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厘清部门责任、拓宽融资渠道、给予足够支持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持续有效的宣传、高素质的督导队伍、合理的奖惩机制来突出公众作用，让城中村居民增加融入感和归属感，更加积极的发挥主体作用；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2020年12月28日，我国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报告中统计了2019年全年我国196个大、中型城市的生活垃圾生产量，其总量高达2.35亿吨，而产量位居前十位的城市其产量加和多达6987.1万吨，占据所有数据信息发布城市产量的29.7%，其中产量占居前十位的城市及其具体垃圾产量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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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我国四大一线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的生活垃圾产量分别位于前三及第五位，垃圾总量达3609万吨，占全部信息发布城市垃圾总量的15.3%。接下来的几年，随着我国城镇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还会出现增长的趋势，“垃圾围城”现象正在警示着中国城市的环境状况。城市垃圾的治理以及分类和回收利用已经不单单是关乎生态环境的问题，更是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发展和进步的牵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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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研究现状
根据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献搜集过程中，发现对于城中村垃圾分类治理的研究文章数量较少，无法进行有效梳理，所以将国内外研究综述分为“城中村治理”、“垃圾分类”两部分进行论述。
1.2.1国内研究现状
1.国内城中村治理的相关研究
我国城中村是由于城市化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居民区，通过文献搜集与整理，发现国内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大都将城中村视为城市诟病，大量集中于城中村的改造研究，相比较来说，对城中村的治理较为忽视，但城中村改造需要漫长的时间，城中村在短期内仍是一部分人的庇护港湾，我国学者对于城中村的治理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
（1）对于城中村治理中存在问题的研究
王祥雨、姜文文、秦凤艳以广州市城中村为例探讨了城中村与城市间物质、文化思想以及经济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差距。①蔡睿通过对深圳市城中村的深入研究，在转型社区治理的视角下论述在城中村更新过程中出现了社区空间异化、社区权利排他化的现象，还存在社区意识淡薄、社区管理制度匮乏等等治理的困境。①程宏如，刘雪晴则指出城中村社区治理存在社区文化混乱，社区治理的主流文化缺失；村民不会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事务当中，自治意识缺乏；自身融入感以及归属感较弱等问题。林志聪，王枫云在文章中认为城中村存在结构高度异质化、管理能力不足、生存空间拥挤、社会排斥严重等问题，长时间不加以解决易导致社区的失序产生。
（2）对城中村治理问题产生原因的研究
纪芳基于武汉市城中村调查研究，发现武汉市城中村社区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形态逐渐趋向非农，人口结构复杂，社区开放性增强，并且治理需求趋于复杂化是城中村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③张雅慧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论述了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分别从经济维度、社会维度、结构维度、身份维度分析了流动人口融入困难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④张伟、余俊从法律层面对城中村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城中村环境出现日益恶化的原因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迁、法律规定的空白和文化差异等多个方面，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需要针对其特性从法律和居民两个角度共同考虑解决问题。⑤刘守英，熊雪锋认为导致城中问题一直没有被解决的原因是农业转移，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社会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思维和方式与健康城镇化要求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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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2.1基本概念界定
2.1.1一线城市
对于国内一、二、三线城市分级的说法，最早是房地产行业根据城市房价高低而提出并使用的，随着时代进步发展，城市功能受到关注，房价不再是决定性的标准，划分标准慢慢转变为城市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一线城市一般是指对本国的经济和政治具有重大作用的大都市，在城市规模、基础建设、财政收入、信息交流能力、对周边城市带动力与辐射力、对人才吸引力等各层面，一线城市都领先于其他城市。我国目前较被媒体及公众认可的一线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2021年5月21日，华顿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中，按照城市GDP、储蓄、财政状况、环境、科教、文卫等软硬指标综合打分加权，北京（94.72分）、上海（90.31分）、深圳（82.14分）、广州（80.36分）位居前四名。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21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也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维度指数来划分，对337个城市进行评估，并将“北上广深”列为一线城市。基于上述内容，本文将所研究的一线城市限定为“北上广深”。
2.1.2城中村
城中村别称都市里的村庄，对于城中村一词的概念，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李钊（2001）认为城中村是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中，因为距离新城区或旧城区较近从而被规划为城市建设用地内的村落。①李培林在其著作《村落的终结：羊城的故事》中将城中村定义为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转为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村落，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②杨江山、郭超（2014）指出城中村社区不仅具有村落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土地产权归村委会集体所有，行政事务由村委会统一管理，户籍制度为原有户籍保持不变，同时具有城市特征即地理位置纳入城市规划范围，社区居民从事二、三产业，生活方式演变为城市化方式。③MBA智库将城中村定义为城市高速发展和扩张进程中，农村土地全部或部分被征用，村民仍居住在原始村落基础上自发建设而形成的村庄。并根据农业用地多少、收入来源形式、区位价值等因素将城中村分为成熟型城中村、成长型城中村以及初生成型城中村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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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支撑
