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村女性浮出历史表现的研究与探索--论孙惠芳女性写作的意义

引言

1961 年，孙惠芬出生在辽宁省庄河县的一个叫山咀子的普通村庄，“那个地方有一个荒秃的山冈，山冈下面，散落着一些草房人家，草房人家前边，有两条凹凸不平的土街，土街前边，便是一个菜地，一片稻田一片原野。”那些熟悉的具有辽南乡村特色的场院、粪场、小夹地、山冈、小山坳让作者看到“这个世界最初的模样”，看到了“与这个世界关系的缔结和形成”。孙惠芬的童年和许多乡村孩子无异，“在日光下，乍撒着两个朝天锥似的小辫，房前屋后没命地疯跑。”她并没有受过特别的文学熏陶，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中学就辍学务农，但可能是对文学与生俱来的热爱，孙惠芬常常在干了一天农活、腰酸腿疼的情况下还挑灯夜读，从《林海雪原》、《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百炼成钢》到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泰戈尔的诗等，她就这样依靠自学拿到了辽宁省函授大学中文系的毕业文凭。无意中看到的一张征文启事开启了孙惠芬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大门，1982 年 5 月《海燕》杂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静坐喜床》。这篇文章讲一位勤劳、善良、聪颖的农村姑娘，爱上了家境贫寒且有失明老母但同样善良的乡村小伙，作者通过展示姑娘做新娘的那一天，在当地农村婚俗——“坐床”活动中羞涩、喜悦、不安的复杂心理活动来体现乡村女子“真善美”的性格特征。她爱自己的丈夫，“她下了决心当个好妻子 、好媳妇、好母亲。当丈夫疲劳、烦恼、生气时，她用温柔让他心里熨帖；当他兴奋、欢乐、激昂时，她用笑声来伴随。”她勤劳能干、孝顺老人，“老人家，丈夫，你们放心，俺除了做好家务外，照样好好当俺的花拉机手，并利用业余时间为大伙服好务。再用俺收入的钱，买一台收音机，妈妈看不见是会听见的，让她在风烛残年吃得饱，穿得暖，过得舒坦”。特定的场景交织着往事的回忆，作者在为我们塑造一位符合中国传统道德尤其是乡土社会审美的女性的同时，其后来为人称道的精妙的心理描摹也得到了初步的展示。也就是从这一篇文章始，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孙惠芬艰辛而执着地走上了一条展现乡村女子心灵成长变化的文学道路，这一走，便是二十多年。
从1982年到现在，孙惠芬已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处于文学起步阶段的孙惠芬主要创作了《水花村少女》、《沙包甸的姑娘们》、《春映河，偌大个河流》、《攀过青黄岭》和《田野一片葱郁》等中短篇作品，但由于对生活体验的不足，作家更多的是以单纯的农村少女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生活，作品尽管单纯明快，富有浪漫气息但不免稚嫩。应该说，孙惠芬为当代文坛所认可，还是近些年来以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为标志的“歇马山庄”系列作品。2000年，历时三年多精心创作完成的《歇马山庄》发表并于2005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获得第三届冯牧文学新人奖后，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又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04年，孙惠芬的第二部长篇《上塘书》发表，凭借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鲜明的民间内容而备受关注，被看成2004年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入选曹文轩，邵燕君主编的《2004年最佳小说选点评本》。发表于2005年的《天河洗浴》和2006年的《燕子东南飞》同时摘取了《小说月报》第十二届百花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原创中篇小说奖两个奖项。2007年，孙惠芬的长篇新作《吉宽的马车》诞生，小说以其富有深度的探索迅速上榜。这些扑面而来的荣誉和奖项，彰显了孙惠芬的创作实力，也表明了批评界和读者对她的肯定和赞赏。然而这些认可多集中在乡土文学方面，如冯牧文学新人奖评价“孙惠芬是忠实的乡土守望者，自80年代中期以来，她以专注的目光，在乡土生活的日常质地建立了丰盈的艺术世界，她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表现了乡土社会的法度、结构和乡村生活秩序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擅变，精细分析了这种变化对人的心灵的微妙影响。”也有评论者认为孙惠芬那种拉家常式的叙述吻合了人们对人伦常情的期待，在当下乡土文学式微时拾捡了一片失落的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还有论者认为，“过去的乡土小说作者包括沈从文、汪曾祺，他们描写的纯粹是一种童年记忆里的乡村，不是现在进行时。而孙惠芬的小说是描写当代的农村生活，描写了20世纪最后年代农村的变化，她把这个作为小说的背景，深表现了农民在重新建构农村中面临的问题。”
我们从不否认孙惠芬在乡土方面的贡献，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乡土小说成就了孙惠芬。一定意义上，是城市欲望化叙事泛滥的背景使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系列农村题材作品，显出了它的质地。但我们同时又认为将孙惠芬界定为“乡土小说家”并不能涵盖其作品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因为尽管作家从未打出女性主义的旗帜，但读过孙惠芬“歇马山庄”系列小说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山庄里的村民虽然众多，但作者最关注、写的最多最好的依然是女性形象，如《春天的叙述》里的婆婆，《蟹子的滋味》里的婆婆和母亲，《保姆》里的翁惠珠，《伤痛故土》里的月萍，《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里的林芬和小米，《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和潘桃，《歇马山庄》里的小青和月月、古淑平和潘秀英，《吉宽的马车》里的许妹那、黑牡丹……。多少年来，从没有哪个女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塑造了如此多让人难忘的农村女性形象，她让我们看到了她们在那日复一日的单调的乡村日子中隐动着的生命力，看到了她们的心灵在社会变迁下经历的矛盾与挣扎，以致有人感叹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系列“在广阔地描写现实生活的同时，也为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妇女人格成长状况提供了一份文学的精神备案”。
多年来，孙惠芬默默专注于自己的乡村女性世界，被评论界认为是当今极少数亲近土地的女作家。然而这样一个默默为乡村女性耕耘数载的女作家，我们却很难从有关从事“女性写作”的作家介绍中见到，其中的缘由我们不能不去反思。诚然这与作家低调平和的写作姿态有关，但更与我们因某种理论预设的误区而导致对作家和作品解读的偏差和认识的不充分有关。

