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提出背景
第一节 从“革命英雄”到“社会主义新人”：当代文学的自觉承担
1979 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祝辞》，正式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倡导，并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概念和内涵做出具有权威性表述。因此，尽管当时文坛对“新人”形象的概念有不同理解，但是有两点基本达成一致：一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环境下，“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要具有新的、正面的典型人物的形象特征；二是“社会主义”这个修饰词决定了“新人”形象的性质。前者是社会转折时期对文学提出的新要求,即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进而培养“除旧布新的力量”；而后者是规定了“新人”是为谁服务，为谁奋斗，要符合怎样的思想范畴等关键问题的指向。而正是这一非文学的概念决定了“新人”形象必须具有社会主义气质以及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于是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概念中，“新”是文学为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作出的调整，而具有限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就成为“新人”形象一以贯之的特征。将新人限定在社会主义的范畴中，就把塑造“新人”形象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的一环，因此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就不只是转折时期重要文学倡导，而且是作为反映变化了的社会实践和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的一环被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学长期的战略任务当中。为了更好地阐述社会主义文学脉络继续“一体化”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产生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先从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概念、资源等方面着手分析。
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与任务，1960 年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上有明确的表述。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文艺界领导周扬作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报告中，周扬将当下的文学定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并且将工农兵文学服务的对象“工农兵”在新时期下转换为“轰轰烈烈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周扬的阐释几乎不留痕迹地将社会主义文学纳入到毛泽东文艺路线中，完成了社会主义文学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整合，使其具有不容挑战的合法性保证。如果说周扬的报告是从文艺入手，对社会主义文学进行阐释，那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的讲话就代表着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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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当社会主义文学试图重新建立话语系统时，话语主体往往和权力相联系以保证话语的权威性。尽管在清除“四人帮”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消除权力带来的威望，消除个人崇拜，但这与“合法型权威”①的存在并不冲突。作为权力实际的最后决策者，邓小平是这种合法型权威的代表者，而其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的《祝词》也在话语场中具有了权威的地位。更深层次上，《祝词》是对秩序的重新整顿，而其核心途径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祝词》中首次明确提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问题，并且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内涵以及意义做出权威地说明。“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②是第四次文代会的重要议题，《祝词》对纷扰的讨论做出具有权威性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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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作家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构建的努力
“文革”结束后，被损毁的文学体制和机构陆续地得到修复，一部分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挫折的作家也带着“伤痛”回归文坛。经过“第四次文代会”的“盛大的会师”，文坛显示出作家们准备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气魄，文学的“春天”似乎已经到来。而事实上，在这欣欣向荣的表面下，作家潜藏着微妙的心理。如果说“第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文艺政策的基础和顶层设计，决定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构建的地位和内容，那么，作家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的过程中则处于中心的地位，作家的创作资源、个人经历、自我身份的认识以及转折时代作家复杂纠缠的创作心理等都深刻地影响着“新人”形象的呈现。
第三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几种类型.......................34.............................
第二节 社会转折时期的现实焦虑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社会主义文学脉络内在驱动的结果。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学脉络具有关注社会、关怀民众以及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现实主义品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脉络的合理逻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学脉络具有文学体制政治化和组织化的特征，新时期初期的文学环境虽然较为宽松，但是体制化的特征仍然存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产生是在社会主义文学“一体化”目标下调整、推进的结果。另一方面，转折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文坛状况也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构建提出了要求。
一、“四化”建设对新人价值取向的要求
第二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话语场考察
第一节 政策的基础：第四次文代会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提倡
1979 年 10 月 30 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被描述为“新的盛大的会师”①，与三十年前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的会师相联系，第四次文代会与第一次文代会被放到同一高度被描述。事实上，二者的相似性远远不止于此，两次文代会都是“以简单征服丰富从而成功地宣告前一段历史的终结”②，并且都有“里程碑”、“转折”、“重大事件”的重要地位。与“第一次文代会”之于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重要作用相似，“第四次文代会”对于新时期文学也有着纲领性地位，成为制定文艺政策的基础。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首次被明确提出，而这一提倡也成为新时期初期重要的文艺诉求。“第四次文代会”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话语场中有着“顶层设计”的重要地位，其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表述与界定直接关系到为什么写新人、什么是新人、怎样写新人等重要问题。
一、 邓小平《祝词》：“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社会主义文学脉络内在驱动的结果。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学脉络具有关注社会、关怀民众以及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现实主义品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脉络的合理逻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学脉络具有文学体制政治化和组织化的特征，新时期初期的文学环境虽然较为宽松，但是体制化的特征仍然存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产生是在社会主义文学“一体化”目标下调整、推进的结果。另一方面，转折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文坛状况也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构建提出了要求。
一、“四化”建设对新人价值取向的要求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在对这场群情激昂的群众运动的相关经验总结时，领导层面将失败归咎于操作层面的失误，短暂停留后，开始了向既有目标发起了更猛烈的冲击。在总结之前的“经验和教训”后，“文革”十年间权力层将关注点集中在“尚未更新的价值观”的革命上，经济领域的左倾扩大到政治和文化层面 ，“阶级斗争”成为全社会的兴奋的焦点，
