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卡皮认为：“文学生产是一个作家群的事实；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群人口也要跟其他人口集团一样，经历老龄化、年轻化……”①。将社会学视角放置于文学中，时代造就了文学领域中不同的景观。因而作家群中必然经历的岁月流逝在沈从文、在赵树理，同样在聂绀弩的心境与文体中得到了与之相契合的诠释。历史大潮的涌动使聂绀弩不断面临自身存在状态的挑战，在“过渡”的社会变革中，聂绀弩完成了自我命运的“过渡”。
第一章：1923-1939：超脱姿态与灵魂回归
1.1 国运动荡之下的政治超脱姿态
由五四运动起，自由主义思潮便已进入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视野，进而逐渐由西方自由主义演进成为与中国国情结合的学理与思想。但就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潮之本质而言，无非是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直至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中所提倡的人的独立、个性解放等受到大批思想先进的青年、学生的普遍接受，“自由主义者”方才真正成为思想革命后中国涌现出的众多思潮理论主张者之一。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发展演进的过程预示着它的命运，是否适合存活在中国这片广袤而特殊的土地上成为该思潮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 1920 年代初，中国的发展尚未摆脱政治道路选择之困境。于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将自由主义理论渗透至中国传统与现代的精神之中，渴望以这一方向将中国带入正确的发展道路上。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弊端随自由主义理论的推行而显现，声势浩大的自由主义呼声也随即减弱。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并成为带领中国前行的唯一正确路向，自由主义的暗淡显得时不可待。基于此，自由主义理论成为新中国前行道路上的阻碍之一。诸如对胡适之主张的讨伐，对朱光潜等曾经有错误选择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皆显现出自由主义理论不仅不能存活于当下的中国，且在中国曾经存在的事实也成为一种错误。那么，被称为带“引号”的“大自由主义者”的聂绀弩对自由主义这看似与中国不可共存的主张之态度又是如何？毫无疑问，否定。作为一名直言不讳的爱国知识分子，聂绀弩的某些言论确实不属于主流话语之列，而这正是因聂绀弩始终本着为国家之发展排雷的初心，通过言论勇敢触及了或将阻碍中国前行的而他人却畏于表达的“雷区”。直言不讳是自由吗？敢于说真话是自由吗？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话题。
..........................
1.2 反思意识于多种文体中的呈现
处境与心境的改变引起了聂绀弩文体选择方面的改变，而在外部环境改变、自我心境转变之时，聂绀弩的文学创作成果散见于新诗、散文、小说之中，其中他的小说创作在同时期创作中表现出较高成就。
真正标志着聂绀弩政治与文学方向的转折的是他于1930年正式与国民党脱离关系。1932 年聂绀弩在《中华日报》旬刊《十日文学》上陆续发表的译作《高尔基的作家生活四十年》《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著作《鲁迅之时代及其作品》《电影与现实》等，回答了他在主动脱离官僚政治，进入新政治局势前自我对革命文艺理论的主动积累与实践。
在《鲁迅之时代及其作品》一文中，聂绀弩对他这一时期所梳理的鲁迅思想做出了总结：“鲁迅如果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决不在他于转变之前，已经写出这么多的普罗作品！刚刚相反，而是在他能够忠实地反映出从‘五四’到‘五卅’这一时期中的土著资产阶级的整个意识。……第一，……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这时候，中国土著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奋斗的，在艰难困苦中，勇往迈进的。……第二，……反帝主义的热情。”①此时聂绀弩对鲁迅的解读已然有了较大的跨越，他对鲁迅作文深刻的动机与社会背景的体认达到了现阶段的至高点。在聂绀弩认为，即使是土著资产阶级，在鲁迅的笔下也并不是一味的刻板姿态，他们随着时代的走向，自我内心精神也做出了相应的转变。表现于鲁迅文中，一方面是土著资产阶级这一集体对于反动势力的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是鲁迅创作行为中思想与批判笔锋的转变。可见，鲁迅批判体系中“观人，省己”，“内心有理想的光”，“个人的自大”②等概念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拨动、影响着此时期向自我方向前行的聂绀弩。这表明，在随历史进程演进而发展的聂绀弩的思维体系中，鲁迅的批判意识已成为聂绀弩思考自我与现实的一大工具，并习惯于以文学形式对动荡的黑暗势力发出理性的反抗，以文字形式进行社会的革命运动。
...........................
