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重放的鲜花”：八十年代初的刘绍棠
1.1“归来作家”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一批在五六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作家得到平反，他们以重生者的姿态迅速地汇入 80 年代的文学大潮中，成为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文坛上最为活跃的力量，他们中的多数在“‘复出’之后，个人的和社会的创伤记忆，很自然地成为这个时期创作取材的中心”3。于是，文坛出现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等写作潮流。即使同为“归来作家”，“由于这些作家纠正冤假错案的先后，以及获得新的荣誉和地位的不同，其创作心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一致”4，“归来者”的内部差异表现在文学作品上就是风景各异。王蒙以他独特的新疆牧场生活经历向文学界呈现了《布礼》、《夜的眼》、《蝴蝶》、《春之声》等新奇驳杂的作品；22年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活，高晓声写出了“有自己故事”的《“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小说；从维熙以 20 年的“大墙”生活经历创作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十几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邓友梅写出了《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京味儿”小说。刘绍棠从 1979 年 1月复出文坛，就陆续发表了《地母》、《含羞草》、《藏珍楼》、《芳草满天涯》、《蛾眉》（1981 年刊出）等十多个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专注于在广阔的生活图景中捕捉生动的形象，描写了“四人帮”猖獗时期，下至农民，上至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乃至归国华侨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命运，歌颂了在人性惨遭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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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八十年代初的“香草”：《蒲柳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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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八十年代初的“香草”：《蒲柳人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民主，“自一九七九年春天以来，文艺的百花园中迅猛地先后绽开了一批灿烂的新花——中篇小说之花。这批新花，为当前瑰丽多姿、欣欣向荣的百花园地大添异彩”4。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大型文学期刊，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作品，受到一些刊物的欢迎和约稿，“七九年底我把整理、发表、出版三部长篇小说的工作告一段落，从八 0 年元旦起，扯满了风帆，又在其中小说这条河道上，重新起航了”5。《蒲柳人家》（《十月》1980 年第 3 期）即是刘绍棠在 80 年代中篇小说航道上激起的第一朵浪花。自 1980 年 1 月到 1983 年底，刘绍棠在中篇小说的创作中笔耕不辍，连续发表了28 部中篇小说，集中收录在《刘绍棠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鹧鸪天》（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瓜棚柳巷》（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年）、《鱼菱风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小荷才露尖尖角》（花城出版社 1984 年）、《蒲柳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和《烟村四五家》（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这七部中篇小说集中。而在这些中篇中，《蒲柳人家》无疑是奠定刘绍棠整个 80 年代小说基调的首发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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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开创流派的努力：乡土文学理论及其引发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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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开创流派的努力：乡土文学理论及其引发的论争
2.1 刘绍棠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和内涵
刘绍棠乡土文学理论的观点主要形成于 80 年代前期，在此期间，他不断在创作实践和文学活动中进行理论观点的提炼和完善，终于在 1985 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乡土文学理论。其间的过程大致如下：
1979 年 4 月，刘绍棠参加团中央召开的座谈会，初步提出“建立乡土文学”的主张，他回忆说：“（会中）个别青年作家竟认为保尔·柯察金没有典型意义了，要搞‘革命的批判现实主义’。在作品中，说几句讽刺话，出几句中国的洋相，就受到表扬，这也是公式化、概念化。搞得有的人想写‘持不同政见’的作品，好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提出了建立乡土文学”。1980 年夏秋之际，刘绍棠在吉林、河北、湖北等地参观访问，大声疾呼创作“乡土文学”，“对世界，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国土文学；在国内，我们要建立各地的乡土文学。我们必须在文学创作中，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中国气派和地方特色。”1980 年 11 月，刘绍棠正式将建立乡土文学的主张写成文字，在《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北京文学》1981 年第 1 期）一文中，他基于北京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后进态势，认为应该重视北京文学创作中的农产品，提出了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主张。1981 年 4 月，在《<蒲柳人家>二三事》中，刘绍棠说：“乡土文学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民的历史和时代的命运。”至此，刘绍棠的“乡土文学”理论已基本成型。1981 年 9 月至 10 月，文学评论家雷达致信刘绍棠，诚邀刘绍棠共同探讨乡土文学的特色和前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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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乡土文学理论中的资源运用
