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的婚恋模式及其悲剧结局
（一）权力支配下的畸形婚恋
“权力”一词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特的意义，一提到权力我们总会把它与政治、阶级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觉得它与我们平凡的生活似乎毫无关联，但是毕飞宇却将这看似十分有距离感的权力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他的笔下，权力渗透在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不仅对人们的思想情感、人际交往产生影响，而且人们的婚姻、家庭、乃至性也总是和权力交织在一起，尤其是权力对婚恋关系的影响在毕飞宇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玉米》中，无论是玉米与彭国梁的恋爱还是玉米与郭家兴的婚姻，事实上都渗透了权力的因素。父亲王连方在位时，玉米是让人不敢攀的高枝，是不愁嫁的金凤凰。都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但王连方在给女儿物色结婚对象时，考虑的首要因素却是权力而不是爱，王连方认为，给玉米找的人家最好是做官的，因为这样的人手里有权，有了权自己也就不算吃亏了，而彭国梁就刚好是符合要求的那个人。彭国梁本来长相并不好，但因为他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国家的人”，所以王连方觉得彭国梁的到来使他的院子变得无上的光荣，而心气一直很高的玉米也很轻松的跨过了彭国梁长相上的不足，恨不得马上就把这门婚事定下来，甚至在面对彭国梁时她还一度产生过自卑的心理，而这种自卑的心理则来源于两种身份的对比，玉米以自己“普通人的身份”与彭国梁“国家人的身份”的对比使得玉米一度感到自卑，所以说飞行员的身份就是彭国梁手中的最大的权力，这份权力是维系玉米与他恋爱的纽带。玉米与彭国梁之间的恋爱也有过那么一段温馨的甜蜜时刻，可这样的美好终究只是昙花一现，注定会凋落，当王连方因破坏军婚罪被撸下台后，玉米家的境况也因此一落千丈，没有了权力的庇佑，妹妹玉秀和玉叶被人强奸，玉米也被彭国梁误会失了贞洁，二人的恋爱终是走到了尽头。面对彭国梁的抛弃和权力崩塌后被人践踏的处境，玉米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只有一个要求：“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①所以正值青春的她选择嫁给年龄和她父亲相当的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而郭家兴此时并没有和原配妻子离婚，玉米过去只是做个补房，虽然这是她获得权力的最快捷的方式，却也是毁掉幸福的最重磅的一击。突如其来的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似乎都是不幸的，玉米的婚姻就是这样，一场极为仓促、近乎寒碜的婚礼随着小快艇的马达声结束了。婚后，为了维持权力，在房事上她主动迎合郭家兴，甘心做他泄欲的工具，百般讨好郭家兴与原配的女儿，并无情地斩断妹妹玉秀与郭家兴的儿子郭左的爱情之路。玉米在权力家庭长大，享受过有权带来的荣光，也受过失权带来的凌辱，最终将自己的终身大事也变成了换取权力的工具，婚后不顾尊严、不择手段的维持权力，使得本该以爱为基础的婚姻变成了一场权力的拉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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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钱诱惑下的破碎婚恋
金钱在人们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在享受金钱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会被金钱迷惑心智，马克思认为金钱是人情的离心力，在一部分人的婚姻中，金钱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使他们的婚姻呈现出破碎的状态。
《家里乱了》中的乐果是一名幼儿教师，在与丈夫苟泉的婚姻生活中吵架是家常便饭。乐果总觉得嫁给苟泉她是受了委屈的，她认为苟泉并没有提供给她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她甚至发出了“我也算嫁了男人”的控诉，她对丈夫苟泉口中的“小康”生活感到十分不满，所以乐果在自己三十一岁那年做上了“小姐”，第一个月乐果就有了一千多元的收入，这种“丰收”的感觉让她沉浸在其中，她觉得这才叫“生活”。而后，她结识了总经理马扁，起初乐果以为存在于她和马扁之间的是“真情”，所以在与马扁发生关系后，乐果并不明白马扁塞给她的八百块钱是什么意思，当她明白过来时她感到了失落和愤怒，但是这种愤怒的情绪还是很快就被金钱带来的快乐冲得烟消云散，与实实在在的金钱相比，虚幻的爱情无足轻重，金钱的魔力在乐果一波三折的心路历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乐果的心中只有钱可以让她感到满足，乐果彻底沉沦在了金钱的世界中，她越来越看不上丈夫苟泉这个不会挣钱的乡巴佬。在一百多年前，《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背叛了原有的婚姻，不顾一切追求她想要的爱情，致使她的家乱作一团，而如今，毕飞宇笔下的《家里乱了》中的乐果的家也乱了，但这次却不是因为追求想要的爱情，而是为了追求金钱。在追求金钱的道路上，乐果忘了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以出卖身体的方式去换得金钱，换得所谓的“生活”，将道德原则弃于一旁，在金钱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家庭和婚姻。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同是知识分子的小美身上。《睡觉》中的小美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却选择了和大她二十岁的“先生”在一起。在小美和“先生”的这段关系中她从没想过“先生”会用“嫁给我”这样的字眼来和她求婚，她也因为这一个“嫁”字将自己奉献给了“先生”。他没有让小美称呼他为丈夫或者老公，而是让小美叫他“先生”，“先生”这个词界定起来很模糊，“既可以当丈夫用，也可以当男人用，还可以当嫖客用。”①这样的称呼似乎也淡化了婚姻生活中双方对彼此应负的责任。而他们的这场婚姻确实是并不纯粹的，小美觉得她“嫁”给先生是笔买卖，而且是笔亏本的买卖，先生是为了让小美生儿子，而小美也并非真心爱先生，先生来不来找小美都无所谓，因为小美手里有先生给她的银行卡，对于小美来说这张银行卡就是“先生”，“先生”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把钱打进来，然后小美在另一个时刻另一个地点把钱掏出来，在小美看来这就是生活最核心的机密，也是维持着这段所谓的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婚恋书写
