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少功的语言观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

笔者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发展的每一次转型都会在语言上得到反映，反之，语言的每一次改革也会引起文学的某些重要变革，过去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与 20 世纪中国语言质的变革和演化就有密切关系。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观念发生许多嬗变——从以文言文为根本到以白话文为正宗，语言形态从大众走向多元化，语言观念从载体论走向本体论，20 世纪末全面认识汉语特征，确立“汉语言文学”的观念②……语言形态的变化、语言意识的觉醒和语言观念的成熟触使 20 世纪中国文学产生根本性变化，不同作家基于时代背景和个人阅读经验、生命经历的差异，产生了个性化的审美品质和美学追求，在语言探索中出现多元化的语言风格和语言意识。

第一章 语言与政治的共生

第一节 政治权力影响语言的基本面貌和应用
要发掘韩少功的语言观及其流变，考察作家创作之初，即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状况是十分必要的，这既是因为文学是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思想文化的整体态势的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又是因为时代注定在每一个亲历者身上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记，特别是在那些成长和成熟于动荡岁月中、形成理性精神和批判性思考力的个体身上。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西方现代思潮涌入中国，“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等系列丛书，对刚走出十年政治噩梦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当代思想界产生深远影响；《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和《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受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广泛青睐……一时间，康德、黑格尔、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福柯等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人物，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风尚，“西学热“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韩少功关于语言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显然受到福柯的影响——福柯认为“话语生产总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受到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①，语言的呈现状态不代表事物本身的存在状态，它代表的是生成语言的一定程序，即生产话语的权力意志，语言由权力决定；权力的压制使语言成为强加于事物之上的暴力，这种暴力体现为言语禁忌、理性原则和真理意志，政治等权力因素造成大量的语言空白和语言改写等失真状况；性别、民族、种族、阶级、年龄和地域等身体话语展示的是一定的文化政治和权力关系；语言始终是历史的，因此考察语言必须要考察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下话语生产的规则和实践……在韩少功的作品中，语言不仅是事物本身内容和思想意义的表达，而且是人的政治意识和权力意志的体现，更具体地来说，语言是具有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的人的话语，政治决定语言的“可说与不可说”以及“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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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语言权力影响个体的政治身份和思维
语言研究一般从语言的本质出发，回答“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确认语言研究的对象、目的、任务、方法、重点、结果、影响等，但是，现有的语言研究成果很少从影响的层面回答“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对语言的影响以及语言影响的发生、对象和作用机制的研究不足。这难道是因为语言的影响无足轻重吗？显然不是。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表述世界的重要方式，语言的有无、发展程度的高低和表达的有效性等问题直接反映出人类对自身存在于中的世界的把握程度。探究语言的效用，特别是语言对人类自身及其实践的影响，有助于人类更加深刻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属性，更加全面地认识语言和人的存在的复杂关系。翻阅韩少功各类作品，可以发现韩少功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一直都在思考语言受制于政治权力的同时，是否存在一种互动的可能——语言对人类及其政治活动产生逆向影响？换言之，在政治权力影响、甚至决定语言面貌的同时，语言对政治权力的持续运作是否存在隐性作用机制？语言是否能对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的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剖析韩少功新近小说中的一些小人物和散文中关于语言文字的议论，可以清楚发现韩少功关于语言对个体的影响机制的思考已经成熟，语言权力深刻影响着生活在集体政治中每个个体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思维，并且这种作用对于人的身心双重领域的影响持久存在，难以消弭。
按叶立文的分析，韩少功关于政治语言学的思考并不是从《马桥词典》开始的，而是起始于《归去来》。在这个较著名的现代文化寓言里，韩少功制造出一个 “我”的记忆和当地村民的言辞间的悖论，以往研究将《归去来》诠释成文革历史批判的启蒙母题，但叶立文认为，在这个悖论里，村民的言辞抹杀了“我”原本清晰的记忆，进而抹杀了“我”的自我意识，“作为政治文化的符号载体，语言不但承担起宣传和建构意识形态的话语功能，而且还深刻影响到了人们的存在状况，由此也就造成了语言对人的异化”①。在这个寓言中，韩少功揭示了语言从意识深处塑造和改变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的现象，在他看来，语言暗含的政治权力使人丧失了个人主体性，最后人只能在困惑和痛苦中喟叹“我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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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语言与经济的交织

