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情之思：爱情表达
第一节 至情：不悔情真不悔痴
在武侠小说的历史长河中，爱情元素的出现肇始于“唐代传奇”时期，《太平广记》中的《昆仑奴》，有崔生和红绡的爱情，不过那并非侠客的爱情，“昆仑奴”磨勒只是以武行侠，助有情鸳鸯脱离苦海。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中，“三分天下”的乱世中也有爱情故事点缀其中，王允献出养女貂蝉离间董卓吕布，吕布英雄难过美人关，倒在石榴裙下，最终“一怒为红颜”刺杀董卓。周瑜为制约蜀国的崛起而献出主公孙权的小妹孙尚香，留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典故。到了明代，冯梦龙将“情侠”作为一种小说类别来研究。但总体而言，以上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多受制于封建统治者“三纲五常”的束缚，或将美人的身体置于家国利益的钢铁洪流中。爱情之于武侠，如同可有可无的佐料，侠士们的精神与情感，往往隐匿于江湖仇杀与国家大义之下。
在现代人文思潮进入中国后，与清代以前武侠小说相比，民国武侠小说时期乃至港台新武侠小说时期最大的转变就是内容上从“以事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侠客们的性格被淋漓尽致地展现，特别是金庸，他的小说能够展现历史中一个个血肉饱满的侠客形象，剖析侠客们的人性，赋予武侠小说一定的文学性。而言情在武侠小说中的比重也频频攀升，承担了重要的功能。梁羽生曾指出:“新派武侠小说都很注重爱情的描写，武、侠、情是新派武侠小说中鼎足而立的三大支柱。”[1]作家三毛曾这样评价金庸小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2]可见在三毛的观念中，爱情之于金庸小说是独特且不可被替代的。这也是诸多学者指出的新派武侠小说在爱情观上以“爱情至上”为追求的一大体现，以此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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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奇情：不是人间凡种花
金庸还塑造了各式各样的爱情来丰富自己的武侠小说，他笔下的爱情类型无所不包，有美满之恋、悲情之恋、禁忌之恋，堪称爱情世界里的“百科全书”，在金庸小说的爱情故事中，绝不会只沿用一种叙述模式，他擅长书写多类型、多维度的爱情。“金庸的小说虽然不似琼瑶小说那样‘专业言情’，然而金氏小说中的言情情节与故事，比之琼瑶却毫不逊色。而其言情之奇、之曲、之美、之真、之深似犹有过之，更非一般的言情作家作品可比。”[1]在金庸的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情爱世界里的众生相，这在武侠小说的历史长河中，并不多见。但此同时，金庸又尽量不使笔下的爱情书写落于重复与流俗，呈现出“不是人间凡种花”的特质。
提到美满之恋，不得不提《射雕英雄传》，这部金庸在长篇领域的“试水之作”即奠定了金庸武侠泰斗的江湖地位，其中，郭靖黄蓉之恋无疑是《射雕英雄传》的画龙点睛之笔。不同于前两部中篇小说《书剑恩仇录》和《雪山飞狐》，金庸首次将爱情作为故事发展的主线。“靖蓉”之恋也成为了完美爱情的蓝本。在郭靖黄蓉初遇时，金庸便给二人设置了难以言喻的心生摇曳之感。郭靖是从蒙古大漠的风霜刀剑里回到中原的“憨小子”，黄蓉是莺啼蝶舞里终出逃的“小东邪”。郭靖没见过“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来到中原后便已觉得风轻雨柔、人烟阜盛。而黄蓉则刚从黄药师的严苛教养中叛逃，犹如雏鸟离巢，一切未知都充满诱惑。于是，郭靖听黄蓉大谈江南风物时不禁入了迷，黄蓉听郭靖说大漠里的“弹兔、射雕、骑射、捕狼”更是心驰神往，以至于一向笨拙木讷的郭靖竟说得滔滔不绝，感到平生未有之喜，完全颠覆了郭靖不善言辞的形象。甚至他们一顿饭吃完还舍不得分别，又换一家酒楼天南海北地谈起来。爱情理论中的“第一眼效应”和“二者差异性”已经在二人初识时得以建立。而随后的发展，更是以靖蓉二人的“仗剑江湖”作为线索串联起了整部小说。在此，可以窥见金庸创作思路的一大转折，由之前的“侠”大于“情”转为“侠”并列于“情”，甚至出现“情”大于“侠”的现象。且郭靖黄蓉二人配合的天衣无缝，郭靖能从洪七公处习得“降龙十八掌”，有黄蓉“玉笛谁家听落梅”的相助，才成为了武功盖世的大侠。而黄蓉为人刁钻跋扈，她之所以能够统领丐帮，甚至帮助成吉思汗攻打花刺子模城立下赫赫战功也是在郭靖的包容和引领之下才得以施展。再延续到《神雕侠侣》的故事中，有诸多读者对中年靖蓉的爱情产生了质疑，认为理想爱情破灭了。尤其是曾经冰雪聪明的黄蓉，变得处心积虑且处处管束子辈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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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情之述：爱情模式
第一节 情与侠：侠骨柔情一线牵
作为类型小说，武侠小说在叙事层面一直以“行侠”作为小说主题。但是一味在行侠中打杀，极容易让小说落入重复与空泛，而为了“确保小说叙事的顺利进行，当一种叙事情调处于‘强弩之末’，用尽其势能之时，可以通过转换叙事情调而在新的方向上形成新的势能。”[1]所以自唐传奇时期的《昆仑奴》《聂隐娘》起，言情话语开始出现在武侠小说中，到了民国旧派武侠小时时期，言情话语的比重大幅增殖，发展到“金、古、梁”时期新派武侠小说，“情”与“侠”结合，双线并进，“侠”展现阳刚之美，“情”深入侠客们的情感世界，丰满侠客们的人格。可以说新派武侠小说离不开言情，它和“行侠”一样成为了武侠小说必不可少的要素，纯粹武斗角力的小说越来越少，梁羽生、金庸、古龙等小说大家无不如此，他们尽皆将爱情故事融在了武侠故事中。而在传统小说中，“英雄气”与“儿女情”往往是一对对立的概念，在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中还有侠士为修炼“童子功”的禁欲情节。“可见武侠小说家对‘儿女情’远不止是忽略，而是近乎仇视——将其视为侠客修道行侠的巨大障碍。”[2]到了新派武侠小说时期，金庸无疑是最能代表“侠情”叙事的一位。
