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与人的否定：阶级批判理论下的王尔德批评（1949～1966 年）
第一节 十七年间王尔德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文化语境
一、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文艺政策
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谈及文化与社会问题时曾说：“文化观念的发展中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认为一个时期的艺术与当时普遍盛行的‘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必然的联系，而且还认为，作为上述联系的结果，美学、道德和社会判断之间密切地相互联系着。这样的假设现在已被普遍接受，成为一种思想习惯”②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此时中国的文艺思想与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联系紧密，因而对于像王尔德这样的外国文学、文论家的译介与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收到了中国文艺政策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试图对旧社会制度进行变革，同时对新社会提出了初步建设的方向，因此，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基准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在文艺界中，权力机关开始对文艺的具体问题直接介入，如 1951 年 5 月20 日毛泽东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展开对《武训传》里所谓封建思想的批评，显示出艺术工作应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关系。在明确了国内文艺政策的方向后，毛泽东也为中国接受外国文学指出了方向：“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①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到剔除糟粕，吸收精华，那么糟粕和精华怎么区分呢？毛泽东接着又补充道，“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②可见，毛泽东主张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思想，但必须在艺术应该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吻合，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的前提下，有选择性的接受。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均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思想，并和党的文艺政策分不开。所以这段时间对外国文学的研究都以作家的立场与作品内容是否具有“进步性”、“革命性”为讨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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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批判资产阶级文学”氛围中的王尔德批评研究
十七年间，王尔德的文学被贴上颓废主义的标签，对其展开一系列的批判。本节试图结合当时的时代语境，具体论述王尔德是如何在中国一步一步“颓废主义”行列。首先，苏联对王尔德评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学界对他的态度。其次，抓住王尔德思想中几个主要的观点进行批评，如“艺术是生活的源泉”“生活摹仿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等口号，这些都和当时支撑学界的理论基础相违背。最后，虽然王尔德的小说、文论遭到拒绝，但是他的童话因为内容、主题与时代背景相符合却奇迹般地得以出版，并受到好评。
第二节“批判资产阶级文学”氛围中的王尔德批评研究
十七年间，王尔德的文学被贴上颓废主义的标签，对其展开一系列的批判。本节试图结合当时的时代语境，具体论述王尔德是如何在中国一步一步“颓废主义”行列。首先，苏联对王尔德评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学界对他的态度。其次，抓住王尔德思想中几个主要的观点进行批评，如“艺术是生活的源泉”“生活摹仿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等口号，这些都和当时支撑学界的理论基础相违背。最后，虽然王尔德的小说、文论遭到拒绝，但是他的童话因为内容、主题与时代背景相符合却奇迹般地得以出版，并受到好评。
一、颓废主义文学标签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和苏联的创作观的影响，“现实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的文学创作和评价标准，比较注重作品的现实性和作家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因此，对于不是“现实主义”一派的外国作家和作品，则成为批判的对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则是翻译与研究的空白点，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动”文学被批判。王尔德所倡导的“唯美主义”也被苏联作家阿尼克斯特划入“颓废主义”的行列。那什么是“颓废主义”呢？他在其《英国文学史纲》中明确指出，“颓废派否认艺术中的民主的社会的理想并否认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他们主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堕落口号。”①可见定义的标准是基于符不符合“现实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和苏联的创作观的影响，“现实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的文学创作和评价标准，比较注重作品的现实性和作家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因此，对于不是“现实主义”一派的外国作家和作品，则成为批判的对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则是翻译与研究的空白点，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动”文学被批判。王尔德所倡导的“唯美主义”也被苏联作家阿尼克斯特划入“颓废主义”的行列。那什么是“颓废主义”呢？他在其《英国文学史纲》中明确指出，“颓废派否认艺术中的民主的社会的理想并否认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他们主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堕落口号。”①可见定义的标准是基于符不符合“现实主义”。
故而苏联对王尔德所代表的“唯美主义”文学的否定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其的接受。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唯美主义也被自然地划入“颓废主义”文学。1958 年出版的《语文学习》期刊中在一篇介绍《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文章中就这样界定唯美主义：“唯美主义是近代资产颓废文学的一个流派,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期的英国。它的产生反映了贵族资产阶级的日益没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动乱不安。唯美主义的特征是，逃避现实，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所谓的“美”，把它看成“人生的最高意义”；认为“艺术比生活还高”，高唱“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动论调，这也就是要求艺术脱离社会生活，宣传文学的无思想性。反映在唯美主义者的创作实践上，这就是极力逃避现实，而以对虚伪的美丽形式的追求来掩饰自己的思想、道德的堕落，并美化丑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唯美主义的艺术在本质上说来，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是反人民的。”②接着指出了王尔德作为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坚定拥护者，并将《道连·格雷的画像》认为是其在创作上实践了这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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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与人的回归: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语境下的王尔德批评（1980～1989 年）
