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苏颂生平及交游
第一节 苏颂生平
一、“七世仕本朝”的官宦诗礼世家
据苏颂所作《叔父卫尉寺丞景陵府君墓志铭》、部浩《故观文殿大学士苏公行状》、曾肇《赠司空墓志铭》、《同安县志》等可知，苏家为高阳之后，从汉发迹仕官数世而屡显：汉苏武、隋苏緯、苏威，唐苏瑰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上声名显赫之人。且其祖先大多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如唐许公苏颞因工于诗文，与燕国公张说并称为“燕许大手笔”。光启元年（885），五世祖苏益随王潮起义军入闽，这也是福建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中原文化入闽，后任泉州都统领军使，择居泉州同安县，永丰乡戸山，为戸山派始祖，至此入宋成为地方郡望。宋代统治者实行崇儒右文政策，苏氏子孙举业更是显盛，据文献考察（见附录2），苏氏于宋登进士榜者十五人。苏颂曾在《书帙铭》称“惟苏氏世，宦学以儒。何以遗后，在于此书”，可见苏氏是一个以科举维系宦业的家族，所以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度是不言而喻的。
祖父苏仲昌“少魁杰，有文武术略”，以直言极谏见称，天圣二年（1024）登科，终左屯卫将军。他对苏颂的教育要求极为严格，苏颂晚年屡屡梦到祖父训导，“年七十余，犹梦先太师训诲之严，或惊惧而觉，盖心之思慕，虽梦寐终老未尝忘也。”④父亲苏绅是一位文学之士，以博学知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乙未科进士，初受宜州推官，后曾任史馆修撰、翰林院学士、尚书礼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中央和地方官职。他对苏颂的教育可谓用心良苦，不仅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且重视实践学习。苏颂曾自述云：
我昔就学切，鬚童齿未此。严亲念疾狂，小艺诱愚顿。始时授章句，次第教篇劫。蒙泉企层满，覆篑期九切。十龄独侍行，千里赴朝觐。靡依心向吴，能事射在泼。应门待宾客，陸族周分亲……
第二节苏颂交游
《宋史》本传称赞苏颂“器局闳远，不与人较短长”，一生交游甚广。他推崇君子之交，注重性情、志趣相投，曾在《与诸同僚偶会赋八题》一诗中表明：“泛交以势利，君子期久要。道义苟契合，出处无祖遙”②’所以围绕他周围的朋友尽是品格高尚、学养深厚的有志之士。文坛名流如欧阳修、苏拭、二刘、二王等人都曾与他诗文酬答，这对他著述的产生有着一定影响。笔者仅择对苏颂的文学创作、人生观及政治思想影响的较大的人物作简要梳理。
诗中表示得以跟老师学习切礎，受益较多。李觏的《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七录其向苏绅的上书证实其事。范仲掩称他‘‘著书立言，有孟柯、扬雄之风”（《范仲掩荐李觏疏》。李觏与苏颂后来的老师黄蹄关系很好，《宋诗鈔》卷四十四存李觏诗《寄黄蹄》，《全宋诗》存黄蹄使《寄李先生》，二人诗中显示二人往来频繁。李觏作为苏颂青少年时期的启蒙老师，对其思想定型以及诗文创作的影响不容忽视。
《魏公谭训》多条记叙得以从师学的缘由，黄蹄得时人推重事迹，师生交流情形。此后黄蹄“走京尘几十年，公卿词臣无不前席。”黄晞虽不是柳开、王禹偁等复古派的一员，却潜心古学，同样反对浮华文风，“先生尤好古学，不与众合……而士子竟造其门。先生之学无所不通，尤潜心者，春秋、易也”嗜书成癖，家无余财却藏书万卷，这些对此后苏颂处世及创作都有一定影响。著《聱隅子欷欽琐微论》十卷。其生平可见《宋史隐逸传》卷五四八、苏颂《杨子寺聱隅先生祠堂记》、陈衍《福建通志》卷四十。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阴人，因支持范仲淹改革，为相百日被罢。由于庆历新政的夭折，欧、杜二人蜜居南京，苏颂因此得遇伯乐，也是其为官处世、待人接物、作诗行文都影响极大的一位恩师。《宋史苏颂传》及《魏公谭训》都详述了杜衍对苏颂的器重与偏爱。苏颂在其《寄怀诗》满怀感激：“其荐士于朝，达者最多，而予被遇尤异”，为其所做挽辞也说：“几杖初来宅次睢，孤生从此被深知。翅材馆盛亲师益，绿野堂闲奉燕私”。杜衍做官讲究谨慎清廉，不求人知，只愿问心无愧，这种为官之道对苏颂影响很大。后世评曰：“其后公出入中外，荐历清要，至为宰相，还政退居，名德始终，略相似也。”苏颂在《谢太傅杜相公》对于恩公的栽培更是感念不已：
相公奖进之意，益加於前，或赞之當塗，或誉之於士进，作为文章，乃使之评视，奏数章草，又使之执笔。间旬月不及门，则恨相见之疏隔。每见之，必推古人之所为，相期於久远。狗询乎其言之弥勤，愉偷乎其言之弥亲。其於是又自念曰：夫以相公之道德名位，色有待於一后进生而过相？誉哉！然而垂意若是者，是必其中有所取而云尔也。顧某之所有，何足副其所称邪？虽然，不得不谓之知己者也。⑦
第二章苏颂政论散文研究
第一节苏颂政论文中对熙宁变法的真实态度
庆历二年，苏颂与王安石同登进士第，在变法之前文献未载两人亲密往来的资料，看似交往不深。从庆历三年从八品宿州观察推官至熙宁二年的皇帝近臣知制诘，苏颂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这二十六年间，政绩突出，仕途亨达，受到庆历新政支持者韩琦、富弼、杜衍、欧阳修等人的赏识与提携：进士及第前受到吴育、盛度等人的延誉；南京时，欧阳修、杜衍的对其极为推重；经赵概、孙井等人的推荐步入馆阁；馆阁九年，贫困不能给，得到富弼、韩琉推荐知颍州，《宋史》本传载：
