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硕士论文2017年经典汇集

文学硕士论文2017年经典汇集一：迟子建小说神性元素研究

文学硕士论文2017年经典汇集二：论陈映真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第一章 映射真实的台湾人

第一节 底层小人物的悲哀
王晓波曾指出，陈映真受争议的两个侧面，一是他的人道立场，一是他的中国立场。单从人道立场来看，在陈映真的文学世界里，他始终怀抱着对人的深切关怀，对“人”的经历、“人”的生存、“人”的世界进行探索。借悲苦之辞，书写小人物的凄凉景况，“由人道立场，他同情一切被损害、被侮辱、被压迫的人们。”人道主义关乎人性、人权、人的价值和尊严，而陈映真笔下的小人物不仅包含了居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同时也包含小知识分子和下层士兵，这些人在社会、历史的改革变迁中成为“受难者”，承受隐性的伤痛，变为牺牲品，甚至彷徨、忧虑。陈映真的创作往往从苦难出发，在不同的环境下，营造凝重的氛围，诉说被忽视、被践踏、被毁灭的人所经历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以及他们痛苦挣扎的灵魂世界。这群人在台湾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肉体或是精神面临的现实撕扯，足以让他们心力交瘁。他们或许是进城奔生活的卖面夫妻，或许是被现实和历史戏弄的小知识分子，或许是被物统治了的“非人”等等。
作为陈映真最具人间爱的作品《面摊》，故事情节十分简单——进城夫妇带着咯血的孩子到台北奔生活。面对各种困境，为了孩子，为了生存，他们坚持、忍耐，迎合着城市的管理者。作家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深沉的爱，几乎不可抑制地要冲出笔墨之间。贫困交加的城市“流浪者”们，挣扎在生存线上下，却仍满含真情。看上去这像老掉牙的人道主义故事，但却并不刻意，反而温情脉脉，令人感动。台湾的历史相对复杂，日据时期，警察作为殖民者的帮凶，操纵着生杀大权，而文中的“白盔的警察”，一双大大的眼睛，却充满了热情，“闪烁着温蔼的光”。小说中有一些细节也流露出小本生意者生活的不易，例如，开业第一天被带到派出所的爸爸“边走边说着，陪着皱皱的笑脸”，而胖警官置若罔闻，径直走进室内。因为是外地人，不懂规矩，面摊小贩被罚款六十元，就算极力辩解也是无用。当年轻警官到小摊吃面时，爸爸仍然是“用皱皱的笑脸巴结地替他添了两次肉汤”，撇开其他人物，只将目光放在这一家三口身上，则会发现温情之外，实则泛着一丝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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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
上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迅速，1963年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产值，这标志着台湾社会经济结构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转型，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和矛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生存、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会受到影响，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陈映真以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将挣扎、徘徊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台湾人描绘出来，以揭露、批判和反思混沌社会中“人”的尴尬处境。面对曾经的人生理想，这些市镇小知识分子被逼入困境，最终在资本社会的吞吐中将“人”的棱角磨灭，逐渐被异化，成为资本与物质的奴隶。这种“痛”，更多的是“人”之痛，是生活困窘、地位变迁的失落与无奈，也是理想轰然坍陷的忧郁无助，更是为钱权左右的病态异化。
