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论文选题的背景、依据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捷克裔法国作家、小说家，1929 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的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青年时期从事过绘画、诗歌和戏剧创作，1958 年以《我，悲哀的上帝》一文开启小说创作的道路，陆续创作了长篇小说《玩笑》（1967）、《生活在别处》（1968）《好笑的爱》（1969）。《玩笑》给昆德拉带来世界性声誉的同时，也使他的人生坠入谷底，在捷克和其他东欧国家被查禁，昆德拉被开除出捷克共产党的同时还失去了工作，全部作品被禁止出版，并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1975 年昆德拉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要求下定居法国至今。定居法国后，昆德拉创作了长篇小说《笑忘录》（1978）、《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不朽》（1990）后，而改用法文创作长篇小说《慢》（1995）、《身份》（1998）、《无知》（2000）和《庆祝无意义》（2014），并著有小说理论集《小说的艺术》（1986）、《被背叛的遗嘱》（1992）、《帷幕》（2005）以及《相遇》（2009）。
1.1 论文选题的背景、依据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捷克裔法国作家、小说家，1929 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的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青年时期从事过绘画、诗歌和戏剧创作，1958 年以《我，悲哀的上帝》一文开启小说创作的道路，陆续创作了长篇小说《玩笑》（1967）、《生活在别处》（1968）《好笑的爱》（1969）。《玩笑》给昆德拉带来世界性声誉的同时，也使他的人生坠入谷底，在捷克和其他东欧国家被查禁，昆德拉被开除出捷克共产党的同时还失去了工作，全部作品被禁止出版，并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1975 年昆德拉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要求下定居法国至今。定居法国后，昆德拉创作了长篇小说《笑忘录》（1978）、《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不朽》（1990）后，而改用法文创作长篇小说《慢》（1995）、《身份》（1998）、《无知》（2000）和《庆祝无意义》（2014），并著有小说理论集《小说的艺术》（1986）、《被背叛的遗嘱》（1992）、《帷幕》（2005）以及《相遇》（2009）。
自 1987 年始，中国作家出版社以“作家参考丛书”的名义出版了昆德拉的系列作品《为了告别的聚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长篇小说，在国内掀起了翻译和研究昆德拉的热潮。这股热潮一直延续至今,不仅影响着中国作家和读者,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界和作家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昆德拉热”，一定程度上由于从激进的政治环境下走出来的中国人，与曾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人，在生存体验和精神遭遇上，都存在着许多近似雷同的历史记忆，昆德拉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国读者的认知需求。正如作家莫言所说，昆德拉的政治讽刺小说充满了对极左体制的嘲讽，这种嘲讽能引发中国人的“文革”记忆，很容易引发共鸣。1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是昆德拉反映的历史经验、感受，但同时对于这种反思历史的方式感到陌生。昆德拉并不从政治运动的角度进行切入，而是在一个拔高的层面上探索存在和人性。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昆德拉热”，一定程度上由于从激进的政治环境下走出来的中国人，与曾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人，在生存体验和精神遭遇上，都存在着许多近似雷同的历史记忆，昆德拉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国读者的认知需求。正如作家莫言所说，昆德拉的政治讽刺小说充满了对极左体制的嘲讽，这种嘲讽能引发中国人的“文革”记忆，很容易引发共鸣。1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是昆德拉反映的历史经验、感受，但同时对于这种反思历史的方式感到陌生。昆德拉并不从政治运动的角度进行切入，而是在一个拔高的层面上探索存在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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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改革放开以后，摆脱“文革文学”的模式是文学界的努力方向，在探索重建中国文学道路的过程中，作家们的创作观念随之发生风化，诸如探索、创新、重建等是当时报刊杂志上的高频词汇，80 年代文学史充斥着各种文艺观念、文艺理论的争鸣。陈平原在《八十年代访谈录》4中提到，80 年代的文学、学术、艺术等，是一个整体，在精神上有共通性。其中很重要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和开放的胸襟，以及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到了 90 年代，文学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地位、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也与 80 年代文坛大相径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再度变得紧张起来。整个文学界不但受到了国内环境的影响，也同样受到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影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昆德拉的介入并不是偶然的，他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过程折射出中国文学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转型的整体面貌与影响因素，并在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改革放开以后，摆脱“文革文学”的模式是文学界的努力方向，在探索重建中国文学道路的过程中，作家们的创作观念随之发生风化，诸如探索、创新、重建等是当时报刊杂志上的高频词汇，80 年代文学史充斥着各种文艺观念、文艺理论的争鸣。