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本研究以“腾讯新闻较真平台中所辟谣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网络谣言”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围绕“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话语框架与权力建构”这一核心问题。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其操作化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一、谣言与疫情网络谣言
（一）谣言与网络谣言的内涵
谣言作为人类古老的传播形式之一，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现象，并不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才产生的一种“新生事物”。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学界就把谣言纳入学术范畴进行研究。Peterson（1951）将谣言定义为“谣言是一种在社会中针对某一特定议题广泛流传且未经证实的一种说法，其传播内容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①”。随着对谣言的进一步研究，有学者关注到谣言仅仅是中性意见的一种表达，认为“谣言是人们在讨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消息，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设想，是人们解读社会情境的话语工具②。”笔者认为谣言是基于特定的传播语境，在各方意见对立中产生的未经官方证实的非真实信息，其本质代表了信息输出者的立场和观点，其中包含了对事件发展过程的认知和看法。谣言主要具备三种显著特征：一是内容上的模糊性，谣言信息不确定性强，真实性难以考证，通常导致人们对真相的认知偏差，产生错误的决策判断③。二是语境上的未经证实性，由于缺乏权威、客观的论证，公众对谣言的信任通常寄生于社会关系之中④。三是情绪上的煽动性，谣言信息通常包含某种强烈的感情色彩，受众的情绪由此被影响，并反映在行为上①。倘若谣言得以大规模蔓延，不仅会干扰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危害社会诚信建设，而且极易引导大众心理状态向消极方向转移②。
互联网作为谣言发展的“推进器”，令谣言在不变之中产生新的变化。网络谣言仍具有一般谣言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这是其不变的特质；而变化的特质，则是谣言发展至今，基于互联网技术不仅传播速度变得更快，传播范围的主题也自上而下均有涉及，传播形态变化多元，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持续加重。国内关于网络谣言的主要观点就是与之前口口相传的谣言不同，网络谣言是基于信息技术载体进行传播的，即“计算机互联网络的存在是产生和传播网络谣言的前提③。”与传统谣言相比，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交互性和信息海量性等特征，网络谣言突破时间与空间的控制，表现出“碎片化”的传播形式，它已跳脱出以往的传统谣言，在话语实践上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主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网络谣言是依托网络介质（例如微博、网络论坛、社交媒体等）为载体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的未经证实的有特定指向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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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编码制定与研究假设
一、样本选取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将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情况划分为五个阶段：疫情突发初期（2019年12月27日—2020年1月19日）、疫情爆发期（2020年1月20日—2020年2月20日）、疫情衰退期（2020年2月21日—2020年3月17日）、疫情消散期（2020年3月18日—2020年4月28日）、疫情防控常态化（2020年4月29日—至今）③，因此，本文以腾讯新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时辟谣较真平台为研究对象，选取该平台2020年1月—2022年7月时间段内所辟谣的新冠疫情网络谣言为研究样本。该时间段覆盖疫情发展全阶段，以此作为样本选取的时间节点，对于分析疫情网络谣言在整个新冠疫情中的框架建构具有全面性。经过笔者统计，2020年1月—2022年7月，腾讯较真平台共辟谣信息886条，由于数据量较多，在有限时间内对于笔者而言工作量较大，为保证抽取样本的有效性，笔者通过系统抽样的方式，将每一条谣言信息作为个体进行1号—886号的编号，确定分段间隔为2并对编号进行分段，从第一段1号开始抽取，最终共抽取本研究样本量总计443条（附录一）。针对谣言的信息提取，这里需要作出的说明是，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新冠疫情中的网络谣言，因此在数据抓取时，剔除腾讯较真平台标有“确实如此”，也就是证明其不是谣言的这一部分信息。同时，在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中仅是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疫情类网络谣言，而对于与新冠疫情本身无关的网络谣言，虽在疫情期间发生，但此次不在本文所考虑的研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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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文本表征
第一节 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话语内容来源
一、消息来源的模糊性与虚构杜撰
在谣言的传播中，谣言的传播源头及变异路径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话题①。网络媒介的介入，破坏了此前传统媒体对追溯谣言来源传播链的锁定，由于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谣言文本经过不断传播，谣言来源往往较难考证②。根据相关文献整理并结合本文的研究样本，将这443条谣言来源进行溯源编码，最终共划分为媒体、普通网民、权威机构/研究、权威人物、网络流传、政府六个类目（见表2.1），类目占比情况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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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话语呈现形式
