闻宣传或危机公关之中,其执行机构以及保障制度则成为危机传播成功的重要起点。
建立和完善专业的危机传播机制可重点从机构和制度两方面进行探讨。
危机传播工作包含于新闻宣传或危机公关之中,因此,负责进行危机传播工作的职能机构应是新闻宣传部门或公共关系部门。
我国的多数博物馆都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相仿,并没有专门的公关部门,新闻宣传、对外联络等工作主要由办公室、对外服务部门或宣传教育部门承担,网站信息发布则主要依靠网络信息部门。
博物馆管理机构的设置与我国博物馆管理的发展历史有极大关系。在解放前,我国博物馆机构设置多效仿欧美的“一体化”;在解放后,则主要仿照苏联的“三部制”。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机构设置于建国前开始,历经数次大的变革,于1998年初步形成的“‘三部制’、‘一条龙’协调配合的新机制”。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则是仿照苏联的“三部制”进行机构设置,因此没有考虑设置专门的公关部门。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博物馆数量已达4156家,随着博物馆管理工作的推进,博物馆危机管理意识的逐渐明确,危机传播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凸显。重视博物馆危机传播,首先须从机构设置上先行设计,明确工作人员责任范围,起用和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传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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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和讨论
我国国有博物馆作为文化类事业单位,是具有多重性质的机构。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博物馆工作逐渐从封闭、静态走向开放、动态。在这一过程中随时潜伏着各类危机,因此,博物馆的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愈显其重要性。
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十重门”事件中面临复杂多变的危机情境,以危机责任较大的“可避免型”危机为主。危机事件随着时间的移及新信息的出现发生变化,多重危机事件发生造成故宫博物院的危机历史迅速叠加,故宫博物院主要采取“否认型”回应策略,从而引爆公众质疑。纵观事件过程,故宫博物院危机回应出现说辞不一及回应行为碎片化,致使危机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新闻媒体在危机传播中搭建起危机传播主体之间的桥梁。在“故宫十重门”事件中,媒体报道基本体现危机生命周期特点,但囿于传统媒体的釆编机制,媒体报道存在“时滞”现象,是导致“权威信息空窗期”的原因之一。媒体报道着重关注故宫危机事件中的财务情况和故宫管理问题,报道态度以中立为主。不同类型的媒体关注力度呈现差异,本地都市报对事件的关注度最高。
故宫博物院运用微博平台进行了危机传播的尝试,但从受众评论情况来看,效果并不乐观。微博作为新媒体平台的即时性优势未得以利用,故宫的危机信息发布滞后,且信息发布的连续性较差,故宫官网微博未能成为权威信息源,失去新媒体平台的信息发布主动权。受众评论总体态度倾向为负面,评论焦点转换迅速,集中指向故宫管理层。
通过对比故宫回应、媒体报道与受众评论,研究探讨了三者在尝对话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故宫错失危机回应时机且错误地运用危机传播策略,加上新闻发言人依色逐渐弱化使故宫在受众面前失去作为“官方”的权威性与可信性。媒体关注的议题与受众评论议题出现偏差,故宫官网微博运营经验缺失,使受众的意见反馈通道闭寒,双向沟通机制受阻。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十：国产影视剧表征道德的叙事研究——以2011年-2013年获得国内影视奖项的作品为例
1引言
1.1研究背景
从复制到拟像,现代社会己经进入“景观社会”,影像传播无时无刻不在绑架人的感官世界,真实与非真实的界限开始模糊不清,大众开始逐渐过度依赖媒介发现自然社会,认知社会。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对于自然社会的复制冲动己经无休止的发展成为对于自然社会的虚构,技术的进步带来影像传播的新特点,影视作品的表达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影视创作游离在理性精神与感性情怀冲突的困境中,影视作品的道德关怀面临全新书写。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真实性的消解框架下,影视作品道德再现亦发生了新的革命,并且方式日益隐蔽,大众对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的认知方式和效果已全然改变。