目 录
1 引言.................................................................................................1
2 乡村日常生活观照下的女性想象 ....................................................7
2.1 乡村日常生活观照的女性意义...............................................................7
2.2 日常生活中乡村女性的生命书写.......................................................... 11
3 城乡之间女性命运的文化审视.......................................................17
3.1 进城——执着的梦........................................................................... 17
3.2 回乡——交锋中的痛....................................................................... 20
4 心灵体认中的两性书写..................................................................25
4.1 女人与女人间：关注中的批评............................................................. 25
4.2 男人与女人间：审视中的体谅............................................................. 29
5 结语................................................................................................33
                 .................................................

结语
在新的世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中存在的“精英化”、“私语化”、“两性对抗化”等问题已为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以及作家所重视。就批评家而言，他们在肯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又指出了其中的弊端并纷纷为其探寻出路。如万莲子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杨彬《新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目标与出路》（《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就作家而言，众多女作家在坚持女性性别意识的前提下，对“私人生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调整。她们不再拘泥于自我的世界，转而向外部世界探寻新的资源和写作途径。很多女性作家也都发现乡村女性这一被忽视的群体，并在作品中予以关注，如王安忆的《富萍》、方方的《奔跑的火光》《水随天去》等，显示了世纪初女性文学的变革气象。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孙惠芬女性写作的意义：她的意义不仅仅是以二十年的持续书写关注了那一变革时代被忽视的群体，还在于以她独特的方式参与了女性写作本身。也就是说“乡村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意义不仅仅是题材意义上的，更是写作姿态、写作方式上对“精英化” “私语化”、“两性对抗化”的突破。而孙惠芬观照乡村女性的特点，即将女性放在乡村常生活中，放在城乡变革中，放在与异性的对照中的书写方式固然有待完善但却也为当代女性文学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法。歇马山庄里的故事仍在继续，孙惠芬依旧以她的平和之心默默耕耘 ，我们期待她有更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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