1960 年 1 月，陈映真在《笔汇》一卷九期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作为最早的忧悒青年代表，康雄表现出了特定年代下空想主义青年的各种形貌。现代经济涌入，“理想主义”青年对社会充满期待，却耽于空想，惧怕现实，成为一个“零余者”。最终这些青年从康雄变为《故乡》中的“哥哥”、《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自杀、沉沦、堕落、死灭。陈映真早期的《家》《苹果树》和《凄惨无言的嘴》也呈现了大、中学生的精神困境，在社会转型中惶惶不安，精神失常，直至崩溃。“由于市镇小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中间的地位，对于力欲维持自既有秩序的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面对于希望改进既有社会的下层，又不能完全地认同，于是他们的改革主义就不能不带有不彻底的、空想的性格了。”康雄在他的乌托邦世界里建立了许多贫民学校、医院和孤儿院，逐渐走上了与年龄不相称的等待。《故乡》中的哥哥同样是一个不彻底的空想主义者，充满理想的小知识分子，热衷改革却无力忧郁。
对西方现代主义批判最为深刻和明显的当以《唐倩的喜剧》为代表，借唐倩这个女子与不同派别代表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陈映真对浮夸做作的“派别”头头进行了讽刺，并且将苦心经营，最终去了美国的唐倩挖苦了个彻底。唐倩几乎成为了一个符号，是 20 世纪 60 年代台湾读书界崇洋媚外的典型代表。存在主义盛行之时，唐倩毅然告别了自己的旧情人于舟，成为老莫的忠实信徒；新实证主义走红之后，便又紧随其后，有了新的恋人“罗大头”。焦躁不安、偏执的罗仲其自杀后，沉默了一年的唐倩又搭上了留学美国的工程师乔治·H·的·周，不为学历，只是贪恋“美国的生活方式”，便拜倒在所谓的自由美国的魅力之下。最后与周离婚的唐倩又与一个军火公司的物理学博士结了婚，沉醉在那“新天地”的生活里了。盲目的崇拜西方资本社会的虚荣、繁华，而将自己变成了各种主义的附属物，实在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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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陈映真的人道主义特质

第一节 理性的烛照
理性不仅是用理智的方式去探索、发现和解释世界，而且也是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重要力量。换而言之，“理性之所以为理性，就在于它不是简单地、轻易地接受和照搬某些结论，而是通过其特有的反思特性，敢于对原有的认识提出批判性的挑战。”而在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中，最具旗帜性和领导性的特质就是他坚定如一的理性精神。正是因为理性的烛照，才使得作家在环视社会历史诸多病症的时候，能够更加冷静客观地面对，并给予分析和思考。
纵观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从内容到人物，囊括了台湾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的小说在揭露社会、历史和人的问题时总是会以理性分析为主，来观照人的生存、生活与生命。故而在陈映真的小说中并没有冷酷与苛责，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分析与关怀、悲悯和温情。
在理性支撑之下，作家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和反思，从而以更冷静的姿态和更有力度的观照去体察人的不易、历史的残酷和现实的艰难。以陈映真的小说《死者》为例，在塑造生发伯这个可怜的小人物时，陈映真并没有去讽刺小乡村的愚昧、无知，而是在生发伯弥留之际，用他灵魂与肉体之间意识的游荡和回忆来揭露他一生的不易。面对生发伯一家几代所承受的社会现实，他们被不正义的社会结构所耽搁和毒害，而可怜的生发伯也并不是没有努力，但是一切计划最终还是被无常的社会、历史现实所左右，所破坏。
《死者》这篇小说并非一曲乡村牧歌，作家通过生发伯的孙子及二媳妇等人，从侧面呈现了藏污纳垢的乡村世界。然而，这里也并没有出现启蒙者对丑陋乡村关系的讽刺和声讨。可怜而又可悲的生发伯死前最后的希望，则是儿媳妇不要做出有辱门风之事。原来，这个村落有着一种“恶俗”的惯例——私通，这几乎成了家常便饭。这时，作家跳出了故事，写下了这样的话：“许是一种陈年的不可思议的风俗罢；或许是由于经济条件的结果罢；或许由于封建婚姻所带来的反抗罢。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是一群好淫的族类。因为那或他们也劳苦，也苦楚，也是赤贫如他们的先祖。”正是因着这样“赤贫”的生存环境，那些贫弱的个体才惺惺相惜，彼此依靠。作家在这里列举了各种可能引发此现象和选择的社会原因。他们是可以被理解、被原谅的。他们在贫苦之上建立的所谓“失德”的关系，只不过是无望、艰辛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本身的负担，带来的无奈选择。这不是现代化城市中浪漫的男女关系，也不是为了满足欲求的生理冲动，而是“底层劳动者为了活下来所做的劳动与生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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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个体的强烈关注