第二章：1940-1950：精神重构与文体实践
2.1 现实体认下的“野草”哲学之建构
在这一阶段中，聂绀弩的处境相较于前一阶段有了较明显的变化。经黄埔军校好友周恩来的介绍，聂绀弩正式加入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在军部中担任军部战地服务创作组员及文化委员会会员职务，编辑军部刊物《抗敌》，主要从事新四军文艺宣传工作。在工作中，聂绀弩与徐平羽、邱东平、彭柏山等文人常以会议的形式讨论创作思想、诗歌文艺等文学问题。同时面对恶劣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聂绀弩难掩其愤，以文笔为“投枪”对日军暴行进行炮轰，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进行了对自我以及对整个民族的反思。
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危亡之际，聂绀弩选择主动地顺应局势，袒露内心呼号。真正将这一意蕴透彻彰显是聂绀弩在 1939 年至桂林时期。一向自由的聂绀弩在军营的严苛环境中感到了文人对于国家的无能为力与惘然，于是主动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得到军长的通达后，聂绀弩“转业”了，重新以文人的姿态面对硝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反思为聂绀弩之后的文学创作赋予了“历史”意义。在即将离军之际，聂绀弩以散文《沉疴》对自己“于国无用”的忏悔，文章亦是他对自由人格向往的再次诠释。
我曾经鉴赏过多少次这样的早晨，也曾屡次立誓每天要早起，……今天勉强起来早点，就总是昏昏沉沉，什么时候都在想睡。
军旅五点起床的要求无形中给已然有三十年散漫生活经历的聂绀弩套上了无形的枷锁，锁住了他的自由气以及创作灵感，最终在“我就这样完了么？就这样完了么？”的自我反省中，他明白自己对自由之向往战胜了无约无束的“沉疴”，因而重回了更适合自己人格的文学道路，可谓是“人的自觉”的另一侧面观照。
......................
2.2 “早醒者”对现实的冷峻再现
革命战火的洗礼与对人生的思考是聂绀弩这一时期所收获的重要精神食粮，因之，他的思想与心境由之前的稚嫩趋向于成熟，并对现实与处境进行主动思考。反映在其作品中即是对爱、对人性的呼唤与呐喊。之所以聂绀弩能以“鲁迅风”的杂文为后世闻名，无非得益于他对前朝及现世的反观与思考。
首先在处境方面，因一贯的纪律自由而无法适应军旅生活，恨自己并不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以应战的同时，聂绀弩选择了另一条路高调向敌人、向反动势力宣战，这是他在彻悟下对自己遵从八年之久的原党的全然否定。因此，发表在《野草》上的杂文预示着聂绀弩在新政治道路上的探索，是他心境的转变，也是他在新文学路向上的探索。对新诗、小说等文体难以继续创作无非是聂绀弩在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的选择。革命时期黑暗的社会现实燃起了聂绀弩这位“早醒者”内心的自觉意识，喊出心声与新声成为他最为迫切的方向。这一方向自然由具有针砭时弊之功用的精悍杂文所承载，由此，在桂林时期，聂绀弩建构起了他文学上的一方风景。《历史的象征》这一辑杂文以古之事反观今之状，《父亲》借与高尔基的《母亲》的对意，表现为时代、为革命献身的聂绀弩国际老友老藏原这一民族英雄典型。以“我们生在这生死人而肉白骨的时代，顽者可以廉，儒者可以立，‘老’或者‘不很了解’，怎样阻止人成为一个斗士呢？”①的深刻反思唤醒民众为革命而战的意识。在民族大义之上，聂绀弩认识到除武力之外更应召唤的是人民的斗志与热血，至于散淡与游离是不为时代所接纳的，抑或是必然被国家与人民所抛弃的。以文言志，以笔尖战斗是聂绀弩对鲁迅的学习，亦是他在特殊时代赋予自我的使命与担当。
..........................
