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本文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审视服饰媒介在我国古代封建集权社会中发挥其政治、教化和审美主要功能。
第一章“垂衣裳而天下治”，服饰媒介的政治功能
一、“冠冕堂皇”论皇权天授
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论述到：“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①虽然亚里士多德未直接使用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却也揭示了每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永恒的问题：被统治者如何认可统治者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首先须解答权力的来源，而一切权力的终极来源只有两种可能：神授和民授，不同时期不同政权对神的称谓有所不同，但学界普遍认为在人类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不论中西方，除雅典民主制外所有统治阶级在解释政治合法性时都将权力归于神授。原始部落时期的中西方天命观系统的建立都起始于图腾崇拜，随着新石器时代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和部落间相互通婚、结盟，人类社会逐渐过渡至部落联盟时代，这一阶段正是对应我国古夏朝时期，当时联盟共主夏后氏为维系统治建立起一套多神崇拜宗教信仰；随着时间推移，中原文明在延续氏族部落图腾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出祖先崇拜的新趋势，图腾崇拜与与祖先崇拜融合演化，形成了原始多神宗教的，祭祖和祭神行为进而演化为解释君主统治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孔子曰：“禹，吾无闻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②大意讲夏朝实际创造者大禹平日生活节俭，却会用好的食品供奉鬼神，在祭祀时穿着华美的衣裳，可见华夏古代统治者对鬼神敬畏之心和祭神的重要意义，而服饰早在原始社会祭祀活动中就已然具有特殊意义。
..............................
二、“衣冠禽兽”论官民有别
官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保证和巩固统治者统治的重要举措。先秦时代官员选拔使用“世禄世卿制”以血缘亲疏定官爵高低，冕服为区别官员等级尊卑的符号，随着秦商鞅变法施行军功爵制，首次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爵位的制度，朝代更迭间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也逐步走向客观公正。当冕服不再能满足新的选官制度，官服制度作为冕服的补充应运而生，强化服饰“昭名分、辨等威”的媒介功能，进一步巩固统治。
马克思曾说过：“色彩是反映一个民族性格最直观的方式。”③从上文中冠冕吉服用色的规定可以窥见华夏民族传统用色观念——“五色观”。色彩因具有高于文字与图形的识别及记忆功能，在美学领域有第一视觉语言之称，通过视觉传达人们能对色彩形成深刻记忆并产生一定的联想，统治者通过对社会秩序进行色彩观念的统一，使得本无高低区别的色彩成为有贵贱之分文化符号。“五色观”发源于原始社会的色彩崇拜，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到殷商奴隶社会时期与我国古代朴素哲学观中的阴阳五行说相结合，“画缋之事，杂五色。”①从自然材料中提炼的五种正色黄、青、赤、黑、白与五行土、木、火、水、金相联系，自此形成了我国传统色彩文化观念。而基于冕服衍生出的官服也继承了以服色分上下、明贵贱的体系。
............................
第二章“君子正其衣冠”，服饰媒介的教化功能
一、以服载道
作为拥有数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自黄帝垂衣而治到西方文明伴随枪炮闯入，古代中国人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了无数至今依旧散发光辉的思想火花。仅从中国古代长期“三教并立”的文化格局来看，传承千年主流儒家学派、由先秦道家演化而来的本土宗教道教、沿古丝绸之路传入而又不断发展与我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佛教，均有其独特思想文化影响世人；同时，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华夏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各类民风习俗，与儒释道思想共同建构起了现今为世人所知的中华传统文化。
这其中，儒学讲求“克己复礼”，深受儒学影响的华夏文明同样重视周礼，这一点在冕服制度的延续上便可观得；而不同宗教、不同风俗习惯下又都有不同的服饰为用。上位者通过规定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场合可以穿着的服饰来稳定社会、教化民众，服饰则作为媒介又以最直观的符号形式传达着一个人的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和所处时代、环境等信息，可以说服饰是华夏文明的载道之器，通过对服饰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华夏民族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的教化与浸润。
新闻媒体论文怎么写
..........................
