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研究在吉登斯社会信任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医患信任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协同构建路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医患信任包含人际层面的医方信任和患方信任以及系统层面的信任，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交相印证，推动医患信任维持在一个良好且理想的状态。医患信任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在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医疗改革地不断深入和医疗模式转变不彻底等多种因素，传统受伦理道德规范约束的医患关系受到威胁，和谐的医患关系面临着严重挑战。医患关系是衡量医疗改革成效的指标，而医患信任是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基础。近年频繁发生的医疗纠纷、医疗暴力和“医闹”等事件等暴露出当前我国医患信任关系处于撕裂与危机的状态。据2017年《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有62%的医师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医疗纠纷；在伤医问题上，有66%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其中绝大多数为偶尔的语言暴力（51%）[1]。此外，《全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显示，2019年的案件数量为18112件，2020年的案件数量为18670件，2021年的案件数量为10746件[2]。诸如此类的数据足以见得医患信任危机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一大社会问题，如何破解医患信任危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层面。
为避免医患信任危机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国家从国情出发对医患信任危机进行了整体上的干预。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从健全医疗机构的信用管理制度和行业诚信作风入手，促进医疗行业的信用发展[3]。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4]。2020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卫生系统建设，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不断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就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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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医患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引起政府、社会等多方的关注，众多学者也为解决这一问题从理论及操作层面给出建议。医患信任危机的时代紧迫性表明对医患信任进行相关探索与研究具备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
1.2.1理论意义
（1）为医患信任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实证研究基础
本研究基于维克森林医生信任量表（WFPTS）和医生信任患者量表（PTPS），分别结合医生与患者的个人信息设计医患信任问卷，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当前我国医患信任现状的相关数据信息，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以为医患信任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实证研究基础。
（2）促进我国医患信任关系发展具有指导价值
医患关系是当今中国最受社会关注的人际关系之一，而医患信任是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力图通过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方法明晰当前我国医患相互信任的现状，探讨我国医患信任现状产生的原因、内在逻辑等，从而对我国医患信任现状有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构建医患信任的路径。因此，本研究在促进我国医患信任关系发展具有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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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核心概念与理论依据
2.1核心概念界定
对本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主要包括医患关系和医患信任，准确把握研究的边界。
2.1.1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医方与患方在医疗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关系，核心是医护与患者之间的医疗服务关系。医患关系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从狭义上讲，医患双方都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人际关系，是一对一的，个别对个别的医患关系，强调医生与患者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关系；从广义上讲，医生作为医务人员的代表，具体包含护士、医技人员、医务管理人员等以及他们所在的医疗系统，患者作为病人群体的代表，具体包含患者亲属、朋友等以及他们所在的社会系统，是群体与群体、系统与系统之间多层面的互动关系[49]。
2.1.2医患信任
医患信任是在信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来说，信任意味着对脆弱情况的乐观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信托者相信被信托者会关心其利益，并有能力这样做[50]。医患信任是一个既包括医生与患者之间直接的相互信任，也包括医患双方对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的间接信任。换言之，医患信任包括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其中，医患人际信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医方信任，即医生对患者行为的善意期待[51]。医方的高度信任意味着医生假定患者尊重自己，在治疗中积极合作、理解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是患方信任，是患者对医方能力和动机的期望[52]。高水平的患方信任意味着患者相信医生会以患者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行为准则，具体而言是指患者相信医生的医德精神和专业水平能够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医患系统信任主要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机构或系统的信任，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信任，对相关道德体系的信任等方面[53]359-360。医患信任受人际和社会系统的双重影响，信任发生在人际和社会系统共同影响的互动框架中。而人际信任通过与医疗保健提供者面对面的接触来建立、维持或破坏的，通常植根于存在普遍共识的制度基础。基于此，本研究以医患信任的人际信任为切入点，以小见大，由点到面，从而获得医患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综合、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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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依据
本研究的理论依据为吉登斯的社会信任理论，为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理论基础。