第一节 八十年代王尔德在中国的接受语境
一、“思想解放”运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谓中国文学的文化转型期。随着文革的结束，文学逐步摆脱成为政治的工具，也不再以“现实主义”为纲，文学创作和研究逐渐回到了正轨上，文学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人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欲望和势头，八十年代初期的作家主体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 50 年代受到政治牵连、被疏远的一些作家，像艾青、牛汉、流沙河等，此刻他们依然践行着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观点；二是“知青作家”他们经历了上山下乡，体验了“落差式”的特殊待遇，对世界、人生的感受更复杂。如“伤痕文学”就是经历了文革一代人的创作，他们在经受了痛苦后的觉醒，开始人道主义的反思，渴望更为常态化的社会政治社会。这一时期的文学也被称作“新时期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切入点就是对“人”这一观念的寻找和探索。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人们内心长期受到压抑，文学也发生了本质的异化，当这一枷锁释放后，文学界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人”和“文学”进行反思。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都是对压抑太久的人性美的恢复。“随着文学“人学”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作家们自然地把艺术的审视力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心灵，以恢复人的主体价值和对人的重新发现为变革机制的新手法小说。”①到了八十年代后，这两类作家创作活力明显减退，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生活经历、文学素养与他们不同的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回到文学自身”、“文学自觉”是常见的热门话题，他们逐渐走出反思和伤痕文学的框架，将文学理解为“个体”对人的存在状况以及与世界的关系的探索。
第二章 美与人的回归: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语境下的王尔德批评（1980～1989 年）
第一节 八十年代王尔德在中国的接受语境
一、“思想解放”运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谓中国文学的文化转型期。随着文革的结束，文学逐步摆脱成为政治的工具，也不再以“现实主义”为纲，文学创作和研究逐渐回到了正轨上，文学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人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欲望和势头，八十年代初期的作家主体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 50 年代受到政治牵连、被疏远的一些作家，像艾青、牛汉、流沙河等，此刻他们依然践行着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观点；二是“知青作家”他们经历了上山下乡，体验了“落差式”的特殊待遇，对世界、人生的感受更复杂。如“伤痕文学”就是经历了文革一代人的创作，他们在经受了痛苦后的觉醒，开始人道主义的反思，渴望更为常态化的社会政治社会。这一时期的文学也被称作“新时期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切入点就是对“人”这一观念的寻找和探索。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人们内心长期受到压抑，文学也发生了本质的异化，当这一枷锁释放后，文学界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人”和“文学”进行反思。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都是对压抑太久的人性美的恢复。“随着文学“人学”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作家们自然地把艺术的审视力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心灵，以恢复人的主体价值和对人的重新发现为变革机制的新手法小说。”①到了八十年代后，这两类作家创作活力明显减退，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生活经历、文学素养与他们不同的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回到文学自身”、“文学自觉”是常见的热门话题，他们逐渐走出反思和伤痕文学的框架，将文学理解为“个体”对人的存在状况以及与世界的关系的探索。
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国门再次向世界打开，在文化领域，西方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思潮流派纷纷在短时间内被大量传播到中国，介绍外国文学的学术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刊，较知名的有《外国文学》（1980年）、《当代外国文学》（1980 年）、《国外文学》（1981 年）、《外国文学评论》（1987 年），这些期刊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创办《外国文学评论》公告的那样，他们的创刊理念是将外国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以最快地形式传递到中国，目的是要拓展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眼界和借鉴优秀的新理论、思潮。它们为外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为中国学者了解外国文学现状提供了必要的窗口，也为中国学者在探索我们自己的文学道路上提供了重要的营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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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王尔德“唯美主义”的重新审视
“唯美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和现代主义一起被打上了“颓废主义”的标签，王尔德则被划入“资产阶级颓废派作家”，散播“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肉欲生活”，对其的译介处于停滞状态，除了巴金 1947 年翻译的《快乐王子集》在 1957 年再版发行外，没有新的译文出现；评论文章也只是对其一味地批判，语言不无偏颇。经过三十年的禁锢，国门又再次像王尔德等一批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家打开，王尔德再次回到中国人的视野，八十年代初期，关于王尔德的作品和文论新的译文不断涌现，对他的评价也趋于客观公正。
一、八十年代初期王尔德研究策略
（一）知识层面的王尔德作品、文论介绍
