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1. 前言
媒介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子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各个领域也都有利用媒介谋求自身利益的需求。从历史上看，无论在何种社会背景下，政治活动都将大众媒介作为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主要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政治信息、宣传政治主张、塑造政府和政治人物形象、进行舆论导向等。因此，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联系政府和公众的中介机构，扮演着连接政府和公众的“桥梁”角色，在政治传播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在中国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政治领域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因此除了中文媒体，中国英语媒体更需要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重视政治新闻报道。全国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作为中国大陆一年一度集中程度高的政治活动，于每年 3 月份先后在首都北京召开全体会议，每 5 年称为一届，2012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2012 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广大选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从人民中得来的信息和要求进行收集及整理，传达给党中央。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还听取和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了各项经济预算草案；审议了法律修正草案，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草案，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下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的草案等。在“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并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这一既关系到受众切身利益、又涉及执政党决策的政治活动每年都会成为全国各地媒体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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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论文旨在将同一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下的纸质英语媒体针对同一时段同一类型新闻的报道来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比较中国两地媒体因为媒介不同的功能而在进行政治类新闻报道时的差异，并寻找适合中国英语媒体关于政治新闻的对外传播之路。由于本论文将中国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两大英语媒体置于同一课题之下，避免了中国英语媒体研究的片面性，对于充实完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领域产生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全国两会作为中国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因为涉及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引起国内外公众的关注，2012 年全国两会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形势而意义重大。对于中国英语媒体来说，做好两会报道等政治新闻报道可以使媒介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并提高国外受众对中国政治的认识。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对做好国家对外政治传播，提高传播效果会产生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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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1.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
1963 年，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提出了“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成为了“议程设置”理论最有影响力的表述，从而更清楚的指出了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21972 年，美国传播学家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将 1968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做了一项调查研究，讨论了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此时“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被提出，认为大众传播虽然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他们的研究标志着“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理论”的诞生。该理论一方面揭示了议题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过程，另一方面阐明了公众在头脑中形成这些议题和对象时新闻媒介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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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
西方大众传播学和政治传播学的学者一直十分关注大众媒介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所以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学和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其实是相互交错的，并普遍认为现代政治传播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开始的关于印刷媒体和广播的宣传效果研究。美国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谋（Dan Nimmo）和凯恩•桑德斯（Kane Sanders）在其主编的《政治传播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导论中认为政治传播学产生于 19 世纪 50 年代。6中国人民大学张晓峰与赵鸿燕在其所著的《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中梳理介绍了西方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历史，认为直到 1973 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创立政治传播研究部，政治传播学开始被西方学者视为传播学中的子领域之一。政治传播学形成之后，中外学者关于政治与大众传播媒介关系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他们将目光聚焦于政府、媒体和公众这三者身上，从不同的角度和理论框架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英国学者布赖•麦克奈尔（Brian McNair）在《政治传播学引论》中通过批判性地探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当代社会中政治、媒体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考察了政治家、压力集团与恐怖组织如何利用媒体以及政治公关和政治广告的作用。他认为大众传媒在政治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日渐显著，并且政客、媒体和公众共同形成了政治公关关系产业。媒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舆论，影响传播效果。但是本书主要将政治传播学置于英美等“自由民主”国家的大背景下，几乎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传播。谢岳在《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政治传播的个案研究》一书中仍旧以美国为例，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了民主社会中媒介与政治的杂关系。并结合具体实例对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宪政地位、在美国作为民主社会基础的公共舆论的作用以及美国民主政治中媒体运作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此书从大众传播的宪政地位看到了政治传播过程中媒体在政府与公众间扮演的舆论领袖作用，政治说服作用，以及媒介通过自身对内容的把关而“制造”出的政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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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9
1. 研究的媒体对象 ....... 9
1.1《中国日报》概况......... 9
1.2《南华早报》概况....... 10
1.3《中国日报》与《南华早报》的可比性 .........11
2. 研究方法......11
2.1 样本选取 ....11
2.2 研究手段 ....11
四．《中国日报》和《南华早报》2012 年两会报道议程......13
1.《中国日报》议程设置特点...... 13
1.1 议题构建 ......... 13
1.2 议题处理 ......... 22
2.《南华早报》议程设置特点...... 30
2.1 议题构建 ......... 30
2.2 议题处理 ......... 37
五．《中国日报》与《南华早报》政治新闻对外传播的差异.......43
六．中国英语媒体进行政治新闻对外传播的建议
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大众传播媒介在进行政治新闻对外传播时必然会产生一定差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日报》承担着政府政治传播的功能，将国家和政府的权威信息进行全面及时地传递，但在进行政治新闻的对外传播时，其鲜明的政府色彩和惯用于国内受众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有时可能会引起外国受众的抵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南华早报》独立于政府，以受众为导向，其政治新闻的对外传播可能更易于被外国受众接受。根据对两者两会报道议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本文认为淡化媒体作为政府政治传播工具的色彩，寻找政府议程与受众议程的契合点，将有利于中国英语媒体政治新闻的对外传播效果。具体有以下建议：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只是孤立地报道某政治事件，可能无法给外国受众提供宏观性的政治视角，也无法让外国受众准确领会政治新闻的传播要点。中国英语媒体在进行政治新闻的对外传播中可以通过寻求不同政治事件的关联性将有联系的政治事件相互穿插，或将主体政治事件置于宏观的政治背景之下，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而可以帮助受众更好更全面地了解政治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未来的发展走势，提高政治新闻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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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论文分析总结了在《中国日报》和《南华早报》2012 年两会报道的议程设置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和差异，并就中国英语媒体如何更好地进行政治新闻的对外传播提出了一些建议，期待为今后中国英语媒体走好政治新闻的对外传播之路提供参考。但是本论文研究对象只局限于全国两会这样的全国性政治活动，也仅仅从议程设置的理论角度切入，对于研究中国英语媒体政治新闻的对外传播这一课题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今后中国英语媒体政治新闻对外传播这一研究领域仍有广泛的研究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非英语国家的英语媒体研究本身就成为了国内外学者关心的课题，特别是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英语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快，国外受众对中国政治新闻的关注程度更高。因此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将眼光聚焦于中国其他地区性的英语媒体，而不只是将研究的媒体对象局限于中国和香港的主流英语媒体；可以细化政治新闻的类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加有针对性地对提高不同类别政治新闻的对外传播效果起到指导意义；同时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在研究理论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加多样化。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只是冰山一角，中国英语媒体政治新闻的对外传播之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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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