2.2.1社会信任理论
20世纪下半叶，受社会学“文化主义的转向”影响：对行动的想象由“硬的、功利的、工具的、实证主义的”图景，转向“软的、人文主义的、有意义的”图景，信任研究开始兴起，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实验心理学派多依奇的信任“情境反应论”、梅耶、戴维斯和斯古曼的人际信任的综合性模型以及列维斯和维加尔特的信任与社会互动等[54]。
实验心理学派多依奇的信任“情境反应论”关注情境因素对信任产生的影响，并强调个体对情境的认知和反应。他分析了信任的两种属性，即“可预见性”和“动机相关性”，指出可预见性是信任产生的内在必要因素之一，动机相关性也是分析信任内涵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个体对某件事情的发生抱有期望，而且这件事情与动机相关，则可以认为该个体持有“信任”[55]。
梅耶、戴维斯和斯古曼的人际信任综合性模型认为给予被信任者的信任是由信任者为人所感知的能力、善意和正直以及信任者的内在倾向性这四个因素决定的，即信任的产生是由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双方的特征共同决定的。最后，他们结合情境的变化，从动态视角考虑了信任关系的演化[56]。
列维斯和维加尔特的信任与社会互动理论主要有三个观点；首先，信任是一个社会事实。信任是一个集体概念，是人际关系的产物，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因素共同决定；它是一个社会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体心理现象。第二，信任的主要功能是社会性的。信任的主要功能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心理性的，个人不需要在社会关系之外使用信任，因为在社会关系中信任是无法被取代的。最后，信任的基础也是社会性的。信任有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信任的类型会发生变化：情感上的信任变成了认知上的信任，人际的信任变成了制度上的信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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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我国医患信任的现状 ......................... 17
3.1 我国医患信任现状的调研设计 ........................ 17
3.1.1 调查工具 ............................... 17
3.1.2 数据收集与分析 ........................ 21
第4章 我国医患信任的影响原因分析 .................. 37
4.1 影响人际信任之医方信任的原因 ........................... 37
4.1.1 患者过度自我的社会心态 .............................. 37
4.1.2 医务人员的自我要求降低 .................................. 38
第5章 我国医患信任的协同构建路径 .................... 47
5.1 医患人际信任构建路径.......................................... 47
5.1.1 引导患者正确参与诊疗过程 ................................... 47
5.1.2 提升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水平 .............................. 48
第5章我国医患信任的协同构建路径
5.1医患人际信任构建路径
医患人际信任是医患信任最直接的体现，其有效重构与发展必须基于个人。换言之，医患人际信任的构建须发挥医生与患者在诊疗过程中的积极导向，合力提升和促进医患信任。
5.1.1引导患者正确参与诊疗过程
引导患者正确参与诊疗过程，一方面，在思想上降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高预期，另一方面，在行为上提高患者在医疗过程的遵从和配合度。具体路径如下：
(1)降低患者医疗过程中的高预期
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存在的高预期主要体现在对医疗结果的高预期以及对医生道德的高标准。
其一，提升医学素养，合理对待诊疗结果。知识结构、疾病意识和疼痛感的差异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缺乏信任的主要原因[87]。因此，有必要在全社会实施患者教育，加强和改进患者教育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加强对医学局限性知识的引导和传播，提高患者客观评价医学的能力，使患者的认知状态更接近医方的认知状态，从而对疾病及其治疗达到必要的理解深度，实现“移情式”认知，从而改善患方不合理期待。这样患者就会明白医务人员的职业行为和劳动付出，最终对疾病治疗的推进情况、诊疗的结果以及后续的医疗风险等都会有理智的处理[88]。
其二，改变不合理认识，理性评价医生行为。医患双方在医疗过程中建立的关系除了“消费者与服务者关系”，还有“合作伙伴关系”、“技术专家与被指导者关系”。换言之，患者不能单纯以“以钱易服务”的观念评价医生的服务态度、诊疗行为，患者在重视自身“内意识”和“内感受”的同时，也应给予医生作为技术专家应有的尊重和作为普通人的理解，对医生的技术和道德进行适当的剥离和区别，理性评价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和职业道德，只有医患双方积极主动地双向推进医患关系，医患信任才能得以建立和持续。
社会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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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研究总结与反思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吉登斯社会信任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医患信任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协同构建路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最后得出以下结论：
6.1.1当前我国医患信任水平总体较低
当前我国的医患信任水平总体较低。其中，医生信任患者的平均得分为医生信任患者的总均分为3.47±0.753，患者信任医生的总均分为3.401±0.6663，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不同背景的个体的医患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医方信任层面，医生的年龄、工作时间、职称以及就职医院等级对医方信任水平有显著影响；患方信任层面，患者的性别、年龄、就诊医院等级以及就诊科室对患方信任水平有显著影响。
6.1.2医患信任危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医患信任危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影响人际信任之医方信任的原因包括：患者过度自我的社会心态——患者在医疗过程中配合度较低、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专业技能等尊重不足；医务人员的自我要求降低——医生对患者的了解程度不高、医务人员存在“防御意识”。影响人际信任之患方信任的原因包括：患者的隐性期望过高——患者的弱势心态泛化、患者以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医务人员、患者缺乏医疗常识对医疗结果存在高期望；医务人员对现代医学的扁平化理解——医务人员医学人文精神有待提高、医务人员服务质量较差。影响医患系统信任的原因包括：医院运作机制的不完善——医院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医院人文关怀建设不足；政府在医疗行业的部分缺位——医疗纠纷法制建设滞后、医疗监管体系不完善。
6.1.3医患信任的协同构建需发挥人际层面和系统层面的合力
我国医患信任的构建需挖掘各利益关联方的有生力量。人际信任的构建路径包括：引导患者正确参与诊疗过程——降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高期望、提高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遵从和配合度；提升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水平——树立医生的服务意识、提供恰当的医疗行为。系统信任的构建路径包括：完善医院的运作机制——促进医院医患管理体系升级、加强医院人文建设；强化政府在医疗行业的责任——加强医患关系相关法制建设、完善医疗行业综合监管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