陈映真始终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坚持文学的大众性。他强调，“文学的大众性，除了作家要受到教育，民众也要受到教育，一方面是作家在一定认识上丢弃个人的东西，努力去理解民众的愿望和要求，一方面是民众主动争取接受文化，并提高自身的认识水平，而且绝对可以提高自己在文化、艺术和文学的创造力和欣赏力。”53显而易见，陈映真的文学创作是植根于大众之中的，其力量和创作源泉也由此而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拉近了他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说明为什么他被称为“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在强调和肯定大众价值和意义的前提下，陈映真又对知识分子的责任进行确认，对大众怀抱希望与关怀，并认真反省和思考自己的位置，经过这些交融与糅合，才有了其作品中对个体的强烈关注和由此而来的坚定的平民立场。
通过陈映真的小说，我们总能感受到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个体的创痛和悲凉。他曾写过很多与战争有关的小说，并表达了战争的残忍，也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进行了控诉。但不论是内战背景还是二战背景、越战背景，作者都是通过个体的经验来辐射当时混乱无序的社会的。以《乡村的教师》为例，陈映真的笔墨明显更倾注在吴锦翔个体的创痛记忆和实际生活经验上。作为曾怀有热望的知识青年，他在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经历足以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时代的问题。这种强烈的个体关注也同样表现在其他题材作品中。
陈映真极早地注意到了大陆在台人员与台湾本省人之间的“省籍”问题。而另一位台湾作家白先勇也曾写过大陆人在台，但二者在关注姿态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白先勇虽是“现代派”的重要代表，但他同样十分敬佩陈映真，二人也在写实主义与现代派之间实现了“和而不同”。有学者指出，陈映真的大陆在台系列早于白先勇，白先勇的《台北人》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过其影响。在文学创作中，白先勇同样坚持以人作为中心指向，但是，“在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以及文学应描写永恒、抽象、普遍的人性或反映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社会现实的问题上”54，陈映真与白先勇是有所区别的。单以白先勇在《台北人》的首序上写的《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便能看出这本书的基调——伤怀。一群落难的皇亲国戚、王孙公子，逃到台湾，过着“落魄”的生活，沦为了“寻常百姓”。这种同情一定程度上与白先勇的出身有一定关系，他笔下的“上流社会”已经是一个残破不堪、几近枯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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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多元糅合的人道主义立场生成...................... 43
第一节 基督教背景与个人经历................................. 43
第二节 鲁迅与“左翼”的影响................................. 47
第三节 深入民间与社会实践.................................... 51

第三章 多元糅合的人道主义立场生成

第一节 基督教背景与个人经历
宗教具有神圣性，往往会令人产生谦卑和敬畏之感。也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陈映真的人道主义总是有着悲天悯人的气质，他总是为弱者的悲伤而叹息，为被蛊惑的无知的人性忏悔，并在晦涩的现实之外寻找一丝友爱与宽容。陈映真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自然免不了耳濡目染。在《圣经》和圣歌的熏染下，他也养成了自省和忏悔的习惯，并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很多现实问题。父亲对他的影响从未断过，即使后来他对教会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理性的思索，脱离了那里。基督教中对原罪和忏悔救赎的强调在陈映真的作品中有多处体现，而他的笔下也常有“死亡”意象的书写。