内容建构是影响网络议题传播效果的内源性动力，也是影响网络谣言传播的重要因素①。在谣言内容的建构中，呈现信息越完整越能成为谣言内容可信度的证据②。因此，笔者根据疫情期间网络谣言在媒介上的使用情况构建类目，分析疫情类网络谣言在呈现方式上的整体分布情况，具体类目编码表和占比图见表2.2和图2.4。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新冠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以语言文字形态呈现为主，在443个样本量中，纯文字参考点数量共有308个，占样本总量的70%，这部分谣言主要来自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中发布的文字消息、学术研究类文章、政府的通知文件、民众间的口述传达以及贴吧流传的帖子等。其余网络谣言的呈现方式则是以图文和视频的形式进行辅助传播。根据数据统计，样本中谣言使用文字+图片方式进行呈现的共有72个参考点，占比为16%，仅以视频呈现为主的网络谣言则有63个参考点，占比为14%。总体来说，以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是网络谣言在疫情期间通过这样的整体呈现来向公众传递谣言话语内外的丰富含义，具体话语的呈现特征笔者在接下来将对此进行详细阐释。
一、显性话语的说理性建构
以纯文字形式进行传播的新冠疫情类谣言，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公众缺乏对事实了解的情况下，摆出明确的证据和具有说理性的条件，从而还原事件现场情况或者是向公众表达观点和立场。显性话语的运用多基于叙事类谣言和科普类谣言。在叙事类谣言中，一则完整的谣言与一般新闻消息相似，内容都包含了“五要素”，也就是时间准确、地点明确、人物完善、事件经过完整、结果有定论。但是细化至每个要素中的语用、语法特征等方面，谣言和新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通过梳理发现，每一则谣言中的时间大多以“今天、现在、昨晚、下午”等描述词出现，这就需要受众去深入体会当下的语境才能确定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这就使得网络谣言所指代的事件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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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话语建构框架 ................................ 47
第一节 框架类目提炼与建构 ....................................... 47
第二节 新冠网络谣言框架的话语呈现 .......................... 48
第四章 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话语权力实践 ............................ 60
第一节 新冠网络谣言中的话语权力运作 ............................ 60
一、知识权力下网络谣言的空间规训 ............................... 60
二、符号权力下网络谣言的资本转化 .......................... 61
结论与讨论 ................................ 70
一、结论 ................................. 70
二、讨论与不足 ...................... 72
第四章 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话语权力实践
第一节 新冠网络谣言中的话语权力运作
一、知识权力下网络谣言的空间规训
在福柯的理论视域中，最初权力的行使是通过暴力来进行的，但权力行使至今，暴力式的镇压、奴隶式的屈服不再是今天权力运作的方式，福柯认为现代权力运作的对象是自由的主体，一种“权力”与“知识”的共生关系在这种运作机制下所产生，权力附着于知识之上，而知识也反作用于权力的提升。具体来说，权力环境必然导致知识的生产，这种权力不是无知和暴力的产物，而是通过知识的串联、积累和增长而与他者建构起一系列机制的权力体系①。在对知识权力这一抽象概念阐释的过程中，福柯引入“规训”（discipline）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即在权力监禁的过程中，通过知识来对个体施加无形的压力可能会实现对人的改造。具体来说，通过观察个体在公共区域内（如学校、医院、工厂等）的心理和实践活动，结合社会学、心理学、临床医学等跨学科知识研究个体行为，能够在未来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实现对个体的塑造。而在现代社会知识权力这一运行空间中，权力已从对个体行为的研究扩展至对群体生命活动的研究，“真理制度”就在此过程中产生，它使得权力的维系和体制的凝聚形态成为可能。福柯认为：“社会的生产和流通正在以真理话语为基础进行发展，并获得特定的权力②。”因而，在福柯的微观权力思想中，除去以往的无知，现代权力已然展现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权力与知识真理的共同运作赋予了现代权力新的意义。真理在社会生产中进行运转，并为个体认同、接纳和吸收，从而达到引导自身行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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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以“腾讯新闻较真平台中所辟谣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网络谣言”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围绕“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话语框架与权力建构”这一核心问题，首先对疫情网络谣言、话语框架、权力建构这三个核心关键词进行概念界定，并对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信息来源、呈现形式、内容议题、焦点主体、谣言场景的传播特征等展开质化与量化方法相结合的深入研究，并结合编码矩阵试图建构出新冠疫情网络谣言的话语框架，最终回答网络谣言中所隐藏的话语权力，是如何实践于受众从而达到网络谣言在新冠期间的广泛传播。通过对核心问题的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信息来源既存在模糊性也存在明确性，模糊性大多来源于网络流传和普通网民发布，谣言内容中掩盖了消息来源、发布主体信息，且存在对事件的“五要素”做特殊梳理，具有对事实虚构杜撰的特征。相较于以往研究中明确性谣言较多来源于官方政府为信息源，此次新冠疫情中的网络谣言借用权威机构和学术论文的相关研究传播谣言较为突出，出具详细的数据和论证过程，冒用权威的话语，从而增强了谣言的可信度。通过编码分析，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网络谣言最为突出的特征实质是闭环式传播，微信平台所具有的“强关系”人情捆绑特征，加速了新冠疫情期间网络谣言在圈层间的传播速率。
2.新冠疫情中网络谣言的话语呈现形式仍是已纯文字为主，其显性与隐性话语的互动表述向公众传达了谣言话语内外的丰富意义，尤其是隐性话语中所采用的断言性话语行为，其所带来的暗示、劝服效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对事件的认知和情绪体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