由于文化立场、文学观念和政治层面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中，中国人对西方一些文学思潮是陌生和鲜有听闻的。曾有人说，八十年代初有人出国留学回来，告诉大家国外有个卡夫卡写小说，把人变成了虫，很惊奇。可见，国人对于外国的文学流派、文学潮流是非常好奇与渴望的。同样，对于唯美主义，人们也只是一概把它划入“颓废主义”行列，是严厉批评的对象，但这一流派具体的作品或者文论并没有一个清晰地认知，有关王尔德的文论也单独截取某一只言片语，进行解读，总之，这一时期对王尔德的认知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倾向，不能全面地把握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思潮在文学道路上所作出的创新性尝试。故在八十年代初期，为了填补国人对其了解甚少的空缺，大量关于王尔德的童话、戏剧、小说如雨后春笋般被介译到中国。首先，王尔德的童话主题通常体现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以及资产阶级社会腐朽的揭露，是最易在我国文化背景下被接受的作品。因此，巴金 1947 年编译的《快乐王子集》能够于 1957 年再版，紧接着1981 年又再次出版。同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朱维芳和钱朝阳翻译的《王尔德童话集简写本》，选取了《少年国王》、《快乐王子》等七篇童话，首次采用了中英文对照版的形式，书目前半部分是英语原文，后半部分是中文，大大地满足了社会上某一部分英语良好的国人希望阅读原文愿望和更好地理解童话寓意的要求。与其他童话相比，《快乐王子》经常会被作为名篇收录于各种外国作品选中，如 1979 年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选读》、《外国短片小说上》，1980 年出版的《著名外国童话》。或作为一个完整的童话故事单独出版，并配以插画，如 198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的《快乐王子》，由曹增渝改编，吴儆芦、李华绘画，虽是一本薄薄地册子，但配上相应的绘画，增加了童话的趣味性，也不惜为一本优秀的儿童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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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王尔德“唯美主义”的重新审视
“唯美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和现代主义一起被打上了“颓废主义”的标签，王尔德则被划入“资产阶级颓废派作家”，散播“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肉欲生活”，对其的译介处于停滞状态，除了巴金 1947 年翻译的《快乐王子集》在 1957 年再版发行外，没有新的译文出现；评论文章也只是对其一味地批判，语言不无偏颇。经过三十年的禁锢，国门又再次像王尔德等一批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家打开，王尔德再次回到中国人的视野，八十年代初期，关于王尔德的作品和文论新的译文不断涌现，对他的评价也趋于客观公正。
一、八十年代初期王尔德研究策略
（一）知识层面的王尔德作品、文论介绍
由于文化立场、文学观念和政治层面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中，中国人对西方一些文学思潮是陌生和鲜有听闻的。曾有人说，八十年代初有人出国留学回来，告诉大家国外有个卡夫卡写小说，把人变成了虫，很惊奇。可见，国人对于外国的文学流派、文学潮流是非常好奇与渴望的。同样，对于唯美主义，人们也只是一概把它划入“颓废主义”行列，是严厉批评的对象，但这一流派具体的作品或者文论并没有一个清晰地认知，有关王尔德的文论也单独截取某一只言片语，进行解读，总之，这一时期对王尔德的认知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倾向，不能全面地把握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思潮在文学道路上所作出的创新性尝试。故在八十年代初期，为了填补国人对其了解甚少的空缺，大量关于王尔德的童话、戏剧、小说如雨后春笋般被介译到中国。首先，王尔德的童话主题通常体现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以及资产阶级社会腐朽的揭露，是最易在我国文化背景下被接受的作品。因此，巴金 1947 年编译的《快乐王子集》能够于 1957 年再版，紧接着1981 年又再次出版。同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朱维芳和钱朝阳翻译的《王尔德童话集简写本》，选取了《少年国王》、《快乐王子》等七篇童话，首次采用了中英文对照版的形式，书目前半部分是英语原文，后半部分是中文，大大地满足了社会上某一部分英语良好的国人希望阅读原文愿望和更好地理解童话寓意的要求。与其他童话相比，《快乐王子》经常会被作为名篇收录于各种外国作品选中，如 1979 年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选读》、《外国短片小说上》，1980 年出版的《著名外国童话》。或作为一个完整的童话故事单独出版，并配以插画，如 198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的《快乐王子》，由曹增渝改编，吴儆芦、李华绘画，虽是一本薄薄地册子，但配上相应的绘画，增加了童话的趣味性，也不惜为一本优秀的儿童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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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与人的危机:多元视角下的王尔德批评（1990～至今）..............................28
第一节 九十年代至今王尔德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时代背景.....................................28
一、消费主义的盛行............................................28
二、审美主义的坚守........................................29
第三章 美与人的危机:多元视角下的王尔德批评（1990～至今）
第一节 九十年代至今王尔德
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时代背景一、消费主义的盛行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市场化脚步的推进，时代背景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确立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抛开‘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坚定地树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从一个‘大一统’文化专制和群体文化本位的‘政治社会’，逐步转型为具有民主精神，法制意识和个体性、世俗性，多元性、尊重并保护私人产权及其利益的市民社会。①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无论是在经济或者文化上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并且努力地汇入这场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在市场经济的指导下，资源得到了充分有效地利用，激活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使得消费主义在我国越来越盛行，“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做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②商品消费逐渐偏离原本满足自身需求的含义，其过程反而加入了更多地附加值。即是说，消费过程还意味着某种社会关系的实现。