第三章：1950-1980：坎壈命运与文体精神.............................45
3.1 “检讨书”中的期盼.............................45
3.2 精神的“坚守”与独在......................50
3.3 鲁迅精神的另类延续——旧体诗....................55
结 语...................65
第三章：1950-1980：坎壈命运与文体精神
3.1 “检讨书”中的期盼
在处境层面上，回顾聂绀弩正式创作旧体诗前夕，他与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一致，正面对文学体制上“新”与“旧”的更迭以及精神上新与旧的碰撞，在较为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检讨书”则可窥探出聂绀弩处境上的变化。
自 1940 年代起，文学创作的方向问题成为文学界知识界与政治界频繁讨论的主题。直至 1951 年电影《武训传》上映后，文化教育界及政治界对该电影态度的微妙转变不仅令知识分子无法明确定夺文艺批评的方向，也在文化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武训传》在上映之初得到了广泛赞誉，当时的《光明日报》《新民报》等包括以及诸多知识分子纷纷发声表达对《武训传》的赞扬。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月后在社会对《武训传》的普遍肯定声中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1951 年 4、5 月间，《文艺报》先后发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声讨文章。诸如邓友梅《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等。同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转载对《武训传》批评的文章时在按语中指出，《武训传》是“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的拥护者武训而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电影”①。而后，20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自此，从中央到地方，在政治界、知识界以及大中小学校中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武训传》之所以在上映之初会得到赞誉是因为其中所宣扬的在困境中坚持奋斗的武训精神，而受到批判的原由则是因为电影中是通过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失败来反衬武训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起义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失败无疑否定了为新中国的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坚力量——农民。正是这样醒目的错误却被诸多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所忽视，因此有待提高政治觉悟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在此次批判中发表检讨。
..........................
结语
文学生产是作家在特定而相异的历史环境下的创作行为。文学生产的产物一定展现时过境迁的历史发展，同时必然是作家身上变化的再现。基于此，埃斯卡皮认为：“文学生产是一个作家群的事实；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群人口也要跟其他人口集团一样，经历老龄化、年轻化……”①。将社会学视角放置于文学中，时代造就了文学领域中不同的景观。因而作家群中必然经历的岁月流逝在沈从文、在赵树理，同样在聂绀弩的心境与文体中得到了与之相契合的诠释。历史大潮的涌动使聂绀弩不断面临自身存在状态的挑战，在“过渡”的社会变革中，聂绀弩完成了自我命运的“过渡”。这一历程给予聂绀弩对过去的不断重拾与反思的机会，在与过去的自我告别的次次转折中，充斥着的不仅仅是聂绀弩坦然承受现状的屈服与失落，还必然有一条能够串联其一生的精神主线，描绘着他在惶惑、黑暗中的坚韧与抉择。在社会的动荡与发展中，聂绀弩将自我放置于探索者的位置之上，即使世界发展的推动力并非取决于他对世界、对国家发展的渺小贡献，聂仍以“超人”的姿态关注着、洞悉着任何阻碍国家前进的因素。在他人看来，聂绀弩始终将自我与国家前进相对立，而事实则是这紧张的对立构成了聂绀弩一生所建构的精神世界：在对立中表达自我存在的意义，在抗战与实践中期盼国家的未来。由此，对聂绀弩文学创作的考察必将立足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同时应必然联系起作家的意识世界、精神状态。即所谓“双重因果决定关系”：“时代的思想革命运动决定了作家的意识倾向，作家的意识倾向决定了作品的本体意义、意识本质、创作方法和艺术观念及技巧”②。与之相吻合，笔者将考察视角主要集中于聂绀弩人生三个阶段的相异精神状态之中，探寻影响聂之意识与潜意识的历史总体状态，考究文化传统与艺术传统于聂文学创作内部的渗透，探求作为传声筒的文学、作为寄托的精神结构与作为背景的历史状态间必然而微妙之关系，使本论文居于“线性因果决定关系”如此一种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共同建构起的较完整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