政治陷入一片混乱，而这又导致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陷入灾难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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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法夸尔在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认为“它没有使中国人变得更革命，其结果似乎是为他们抛弃卡尔·马克思的原则、支持亚当·斯密的理论准备了条件。”①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社会的重大转折，在这次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会议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代了“阶级斗争”的工作重心，因暴力革命被迫中断的现代化目标重新被提上日程。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与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做出了相当大的调整，破除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革命式思路，在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与繁荣经济之间试图取得调和。
第二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话语场考察
第一节 政策的基础：第四次文代会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提倡
1979 年 10 月 30 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被描述为“新的盛大的会师”①，与三十年前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的会师相联系，第四次文代会与第一次文代会被放到同一高度被描述。事实上，二者的相似性远远不止于此，两次文代会都是“以简单征服丰富从而成功地宣告前一段历史的终结”②，并且都有“里程碑”、“转折”、“重大事件”的重要地位。与“第一次文代会”之于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重要作用相似，“第四次文代会”对于新时期文学也有着纲领性地位，成为制定文艺政策的基础。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首次被明确提出，而这一提倡也成为新时期初期重要的文艺诉求。“第四次文代会”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话语场中有着“顶层设计”的重要地位，其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表述与界定直接关系到为什么写新人、什么是新人、怎样写新人等重要问题。
新时期，当社会主义文学试图重新建立话语系统时，话语主体往往和权力相联系以保证话语的权威性。尽管在清除“四人帮”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消除权力带来的威望，消除个人崇拜，但这与“合法型权威”①的存在并不冲突。作为权力实际的最后决策者，邓小平是这种合法型权威的代表者，而其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的《祝词》也在话语场中具有了权威的地位。更深层次上，《祝词》是对秩序的重新整顿，而其核心途径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祝词》中首次明确提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问题，并且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内涵以及意义做出权威地说明。“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②是第四次文代会的重要议题，《祝词》对纷扰的讨论做出具有权威性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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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作家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构建的努力
“文革”结束后，被损毁的文学体制和机构陆续地得到修复，一部分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挫折的作家也带着“伤痛”回归文坛。经过“第四次文代会”的“盛大的会师”，文坛显示出作家们准备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气魄，文学的“春天”似乎已经到来。而事实上，在这欣欣向荣的表面下，作家潜藏着微妙的心理。如果说“第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文艺政策的基础和顶层设计，决定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构建的地位和内容，那么，作家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的过程中则处于中心的地位，作家的创作资源、个人经历、自我身份的认识以及转折时代作家复杂纠缠的创作心理等都深刻地影响着“新人”形象的呈现。
一、历史因袭：社会主义创作资源
作家的写作“权利”在当代文学中是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对作家进行分类并区分“等级”是权力话语对文学的实施“规范”的体现，权力话语通过文艺运动和文艺批评的“浇花”和“锄草”来促进文艺队伍的纯洁化和“规范化”，以达到“一体化”目标。与四五十年代作家的更迭与调整相似，新时期初期的作家构成也处于动荡之中。“文革”结束后，由于新时期政治的急变化，文学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也随之调整，文坛中各种力量交替和重组。在背离“文革”的语境中，“文革”中树立“样板”的作家在新时期已不再受到肯定，而在极左的文艺政策中受到挫折和被剥夺写作权利的作家则天然地带有“去革命化”的标记。但是 ，他们又是带着沉重的历史因袭复出在新时期文坛的。这部分“归来作家”大部分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新时期初期进入中年，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创作的主要的力量，这一代作家的成长经历和创作资源与“十七年”时期的渊源直接关系到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
作家的写作“权利”在当代文学中是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对作家进行分类并区分“等级”是权力话语对文学的实施“规范”的体现，权力话语通过文艺运动和文艺批评的“浇花”和“锄草”来促进文艺队伍的纯洁化和“规范化”，以达到“一体化”目标。与四五十年代作家的更迭与调整相似，新时期初期的作家构成也处于动荡之中。“文革”结束后，由于新时期政治的急变化，文学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也随之调整，文坛中各种力量交替和重组。在背离“文革”的语境中，“文革”中树立“样板”的作家在新时期已不再受到肯定，而在极左的文艺政策中受到挫折和被剥夺写作权利的作家则天然地带有“去革命化”的标记。但是 ，他们又是带着沉重的历史因袭复出在新时期文坛的。这部分“归来作家”大部分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新时期初期进入中年，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创作的主要的力量，这一代作家的成长经历和创作资源与“十七年”时期的渊源直接关系到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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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铁腕”的改革者形象...................... 35
一、进攻的性格：亮色与灰暗的搏斗..................... 35
二、趋向复杂的改革者形象........................ 37
第四章“人”与“新人”的纠缠.............................. 54
第一节 服从与分歧：预设中的“新人”........................... 55
一、规避“个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55
二、艰难的糅合：缠绕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57
第四章“人”与“新人”的纠缠
第一节 服从与分歧：预设中的“新人”
在国家倡导下提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有着清晰的预设，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合格的建设主体，这个目标成为新时期初文坛的主要任务。于是在这个思路下，提出“人”的解放与发现就有某种程度的限制。主流话语在论说“人”的主体性地位时，将其纳入到新时期伟大的事业中是普遍的策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因此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建立起比较合乎人性的环境，恢复社会主义人性的尊严；社会主义人性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一种需要的满足会引起另一种需要，不断增长的需要为人们体现出了更多的物质以及精神的奋斗目标，这正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一致，因此这一时期所提倡的人道主义以及人性必定是符合国家宏观要求下的人道主义，而对于人的认识也受此限制。于是在强调“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要具有人情、人性的同时，主流话语更强调“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要具有的社会主义人性，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人生价值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追求社会主义人性的丰富性和崇高性。归根结底，权力话语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预设的轨道是塑造一种具有奉献和实干的“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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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