影视艺术具有逼真性、综合性、直观性的特征,蒙太奇将关于世界的片段组接起来,拟态建构现实社会的镜像,这种生产意义的表征实践随着视觉文化转向的趋势而影响越来越深远。然而,影视自身关于真实性的矛盾自诞生之日就一直存在,运用光影技术表征的真实性被技术手段的选择性所遮蔽。影视创作采取何种表征方式才能达到理性精神与道德规范的有机契合,从而在文化循环中实现有效传播,这是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此外,数字化等新的影像技术带来了影视表征方式的革新,赋予大众新的审美体验,大众开始舍弃权威叙事,远离意识形态书写,这为整个社会认知观念的变化赋予契机。影视传播正面临从技术到观念的整体革新,深入了解现代社会影像表征道德的方式能够为我们描绘出影视发展对于建构科学的道德表征的经验与途径的图景,从而在日新月的时代变化中促使影视传播在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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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问题
辩证地分析和总结当今影视剧表征道德的叙事规律为何,从三个层面依次进行探宄,首先,影视视听语言表现道德内容时在镜头运用、道具运用及音乐运用等方面的特点是什么;其次,影视文本表达道德内容时其塑造人物形象、情节架构以及叙述动力等方面的特点是什么;最后,当今影视剧进行道德表征的不足与经验是什么。
1.2.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和个案研究法。根据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三个类型,从2011-2013年国内影视剧奖项的获奖影片选取典型影视剧,聚焦于影视剧表征道德的叙事规律、叙事手法和技巧。具体来说,从影视作品进行道德表征的声画语言、文本策略两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纳影视作品中道德表征的叙事机制,反观当代中国影视媒体道德意识形态效果表达的机制问题与经验教训。
叙事机制在本文中指的是叙事规律、叙事手法和技巧,即影视剧各叙事元素如何有机的结构在一起,这样的叙事形式形成了一定的技巧,有规律地表征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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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对象概述
2.1研究个案的选取
本文研究对象是近三年来国内获奖的典型影视剧,选取标准和过程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步骤:从百花奖、金鸡奖、华表、飞天奖、金鹰奖2011至2013年的获奖作品中蹄选出获奖(优秀故事片奖、佳影片故事片、优秀故事片、电视剧一、二、三等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故事片和电视剧,建立原始数据库。
第二步骤:重点选择典型个案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其他作品进行参考分析和写作。从表6-表7中各选出代表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社会公德的电影、电视剧各一部,共部作品。筛选标准如下:作品尽量表现日常经验中熟悉、丰富、有代表的道德关系,如家庭道德类型中涉及到完整的大家庭,职业道德涉及到行业现状、职场关系等,社会公德涉及到社会事务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电影作品中,表现职业道德的《飞天》是一部以航天员选拔为主要内容的献礼片,题材比较特殊,更多的是表现航天员个人的坚韧品质和高尚品德,没有表现日常的职场关系,不作为研宄对象。故,电影作品中表现职业道德的影片缺失。电视剧中没有表现社会公德的作品。
最后,通过以上步骤选出《心术》、《媳妇的美好时代》、《搜索》、《唐山大地震》作为本文的主要研宄对象,同时选取部分其他典型作品进行辅助参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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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对象概述
《心术》是国内首部大型医疗剧,2012年出品,讲述的是江州市云山医院神经外科医生霍思邀、刘晨、郑艾平追求仁心仁术的故事。医患关系颇为紧张的背景下,屡有患者因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将医院告上法庭,甚至殴打医护士,最后还有医闹闹事。他们依旧秉持救死扶伤的信念认真救人,保持仁心彳术。与此同时,霍思邈经过多次的恋爱也最终与美小护走到一起。刘晨嚷抱养的女儿因肾衰竭长期透析,却因坚守职业道德几次与肾源失之交臂,最后终于等来肾源。
《搜索》由陈凯歌执导,2012年出品,讲述了都市白领叶蓝秋续医保过程中意外查出淋巴癌晚期。当天公交车上因拒不让座,并因一时气话“要坐坐这儿(大腿,被实习记者杨佳琪拍下来,随后被陈若兮在电视媒体上曙光,继而发生了连锁反应,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叶蓝秋因受到老板沈流舒安慰、帮助恰巧被沈太太莫小渝撞见,被误会是小三。随着不让座事件光,网络上关于她小三的传闻也开始蔓延,现实生活、网络舆论开始对她进行攻击。她雇佣杨守诚(陈若兮男友)陪伴自己,却与之发展了一段刻骨铭心却转瞬即逝的爱情,最后选择自杀。陈若兮因报道不让座件红极一时,却被沈流舒故意设计了受贿事件,后叶蓝秋自杀,她丢了工作也失去了爱情。莫小渝从富豪生活婚姻中逃走。