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时代背景一、消费主义的盛行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市场化脚步的推进，时代背景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确立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抛开‘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坚定地树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从一个‘大一统’文化专制和群体文化本位的‘政治社会’，逐步转型为具有民主精神，法制意识和个体性、世俗性，多元性、尊重并保护私人产权及其利益的市民社会。①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无论是在经济或者文化上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并且努力地汇入这场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在市场经济的指导下，资源得到了充分有效地利用，激活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使得消费主义在我国越来越盛行，“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做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②商品消费逐渐偏离原本满足自身需求的含义，其过程反而加入了更多地附加值。即是说，消费过程还意味着某种社会关系的实现。
蔓延到文学上，在市场消费的推动下，读者的消费欲望和市场指示成为作家们新的创作动机，不自觉地受到现实利益的驱使，进入文学的门槛降低，与八十年代关注于文学审美价值和人性关怀不同和文化是属于少数人的精神活动、非工业的相反，文学艺术的商品性、消费性逐渐成为主要标准，出现了一系列的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艺术作品的自治甚至在完全纯粹的形式中也很少起主宰作用，并且总是被一系列对效益的考虑所渗透，在一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被文化工业剥夺了。”①审美从传统的理论和文艺领域急速转向社会生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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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以主体性理论为主线贯穿全文，探讨王尔德所代表的“美与人”的思想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命运沉浮。论文以时间为线索，广泛收集 1949 年以后至今的学者们对王尔德的文论、作品的研究为研究对象，梳理出了中国学界对王尔德态度的三次转变过程。第一次是在十七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学创作与政治行动之间的界线削弱，现代左翼文学借助“现实主义”的旗帜来缓和其紧张关系，破除文学生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文学赋予更多地社会责任感。将王尔德划入“资产阶级颓废派”作家行列，否定他“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对他的肯定，延续了五四时期创造社等一些文学团体借鉴王尔德“美与人”的思想，继续“美的启蒙”，将艺术自身独立价值抬高，强调“美”本身的超功利意义，让艺术从种种束缚中解脱，摆脱附庸地位。第三次是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步入商品社会，审美活动从纯审美的神坛跌落到大众日常生活中，在消费社会里，理性的膨胀引发反抗，理性与感性呈现出一种矛盾张力，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中，对待王尔德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有对审美主义的坚守，也有从后现代理论下对其消解。从这三次转变中，我们不仅窥探到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几十年来的内在建构过程，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以及今天当下我们所处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发展潮流。而且还可以看到主体性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经历了否定到建构，最后呈现出一种对弈的张力。
本文以主体性理论为主线贯穿全文，探讨王尔德所代表的“美与人”的思想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命运沉浮。论文以时间为线索，广泛收集 1949 年以后至今的学者们对王尔德的文论、作品的研究为研究对象，梳理出了中国学界对王尔德态度的三次转变过程。第一次是在十七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学创作与政治行动之间的界线削弱，现代左翼文学借助“现实主义”的旗帜来缓和其紧张关系，破除文学生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文学赋予更多地社会责任感。将王尔德划入“资产阶级颓废派”作家行列，否定他“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对他的肯定，延续了五四时期创造社等一些文学团体借鉴王尔德“美与人”的思想，继续“美的启蒙”，将艺术自身独立价值抬高，强调“美”本身的超功利意义，让艺术从种种束缚中解脱，摆脱附庸地位。第三次是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步入商品社会，审美活动从纯审美的神坛跌落到大众日常生活中，在消费社会里，理性的膨胀引发反抗，理性与感性呈现出一种矛盾张力，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中，对待王尔德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有对审美主义的坚守，也有从后现代理论下对其消解。从这三次转变中，我们不仅窥探到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几十年来的内在建构过程，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以及今天当下我们所处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发展潮流。而且还可以看到主体性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经历了否定到建构，最后呈现出一种对弈的张力。
“现代性与主体性”是一个复杂且多义的概念，但又是我们绕不开的论题。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现代一词并不陌生，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构成现代现象的三个方面，刘小枫认为，“现代化是指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是知识和感受之理论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是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①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逐渐步入现代化，现代性也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论题。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又是曲折的，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寻求人的主体性背景不同，本文以“主体性”这一哲学角度来探究王尔德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命运，是一次新的尝试，试图以王尔德为个案，为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在不同时期对待现代性与主体性建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以及为何会出现此种现象，解析其背后的规律。同样，仔细挖掘不难发现，很多作家、文论家身上都离不开“现代性”，也都体现着现代性内涵以及现代性所分化出来的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冲突。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