宗教和道德的规约深深地影响了陈映真的创作。“曾有一个时候，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贫穷的，忧愁的，愤怒的，经常和罪人、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仑医院的史怀哲一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这里，史怀哲医生也成了仁爱的化身。基督教强调的罪与爱、正义与怜悯、忏悔与救赎也成了陈映真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侧面。《我的弟弟康雄》中便描写了康雄姐姐的想象——将弟弟赤裸的身体比作是受难的耶稣，乌托邦思想的外壳下显露的是康雄那谋求众生幸福的理想主义。也是因为如此，康雄的那因为欲而来的罪，也得到了赦免和救赎，他的灵魂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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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纵观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人道主义情怀贯穿始终，对小人物的关注，对历史的反思，对社会转型的审视，对人自身价值的追寻，这些构成了他独特的精神世界。正是因为他坚定不移的人道主义立场，才使得他的作品能够成为映射台湾的镜子。但是，陈映真对个体的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台湾本土，他更将视野延伸到人类历史和社会变革中去，对不义、不伦的历史及战争中被戏弄的人们，给予关怀和重视。
陈映真被称为“台湾的鲁迅”，但是他却并没有采用怒目而视的、苛责尖酸的方式来表达，反而是以一种温和方式呈现，带着一丝悲悯，一丝怜惜，去体谅和安慰笔下那些被损害和侮辱嘲弄的人们。比起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历史感伤，陈映真则更倾向于进行理性的社会历史分析，并且以坚定的平民立场和视角对这些人物进行书写。面对社会转型，陈映真的人道主义立场则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忏悔救赎和介入担当意识，这种坚守则与大陆作家贾平凹创作中的动荡游离有着很大的不同。
因为台湾独特的历史背景，那里的人们往往会有者极为强烈的无依托感，因此悲苦、孤寂的情绪较为明显，而“人生”的问题也就显得尤为突出。因此，陈映真的人道主义便带有强烈的悲天悯人的基调。但在大陆，人道主义关怀则更倾向与书写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阻碍和困境，所以自然就带有极为强烈的反思和现实批判精神。
陈映真的人道主义中同样带有自省、反思、理性和批判，但更有悲悯、温情、介入和担当。究其缘由，一方面来自于作家独特的家庭出身——基督教家庭，从原罪与爱到悲悯救赎，他最终实现了爱与真理的统一。另外，由于其童年的创伤记忆，陈映真对生命和人生有着更为成熟的认识。除去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之外，陈映真也受到了来自“五四”旗手鲁迅先生的影响。鲁迅对国民性的关注，使得陈映真再次认识了那苦难多舛的祖国母亲，并心怀大义。另外，陈映真同样受到了“左翼”文学的影响，通过阅读先进书籍，他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一个充满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展开理性思考只是第一步，最终必然要落实到实践上去。“社会关怀当然不只是关切之情，它应该是一种参与。”因此，陈映真创办了《人间》杂志，行走于光鲜台湾背后的角落里，为那些身处窘境的人发出呼喊，切实地实践着自己的人道主义。他用小说给予悲苦凄凉的人们一丝温情的疗救，用文字打开底层“失语者”的心灵世界，更通过深入民间，走访底层，参与实践来贯彻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从理论到实践，陈映真踽踽独行，像一个斗士，又像一位牧师，在呐喊的同时去抚慰那些受伤的灵魂。
参考文献（略）
 

文学硕士论文2017年经典汇集三：后殖民视域下也斯小说的＂香港书写＂

第一章 也斯小说的“他者”视角

第一节 香港文化中“自我”与“他者”的共生关系