陈平原在《八十年代访谈录》4中提到，80 年代的文学、学术、艺术等，是一个整体，在精神上有共通性。其中很重要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和开放的胸襟，以及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到了 90 年代，文学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地位、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也与 80 年代文坛大相径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再度变得紧张起来。整个文学界不但受到了国内环境的影响，也同样受到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影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昆德拉的介入并不是偶然的，他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过程折射出中国文学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转型的整体面貌与影响因素，并在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85 年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在《外国文学研究》1985 年第二期上重点介绍昆德拉，1987 年韩少功翻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对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具有重要的意义。昆德拉的作品由作家韩少功引入文学界，这一事件本身不再局限于文学本身，而是同当时的文化语境发生了联系，并进一步成为了新时期中国文坛乃至读书界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昆德拉不仅在小说的层面直接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小说创作，其本身的成功介入和传播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尽管昆德拉并不赞成从政治层面来解读他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昆德拉在如何处理文学和政治关系这一点上具有独到之处。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作家由于受到历史传统、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被种种形而下的问题所困扰,而昆德拉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灵感和启示。昆德拉巧妙地将宏大叙事和个体化叙事结合起来，重构了个体化叙事模式，这有助于当代中国作家对敏感题材的处理,对“精英化”“贵族化”和“英雄化”以及宏大叙事和主流话语权的消解，同时还给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思想与写作风格,对人的存在与形而上的需求提出新的回答方式和叙事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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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兰·昆德拉传》与昆德拉的中国接受
尽管昆德拉并不赞成从政治层面来解读他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昆德拉在如何处理文学和政治关系这一点上具有独到之处。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作家由于受到历史传统、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被种种形而下的问题所困扰,而昆德拉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灵感和启示。昆德拉巧妙地将宏大叙事和个体化叙事结合起来，重构了个体化叙事模式，这有助于当代中国作家对敏感题材的处理,对“精英化”“贵族化”和“英雄化”以及宏大叙事和主流话语权的消解，同时还给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思想与写作风格,对人的存在与形而上的需求提出新的回答方式和叙事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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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兰·昆德拉传》与昆德拉的中国接受
2.1《米兰昆德拉传》问世的现实语境
《米兰昆德拉传》的出现来源于三方面文化语境。首先，国内学术界迫切需要一本全面介绍米兰?昆德拉的高水平读物。米兰昆德拉在世纪 60 年代凭借《玩笑》《生活在别处》引起西方文学界关注。20 世纪 80、90 年代其作品更是掀起新的热潮，中国知识界、文学界开始引进米兰?昆德拉及其作品，在学术界形成一股规模不小的“昆德拉热”。米兰昆德拉作品的翻译出版主要源于一些翻译家的个人喜好，整体译介较为零散，不具规模和系统。2000 年前后，在国内相关出版社的努力下，规范完整的编辑策划团队得以建立，昆德拉作品全部版权得以引进，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对米兰昆德拉更深入的研究得以展开。其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玩笑》《小说的艺术》等中译本的陆续问世，对国内的文学圈，尤其是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由此产生的广大的读者群体迫切需要更全面地了解米兰昆德拉，不仅要了解其作品，更有了解作者其人其事的需求。其三，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内商业文化进一步发展，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热情遽然消退，“人文精神”不再是知识话语的关键词，对于社会重大问题的探究逐渐转向对个体生存状况的思考。面临时代的巨大转变，米兰昆德拉作为东欧作家，以特殊的政治流亡经历及东西方对立背景下所持有的批判态度，长期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这为相对苦闷的大陆知识界提供了一个突破口。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和他的作品所传达的自身对存在、历史、人性的思考，以此来反映民族、时代所特有的心理，正是国内知识界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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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80 年代之前昆德拉及其作品在中国大陆的传播
