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利用CHFS2015、2017和2019年三期平衡面板数据，探究健康风险、劳动参与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内在机制。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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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2020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防范贫困边缘户致贫返贫，建立科学的事前监测机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外部环境变化、新冠疫情冲击等负面影响会增加家庭的脆弱性，导致当下非贫困家庭和脱贫家庭可能在未来返贫（尹志超等，2020）。相比于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指标是静态概念，脆弱性是反映家庭动态变化的前瞻性指标。脆弱性不仅与家庭遭受的风险有关，还与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关。部分家庭人均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净收入能承担基本生活支出，然而对于那些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特别是刚实现脱贫的农村家庭而言，其在不确定性冲击下极易致贫返贫。从金融角度看，这部分群体在收入和支出不确定下呈现出脆弱性（岳崴等，2021）。家庭金融脆弱性衡量家庭未来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刘波等，2020）。家庭金融脆弱性高很容易导致家庭出现财务危机进而导致家庭重新陷入贫困。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地区的家庭金融素养普遍较低，资产配置手段比较单一，且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应对能力也比较差，农村家庭在面对风险冲击时由于缺乏风险应对和管理手段，不具备较强的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具有更高的金融脆弱性，一旦遭受风险损失，其面临的致贫返贫风险也越高。因此，对于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问题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农村家庭经济问题的宽度，也将对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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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概念界定
1.2.1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是指能损害人的生理机能或者精神状态、对人体健康状况有害的一种风险。具体而言，健康风险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种日常生活风险，由于自身的发展，社会活动或者自然灾害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人的身体发生病变、伤残或出现其他健康损失的可能性。健康风险作为一种日常风险，在家庭中普遍存在，对于家庭生产经营、消费、投资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活动都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衡量家庭健康风险这一变量时，国外早期实证主要采用户主自评的方式，此后，也有学者运用家庭成员肢体运动功能，慢性病、心脏病等其他疾病的方法来衡量一个家庭的健康状况。国内研究受家庭调查问卷中缺少详细相关信息的限制，故多以户主自评的方式来衡量健康风险，本文对于健康风险的衡量同样采用户主自评的方式。
1.2.2 劳动参与
劳动参与概念的理解与劳动力人口、非劳动力人口、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四者的概念密切相关。劳动力人口是指满足一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有意愿参与就业市场有偿劳动的人口总量。在我国，法律把16岁以上的人口划定为劳动力人口，考虑到劳动能力，一般在研究中将退休年龄作为上限，因此，本文将16岁到退休年龄的人口定义为劳动人口。除劳动力人口以外的人口就是非劳动力人口。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概念与劳动力人口息息相关，就业人口指的是在劳动力人口中有就业意愿并且找到工作的总人口，反之，失业人口指的是在劳动力人口中有就业意愿但并没有工作的总人口。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参与率（LFPR）主要指劳动人口占相应总人口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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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和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生命周期理论
近年来，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切入点，研究家庭金融风险和行为的文献不断涌现。生命周期理论将人的一生分为青年阶段、中年阶段、老年阶段三部分，探究居民在不同时期的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差异，而家庭在面临风险时的金融行为应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把时间维度从某个时间点扩展到家庭的整个存续期，根据家庭不同时期对风险的预估以及收入和资本的积累来安排家庭的消费支出和储蓄。莫迪利亚尼认为，居民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不仅当期收入是影响其消费决策的因素，未来的收入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同时居民还会在不同年龄阶段平滑消费，从而实现总效用的最大化。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对人一生划分的标准，居民在三个阶段的金融行为各有差异，居民在青年时期收入水平很低，但是其消费需求却很高，因此为了平滑消费，青年群体往往会通过借贷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从而导致个体储蓄水平降低甚至负储蓄；到了中年阶段，个体收入水平上升，此时收入水平大于自身消费需求，个体储蓄水平大大增加；而到了老年阶段，个体收入水平下降，由于医疗支出的不断增加，个体开始消耗已积累的储蓄，从而导致储蓄水平下降。由此可见，在生命中的不同阶段，每个人出于对未来收入或风险的预期所做出的消费储蓄决策是不同的，家庭的资产水平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家庭的收入储蓄水平和资产水平均与人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相关，因此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在消费决策方面的选择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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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综述
2.2.1 关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研究