也斯作为 1949 年后在香港成长的一代，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一片空白没有回声的空谷”。香港给他的感受是：教育没有一套完善的施行体制，教育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不断的修订改制，以一种模糊的妥协方式蒙混过关；文艺方面，纵接五四、古典的文艺传统与西方文艺的衔接并不顺畅，顾此失彼，良莠不齐；社交礼仪更是支离破碎，中西混杂，往往衍生出一些邯郸学步式的混血产物。支离破碎、杂糅多样的生活方式，使香港的文艺工作者们没有得以反叛或是承接的创作模式。因此在不断探索、开拓文艺空间的过程中，一些创作者们开始挂上各类“面具”进行文艺创作。西方的“普普”、“光合”、“硬边”、“新写实”；东方的“水墨”、“民间艺术”等，将这些光鲜亮丽的“面具”复制粘贴到香港文艺空间，并隐藏在其定论之后，其实是一种逃避社会文化担当的表现。即便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文艺，在“面具”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文艺创作模式下，也只是沦为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文化产物。正如也斯在港文化十论》中所指出的：“后殖民的意识，来自对殖民处境的自觉，自觉殖民处境造成对人际关系与文化的扭曲，造成种种权力不等的沟通与接触。”他认为这种对西方文艺价值自觉不自觉的文化献祭，是香港文化自我殖民化的心理的体现。
也斯认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伤害，往往不仅在财务、土地或肉身方面，也在心理方面”。在曾经的殖民地文化空间中，香港会不自觉地接受殖民者所外加的价值观，麻木了香港人的文化感知，使本来便缺失文化根基的香港呈现出一种渴望殖民文化认同、否定母国文化的错位认知。脱离这种错误的内化“他者”文化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他者”文化矫枉过正的排挤打压，而是要贴近香港文化本身复杂的特性，正确认识到香港文化中“自我”与“他者”的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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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他者”的人称叙事
叙事视角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感知，正如也斯在《香港文化十论》中所指：“香港的故事？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面对外界各类以偏概全的文化批评论点，也斯尝试在既存的文化模式中寻求一种客观冷静的文本叙事角度来诠释香港文化，多重交接的叙事空间、复杂隐晦的情节人物，他所塑造的诡谲的叙事手法更是为“他者”的叙事角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一、孤独的“我”
不同于使用第一人称叙事时突出叙事主体性、明晰人物心理状态的常规作用，也斯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经常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拼接起作品中人物情感的谱系，情节节奏多是蒙太奇式的片段拼接，串联起小说的整体构架脉络。这种叙事角度类似俯览众生的上帝视角，有时会脱离出叙事空间，成为小说中虽亲朋好友环顾却孤独的“他者”。
《剪纸》的人物设定是传统的一男二女，但并不是通俗的三角恋故事。虽然也斯强调《剪纸》“不过是个爱情故事罢了”，但“我”并没有和两位女主角发生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我”虽然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介入她们的生活，呈现出的却是一种旁观者的关心和同情，只是她们情感生活的见证者。两位女主角都表现出一种社交恐惧症式的病态，代表传统文化的瑶沉浸在自己的剪纸世界，对待外来事物秉承一种惊恐状的排斥。瑶和她姐姐痴迷于粤剧，偶尔的对话也将自己代入“才子佳人”的幻想世界。代表现代文化的乔在公共空间是一个引领时尚的都市丽人，却为自己在家中打造一个红白相间的奇异空间，整日与白墙上的红色鹦鹉对话交流，将现实排斥在一层厚玻璃窗外的肮脏灰色里。无论是瑶还是乔，都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带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排斥和他人的正常交流，这种社交焦虑障碍是“自我”极度缺乏安全的体现。封闭性极强的“自我意识”附带有无差别的排它意识，即便“我”与她们有着超出世俗观念的男女朋友关系，以第一人称为视角仍无法渗透文化壁垒，很难与其产生精神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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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浓密的拼凑”——也斯笔下的“后殖民”都市文化面影

第一节 都市空间的内外建构