中国大陆首次接触米兰昆德拉，尚在文革时期：197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参考”名义出版的《布拉格之春：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纪实》，该书的第三章“作家协会的状况”中，介绍了米兰昆德拉及其作品。
该著首先提及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并对其进行评述，认为该小说“描写那些试图和自己的过去妥协的人……他（指作者）的主要兴趣是在道义方面，通过对人的动机作出具体分析来说明道义感，也通过道义感来说明动机”。值得注意的是，该著并不单独分析《玩笑》，而是将《玩笑》与另一作家路德维克?瓦楚里克的《斧头》进行比较解读，认为两者作为“战争结束以来文坛上的主要事件”，其对于文坛的意义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文坛上这两部书的出现，有如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扬那切克的音乐所产生的冲击，他们在某种新鲜感、坦率，和内在情节的紧张方面具有共同之处。在过去两年里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类作品中，他们是最令人注目的例子。这种写作竖起了历史的里程碑；它医治了‘字眼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它为政治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它具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由此可见，该著的用意并不是将《玩笑》或《斧头》当成单独的文本进行解读，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具有共性的文化事件纳入历史进行定义。显而易见的是，作品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作用无疑是被着重强调的。
该著随后介绍了米兰?昆德拉参加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情况：“1967 年夏，当作家们开始来到布拉格出席代表大会时，他们已经定下同党的官僚机构有争议的一些准则。他们希望有喜欢写什么和在什么时候高兴写就写的自由；党则要求他们忠诚，不干预政治事务，和必要的时候运用他们的艺术技巧。但是这些定义并不精准，规则太不肯定，争论发展成为一场全力以赴的摔角了。作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家协会证明是能够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利益和压力集团来行动的。代表大会开幕之前，作家协会已准备了一个文件，提出了作为讨论基础的建议。这个文件的起草曾在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帮助下，重写了好几次，但党的领导仍然不同意这个草案。它提供的不是一个阐述共同语言的讲坛，而是一个进行格斗的场所。预计到要发生麻烦，因而所有的新闻通讯工具对代表大会的消息都尽量不予报道。代表大会的第一天——1967 年 6 月 27 日——上午，米兰·昆德拉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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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传》的出现来源于三方面文化语境。首先，国内学术界迫切需要一本全面介绍米兰?昆德拉的高水平读物。米兰昆德拉在世纪 60 年代凭借《玩笑》《生活在别处》引起西方文学界关注。20 世纪 80、90 年代其作品更是掀起新的热潮，中国知识界、文学界开始引进米兰?昆德拉及其作品，在学术界形成一股规模不小的“昆德拉热”。米兰昆德拉作品的翻译出版主要源于一些翻译家的个人喜好，整体译介较为零散，不具规模和系统。2000 年前后，在国内相关出版社的努力下，规范完整的编辑策划团队得以建立，昆德拉作品全部版权得以引进，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对米兰昆德拉更深入的研究得以展开。其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玩笑》《小说的艺术》等中译本的陆续问世，对国内的文学圈，尤其是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由此产生的广大的读者群体迫切需要更全面地了解米兰昆德拉，不仅要了解其作品，更有了解作者其人其事的需求。其三，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内商业文化进一步发展，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热情遽然消退，“人文精神”不再是知识话语的关键词，对于社会重大问题的探究逐渐转向对个体生存状况的思考。面临时代的巨大转变，米兰昆德拉作为东欧作家，以特殊的政治流亡经历及东西方对立背景下所持有的批判态度，长期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这为相对苦闷的大陆知识界提供了一个突破口。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和他的作品所传达的自身对存在、历史、人性的思考，以此来反映民族、时代所特有的心理，正是国内知识界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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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80 年代之前昆德拉及其作品在中国大陆的传播
中国大陆首次接触米兰昆德拉，尚在文革时期：197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参考”名义出版的《布拉格之春：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纪实》，该书的第三章“作家协会的状况”中，介绍了米兰昆德拉及其作品。