《媳妇的美好时代》2010年出品,讲述了毛豆豆和余味,毛锋和潘美丽,余好和杨一凡三对夫妻应对复杂的家庭关系,克服种种问题的欢喜生活。护士毛豆豆和摄影师余味两人因三次相亲意外结缘,但是她要面对余味复杂的家庭关系,余味父母因婚外情离异,后又各自结婚,母亲和继母一直水火不容,而母亲再婚后生活也并不幸福,毛豆豆夹在两个家庭,两个婆婆间左右为难,还要忍受妹妹余好习难。毛豆豆的弟弟毛锋生性风流,没有责任感,与秦素素闪婚闪离,被龙瑾甩,心生不甘,后看中农村姑娘潘美丽,历尽辛苦终于结婚。婚后依然本性不改,与龙瑾鬼混,筹集了三个家庭共50万与龙瑾做生意,被龙瑾骗走全部款项。情急之下,余味母亲中风,毛豆豆面对婆媳关系心生苦恼。后在潘凤凰的建议下对婆婆真心相待,终于感化婆婆。潘美丽原谅了毛锋,两个人幸福的生活下去。余味的继父不幸离世,其子杨一凡从部队回家,余好对杨一凡新生好感,一来二去情投意合终成眷属。三个家庭,不同的问题,却因理解包容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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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德困境的表征:叙事机制的伦理表达.......22
3.1人物塑形:伦理诉求差异营造困境..........23
3.1.1叙事“语式”:伦理倾向的凸显........24
4结语........49
3道德困境的表征:叙事机制的伦理表达
影视艺术的虚构性在于它以日常事件、关系和属性为素材,通过特定的编码方式重新建构一个叙事空间。影视剧建构的虚拟叙事空间尤为逼真,且颇具引诱性,它“鼓励我们将处于摄影机前的亲影片之物这些曾经的存在’看作是现在的存在’”,叙事达到的虚构空间重新建构了观众的认知世界。
“每一个文本都在读者面前设置了一个既描述又表述的伦理结构”,叙述行为的结构、姿态、意图等形式引发了读者、文本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读者阅读时会对文本的伦理结构进行回应或思考,这种动态的交流体系是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赋予这个过程予主体间性,不关乎对于意义的绝对性占有,而是对于他者的责任和回应,对作者、剧中人物所展现的伦理问题报以伦理思考亦是关怀、回答。
叙述行为建构了特定的影视文本,这个过程引发了某种伦理效果,关乎叙事伦理。具体而论,即是通过人物塑造、叙事情节以及叙事动力等营造的叙事机制建构文本,书写着特定的伦理诉求。《心术》《搜索》等影视剧通过强情节性叙述、负面人物想象塑造以及情感叙述动力推动,进行了深刻的道德困境表征,并且表现为需求性道德困境《唐山大地震》)和规则性道德困境《心术》《媳妇的美好时代》)两种类型,在基本的叙事元素表征体系下,双;众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伦理召唤欲求,更是对于道德困境的震撼与复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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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视觉文化时代,大众越来越依靠视觉经验理解、认知和阐释现实世界。影视文化对大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尤其是道德观产生着潜移默化、深刻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现代传播技术赋予大众新的审美体验,他们厌倦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叙事,远离意识形态书写。当下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多元化、复杂化,道德事件频发,不断引发大众关于道德滑坡的反思。因此,影视作品采取何种表征方式才能达到科学的道德观的有效地传播,引发大众对于道德问题的关注与反思,非常值得关注。
本文聚焦于影视文本的叙事结构,通过叙事伦理的切面以小见大,进行影视作品的道德表征机制的探索性研宄。首先,关注镜头运动、场面调度、音乐等叙事“语式”发现影视文本的视听表达如何进行伦理叙事。其次,针对本文叙事的人物形象刻画、情节结构的铺陈、叙事动力等要素进行探究,这些叙事要素的架构如何表现叙事者的特定伦理价值,试图发现叙事视点背后所体现了谁的立场,表达了怎样的伦理诉求。最后,试图探索通过叙述行为的伦理表达分析背后,叙述者、文本和观众三者互动关系背后的伦理对话及其体现的伦理意蕴,这样的互动关系正是文章所要探究的叙事伦理的目标所在。
影视艺术通过影像进行形象表达,镜头的排列与结构构成了叙事。文本为读者再现了一个既叙述又表达的伦理结构,叙述行为的结构、姿态、意图等形式会引发读者、文本和作者之间动态的深刻的伦理关系,带有主体间性,召唤读者作为主体进行伦理回应,与作者的伦理意蕴相遇,这即是影视文本叙事形式所具有的完满使命。
《心术》《搜索》《媳妇的美好时代》《唐三大地震》等影视剧通过负面人物想象塑造强情节性叙述、以及情感叙述动力推动,进行了深刻的道德困境表征,再现了极端社会环境下处于道德困境中主体进行道德行为选择,价值观的碰撞实现伦理救赎的过程。在基本的叙事元素表征体系下,观众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伦理召唤欲求,更对于道德困境的震撼与复杂情绪。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