二、以服明礼
美国传播学者艾瑞克·罗森布尔在探讨“仪式传播”理论时，认为不论宗教还是民间习俗形成的仪式或礼仪活动，其本质都具有象征意义，仪式也因此具有传播属性，一些特殊的礼仪活动甚至可以成为强而有效的传播机制。区别于有大众媒介参与的现代传播，古代仪式传播并不单纯是为了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礼仪活动营造一个参与者可以共同认同的空间、传递特定的情感，以达到封建统治者稳定政治秩序、教化民众、在社会中形成文化认同的目的。基于此，从传播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礼仪活动是统治者通过宗教观念或风俗习惯传播一定观念的教化行为，活动过程即礼仪符号的交流与传播过程，而服饰则是这一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媒介。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早在上古时期就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往活动总结形成一系列礼仪制度，《周礼·大宗伯》将主要礼仪活动归纳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分别对应祭祀、丧礼、宴宾、军旅、冠婚五大事项，而对中国文明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学，其创始人孔子对周礼推崇备至，在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后世佛道文化并行不悖、本土神鬼之说长盛不衰的情况下，后又衍生出覆盖政治和社会重大活动的“八纲”（冠、婚、丧、祭射、乡、朝、聘）“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并形成与之相配的礼制、礼服、礼器、礼仪场所等规定。
...............................
第三章 “天人合一”,服饰媒介的审美功能 ............................ 51
一、衣料——技艺之美 ........................... 52
(一)衣饰原料 .................................. 52
(二)纺线织布 .............................. 55
结语 ......................... 69
第三章“天人合一”，服饰媒介的审美功能
一、衣料——技艺之美
从“被薜荔兮带女罗”到“云想衣裳花想容”，古诗词的记载即是古人关于服饰之美的浪漫描述，也是服饰布料技术发展的体现。
尽管对麦克卢汉的部分媒介观持批判态度，法国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却在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技术与文化之间相互影响这两点上与麦克卢汉技术观达成基本共识。麦克卢汉曾提出：“人工制造物不仅是工具，而且是人的延伸，是人创造的额外器官产生的延伸；……在不同程度上，我们的文明归功于这样的延伸”①，麦克卢汉媒介技术观分析更多从人本身、即人的生物性出发，而继承欧洲唯物主义思想的德布雷则偏向与从人的社会性角度对媒介技术进行分析，在他看来媒介的技术发展影响着一个时代的人，进而推动文明的发展，但人类文明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德布雷认为文明是在不同媒介技术发挥作用的几个阶段内通过人类信息积累和记录保存中沉淀下来的集体记忆，不同地域、民族就算拥有相同的媒介技术也不一定能同时衍生出相同的文明，技术与文明并不是简单地“刺激-反应”关系，而是更加复杂庞大的系统，这一点在服饰媒介的技术变革与文化、审美间的关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一）衣饰原料
虽然先民服饰早已随时间流转消散如烟，但东西方文化学者普遍认同服饰材料起源于先民采集到的花叶树木、兽类皮毛等，这一群体记忆在后世仍有文字记载和相关实物传世，如出土旧石器时代用以缝纫皮草的骨针、清《滇黔纪游》记载云南少数民族“纫叶为衣”，直到今天非洲、南美洲等保持土著文明的原住民也有以枝叶兽皮制衣、花草羽毛装饰的情况。以草木花卉、禽羽兽皮蔽体装饰的行为将人类从动物群体中独立出来，并为之后发现并提取植物纤维纺织制衣的技术大变革做好了充足铺垫，而簪花冠羽的习惯则一直延续下来，或作为身份标识、或体现才情雅趣。
新闻媒体论文参考
..........................
结语
服饰作为人类活动的造物，其意义并不单纯在于质料、纺织技术等物理层面，而在于服饰能够将符合人类内心审美意趣和民族文化等精神层面的价值外化并表现出来。观之服饰，人类学家从中看到社会发展，艺术家自其追寻美学价值，历史学家将之视为史料证明，而新闻传播学者则可从麦克卢汉“延伸论”角度出发、探讨其媒介文化功能。
华夏传统服饰自“黄帝垂衣裳而治”起便在最基本的遮羞蔽体实用功能上开始衍生出非语言符号功能，成为传播个人和社会信息的重要载体；待周礼既定，冠冕服章制度的确立一方面加强了“皇权天授”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使得服饰“明等级，辨亲疏，安秩序”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与加强，并通过历代传承，逐渐形成了华夏服饰独特的媒介特征和传播属性。利用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和鲍德里亚物体系的分析法，将服饰置于我国古代社会环境中探讨其政治功能，可以看到历代统治者是如何通过利用服饰媒介的直观性和信息交流的及时性对不同阶级、职业甚至性别进行服饰形制、衣料、颜色、纹样的划分，使得封建社会自上而下单向的纵向传播强劲有力、横向传播受到局限与削弱，从而达到巩固统治、教化民众的需求；而在历史中原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服饰也随着文化交流主动或被动地发生改变，并跨越时间的限制向今人讲述着民族融合的故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