第一节 饥荒年代的语言贫瘠
传统历史书写多是帝王将相史，后来者凭借历史资料追溯过往岁月的政治风云和叱咤一时的天之骄子，评点历朝历代的得失和英雄人物的功过，建立起一套以历史进步的“政绩”为标准的价值体系，因此，国人习惯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讲述成革命史，无数战争故事和革命传奇在民间流传。20 世纪末，李泽厚提出的“启蒙”和“现代化”的标准真正逃脱了政治革命视角的束缚，从文明史和经济社会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民族的百年起伏，将丰富多元的历史形态还给记忆本身。韩少功上世纪 50 年代出生，1968 年初中毕业以后就下乡插队务农，1978 年才返城升学，他亲身经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完整体验过城市普通居民和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他关于那些饥荒岁月里社会物质匮乏与个体欲望的压抑和爆发的记忆在笔端自然流露，成为今天回顾那段历史和反思社会现实的重要材料。
韩少功利用《马桥词典》115 个词条建构起“马桥世界”，勾画了一个典型的、落后而封闭的南方山村，折射出湖南特定年代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小说中不少词条直接反映了物质匮乏与语言贫瘠的紧密联系，如“同锅”“放锅”“老表”“甜”。在马桥，锅是重要的生活物质资料，与饮食密切相关，马桥人将锅的数量作为文革期间分配粮油等大事的依据；马桥人对锅即吃饭的重视甚至超过了血缘和姓氏，他们把对亲人的称呼和锅紧密联系起来，将同胞兄弟称为“同锅兄弟”、将前妻称为“前锅婆娘”，马桥人并没有中原地区严格礼法制度约束下的浓厚宗族意识；马桥女子出嫁时最重要的仪式是“放锅”，新娘将新锅放在夫家灶上，烧火做饭才算完成结婚礼仪，若是搬走新锅回娘家，一桩婚事算是搅黄。锅在 60、70 年代不仅是餐饮工具，而且是马桥人许多人生大事的象征物，这种情形是在经济富裕、物质充足的年代里成长的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但是，这的确是那个年代马桥人真实的言语习惯和思维方式。直到今天，湖南人仍然习惯于称江西人为“老表”，两者听起来像是存在血缘关系。这种现象看似可以用两省地理位置邻近来解释，但是，我们很难听到湖南人称同样相邻的湖北人、重庆人、贵州人、广西人、广东人为“老表”，缘由何在？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上世纪 60 年代“办食堂”那年（大跃进活动期间），大量湖南人由于饥饿、贫困和繁重的劳动任务逃往江西，许多人就此遗留下来并繁衍子嗣，仔细算来，不少江西人和湖南人确实可以找到亲属关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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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改革开放时期的语言膨胀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韩少功从湖南搬到海南，在这个新辟的经济特区里，韩少功主持《海南纪实》杂志，一介文人下海经商；90 年代初期，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相关人士热烈发声，激情辩论，韩少功也加入到这场论争当中；1996 年，韩少功与同仁正式改版《天涯》杂志，接收和刊发各派文稿，开创新的思想交流和争论的公共空间，《天涯》迅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镇。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持续进行，经济体制变化巨大，这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和步伐，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和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革之际，韩少功大胆前往海南，站在彼时经济改革的风口浪尖上，主持《海南纪实》、疾呼人文精神、改版《天涯》，在这个过程中，韩少功更直接、更鲜明、更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得失，更加理性地观察和反思新的时代环境下人的精神信仰的变化。
观察王朔的语言是进入韩少功前期和中期创作的语言思考的极好途径，毕竟王朔是上世纪末语言风格最鲜明、语言意识最突出、语言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就创作语言来说，王朔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一个神话，《顽主》《玩的就是心跳》《动物凶猛》等作品影响很大，幽默、荒诞的语言风格和口语体很快成为王朔的标签。不同于带有文化精英立场的、温和的王蒙，王朔代表的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粗俗的人们，他的调侃是尖刻的、不讲道理的、嘲弄的和反叛的，这种语言创作的“接地气”掀起了一波社会模仿风潮。然而，正因为这股流行趋势，王朔式语言迅速消解了自身的反叛和不妥协色彩，失去语言内在的生命活力，再加上王朔创作自我复制的惰性，导致这种个性语言招致许多文学圈内外的争议和批评，盛行一时的语言神话破灭。①王朔的语言看似个性，实际上是对彼时社会的另一种“媚俗”②——当反叛成为一种刻意为之的姿态、甚至是流行风潮时，反叛失去原本的思考价值，也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作家只有真正对社会局势和弊端进行认真思考和批评、建议，文学才有可能真正变革自身、契合并推动社会进步，文学语言也才有可能不断更新发展、产生自身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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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语言与文化的勾连..................28
第一节 语言细节里的国民文化习性..................... 28
第二节 方言的抵抗与地域性的遗存......................... 31
第三节 反语言崇拜和符号系统重建......................... 34
结语......................37