二、婚恋书写的价值
（一）对婚恋生活中两性关系的审视
毕飞宇曾说：“我喜欢许多东西，其中有一样叫关系，也就是男女关系的关系”①，通过对毕飞宇的有关婚恋书写的作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性关系的变化与走向。
人类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时，过着群居生活，那时候的两性关系是混乱的，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时就出现了孩子只知道母亲是谁，而无法明确得知父亲是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母亲方面来确定自己的身份，所以此时女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婚恋生活中的地位也是极高的，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崇拜，但这并不是说男性的地位是低于女性的，二者之间属于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基本平等的状态。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男性在社会劳动中的能力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创造的物质财富也要远远的大于女性，这就使得男女地位均衡的状态很快被打破，男性在婚恋生活中的权利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相较之，女性在婚恋生活中的地位变得极低，婚恋关系多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则成了生孩子的工具。《玉米》中的施桂芳在与王连方的婚姻中的地位即是如此，生了儿子施桂芳就可以挺直腰杆，反之就只能低头做人，自从她嫁给了王连方，生儿子就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成了她最大的价值体现，她像生育机器一样一连生了七个，却都是丫头，她生得自己都怕了，却还是没能让王连方满意，王连方甚至觉得生不出儿子的施桂芳连饭都不配吃。作为王连方的妻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连最基本的吃饭生存的权利都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就因为生不出儿子，她就不配拥有这样的权利，更不用提生存之外的其它权利，可见当时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多么的低下。生育本是女性的权利，但在这里却沦为了讨好男性，维持婚姻的工具，在婚姻中女性的尊严和价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她们失去了女性作为人的意义，成为了一种性别符号，生育成了女性在婚姻中的最大价值体现，女性的价值只能附属于男性，通过男性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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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国民劣根性一直都是文学界所重点关注的话题，它是一个民族在不断发展中所积淀下来地有碍民族进步和人类健康成长的弱点，它并不仅存于一个时代，而是长久地生长在人们的内心之中。鲁迅是我国现代最早提出国民劣根性的作家，也是对国民劣根性剖析得最为深刻、最为犀利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我们随处都能感受到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五四”时代虽已过去，但国民劣根性却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毕飞宇小说通过婚恋书写也为我们展现了国民的劣根性，让我们看到了其对人身心的伤害。
“奴性”一直是鲁迅先生所重点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之一，毕飞宇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在毕飞宇小说的婚恋书写中，人们的奴性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其中既有女性自身的奴性意识，也有畏惧权势的奴性。对于《玉米》中的施桂芳来说，她与王连方的婚姻的终极目标就是为王连方生个儿子，她没有因为被当做生育机器而反抗，反而因一连生了七个丫头而不好意思，面对王连方对婚姻的不忠诚，施桂芳视若不见，还和那些被王连方睡过的女人有说有笑，她从没想过反抗，她一门心思地想着何时才能完成生儿子的任务，她将自身的全部价值等同于生儿子。毕飞宇曾说：“奴性不只是压迫的结果，也是一种自我选择，成了我们文化的基因，这就是所谓的‘国民性’，有根深蒂固的奴才特征。”①施桂芳的麻木，正是她内心深处的奴性意识所致。此外，《玉米》中王连方在与村里的女人发生不正当关系时，这些女人没有一个敢主动反抗，而面对妻子被欺辱的情况，本该作为婚姻守护者、妻子保护伞的丈夫却成了这场婚姻里的旁观者。当有庆看到王连方和自己老婆在屋内的苟合之事时，有庆就只是在门口那呆呆地站着、看着，默不作声，王连方看到有庆后让有庆出去歇一会，他马上就完事，有庆更是言听计从，转身就走。面对如此侮辱，作为丈夫的他们没有暴躁怒喊，没有挥拳击打，这一切都是王连方手中的权力使然，他们的默然接受无疑是对权力的畏惧。《阿木的婚事》中也是如此，自己的老婆被村长睡过这件事村里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但是他们并没有反抗，只是在床上把自己的老婆想象成村长的老婆以此来完成自己的报复、感受胜利的快感，这和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但是在面对村长时，在权力地震慑下，他们却集体变成了“哑巴”、变成了“瞎子”，成了真正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权力震慑下的奴性意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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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婚恋悲剧书写的根源..................................................24