该著首先提及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并对其进行评述，认为该小说“描写那些试图和自己的过去妥协的人……他（指作者）的主要兴趣是在道义方面，通过对人的动机作出具体分析来说明道义感，也通过道义感来说明动机”。值得注意的是，该著并不单独分析《玩笑》，而是将《玩笑》与另一作家路德维克?瓦楚里克的《斧头》进行比较解读，认为两者作为“战争结束以来文坛上的主要事件”，其对于文坛的意义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文坛上这两部书的出现，有如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扬那切克的音乐所产生的冲击，他们在某种新鲜感、坦率，和内在情节的紧张方面具有共同之处。在过去两年里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类作品中，他们是最令人注目的例子。这种写作竖起了历史的里程碑；它医治了‘字眼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它为政治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它具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由此可见，该著的用意并不是将《玩笑》或《斧头》当成单独的文本进行解读，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具有共性的文化事件纳入历史进行定义。显而易见的是，作品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作用无疑是被着重强调的。
该著随后介绍了米兰?昆德拉参加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情况：“1967 年夏，当作家们开始来到布拉格出席代表大会时，他们已经定下同党的官僚机构有争议的一些准则。他们希望有喜欢写什么和在什么时候高兴写就写的自由；党则要求他们忠诚，不干预政治事务，和必要的时候运用他们的艺术技巧。但是这些定义并不精准，规则太不肯定，争论发展成为一场全力以赴的摔角了。作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家协会证明是能够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利益和压力集团来行动的。代表大会开幕之前，作家协会已准备了一个文件，提出了作为讨论基础的建议。这个文件的起草曾在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帮助下，重写了好几次，但党的领导仍然不同意这个草案。它提供的不是一个阐述共同语言的讲坛，而是一个进行格斗的场所。预计到要发生麻烦，因而所有的新闻通讯工具对代表大会的消息都尽量不予报道。代表大会的第一天——1967 年 6 月 27 日——上午，米兰·昆德拉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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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嚏千娇》与《玩笑》：王蒙与昆德拉关于知识分子的书写 ........................ 22
3.2《马桥词典》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眼中的昆德拉及其小说 ... 25
3.3 踏着昆德拉的脚印寻找精神家园——王小波与昆德拉 .................... 21
4 新世纪小说写作与昆德拉：以周瑟瑟、赵玫为例 ......................... 35
4.1 男性的弱势之境 ................................ 34
4.2 从隔岸观火到自我审视 .................................. 35
4.3 误读中的启示 ...................................... 34
5 结语 .......................45
4 新世纪小说写作与昆德拉：以周瑟瑟、赵枚为例
4.1 男性的弱势之境
《暧》中的男女主人公设置在《轻》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对应：同《轻》的主人公托马斯的医者身份类似，《暧》中的主人公胡春是个开着私人诊所的神经科大夫；《暧》中的唐粉鹅(胡春的暗恋者)和宝宝（前妻）与《轻》中的特丽莎（妻子）和萨宾娜（情人）隐隐相对。两人的生活中都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女人，托马斯渴望女人却又惧怕婚姻，步入婚姻后仍四处留情；而胡春从一地鸡毛的婚姻中走出，却始终以“婚姻失败者”自怜自艾，在试图寻找新的情爱未果后陷入迷茫。无论是看似潇洒放纵的托马斯还是洁身自好的胡春，两人都在对于两性关系的探索中体味着婚姻和情爱带来的欢愉和困苦。在两部同样以男性的视角进行书写的作品中，不同之处在于，《轻》中的托马斯在两性关系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他本着“探索人性百万分之一的不同”在形形色色的女人间游戏人生，来去自如而不受束缚。 特丽莎的出现让托马斯产生了“她就像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68之感，这既是托马斯对于游戏花丛阶段性的厌倦，更是由于两人各方面的较大差异使处于较高位置的男性俯视女性时产生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感。相较于托马斯之前一众女友的收放自如和坚强独立，出生卑微且脆弱敏感的特丽莎对托马斯强烈的依赖无疑让托马斯获得了巨大的情感满足。尽管和特丽莎的婚姻给托马斯不羁的两性观念带来了些许变数，但仍没有改变托马斯四处留情的本质。明显有别于《轻》，《暧》中的男女呈现一种阴盛阳衰的局面，“个子不高，手指苍白、细长、灵活，脸在酒精的气息中变得越来越清瘦而修长”，胡春的个性正如他的外表，缺乏一种男性的阳刚与果决，取而代之的是敏感细腻和优柔寡断。这种性格特征使得他在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与女性关系上呈现一种模糊不清的暧昧态度。对于诊所护士唐粉鹅的爱慕，胡春虽不接受却也欲拒还迎，虽然鄙薄前妻宝宝的放荡不羁，但对其屡屡挑逗却一再动摇。《暧》中的诸多女性角色，从一再主动进攻的唐粉鹅，到放荡不羁的前妻宝宝，甚至正处于花季的女儿莲贞，都充满了胡春所缺乏的旺盛生命力。《暧》将男性放置在婚姻中的弱势地位，不仅以男性的视角在赞美和批判中对女性进行解读，更对男性的心理深度还原，对男性的情感世界展开审视和剖析。在《暧》中被浓墨重写，被胡春形容为“妖艳的不得了”的前妻宝宝，虽然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坏女人，但是在胡春的视角中，她极具女性魅力，行事大胆果断并充满活力，她泼辣犀利的语言直指胡春的胆小和懦弱，构成对胡春的另一重剖析。和《轻》中的托马斯一样，胡春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他内心抵触放荡堕落向往纯真情感，但对于身处混乱嘈杂、充满暧昧气氛的“企鹅城”并不排斥，并时常浸淫其中放纵自我。在《暧昧大街》的结尾，胡春离开了企鹅城来到了郊区小镇，他试图在这里找到情感的诉求从而展开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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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参考文献(略)
5 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