起初，学者们对于家庭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家庭收入与消费上。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贫困与健康、环境等其他领域紧密相连，因此，人们越来越重视家庭脆弱性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基于此背景，学者们多采用家庭福利水平或消费水平下降来衡量家庭的脆弱性，将家庭福利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看作是脆弱性家庭（Dercon & Krishnan，2000）。近年来，随着贫困和脆弱性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贫困家庭在面临外部风险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问题。随后，学者们对脆弱性概念进行了拓展，将家庭收入水平降至贫困线以下的可能性看作是脆弱性（Chaudhuri et al.，2002；谢玉梅和丁凤霞，2019；单德朋，2019）。已有文献在对家庭脆弱性进行研究时，多取决于给定的贫困线，而贫困线自身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依赖于贫困线对家庭脆弱性进行衡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家庭金融脆弱性将家庭脆弱性的研究转向家庭财务视角，从家庭财务收支角度界定家庭金融脆弱性。在较早关注家庭金融脆弱性问题的学者中，Jappelli等（2013）将家庭金融脆弱性定义为家庭违约率对家庭负债的敏感度。随后，许多学者也开始广泛研究家庭金融脆弱性问题。虽然目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家庭金融脆弱性是指家庭在遭遇财务冲击时可能会陷入的财务困境，即无法维持家庭正常的生活水平（Terraneo，2018）。这些财务冲击可能包括贷款利率增加、汇率贬值、家庭收入减少甚至是以上多种情况的组合。这也就意味着，金融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陷入财务困境或面临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即使是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人或家庭也有可能呈现脆弱性特征（O'Connor et al.，2019）。除此之外，Brunetti等（2016）的研究指出：遭遇财务冲击导致自身陷入财务困境的家庭往往受到严重的流动性约束，因此家庭金融脆弱性本质上是家庭的流动性问题。如果家庭的流动性资产水平不足以帮助家庭轻松抵消债务，或者家庭的当期总收入不能够帮助家庭在面临财务冲击时抵消意外支出，则家庭也应该被视为具有金融脆弱性特征（Albacete & Lindne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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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分析与研究数据 ....................................... 23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3
3.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 26
4 健康风险、劳动参与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38
4.1 计量模型设定 ................................... 38
4.2 健康风险、劳动参与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的回归分析 ....................... 38
5 健康风险、劳动参与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的机制分析 ................................... 49
5.1 机制分析基本思路 .............................. 49
5.2 模型设定 ......................................... 49
5 健康风险、劳动参与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的机制分析
5.1 机制分析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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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健康风险作为一种重要的背景风险，会对农村家庭的劳动参与和非农就业产生影响，一方面是对劳动参与意愿的影响。健康风险会影响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意愿，良好的健康状况鼓励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取收入，便于购买家庭必要商品，同时也能提高个人的预期寿命，增加其自身的劳动参与意愿，而健康冲击则会降低个体的劳动参与意愿（张川川，2011；刘生龙、李军，2012）。另一方面是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健康风险水平较高的个人由于较差的身体状况会影响其正常的工作流程，降低自身工作效率；而健康风险水平较低的个人在工作中精力更充沛，生产效率更高，创造的劳动价值也越多（Evans-Lacko & Knapp，2016）。在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健康风险的增加倾向于导致家庭拥有更低的劳动参与率和非农就业率。
大量文献证实了家庭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会导致家庭金融脆弱性，首先，家庭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会导致家庭收入降低，进而导致家庭财务风险敞口变大（张冀，2022）；其次，家庭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往往意味着家庭劳动参与方式的单一化，家庭劳动参与方式的单一化会导致家庭的收入不稳定，导致家庭收入风险变高，增加了家庭的金融脆弱性（Taylor et al.，2003）。另外，家庭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也会导致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下降，家庭劳动参与率或非农就业率的下降会减少家庭的社会网络，减少家庭同其他社会单位的联系，降低家庭的社会资本，从而导致家庭在遭遇财务风险时通过借贷来应对的途径减少，降低了家庭的偿付能力，增加了家庭的金融脆弱性（Anderson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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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针对家庭金融脆弱性这一研究热点，本文利用CHFS2015、2017和2019年三期平衡面板数据，探究健康风险、劳动参与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内在机制。首先，系统梳理健康风险、劳动参与和家庭金融脆弱性相关理论与文献，以此为基础对三者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实证检验了健康风险、劳动参与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总体作用，为了实证结果更可靠，采用了工具变量与CMP法相结合来控制模型的内生性，同时，为了更全面分析劳动参与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将劳动参与细分为农业劳动和非农就业，分别探究农业劳动和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最后，进一步探讨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包括劳动参与和非农就业在健康风险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中的机制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健康风险会增加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首先，利用面板有序probit模型表明健康风险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其次，运用CMP估计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此时健康风险在更大程度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这是因为健康风险会通过降低家庭收入和提高家庭支出来降低家庭的财务边际和偿付能力，从而提高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最后将全体农村家庭样本根据地区、年龄和资产水平分组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健康风险对中西部地区、中老年和低资产水平的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程度更高。
第二，劳动参与会降低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首先，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参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其次，将劳动参与类型进行细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业劳动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非农就业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会导致家庭收入不稳定，而非农就业会增加家庭的收入水平以及稳定性，最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中青年和高资产水平的农村家庭劳动参与对金融脆弱性的降低程度更明显。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