2.2.1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经过了很长的历史时间线。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的提出可以追溯至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第21届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此次会议提出的《人类环境宣言》使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成为国际性议题；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委托，在世界自然基金会支持下，联合发表了《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大纲中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明确地提出；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①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与会者共识与承认，开始从理论基础迈向实践。
1994年，中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框架；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在具体内容上，涉及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在经济上，改变以往的高投入、高消耗，除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还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更加节约资源、减少废物，逐步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生态上，要求在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增强环保意识，转变发展方式；社会上，强调社会公平是环境保护得以实现的前提，可持续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高质量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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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我国一线城市城中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概况..........................16
3.1我国一线城市城中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现状.........................16
3.2我国一线城市城中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成绩......................22
第4章我国一线城市城中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及其成因分析............26
4.1我国一线城市城中村生活垃圾分类分类治理中的问题..................26
4.1.1对城中村关注度不足，政府分类工作不完善......................26
4.1.2村内管理组织不重视，分类活动宣传不到位......................27
第5章我国一线城市城中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的解决对策................38
5.1明确政府角色，发挥政府主导作用..............................38
5.1.1制定配套措施，提供法制保障............................38
5.1.2改革管理体制，理清职责归属.............................38
第5章我国一线城市城中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5.1明确政府角色，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5.1.1制定配套措施，提供法制保障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一项政策的推行离不开强有力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健全的体系、完善的顶层设计才能让垃圾分类从前端产生到终端处理都有法可依。各一线城市对于垃圾分类都有了相关条例的发布，但针对于整座城市的规定还是过于宽泛，对城中村的表述也基本是较粗略的，在实行时工作人员并没有可参考的具体细则，做不到面面俱到。条例中大都将城中村垃圾分类的责任人归属为属地街道，而街道又是我国最基层一级的政府部门，所以为了更利于政策推行，可以在高位的驱动下成立地方工作小组以城市条例为主要依据，结合实际情况尽快发布适宜本区域特色的红头文件，来满足城中村发展有别于城区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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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完善监督。市级针对城中村所在区及街道制定生活垃圾分类评价考核制度，不定期检查进行评分，将评分结果纳入部门绩效，促使部门主动作为。利用网络、电话等方式，鼓励市民拨打监督电话或在监督网站上对不合规现象进行举报，通过拍照、录像等监督城中村分类活动中政府不合理做法，并给予信息上报人奖励费，促进城中村垃圾分类工作透明化、民主化、规范化。
再次，执行力度上也要加大。在出台文件后，区、街要积极制定联合执法行动方案，建立完善的问责机制，对城中村垃圾分类部门进行业绩考核，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除了正向积极政策外，可以采取一些负向措施，例如铁路部门出台的实名制政策，在出现霸座、刷票等不文明情况后，就无法正常购买车票。可以将垃圾分类制度纳入《房屋出租合同》中，在多次劝导，租户仍拒不分类的情况下，户主有权利退租；收运单位使用不规范运输车辆、垃圾回收时将分类好的垃圾混收的，都要责令在一定期限内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进行罚款以及吊销营业许可证的处罚。只有将执行力度真正做到位，政策的有效性才能够得到确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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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垃圾分类活动作为解决垃圾围城困境以及实现资源循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每个城市都应予以重视的，而城中村作为城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应受到同城市其他社区相同的关注。本文基于四大城市城中村垃圾分类治理现状，利用协同治理理论对一线城市城中村垃圾分类活动的相关利益主体进行了分析，认为多方主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与缺陷，使得城中村内垃圾分类活动无法达到满意效果，垃圾分类活动环节众多，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城中村垃圾分类活动的有效推进，并总结提出助推一线城市城中村垃圾分类治理的建议和举措：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厘清部门责任、拓宽融资渠道、给予足够支持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持续有效的宣传、高素质的督导队伍、合理的奖惩机制来突出公众作用，让城中村居民增加融入感和归属感，更加积极的发挥主体作用；利用学校、企业等非政府力量，树立环保意识、更好的倡导循环经济，共同参与城中村垃圾分类治理，让一线城市城中村的垃圾分类情况不再成为城市的短板，实现城市的整体治理水平提升。
本文对于城中村垃圾分类治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找到了一些问题并提出了一定建议，但是由于学识和经验有限，对于城中村垃圾分类治理这一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复杂性的工程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一方面，对于分析导致一线城市城中村垃圾分类治理时产生的问题及其原因时，思考角度并不够全面，对于所提出的建议如何能够落实到现实生活的工作管理中还需要长期的观察、调研和实践；另一方面，对于四大一线城市城中村的垃圾分类状况由于地域分散并未到实地调研，更多的是根据官方网站的发布数据及新闻等进行分析，且官方发布数据存在不连续性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现状的分析和对问题的挖掘，在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将持续关注，有机会将进行深一步的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