颂在馆下九年，奉祖母及母，养姑姊妹与外族数十人，甘旨融怕，昏嫁以时。妻子衣食常不给，而处之晏如。富弼尝称颂为古君子，及与韩琦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颖州。
之所以受到众位名臣的赞扬，非仅由其社会实践完全符合庆历新政的改革，而因他无论是在基层政事、方镇要务，还是文学侍从、中央近臣诸方面，都是一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同情百姓疾苦的清官。熙宁二年，王安石也被神宗起用为参知政事负责变法，既而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新法的政策，这时苏颂与王安石又有了交集。苏颂虽没有直接表明反对新法，但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及态度被放大到变法的对立面，笔者对此并完全不认同，分析如下。
一关于青苗法
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实施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但因实际执行中出现偏差，本是惠国惠民的利政变质为官府辗转发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苟政。一时百姓怨声载道，众多朝臣指责与激烈反对：韩琦、司马光强烈批判青苗法固辞职官；范纯仁上书公幵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亮舜知人安民之道”范镇、赵瞻等人把青苗法比作唐德宗时的青苗钱；司马光称王安石的改革是，“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等等。相对诸官的大张挺伐，苏颂显得比较冷静与平和，并没有正面对新法进行公开反对或支持，而是上书神宗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以及补救措施。苏颂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一文中，先是阐述青苗法实施的不良后果引起臣僚争论不止，然后自己亲自考察得出原因，认为下派的提举官“不能体朝廷之意，务要张大其事。州县畏惧，承禀不暇，是致民间不能烦扰之弊。且人户所信者，莫若州县；州县所禀者，独知监司。
第二节苏颂政论文与“务在奉行故事”评价的矛盾
曾肇《赠司空苏公墓志铭》评论其“议论持平，务循故事，避远权宠，不立党援”朱熹《苏丞相祠记》云：“熙宁中掌外制，时王丞相用事，尝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上对之。用此罢归，不自悔，守益坚”《宋史》本传曰：“颂为相，务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职”③等等。可见苏颂的“奉行故事”是宋代诸多史料中较为普遍的评价，我们可否据此将其归入守旧阵营？笔者以为不然。在变革时期，坚持传统的法制就论落为守旧，这样的论断难免有失公允，如果它所遵循的利国利民，符合当时国情，有何不好，正如李常所说，“法无新陈，便民者良；论无彼此，可久者确”。他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因时而施宜，视俗而兴化”可见他并非单纯的坚持传统，而是明确的对祖宗之法的各方面提出种种改进主张：学校改革、科举改进、吏部四选、废除杖刑等等。本节笔者欲择其主要成就及争议的问题简要论述。
一改进法制，说明其并不墨守成规
苏颂一生三次担任刑法官职：皇祐三年（任大理寺丞、熙宁二年（知审刑院以及元祐元年（任职刑部尚书，多次任地方长官也涉及审案理狱，两次被艇，一次被牵连入狱的这些经历，对其法律思想影响深重。国初所用法律皆旧制，苏颂认为圣王之法应该适时而用，而当世法律繁苟，且有时更改频繁，建议尽可能简化使民易知，防止政出多门，官吏弄权，损害民众利益。他对哲宗阐述法令增多的原因及弊端指出：“先皇帝改进官制，本欲宪章百王，归于简要。而奉行之际，群臣不能究宣上各务便文。事有未详，更复立法，积久不己，遂致滋彰。故今日之弊，良由关防伤于太密，而画一伤于太烦，则难以通融”，说明政策的执行者不能明确领会天子意图，各行其事，反复立法。不仅如此，关防太密、法令繁多，更是束缚了人的思想和行动，有志之士的才能不得伸展，俯首于法律之下，使得奸吏横行，贫民更是无所依附与伸张，“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诉者牵制而不断”。因此在《论省曹寺监法令繁密乞改从简便》、《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和《奏乞今后冲改条贯并委法官详定》等篇中上书皇帝简易法度、统一定制，“召集诸司官吏，使之反复诘问，看详定夺，可删着删之，可改者改之，得其要切者，著为新令。务从简易，使便于实行”，以求达到随变所适，使民宜之以及“三尺之法，无前后之差，画一之规，载清静之一美”的效果。
第三章苏颂碑志记书序散文研究........28
第一节苏颂碑志文的史传特色............28
一“摭实叙事”的创作原则............28
第四章苏颂散文风格..............36