也斯作品的审视角度一直在不停转换，但都市文化始终是他坚守的阵地。香港的都市文化因为历史原因被赋予了复杂的文化身份与空间，也斯称其为“吊诡”的文化空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繁复交错的交通系统，香港作家们可以穿梭于这片都市空间中，寻求自我的想象与心灵的慰藉。也斯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一个都市意象，可能是外在空间的交通建筑，如兰桂坊、屯门、交通工具、餐厅、咖啡厅，也可能是内在空间的民俗文化，如粤剧、剪纸、复活节、清明节，都市内外空间并置、错列，形象的画面感与空间感犹如一张张明信片散落在也斯的小说之中。这种解构性的“后殖民”都市文化书写方式没有中心，无所谓边缘，作者在交错的内外空间中徘徊游荡，立足于现实之中，也建构于想象之外，香港的都市文化便在一张张明信片中逐渐成像，整体上聚合成为“也斯的香港”。
一、散落的城市明信片——共生共荣的“边缘”与“中心”
明信片是人们对一座城市最为直接的感官与印象，香港最负盛名的明信片莫过于环绕在维多利亚港的钢筋森林。城市建筑作为一个城市的形象代表，政权的交替、经济的兴衰、文化的变迁都会印记在其钢筋泥瓦之上，都市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观念，也改变了我们的美感体验。香港地标林立，鳞次栉比的维多利亚港和永远处在画面中央的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是游人公认的香港标识。从建筑认识一个城市的文化，不仅要直面感受其外观特色、透析其背后的文化历史渊源，更要将视野扩散到城市的各个空间角落。以香港驰名中外的地标性建筑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为例，这两座建筑分别由驰名中外的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和贝聿明所设计，二者不仅分别代表着英方与中方的经济中心，更暗含了政治角力。中国银行大厦以竹的美学形象隐喻节节高升之意，而汇丰银行大厦历经四代，新一代汇丰银行建于 1986 年，是英国政府炫耀跨国合作的过程与成果，是所谓走向“全球化”政治经济的“丰功碑”，它与原市政厅大会堂、法院和皇后像广场共同形成香港殖民时期的政治经济象征。20 世纪 60 年代，香港青年学生曾在此区域进行多场反殖民示威，但随着中心的偏移，近年来皇后像广场已成为菲佣每周日聚会的娱乐场所。从英国殖民重地到反殖民的大字报到菲佣的吃喝谈唱，固定的建筑场域往往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演变为用途迥异的文化空间。所谓的“边缘”与“中心”，从不是一概而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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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纸张上的纷飞记忆
也斯曾在《剪纸》的初版后记中表达了对于文字的基本理解，“我心目中的文字，不是只讲文法的规则的文字，也不是点缀着美丽辞藻的装饰性的文字……我们往往是通过文字去了解这个世界，又通过文字来创造自己的。”①文学文本在于也斯看来是一种回收再创作的过程，是世界的载体，文本的批评与构成都是与历史文化相关照的。因此，也斯对李光耀在香港大学作《双城记》的演讲时，将英语视为一种“对中国有用”、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工具的论点并不以为然。他清晰地认识到文字之于政客的价值，只是其强调政治立场的宣传手段，而文本背后的各种权力因素的纠缠，使得英语在众多香港文学作品中成为一种可笑的讽刺符号。
1949 年后成长在香港的一代，在面对理论缺失、价值观念混杂的社会时，很难寻觅到一个妥帖的价值身份，只会在一片焦躁不安中紧握一个浮躁的幻想或传统的影子。当人们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寻求一种可依据的生活方式时，多数人的视线开始转向书本和杂志。但破碎的教育制度和芜杂的语文训练，更使文字的创造倍加艰难，缺乏真实生命的文字只是古典或西洋的幻象。诚如也斯在《书与城市》中所指：“城市是书本的背景，影响了书本的产生，成为书缘的空白，串联的标点，形成节奏，渲染感性。”②香港文人只能在生活体验中回溯纸张上的艺术记忆，独自摸索香港文化的话语空间和城市篇章。