第三章 语言与文化的勾连

第一节 语言细节里的国民文化习性
语言是人类历史最悠久、表达最有效、认识最深刻的符号系统，人用特定的语言表现对存在的认知，展现存在之物的特殊面貌，用一系列的话语概念展示人类多样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视角，语言是人类探索存在和表现个体人生的产物。探索语言与文化的紧密联系，本质在于探讨语言与人的关系，从语言词汇、语音和语法等方面切入，其中考察词汇是最有效、最便捷的方式。词汇是语言各要素当中最活跃、最易变的因素，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地域文化中，具有特色的部分通过方言词汇来呈现更好辨认、更加明显。①在韩少功的作品里，一批马桥特有的方言词汇被挖掘出来，从这些词汇出发，兼顾其他文章中出现的特殊语音和语法表达，探索语言背后深藏的民族文化心态和文化思维，有助于窥见语言背后的庞大文化体系。
尽管《马桥词典》记载的是湘北山村的生活，但是，小说里许多词汇也能反映出整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时（時）”字的意符为“日”，音符为“寺”，繁体字符形象贴切地表现汉语的语音和语义特征；推行简体字后，“时（時）”字音符被简化成“寸”，字的语音无所依循，字形难以入目。这一改动遭到马鸣的强烈批评，是因为汉字形声字是中国人表述事物的形象创造和认识世界的有效手段，抹杀汉语文字的特色无异于否认、抹杀汉语使用者独特的生命经验和文化思维。马桥人描写性生活的词语极其匮乏，只有“打车子”等几个粗糙词汇，这和我们民族长期以来将性活动视为隐私化的、下流的、可笑的固有看法和文化压抑密切相关，导致马桥人即使在他们最擅长、最自由的情歌吟唱时，除了哥哥妹妹的几句调情，没有什么别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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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韩少功的小说和散文出发，大致梳理和总结了韩少功关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的认识。面对不断被挑战、被发现、被创造的文学场域，韩少功以丰厚的创作实绩和批评话语论说自身对语言的深刻认知，以个性化、系统化的语言观重新描绘词与物、语言与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些贡献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深度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当代中国社会学与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语用材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以走向世界文学、文学现代化和回到文学自身为目标和尺度，启蒙主义、现代化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依据。由于韩少功在“寻根文学”运动上的重要角色担当，过去对韩少功的文学史评价，大都围绕韩少功文化思考的自觉意识和文体变革的探索勇气进行①，着重剖析韩少功对现实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批判态度以及对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的大胆探索，启蒙现代性的研究与探索构成韩少功研究中具有共识性的思路和方法。当然，这一研究方法的成型有利于推动韩少功研究的规范化和成熟化，有利于形成关于作家的整体印象和建构作家创作的统一性；但同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在认知作家方面的片面化和封闭性。所以，本文力图突破启蒙现代性的传统思路，从语言观的层面来分析韩少功创作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本身也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尝试。
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发展的每一次转型都会在语言上得到反映，反之，语言的每一次改革也会引起文学的某些重要变革，过去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与 20 世纪中国语言质的变革和演化就有密切关系。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观念发生许多嬗变——从以文言文为根本到以白话文为正宗，语言形态从大众走向多元化，语言观念从载体论走向本体论，20 世纪末全面认识汉语特征，确立“汉语言文学”的观念②……语言形态的变化、语言意识的觉醒和语言观念的成熟触使 20 世纪中国文学产生根本性变化，不同作家基于时代背景和个人阅读经验、生命经历的差异，产生了个性化的审美品质和美学追求，在语言探索中出现多元化的语言风格和语言意识。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持续至今，这段时间既是中国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社会局势起伏动荡的四十年，又是作家个人从青年成长到壮年成熟、老年稳重的四十年；既是后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知识分子激烈争鸣的岁月，又是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下人文精神衰减、精神理想退守学院的岁月；既是西方学术思想广泛传入并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时代，又是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复苏和焕发生机的时代。认真审视这一时期的作家，他们大多数是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对语言的形式、规则和风格等艺术层面进行变革，如 80 年代后期先锋作家；少许人进入到语言本体层面，重视语言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思想意蕴，为语言正名，如汪曾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