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汉学:‘尊德性”、“道问学”之嬗变与经学的终结——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

第一章清代汉学之危机：以章学诚、方东树之批判为例

   第一节汉学对于“尊德性而道问学”的重构

   《礼记?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郑玄注曰：“德性，谓性至诚者。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孔颖达作正义曰：“此一经明君子欲行圣人之道，当须勤学”，又曰“‘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而道问学’者，言贤人行道由于问学，谓勤学乃致至诚也”。?“言贤人行道由于问学，谓勤学乃致至诚也” 一语明确地指出：“学诚者也”、“勤学乃致至诚”——“问学”的目的就在于“德性”。对于任何经学形态而言，“道问学”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其一定是以“圣人至诚之道”为旨归的。换言之，任何经学形态都试图于以其“道问学”，即通过其对经典的i全释，来实现“尊德性”。
    “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②黑格尔这句名言在中国常常被流俗i化传为“存在即合理”。事实上，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气一切事物，只有当其在历史中实现其应该实现的那个样子，才配称作为“合乎理性的”。在黑格尔看来，任何观念、反思只有扬弃个人的狭小空间，通达于反思者的生存处境，通达于反思者所处的时代，才是理性的反思，才配称为“现实的”。并且，一切与人类理性有关的事物，都只有历史的相对性。“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当历史的发展最终扬弃了某一事物，那么它就成为了 “可有可无的东西”。科举制在其兴起之初能够打破门阀士族对于权力的垄断，推动历史的演变，因而在隋唐之际它是现实的、合乎理性的。而在近现代，科举制反而成为了人才多元化的桎梏，阻碍了历史的演变，那么它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
    同理，任何经学形态只有被其所处时代的学者认为能够在时下的环境中实现“德治”，才是符合那个时代的，才可称为“现实的”。之如程朱之于宋元，阳明之于明中叶，考证之学之于清代中前期。而社会危机的爆发往往使得旧的、占据主流的经学形态束手无策，该经学本身也陷入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的境地，其“道问学”不足以通达于“尊德性”，从而与“尊德性”的目的发生了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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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康有为对“尊德性”、“道问学”之重构

  第一节从“典章制度”到“微言大义”：清今文学的兴起

    倘说顾炎武等清初大儒尚且对宋明以来被再度神秘化的儒家经典抱有期许，相信只要能够考证清楚它们，就可以为今世树立伦理规范。然而，随着汉学对于六经的不断“除魅”（disenchantment),这个信仰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三代之制”到底有多大的现实性，越来越成为疑问。前引方东树i几斥“汉学诸人”考证古之典章制度“明之固佳；即未能明，亦无关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学术之大”一语?，就足以说明“上古典章制度”在现实应用上的危机。另方面，阎若璩考证《大禹谟》“危微精一”十六字诀系梅赜伪造无论是对于朱熹还是王守仁都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戴震训古字“理”为“条理”之意，则朱熹的“心具众理”、“理一分殊”就不攻自破，等等如此，破坏宋学“道统”却卓有成效。对道德伦理建设难免有只破不立之嫌，这是留心于现实政治的学者所不能忍受的。乾嘉汉学甚器尘上之际，也是满清王朝由盛转衰、凶兆毕露之际，这更在外部环境上剌激了时下学者寻求学术范式（paradigm)的突破与创新。较早由经古文学转向经今文学的袭自珍就曾不指明地哀叹他所处的时代：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院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译无才盗，则非但题君子，抑小人甚题。是个貌似治世，实则衰世，求治不得，毋宁求乱，连个上层次的小偷强盗都找不出来却又要压制真知灼见的平庸时代。袭氏发此论时尚且厕身于其乾嘉院派的家学之中，倘说对现实的这种认识与清代汉学在“致用”上的软弱无力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促成了他后来转向经今文学，大体不会有错。而袭自珍学风的转变，又岂不是清代汉学“异端”兴起的缩影？
   对于清代汉学而言，“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前提，就是上古典章制度能够直接运用于现实。可现实状况却逐渐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经学的归宿是通经致用，另一方面可考之于古经的三代之制又不具有现实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与紧张迫使学者开始抛弃从六经中直接照搬三代制度的做法，转而去寻求抽象得多的圣人微言大义，以保证古之圣人与现实的同一性，使得圣人之道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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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章太炎对“尊德性”、“道问学”之重构....................................73
第一节汉学正统派于“致用”的困境...................................................73
第二节“推寻国性”与章太炎对清代汉学“尊德性”之重构.................80
第三节“六经皆史”与章太炎对章学诚、方东树的回应...................88
第四节余论：民族主义浪潮与章太炎经学思想的互动..................95
第四章康、章之方案与经学的终结.................................................100
第一节“激动种性”与诸子学的兴起..................................................100
第二节“托古改制”与古史辨运动.....................................................110
第三节康、章之学术品格与政治关怀............................................115
(一）章太炎“非黄”与其对代议制的反思.........................................115
(二）康有为的“三世渐进”及其对民初政治的批判.........................121
第四节余论：进化论与“史”的转变...................................................124

结语
   黄宗羲于《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指摘历代田制有“所税非所出之害” ?。黄氏此论等于指出了晚明时期严重的通货紧缩。一般认为，由明英宗正统元年开始征收的“金花银”，是中国银本位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然而，中国作为一个银矿贫乏、成色不足的国家，却如此早早地确立了银本位制度，如何保证白银的供给量能够满足流通的需要？张居正“一条鞭法”确立了田赋折银征收，加之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商品流通急剧加速，银供给不足的问题就迅速地暴露了出来。尽管东南地区每年都会通过海路从拉美流入大量白银，却仍然远远无法满足晚明时期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的需求，以至出现了白银流通与财富增长不成比例的现象。这正构成了明末社会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和重要面向。出于这个原因，尽管朝廷可能会“减赋”，但由于“银贵货贱”，最终农民要缴纳的实物产出，不减反增。这正是“所税非所出之害”的内涵。黄宗羲曾感叹道：“吾见天下之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并且，“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气中国地域差异之大，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使明廷不可能因为江南的这点“资本主义萌芽”而放弃西北地区的饥民。
   而明政府的补救措施无异于剜肉补港，其结果一方面遏制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没能缓解西北灾情。正是在此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帝国的社会秩序开始解纽，流民四起，使国家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