从社会建构和文化研究角度分析，大众传媒作为公众与社会间的媒介，并非只是媒体对社会单面镜式的再现与传达，“客观——偏见”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不足以支撑媒体及媒体人的社会价值与文化影响。在福柯的话语理论跨学科式的变迁演绎过程中，新闻传播学在社会语言学、符号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领域中逐步定位到“建构”式的话语场域与新闻格局，成为一种与社会结构互动的意识形态力量。因此，无论是从语义符号学的文本结构、组织机制等角度分析，还是从社会学理论层面的生产制约因素、意识形态偏向等方向审视，新闻话语分析所塑造的媒体格局逐步与权力紧密相连，二者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宏观影响力。这种权力话语的媒体建构模式，成为“后殖民”权力话语得以透析其文化影响力的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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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也斯看香港——“后殖民”视域下的文化反思.....................................36
第一节 文化地理的迁徙——关于“第三空间”的反思..............................37
第二节 浮世巴哈的奏鸣曲..........................38

第三章 也斯看香港——“后殖民”视域下的文化反思

第一节 文化地理的迁徙——关于“第三空间”的反思
自古以来，历久弥新的旷世名篇往往都创作于作家的贬谪、流放、放逐时期，被边缘化的蹉跎经历淬炼了他们的精神意志、成就了他们的千古绝唱。在当今“全球化”的生活背景中，公差、留学、旅游、移民屡见不鲜，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原因造成的文化空间措置催生出更多元复杂的话语空间。
正如也斯在《我一出生就经历迁徙》开篇就无奈地表示，“可以说我一出生就经历了迁徙。”②空间迁徙所造成的文化措置确实令华人陷入身份建构的苦恼和迷茫，如何在新的文化场域另辟蹊径、在中西交杂的话语空间中批判与妥协、进退周旋的同时化限制为优势，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学术焦点。因此，“他者”的文化视角创作模式在华文文学中并不少见，无论是对其所属国家的主流文化还是母国文化，华文文学都是被边缘化的“他者”，这种双重的“他者”身份构建了华文文学“第三空间”的文化话语方式。当然，借用“第三空间”后殖民理论所引发的文化思考固然可以使众多学者逃脱西方殖民文化的囹圄，但这种特立独行的批判方式也使香港与母国文化间产生一定的空间距离。在一些 “港独”人士“文化本位主义”式的恶意引导下，近年来在香港出现的“港独”意识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在后殖民语境中，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是混杂于“他者”和“自我”两者之间的文化空间，是颠覆殖民霸权的对抗策略，也是被殖民者构建文化身份的话语空间。“第三空间”理论不仅打破了后殖民话语中传统的二元对立观，解构了“自我”与“他者”间的文化壁垒，建构了包容多元的文化话语方式，更是在文化混杂的过程中，衍生出超脱于“自我”、“他者”之外的叙事角度，丰富了后殖民话语的叙事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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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香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属殖民地，直到 1997 年回归中国，其间经历了英国一百余年的殖民统治。复杂的殖民历史赋予香港人多重的文化身份，使他们习惯站在各类文化的边缘地带不断寻求身份认同。
香港部分学者的治学理念与大陆学者一直存在一定的隔膜，意识形态的矛盾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界对香港文学的历史定位，大陆学者更重视香港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香港的部分本土学者对这种“大中华”理论不以为然，认为是对本土文化的吞噬与收编，“中心化”与“边缘化”成为双方争执的论点。这种繁杂交错的政治话语只会让学者们陷入扭曲的政治空间无法自拔，虽然我们不能断裂文学与政治间的关联，但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以第三者的理性思维和视角更适用于剖析“后殖民”语境中的香港意识，这种“他者”的文学取镜正是也斯的作品中最具价值之所在。
透过也斯的小说，我们看到一个超脱于人物情感谱系的孤独“他者”，一个混杂在“你”、“我”、“他”之间的“他者”群像，一个西方“他者”在香港的悲欢离合，一群东方“他者”在异国他乡的文艺感知……正如也斯在《守望香港》、《城与文学》等文学评论中对香港文学史做出“他者”与“自我”的思考，当以历史时间为节点时，香港文化中的“他者”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与“中心”也从来不是一概而论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