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05 年“普惠金融”在国际小额信贷年会上被提出，旨在通过拓宽金融覆盖面、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够参与到金融服务中，进而解决全球范围内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中的重要性。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复杂的经济形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始终存在，城乡收入差距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源于金融结构，因此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目前普惠金融的发展虽然能够使更多的人获得金融服务，但是由于普惠金融扩大金融覆盖面必须要加强在农村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考虑到运营成本，很多金融机构顾虑较多，因此发展较为缓慢。但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应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变这一缺点，更好地提高金融服务的触达能力，使得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享受到金融服务。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出台《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正式提出数字普惠金融，2020 年两会正式提出要加速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全面发展，这些都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性。
山西省作为我国的煤炭大省，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和满足居民能源消费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因为产业结构单一等原因而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始终较大等问题。2020 年底山西省十四五规划中指出山西省作为全国唯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要推动全面彻底系统转型，推动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作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建议》中同时还提出要打造“数字山西”，推动经济金融数字化改革，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在山西的发展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山西省作为脱贫任务较重的省份，通过资源的整合将数字普惠金融运用到扶贫项目中，进一步扩大扶贫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再一次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
国外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在说明其发展的优势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Galak J（2011）基于互联网金融的视角通过对微型金融机构 Kiva 进行分析，认为互联网金融服务既具备传统金融模式的特点，又具备其独特的创新性，该模式能够通过降低信贷服务的成本，从而实现普惠金融[1]。LaurenHendricks（2011）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虽然能使得资金融通更加高效便捷，但是由于其不可预见性，所以也可能会导致在支付领域中出现破坏性的变化[2]。Guo F（2016）通过研究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认为中国目前的支付技术特别是在安全性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加大地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各地区的发展[3]。Gabor 和 Brooks（2017）认为数字化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对低收入人群获得平等的金融服务有重要意义[4]。Ketterer（2017）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很可能会拓宽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获得资金的渠道，但是由于其发展时间较短，因此在监管方面并不完善，所以需要政府进一步对此予以规范[5]。Grohmann（2017）则认为加强对于民众的金融知识培养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从更深层次发展数字普惠金融[6]。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间较短，国内针对该部分的研究大都也集中于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与发展的分析。谢平等（2014）认为将数字技术运用到普惠金融当中，可以使更多的人享受金融服务，产生长尾效应[7]。李丹（2016）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金融服务成本以及门槛较低，优势更加显著[8]。姜振水（2017）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使得弱势群体享受到金融服务，解决普惠金融不能有效地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实现“最后一公里”服务的问题[9]。
但也不能忽略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黄益平、黄卓（2017）认为普惠金融在数字化方面的创新虽然具备很大的优势，但是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10]。邱兆祥（2018）从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角度指出虽然我国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但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并不完善，不可避免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有关金融机构非法经营、传统征信体系不足以支撑可能存在的风险等问题[11]。而唐明月（2017）从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这一角度指出虽然数字普惠金融使得更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金融服务，但仍然也面临着有关金融机构仍然对农村地区的发展不重视以及由于农村地区征信系统不完善导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12]。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是将数字化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新形式，其中数字化技术不仅包括互联网，还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其通过数字金融服务进而推动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使得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更广，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和农村居民的交通成本等，使得金融服务的效率提高，从而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可以获得同等的金融服务，进而实现了“普”与“惠”的结合。
2.1.2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间较短，因此国内外学者对该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为了能够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衡量以便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金服集团，利用支付宝数据，在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性、均衡性、可比性、持续性和可行性的原则下通过变异系数赋权法分别从省份、地级市、县域打造数字普惠金融指数[63]（郭峰等，2019）。其中分设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二级指标以及 33 个子指标。在覆盖广度方面，基于现代化技术，利用账户覆盖率进行衡量；使用深度指标则包含支付、货币基金、信贷、保险、投资和信用业务服务，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多元化和综合性；数字化程度则主要考虑便利性和成本，从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四个方面进行衡量。
