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国网民数量正在迅速增长。根据 CNNI 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结果，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8540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0.4%[1]。进入移动互联时代的中国人，逐渐将信息接收与发送的方式由传统领域转移到移动互联网领域。在媒介环境、媒体传播格局、受众对象等方面，传统行业出现显著变化，面对媒介生态的改变，媒体融合的探索成为近年来传统媒体的尝试路径。
同时，急速扩张的网络视听媒体对传统媒体造成严重的挤压与用户分流，报纸、广播电视台资源分散，出现经营困顿，影响力弱化，落后的管理机制直接削减了内部活力，导致人才资源大量流失。因而，也较大程度上动摇到党的宣传思想舆论阵地，特别是基层舆论阵地因自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而受到巨大挑战，基层主流媒体越加显现出空心化现象。意识形态立场和舆论立场是治理国家、稳定国家的主要问题。因此，适应发展趋势，加强改革力度，巩固基层意识形态和舆论立场，是媒体改革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问题。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在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也是巩固、发展党的媒体的一种方式，其与乡镇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程相结合，成为巩固基层意识形态阵地的关键工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局工作中始终把宣传思想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向与会者强调，要创新话语方式与传播手段，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多的覆盖基层民众。在此背景下，习总书记进一步提到，要加大力度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的引导、服务群众。由此，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义与目标作了进一步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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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社会治理可追溯至西方公民社会。对社会治理的概念，西方学者解读为社会经济、国家政治、法律法制等。持证概念，对国家强权和社会管理进行了区分。其中，黑格尔最早将市民社会的概念与国家区分开来，随后马克思也继承了这一观点。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学界对于社会管理的研究更加深入，总体而言，经历了以下过程：有限的社会管理、全面社会管理至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格里斯托克在他的文章《治理作为理论》中提出，治理是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互动的一种管理方法，为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转创造良好条件，是此项互动的目的。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社区的概念也更加广泛的流行，围绕社会治理的分析与研究，也更多的由社区治理的视角下进行。阿瑟·邓纳姆等均有提到，要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居民的参与有着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情的变化，我国的治理模式也发生着变革，逐渐由“革命型”社会治理过渡至“管控型”“管理型”。自 1978 年改革开放起，我国开始逐步探索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直至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市场化的风潮席卷全中国，社会领域的市场化也逐步深入人心，“社会管理”开始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并开始被应用在政府文件中；村民自治和社会组织的概念开始流行，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保障。此后，进入 21 世纪的首个十年，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明晰，提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进阶，自此步入社会治理的新阶段。政府的社会治理由层级式转向寻求更加公平公正的扁平式，社会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
我国学术界也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不断对“社会治理”的内涵做出界定。2015 年，“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问题研究”课题组对社会治理的时代特点做出总结：强调双向的互动与协作，尊重并凸显参与的多元主体；发挥多元主体在促进公共政策形成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党的领导下，牢牢把握民主和法治两个维度，实现最广泛的公众参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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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作为县域治理枢纽的县级融媒体
2.1 县级媒体融合实践的社会治理转向
2018 年 11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提到“要深化财政、机构、薪酬、人事等方面的改革，提升县级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与引导力。坚持政治、舆论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突出位置。”在以上文件的指导下，县级媒体进行了内部整合，主要是技术创新及体制机制改革。随后，部分县级媒体率先探索县级融媒体的纵深发展路径，以实现与基层社会的嵌合为主要目标。2020 年 9 月，中办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到“在全媒体时代下，要坚持群众路线，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这在顶层设计上做出指导，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向纵深发展，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2.1.1 以技术改造升级和机构体制改革为内部指向的县级媒体融合
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其他潜在条件的限制，县级媒体融合模式因地区而异。比较典型的融合模式有，依靠市场、以产业化推动发展的长兴案例；依靠行政助力，由省委宣传部主导的农安案例；借力于省级技术平台的分宜案例；在县级电视台的媒体基础上再整合升级的玉门案例。上述模式殊途同归，虽然采取各异的发展途径进行融合升级，但最终要达到的阶段目标是一致的：搭建全媒体技术平台，整合利用县域内已有媒体资源，再造业务流程，完成对人员、机构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县级媒体主要从两个途径进行了内部的融合。首先是将“中央厨房”作为参考模式，因地制宜地建立全媒体发展框架。再就是通过与技术公司外包合作或直接接入省级技术平台，来获得技术资源。比如陕西省广播电视网络搭建的“秦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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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目标定位
2.2.1 助力县域的“善治”
“善治”，即要寻求最大化的公共利益。这意味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深深嵌入县域社会生活，在政务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的开展中加强政府与民众的联动，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成为县域政务服务的线上集纳地，增强行政机构与民众的双向联动。处于城乡相交地的县域也是矛盾冲突的多发地，县级政府机关要实现对突发状况的有序管理，稳定县域舆论生态，就应恰当借助于融媒体中心的在线政务服务功能。这就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够尽可能多地集纳与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政务服务，将线下的行政办理程序转移到线上，并着力实现全流程“一日办结”，以高效便捷的特点区分于传统的行政办事端口。由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平台中介，收集民意送至相应的政府机关，并能敦促行政机关高效率地处理民众提出的问题。如此，政府与民众互相了解、增强信任，有效解决民生矛盾和舆情隐患。