在《射雕英雄传》中，故事的明线看似是郭靖从大漠回中原习武，之后行侠仗义、精忠报国的故事，但在这条“侠”的故事线上则一直有“情”的故事线交错其中。没有黄蓉“玉笛谁家听落梅”的相助，郭靖就无法拜“北丐”洪七公为师，更不会习得天下无敌的“降龙十八掌”，后来再与“东邪西毒”华山论剑的情节就更无从谈起了。郭靖与“南帝”段皇爷的结交同样要归因于爱情，在“靖蓉”二人揭露杨康阴谋时黄蓉被裘千仞所伤，后来才有了郭靖背着黄蓉不远万里跋涉南疆求助于“南帝”段皇爷这样催人泪下的故事情节。可见郭靖纵横江湖、报效家国并最终成为能并列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绝世高手，这一路上少不了黄蓉的鼎力相助。在《飞狐外传》中，爱情同样成为了行侠的重要推力。胡斐学成家传刀法后在江湖上行侠仗义，他欲除掉鱼肉乡里的两广恶霸凤天南，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心上人袁紫衣，而后，又因为凤天南是袁紫衣的亲生父亲而行侠不得。也正是在行侠不得的结果下胡斐又结识了程灵素，开启了另一段爱情故事。两段爱情的驱使下胡斐才迈向了《飞狐外传》中行侠的终点——天下掌门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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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情与仇：如潮爱恨总难休
复仇模式是武侠小说的惯用叙事模式，在传统武侠小说中，正是“良暴二元对立”产生的仇恨心理，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其目的主要是通过暴力杀死仇主。“在因果叙事逻辑支配下，复仇叙事功能广泛涉及复仇原因、复仇对象、复仇方式和复仇结果等因素，所涉及的这些因素均可与其他叙事功能建立起联系。”[1]而金庸小说中所提倡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理想也时常与“情仇”结合起来，使小说的可读性并不落于空泛。
除去《鹿鼎记》这部“厚黑学”奇书外，几乎每个主角都要在复仇的杀戮中实现“侠”之道，郭靖要向段天德报父仇，张无忌要也要报父母之仇，狄云要报师妹被夺之仇，陈家洛更是要向整个清王朝报家国之仇。武侠小说中的“复仇”情节滥觞于《水浒传》时期，武松要杀嫂祭兄，即使深明大义的宋公明也要怒杀阎婆惜。复仇的情节极易适于创作者的大篇幅创作，尤其是如大河般壮阔的章回体小说。因为“仇杀”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杀”，而使整个江湖处在无止境的“仇杀”循环当中。在金庸的小说中，爱情因素极大地介入到了复仇叙事中，复仇情节也多以“情仇”的方式得以展现。总得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情仇”：一、以情缔仇，此模式以爱情遭拒、变态复仇、利用爱情复仇三种表现形式变相地承载了传统武侠小说中“报恩仇”的主题。
以《天龙八部》为例，乔峰如悲剧史诗一般的人生其实正源于一场“情仇”，故事的开始，乔峰已得真传并成为丐帮帮主，他义薄云天，将丐帮江湖第一大帮的威信不断扩大。丐帮也是江湖联系王朝的一大枢纽，在历任帮主忠于家国的感召下，丐帮成为宋王朝抗击番邦的一大利器，乔峰正是他们的头领。但人无完人，乔峰虽豪气干云却对吟诗作对、风花雪月之事一窍不通，更不会从丽与雅的层面欣赏异性。他完全忽略了康敏的倾慕，康敏也因乔峰漠视自己的存在，故意暴露乔峰胡人身份的方式成功复仇。这也是使乔峰最终能够站在民族融合立场上，以一人之力消弭两国恩怨成为盖世豪侠的最初成因。同样在《天龙八部》中，大理国王室的更迭，也源于接二连三的情仇乃至仇杀。段誉之父段正淳早年在各地欠下“风流债”，这招致了段誉之母刀白凤的怨恨，刚烈的性子使刀白凤与在大理国王室之变中被驱逐的延庆太子通奸，这才生下了段誉。直至故事的最后，段誉才明白自己并非段正淳之子，大理国的王室血统也在一场情仇中悄然改变。而段正淳在一段段风流债中也没有善终，刀白凤、秦红棉、王夫人等情妇因情夫相互仇杀，最后一起和段正淳葬身曼陀山庄。
侠客梦与儿女情——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爱情
第三章 情之义：文化谱系...................................3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与改造................................31
第二节 现代精神的借鉴与融合....................................35
第三节 传统与现代的反思....................................38
结语.........................................44
第三章 情之义：文化谱系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与改造
严家炎指出“金庸武侠武侠小说包涵了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1]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继承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使得武侠小说这一类型小说有了质的飞跃，达到新的高度。
