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古人所使用的动物名称与今日科学研究中对动物的系统命名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究竟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古籍记载中的动物名称，是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古籍中动物名称的考释，无论是古代的训诂学家，还是近代以来的科学史专家，都已经做过大量的工作，因此这一问题在己有的相关学术论著中已得到了部分的解决。但必须看到，在由于历史时期我国的语言文字发生过相当复杂的演变，因此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常常存在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现象，也有少数名词是前人一直没有考订正确的。这就要求历史动物地理研究者必须结合具体动物种类的实物遗存情况、地史分布情况、文献记载特征来加以重新检视，而不是对古籍中的文字望文生义，或者盲从前人的结论。已有一些论文将动物名称的考辨和动物分布变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文榕生所撰《历史时期中国麝与獐的区分》、法国人雷焕章所撰《商代晚期黄河以北地区的犀牛和水牛——从甲骨文中的和呢字谈起》（葛人译）、王阵所撰《麒麟原型与中国古代犀牛活动南移考》等文都是这类研究的成功范例。这些成功的研究实践说明，对已有古籍名物考释研究结论的重新检视和探讨，对于进一步提升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深度与精度是可行且必要的。在综合考虑前人见解的基础上，本文亦对古籍记载中的“野象”、“野犀”、“咒”、“麒麟”等名称所指的确切动物种类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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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北方地区的象类
第一节重新发现曾经生存在北方地区的古象
如前所述，章鸿钊先生之所以否定商周时期中国北方有厍象，乃是因为缺乏相应的考古证据。加之当时疑古学风正盛，疑古学派正对大批古书所记内容进行激烈的辨伪和批判，连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脉络主线都已成为怀疑对象，更何况古书中零星的犀象之说了。另外，按照时人的观点，皆以为犀、象定然是热带动物，则在气候无大变动的情况下，华北地区能出现犀、象，看起来确属天方夜谭。这二点学术史背景，是今人所不应忽略的。这种实物资料极度匮乏、疑古思潮过于偏颇的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在这一年秋天，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对甲骨出土地点进行调査试掘，这是对安阳殷墟遗址的第一次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发掘，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更由开始此重新肯定了商周历史的“信史”地位。自此，安阳殷墟所出甲骨文及其他遗物在商史研究中的地位逐渐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和关注，并被认为是比包括诸“正史”在内的古籍记载更为可靠的史料。
第二节亚洲象还是古菱齿象？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古菱齿象类可以延续到晚更新世末期的。考虑到各类大象生境适应能力的差异，目前似不宜断定全新世以来就完全不可能有从晚更新世晚期遗留下来的的古菱齿象继续生活在华北地区。在同一特定的时期，北方地区相对于南方来说，仍是较冷的。这一不可否认的地理事实，决定了古菱齿象类比起亚洲象来说总是会更加容易适应北方的环境。
第三章北方地区的犀类.....59
第一节重新发现曾经生存在北方地区的犀牛......59
第二节古代北方野生渾牛的种类与生境............66
第四章若干其它动物的分布变迁.....81
第一节古代曾生存于北方的水牛和竹鼠............81
第二节古代曾生存于北方的几种水生动物...........83
第五章结论与展望...........87
第一节总体结论...................87
第二节研究展望.............89
第四章若干其它动物的分布变迁
第一节古代曾生存于北方的水牛和竹鼠
今天我国境内的水牛主要分布在淮河以南的稻作区，在北方地区很难见到；且均为家畜，没有野生种群。但在先秦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分布有大量野生水牛，这种情况与前文所述先秦时期犀、象的分布变迁有类似之处。这种野生水牛应当主要属于圣水牛，商周时期的考古地点常有它的遗骨出土。谢成侠认为传说中老子所骑“青牛”其实就是水牛，并且引《太平御览》的记载说，位于西北内陆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在古代也有水牛分布。一些论著曾根据常识简单地推论，只要出土有水牛的考古地点，其所表征的生境气候特征一定是暖湿甚至湿热的气但实际上，与古代（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及三代以来）先民共同生活过的水牛有许多种，它们各自适应的生境也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气据笔者所见，较为重要的古代水牛有如下几种.
第二节古代曾生存于北方的几种水生动物
水生动物，顾名思义其生存离不开良好的水环境，故如果某考古地点出土有大量的水生动物化石或遗骨，确实能够说明当时该地发育有大面积的河、湖等地表水体。但由于其中某些现生种今日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学界多据此进一步推论当时该地之气候必近于今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能同意，因地表水体发育是否良好并不依赖该地是否为热带、亚热带气候。试论如下。在河北阳原丁家堡水库全新统地层曾有数种水生软体动物化石出土。其中厚美带娃、黄舰和巴氏丽畔三种贝类，因今日主要生存于我国长江流域各省，而被认为是当时该地具有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的一个证据。贾兰坡、卫奇等认为，这些水生动物与犀、象等一样，都可说明“在三、四千年以前的我国夏、商时代，华北的气候和现在华南的一样”。如前所述，近年来的历史气候研究已对此种观点作出了一定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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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总体结论
本文指出，在影响先秦时期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的因素中，人类的区域开发、设施修筑、战争以及对于某些动物制品的特殊社会需求可能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同时指出，水环境状况尤其是地表水环境状况的变化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某些先前被认为是迫于气候变冷才发生“南退”的物种，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因其对水环境条件要求较高才退出了华北地区；甚至有些物种实际上并未南退”，反而直到今天尚能在我国东北地区找到它们的踪迹，人们先前误以为其“怕冷”很可能只是因为它们在南方地区最为常见而已（例如圆顶珠畔）。还应看到，水环境（尤其是水质）的变化无疑与人类的活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本文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对于动物分布变迁的影响不应被夸大，人类的活动等其它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相应的研究。
第二节研究展望
笔者以为，历史时期我国南方地区的“野象”除了亚洲象以外还可能有类，即东方剑齿象和古菱齿象。如前文所述，在浙江金华双龙洞地点和云南麻栗坡县小河洞地点都有全新世的东方剑齿象化石出土；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二处，亦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其究竟是否属于现生亚洲象，也暂时未见明确结论。十分引人注意的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若千疑似非洲象的象牙。而早在西汉时期，我国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似乎尚未建立贸易往来，包括象牙贸易。也许，这种疑似非洲象的象牙其实正是属于古菱齿象的。学界不应当忽视上述2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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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