开展社会合作，延伸治理边界。此处的“社会合作”，就是指县级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机构开展的增值业务，包括在文化、民生以及其它各种面向展开的相关业务。“社会共治”已然是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鲜明表征[10]，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当顺应趋势继续拓展与体制外部的社会合作，对接尽可能多的社会机构以延展基层社会治理的边界。
这不仅可以丰富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促进当地工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扩大融媒体中心的用户数量、增强用户粘性，从而为内部造血创造新的机会。
新闻媒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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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信息战“疫”：富平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证研究................................. 15
3.1 富平县融媒体中心建设概况.................................15
3.1.1 融媒体中心制度建设............................................15
3.1.2 平台、渠道建设与深度融合情况................................16
第四章 民众对富平县融媒体中心的使用、参与及评价...........................27
4.1 实际样本构成.........................................27
4.2 平台使用情况分析............................................30
4.3 民众通过融媒体中心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况..............................34
第五章 参与式社会治理中县级融媒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41
5.1 面临的问题.................................................41
5.1.1 融媒体中心自建平台弱....................................41
5.1.2 公共服务集成效果欠佳..................................41
第五章 参与式社会治理中县级融媒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1 面临的问题
5.1.1 融媒体中心自建平台弱
在融媒体中心建设 2.0 阶段，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充分发挥好其作为基层治理平台的作用，为政府和民众的之间对话搭建有效的平台。相较于“两微”等第三方商业平台，各区县自主建设、运营的融媒体中心客户端应在社会治理中起统筹作用。然而，实际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当前“爱富平”客户端也集聚了一部分人气，但其在民众中的知晓度、熟悉度远不及“微富平”微信公众号。受制于技术因素、商业平台的庞大流量与民众固有的媒介使用习惯，县级媒体的主流传播渠道仍未实现从“两微”向客户端的转移。县级媒体在第三方商业平台上建立的主流发布渠道，存在诸多不可控因素。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媒体的微信官方账户每天只能发布一次，这大大妨碍了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网信部门调整后，许多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才实现了每日多发。从长远来看，县级融媒体中心拥有自主可控的平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应该尽快完善以客户端为中心、以“两微”等第三方平台官方账号为辅的全媒体传播矩阵。
5.1.2 公共服务集成效果欠佳
在县级媒体内容生产力明显弱于市级以上媒体的情况下，仅仅依赖于新闻和其他消费性信息的生产是不够的，要想激发县级融媒体真正的活力、影响力，就必须坚持“新闻＋政务＋服务”的大方针，使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深度整合县域资源和助推县域良性运转的“枢纽”。
当下，富平融媒体中心的新闻、政务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公共服务的具体实践并不令人满意。“爱富平”客户端虽然引入了一批部门入驻，开设了部门专门的“富平号”，但这些引入的部门多是地方行政部门，与体制外社会机构的勾连还不深入。据了解，富平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过程中，早已草拟了“智慧城市”项目与爱富平平台的整合，但项目推进缓慢。一些人员提到，提供的各类服务无法使群众的需求得到满足，平台也希望推出更多的服务，但是一些部门与平台缺少紧密的衔接，无法利用平台为群众提供多种服务，难以提升用户满意度。端口的打开速度，决定了服务水平能否在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高度，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受限于繁多的行政手续，一些重要的服务端口很难在短时间内打通。另一方面，现实中一些端口已经开展了自主建设的应用服务，便不愿意再融入县媒体中心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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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自媒体的兴起，良莠不齐的自媒体对网络空间的占领，使基层主流媒体面临“噤声”的困局。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运而生。在如火如荼的媒介融合大潮中，县级媒体首先大刀阔斧地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机构整合、人才引进、创新技术等方面的革新。继而开启县级媒体融合 2.0 阶段，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手段、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重点发力，着力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一个开放的基层治理平台，以此为中介，政府协同民众与其他社会群体，对公共事务进行合作治理。
然而，在现实操作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技术创新难突破、平台建设受掣肘、深度的传播效果难达到等。本文以陕西省富平县融媒体中心为个案，在参与式社会治理理论的指引下，从政府、民众、平台三个方面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纵深发展做出思考。
富平县政府实施“一把手”工程，为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保驾护航，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展开打下坚实基础，但在回应民众诉求方面仍有待加强。建设初期，富平县政府就成立了由党委部门牵头的融媒体中心建设小组，并出台专门文件，在政策、资金、资源等方面给予融媒体中心以优待，真正将融媒体中心视作基层治理的新平台，提升了县域社会治理能力。但是对民众的意见、建议、求助信息没有及时回应，民众对政府利用融媒体中心进行社会治理的评价一般。其他县在进行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中，应借鉴富平县政府主导“一把手”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经验，同时也要及时回应融媒体平台上民众的诉求，加强与民众的互动，切实推进参与式治理。
富平县融媒体中心搭建了一个政府与民众双向互动的平台，但在客户端的建设上仍有待加强。富平县融媒体中心能够运用新兴传播方式，及时传递民众所需的生产生活信息；能够有效地开展一部分社会服务，为民众提供高效便捷的线上办理业务。然而，“爱富平”APP 在实际运营中，其在民众间的熟悉度、普及度远远低于其他商业客户端，客户端的不完善，无法有效地粘滞用户，更不必说更长远的开展基层治理工作。融媒体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建设以客户端为主体、以两微为辅的媒体矩阵，不解决自主平台的问题，将永远受制于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