第一节理性务实的创作态度............36
第二节清丽雄赡的一面...........38
第四章苏颂散文风格
第一节理性务实创作态度
文学创作不仅仅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者自身个性特征，正如扬雄所说“言为心声”及苏拭言“文如其人”。作家个性特征影响着其行文的思维模式、文学风格、结构设置、语言运用等等方面。苏颂具有宋代仕宦士大夫、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许多人的共同点，同时还有着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和开拓创新精神的科学家身份特殊性。再加上他的冷静内敛、谨于礼法，生活中“喜温不行于色……虽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不见堕容”③。种种原因使其散文不可避免地具有理性务实的风格。
首先苏颂散文内容表现出强烈的实用性。这也与他所受的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有关，这种实用理性的人生态度和心理倾向，李泽厚说它是“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苏颂文章“不独见于奏议文章，必欲验之实事，以扶助世教”气他的散文不尚空谈，针泛时弊，建言献策，旨在切于实务。文章内容涉及当时的法制、学校、军事、礼法、水利、地理、工程等方面，根据其地方和中央任职期间的实践经验，提出利国救民的建议。如他说自己编著和校订医术就只是为了有助于民，有助于自然生产，“纳斯民于寿康，召和气于穷壤。太平之致，兹有用焉”。《缴李定词头札子》连续五篇封还词头，不避斧钺敢于坚持己见，陈述种种弊端，反对君王以权乱法、任用非人的言行，并提出选人用人的的建议。《奏乞体量放税》、《奏乞粜米济民》、《奏乞那移诸路有剩常平广惠仓钱赴府界》三篇是讨论经济法规的，文中分析租税之弊造成生民贫困以及对灾民赈济力度不够，针对不同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奏乞今后不许特创寺院》批评皇帝滥刺區额导致寺院激增，危害民众利益。《进元祐编敕》、《谢吏部侍郎》等篇谈论官制改革。苏颂散文蕴含着忠君爱民的思想，关注社会现实，热心经邦济世，执着于求真务实，针对问题给予相应的解决办法的建议，议论说理切中时弊。
结语
“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丹纳如是说。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高度繁荣发展，各领域之间相互渗透融合，所以出现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药物学家等等身份于一人的官员并非偶然，苏颂也具有这种博学融通的官员的普遍性。而他所历经的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个时期：政治和社会危机日益暴露，随之而来的是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丰改制、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等统治阶级内部新旧党争此起彼伏，伴随政治的文坛上出现了诗文革新运动，苏颂直接或间接地都参与到了其中，这些难免会投射到他的散文创作中去。再加上他性格上的沉着内敛、豁达坦诚，家庭环境的熏染，名师益友之间的切磋交流，也影响了他的散文风格趋向理性务实、庄重严谨、气势恢宏，但又善于运用语言与技巧，文章颇为可读。
苏颂政论文大多语言简洁凝练，立论逻辑严密，论据稳健充分，能迅速找出问题症结并提出解决方案。因他对青苗法某些弊端提出批评与封还李定词头，与“守旧派”交好，以及史料载其为相奉行故事，把苏颂划入改革对立面。纵览苏颂政论文，始终一节，为政坚持以国为重，以民为本。苏颂碑志、书序等文章是研究宋人的传记资料，这类文章坚持摭实叙事原则，行文简洁而条理清晰。苏颂散文创作具有一定特色，这表现在博学科学家的身份参与文学创作的特殊性上。他虽然支持和参与诗文革新运动，在其文章《小畜外集序》、《吕舍人文集序》、《与刘原父》等篇展示了其进步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但其文学创作成就确实不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之作。但是他散文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文体多样、数量可观，生命历程长达八十年，这些直接真实的文献资料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科学价值、文献学价值等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苏颂仕官之余，爱好琴棋书画茶，其杂著文多篇谈论其收藏的名家砚、琴、书、茶等事物，饱含文化价值。但是我们把眼光往往放在其政治、科学上，而其散文成就却呈现“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笔者认为应该多关注其散文创作，客观公正地评价其文学成就。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