图 2.1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框架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由 W. Arthur Lewis（1954）首先提出的，是指发展中国家既存在工业经济，也存在农业经济的经济结构[65]。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化生产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水平和农业部门却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农业部门生产效率较低，会产生剩余劳动力。但是工业部门生产效率较高，所以只要存在较高于农业生产的工资，就会有大量的劳动力进入，这样在生产中多出的资本就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使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参与进来，这样就会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所以说他认为其主要解决措施在于推动工业经济的进步。之后也有学者从不同部门发展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了完善。
2.2.2 包容性增长理论
2007 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理念，其指出经济的增长应该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应该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包容性增长要求在激发潜在劳动力促进经济良性可持续增长的同时还要保障社会公平，注重社会经济资源合理分配，让农村低收入家庭、偏远落后地区人群等金融弱势群体也能分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红利，可以说其让弱势群体得到一种保护。但需要注意的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并不仅是让金融弱势群体能够增加收入，更加强调的是实现公平，让各个阶层的人群都能够获得经济增长的成果，进而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因此数字化与普惠金融结合的数字普惠金融也必然会充分体现包容性增长这一理念，通过数字化技术让各个阶层的人群享受到公平的金融服务，从而减小城乡收入差距。
图 4.1 2013-2019 年山西省互联网发展情况
3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17
3.1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分析.....................17
3.1.1 降低门槛效应...................................17
3.1.2 减贫效应............................................18
4 山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21
4.1 山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21
4.1.1 山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背景....................................21
4.1.2 山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趋势.......................................21
5 数字普惠金融对山西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32
5.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32
5.1.1 被解释变量...........................................32
5.1.2 核心解释变量...................................33
5 数字普惠金融对山西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采用的是山西省 91 个县2014-2018 年的平衡短面板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山西省统计局。本文选取 2014-2018 年作为样本数据的时间范围，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本文对城乡收入差距采用泰尔指数进行衡量，计算过程中需要使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在 2013 年之前城乡居民收入统计口径不一致，但是在 2013实施城乡一体化改革之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采用相同的调查与统计方法，因而更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选取从 2014 年开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带入计算进而用以衡量山西城乡收入差距更加有效。
第二，目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指数数据对于县域指数的时间跨度为 2014-2018 年。从地域进行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拓展了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和服务范围，因此可能对于县域的影响会更突出。因此本文从山西省县域层次来考虑更加具有针对性；另外，2013 年被普遍认为是我国互联网金融爆发的元年，从 2014 年开始互联网金融被写入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因此本文以 2014 年的数据为起点，考察山西省各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更加符合实际。
....................
6 山西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相关建议
6.1 加强山西省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对于更好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打好数字化的根基，才能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农村居民服务，其能够使金融机构减少运营成本，有效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让农村居民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更好地获得金融服务。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数字化的发展非常迅猛，5G 时代已经到来，但也掩盖不了我国目前仍然存在城乡资源不均衡的情况。因此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仍然是较为缺乏的。
由于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山区较多，因此会对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增添一定的成本和难度，从而使得金融服务不能够很好地延伸到农村地区。另外农村居民相对收入较少，在意识中不愿意增加在此方面的开支，结合地理环境和农村居民面临的问题，使得山西省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较难。
所以，山西省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减轻农村居民的费用负担，例如，山西省各级县政府可以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联合运营商分类设置补贴政策，既可以针对不同等级的移动设备进行不同标准的补贴，也可降低门槛，为农村居民设置专项贷款政策用于日常数字化设备的需要；另外，各级县政府可与运营商联合回收二手手机，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以较低的价格使农村居民受益。同时山西省各级县政府也需要加强对于数字化人才的储备，在各地区分派人手，以更加及时有效地解决数字基础设备可能在平常生活中发生的问题以帮助农村居民更好地进行使用。需要强调的是，山西省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在通过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拓宽金融发展覆盖度的同时也要因地而异，山西省各县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尽管逐步变小，但仍然不能忽略，因此，山西省政府不能一概而论，要注意金融资源的均衡调配，各级政府也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关政策引导本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使用深度，这样才能更高效地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质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