自古以来，国人一直对“侠”文化有着难以言明的崇尚之情，“侠”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蠢》：“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侠”多指游侠。首次给“侠”做明确定义的是西汉的司马迁，他不仅开创了给“侠”立传的历史，并且加重对侠的品行、人格的记叙。《游侠列传》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诫，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司马迁对侠的伦理准则确定成为后世武侠的基本行为规范，侠客的最基本的人格特征和伦理价值取向——士为知己者死、知恩必报，一直被之后的武侠作品作为侠的基本要义，同时也成了中国大众的行为规范和积淀于文化深层的古老民族传统。随着时代的推移，“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初创阶段的具体性，而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并与其他要素融合，比如“侠骨”、“侠情”、“侠气”，这时的“侠”已衍变成为一种精神气度，不仅脱离了单纯的血腥武斗，也不属于任何特殊阶层。“侠”文化不仅是市民大众沉淀数千年的幻想，更是从古至今文人墨客的情结所在，积淀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深层的侠义传统。唐传奇更是被鲁迅总结为“始有意为小说”，纵观武侠小说的发展，在民国以前，武侠小说有三个里程碑，即唐代传奇、明朝《水浒传》和晚清武侠小说。在这三个里程碑中，唐代武侠小说奠定了这类题材小说的基础。唐传奇中的豪侠类小说更是开历史先河，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深远。如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裴铡的《聂隐娘》等。“从唐传奇中豪侠小说起，侠客形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两汉的实录时期、魏晋南北朝到盛唐的抒情时期迈入了到了幻设阶段，侠客被重新赋予了血肉和生活实感。
侠客梦与儿女情——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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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重新检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会发现，它的演变实际上是由新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学传统两条线索分流演变构成的。新文学的核心要素是语言上欧化的白话文、启蒙意识、外来文学的形式，表现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思想与情感。在新文学崛起的同时，深深扎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本土文学也在发生蜕变，传统文学与新文学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流向。传统文学在二十世纪初有刘鹗、苏曼殊等作为其代表，三四十年有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而金庸无疑是承继了传统文学，并在新时代、新语境之下将其发扬光大。
不同的文学传统并不能判断文学品质的优劣。传统文学也在一个逐步变革的环境中不断探索新的出路。金庸就是一个有着自觉意识的作家，他的写作虽然自觉地继承了传统文学，却又在新的环境下继续挖掘和创新。
金庸认为：“任何优美的艺术作品，主要的总是在感动人而不是在说服人！”[1]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金庸再次强调“情感至上”的文学理念：“我始终认为，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2]在金庸看来，文学对人性的审视与完善，要比用它直接干预社会，具有更大的意义。“五四”以来，主流文坛对文学启蒙的教化功用有一种迫切的心理，重视现实干预，较少对纯美人性的呼吁以及丰沛的艺术想象。这种趋向在文化上带来的矫枉过正的不良影响，在今天已被认识到并正逐渐加以修正。显然，金庸的文学观更注重审美性而不再过度强调传统的教化目的。如果说我们理想中文学的境界，应该是雅俗共赏的新局面，那么以情动人、打通俗雅、连通古今的金庸小说，应该拥有特别的启示价值。
金庸武侠中的爱情故事为武侠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范式的格局和构想，具有划时代意义。区别于老旧的传统武侠，金庸把“侠”与“情”放到同等位置，这样的爱情书写是一种创举。对当下武侠文学的创作，具有借鉴意义。在中国文学的浩瀚历程中，武侠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自西汉时期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开始，到唐宋时期形成规模与品质，在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时期成型，在民国时期有了大的发展,称为旧派武侠。旧派武侠在叙事描写、塑造人物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传统，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最大不足在于欠缺对人性的挖掘。金庸对武侠小说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建构“侠骨柔情”的基本格局，将描写超验世界的武侠题材同探索人性相结合，于虚构的“江湖”中找出现实社会的意义。所以在他的笔下，武侠小说既有被虚构出的用以娱情的大众趣味，又有立足于精英文学的深入思考。它的题材纯粹是文学传统的产物，但在荒诞不经的想像里又蕴含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金庸全面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品质，将其带入了全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