刘绍棠是新时期有意识地提出“乡土文学”主张的作家，也是致力于探索乡土文学理论的第一人。他的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广泛地吸取和引用各方的资源。刘绍棠虽然在 1957 年发表了一篇使他遭受祸患的论文，但他还是积极学习和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精神的文艺工作者，并以这些文艺精神作为其创作的思想指导。1979 年，刘绍棠决心致力于乡土小说时，就从鲁迅处探寻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渊源，进而提出了当代乡土书写的“鲁迅的方向”。在当代乡土写作领域，刘绍棠又敏锐地发现了孙犁文学思想对自己的意义，并将这意义与自身的乡村经验结合，在理论中凸显现实主义和地方特色的重要性。
刘绍棠是新时期有意识地提出“乡土文学”主张的作家，也是致力于探索乡土文学理论的第一人。他的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广泛地吸取和引用各方的资源。刘绍棠虽然在 1957 年发表了一篇使他遭受祸患的论文，但他还是积极学习和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精神的文艺工作者，并以这些文艺精神作为其创作的思想指导。1979 年，刘绍棠决心致力于乡土小说时，就从鲁迅处探寻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渊源，进而提出了当代乡土书写的“鲁迅的方向”。在当代乡土写作领域，刘绍棠又敏锐地发现了孙犁文学思想对自己的意义，并将这意义与自身的乡村经验结合，在理论中凸显现实主义和地方特色的重要性。
2.2.1 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征用
80 年代初期，刘绍棠在建构乡土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广泛地吸取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文艺观点，还撰写了多篇文论，阐明自己对党的文艺思想的学习和感悟，并以此确定了乡土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首先，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新认识。在刘绍棠来，“每一个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更加拥护党的领导，按照党的指引进行创作”。这一主张应该就是对《讲话》中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这种文艺路线的认同。刘绍棠还认为，“我们的文艺创作，从来不属于私有的个人事业，而是属于党和人民，是社会主义整体事业的一部分”。这正是对《讲话》中“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这一思想的新时期的运用。关于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刘绍棠认为不能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予以否定，反之还要坚持和发展这种创作方法，这也是他对《讲话》中的“文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的认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 1979 年至 1982 年间，多次召开全国全党的文艺工作会议，历次会议产生的决议和指导思想，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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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乡土困境中的守持与探索............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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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乡土困境中的守持与探索............44
3.1 刘绍棠乡土文学困境的表现............44
3.1.1 同道者的缺乏.................44
第四章 刘绍棠与八十年代文学精神的疏离.....................64
4.1 提倡乡土又不愿呈现乡土的真实情状................64
4.1.1 对乡土矛盾的呈现浅尝辄止...............64
4.1.2 对人物精神动向的体察不够深入................66
第三章 乡土困境中的守持与探索
3.1 刘绍棠乡土文学困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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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刘绍棠与八十年代文学精神的疏离
4.1 提倡乡土又不愿呈现乡土的真实情状
“读来体贴心甜，却是贫穷苦难的乡土”。这是林斤澜对《蒲柳人家》的评价，却也适用于总结刘绍棠 80 年代的创作。70 年代末，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创作尤其是乡土文学有力地介入了这一社会改革，刘绍棠平反后常回农村家乡获取创作素材，他的小说中也表现了这种新政策影响的农村生活，但相比于高晓声、乔典运等同时期写乡土的作家，刘绍棠还是浪漫化的乡土书写，并没有呈现出乡土真实的矛盾，比如小生产者生存需求的变化和满足，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乡村的权力关系等矛盾。
汪曾祺和邓友梅的小说都来源于强大的文学传统，并且对这些文学传统的理解和承继基本上是准确的。汪曾祺传承的传统文化中的精英士大夫文化、邓友梅重现的北京贵族文化，都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理解，并且通过富有意味的文笔呈现了传统文化无尽的魅力。说刘绍棠在 80 年代对民族文化的倡导远强烈于这二人，但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却并没能顺着时代的呼声，传达出传统文化中生命力强盛的一面的魅力。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