（一）书写疼痛的文学观...........................................24
（二）焦虑动荡的人生路....................................26
（三）中外作家作品的影响......................................28
结语...........................32
三、婚恋悲剧书写的根源
（一）书写疼痛的文学观
在一次与记者的对话中，毕飞宇曾提到过：“我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悲观主义者，我的小说也大底如斯。”①他非常认同别林斯基的“任何艺术到了悲剧之后就往下走了”这句话。对于悲剧，毕飞宇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感受，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中体会到他的悲剧创作倾向，“我喜欢那种悲剧性的东西，在书房里绞尽脑汁，慢慢地想象，连带着我自己也很沉痛。但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我体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快乐的”。②毕飞宇认为不仅大部分作家是悲观主义者，每个人也都是悲观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有悲剧的冲动的，他用看悲剧电影的例子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人们明知是悲剧，会给自己带来痛不欲生的感受，但人们还是选择去看是因为在悲痛当中能够唤起美感。他的创作亦是如此，他认为虽然他自己写了很多悲剧，这些悲剧有时会让他感到压抑，但是这是他发自内心做出的选择，他喜欢那些带给他快乐的悲剧性的东西，由此可见毕飞宇的悲观是自发的，所以我们并不惊讶在他各类题材的作品中总能发现悲剧的因素存在，不仅人物多呈现出悲剧的命运，婚恋关系也多呈现出悲剧的结局。
在与姜广平的对话中，毕飞宇曾说道：“文学观是个很怪的东西……严格地说，你的作品应该隐含你的文学观。只有无能为力才要额外地拎出来。你不停地写，吸收了，舍弃了，可是总有一些东西你舍弃不掉，那正是你的文学观。”③而于世俗生活中书写“疼痛”，使文学世界充斥着悲剧氛围正是毕飞宇怎么也无法舍弃的东西，是他不容忽视的文学观。在毕飞宇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疼痛”的母题，“疼痛”的创作母题也是毕飞宇作品多呈现悲剧状态的原因所在。毕飞宇曾说：“其实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外部，我们的生活远远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放松、舒展、开阔。介于这样的情况，我写小说的时候，它渐渐的就产生了创作的母体，也有批评家问我创造的母体是什么？两个字，疼痛……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年龄、性别，我愿意一遍又一遍的写。”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婚恋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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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不会跟风，也不喜欢人云亦云，在大事上，我从来都是自作主张，挑自己最合适的道路。”①在文学创作上他亦是如此，毕飞宇自走进文坛至今，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创作风格，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从不跟风，时刻跟着自己的内心走。他是一个对人生充满关切的作家，始终关注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将自己最真挚的情感倾注到文学创作中，以最真诚的态度书写着人世间的凡人琐事、恋爱婚姻，在给我们带来最真实的情感体验的同时又使我们陷入无限的深思。
在毕飞宇小说的婚恋书写中，婚恋的纯粹性与神圣性被解构，忠贞不渝、相濡以沫的婚恋类型在他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美好的爱情之花在他的文学天地中缺少存活的养分，只能以凋零败落的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无论是对人们进行婚恋选择的动因的描写，还是对婚恋中日常生活的呈现，里面都夹杂着权力、金钱、性等与真情实感相悖的外在因素。在权力的支配下，婚恋不再是两情相悦的情感缔结，反而变成了一种畸形的功利性的手段，畸形的婚恋给双方的身心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和痛苦；在金钱的诱惑下，“久伴不离、此生不弃”的情感信条也被践踏的面目全非，金钱诱惑使整个社会的婚恋生活发生着翻江倒海的变化，美好的情感被金钱所挤压和扭曲，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破碎局面；性也不再是爱的升华，而成为了一种消费品，一种快餐式或交换式的“商品”，人们追求性的高潮体验与性带来的暂时“神经麻痹”，在放纵的性欲中寻找刺激后，孤独越发的深入骨髓，他们看似潇洒自在，实质上内心极度空虚，是无依无伴的孤独者。无论是权力支配下的畸形婚恋、金钱诱惑下的破碎婚恋还是性爱欲望下的短命婚恋，都是一种悲剧，都使婚恋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婚恋被附加了太多外在的社会性条件，这些都使得婚恋中最基本的情感因素被忽略，婚恋的悲剧结局可以说是作者因这些外在因素对美好婚恋的破坏而进行的批判。只有竭尽全力地将存在于婚恋中的这些外在社会性因素抽离掉，爱情、婚姻才能以它最原本、最美好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