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研究以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家庭农场耕地保护现状以及耕地保护政策演进的基础上，将政府规制分为约束性规制、引导性规制和激励性规制3个维度，采用多元制度逻辑分析框架分析不同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
1引言
1.1研究背景
政府规制是保障农业强国建设，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绿色发展理念、“两山”理念为引领的环保政策密集出台，奠定了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府规制基础。从2004年连续二十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从强调“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到“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突出部署解决耕地要害问题”。近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耕地保护工作都做出了明确要求，2021年明确“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2022年提出“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首次明确将耕地用途管控项目细化到“种植用途”，这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了新指引。
推进耕地保护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点任务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然而，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9.179亿亩，人均耕地面积约为1.46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时，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显示全国耕地平均等级为4.76等（共十等），评级在1-3等的仅有6.32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1.24%，表明我国在恪守18亿亩耕地的前提下，具备安全生产力的耕地数远少于18亿亩。在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作用下，当前耕地存在农业面源污染加重、农田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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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标与内容
1.2.1研究目标
本研究将以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家庭农场耕地保护现状和政策演进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制度逻辑分析框架，将政府规制分为约束性规制、引导性规制和激励性规制3个维度，分析不同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家庭农场实地调查数据检验影响程度和差异，提出促进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对策建议。
1.2.2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概括如下：
一是家庭农场耕地保护政策演进分析。采用文本分析方法，从政策法规发布主体、发布形式、主要政策工具等维度系统梳理我国家庭农场耕地保护政策，归纳总结不同阶段家庭农场耕地保护制度演进特征和演进趋势，明确约束型、引导型和激励型耕地保护政策的分类。
二是基于多元制度逻辑的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形成机理研究。采用多元制度逻辑分析框架，从约束性规制、引导性规制、激励性规制3个维度阐述政府规制影响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机理，在理论上探讨不同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可能影响。
三是不同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利用全国家庭农场调查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不同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大小，利用多种方法对模型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探讨政府规制影响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具体作用路径，从不同类型、不同规模角度分析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四是结论与政策启示。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得到，概括本研究主要结论，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家庭农场耕地保护的对策建议，最后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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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概念界定
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保护是耕地保护的两个重要方面(张万涛等,2021)。耕地数量保护是基础，耕地的质量保护是核心，只有加强对耕地质量的保护，稳步提高耕地的产出能力，才能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行为，即主体在利用耕地时，选择有利于保持或提高耕地质量的种植方式，采用有利于耕地质量改善、增加耕地数量的措施，监督他人利用耕地，制止他人或单位破坏耕地的行为(Badgley and Catherine,2009)。具体包括秸秆还田，绿色农药栽培、施用有机肥及其他改良土壤贫瘠的措施，以及沟渠整修，平整土地，深耕深松等保持土壤水分、养分和肥力的措施(费红梅等,2021)。农户是耕地保护的最终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他们的农业生产行为会直接影响耕地质量保护的成效(南灵等,2013)。杨志海和王雨濛(2015)按照投工投劳方式不同，将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划分为劳动耗费型措施和劳动节约型措施，前者要求农民付出更多的劳动，后者是要求农民购买相关服务。吴璟等(2021)从行为结果角度出发，把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划分为成本型与资产型两类措施，其中，成本型措施就是不构成资产且必须重复投资的措施；资产性措施是指能够形成有形资产且不需要持续重复投资的措施。
本文所研究的家庭农场是以我国农业部关于家庭农场的界定和2014年发布的《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依据，是指在当地工商行政局登记注册的，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生产经营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总结有关家庭农场和耕地保护的概念、内涵和保护性行为的划分基础上，根据《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以及调研地家庭农场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定义为家庭农场在耕地利用过程中实施的有利于耕地质量保持或提升的生产行为，并将耕地保护行为分为三类：
“培”：培肥地力。通过施用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进而提高土壤肥力。
“保”：保水保肥。通过免耕休耕等保护性耕作措施增强耕地保水保肥能力。
“控”：控制污染。进行耕地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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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行为理性与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
农户行为理性是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分析的关键。农户行为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经济条件下农户为实现其经济利益而在生活或经济活动中做出的选择决策(樊翔等,2017)。关于传统经济下的农户行为，依据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这一基本假设，可划分为理性小农学派、非理性或自给小农学派、有限理性学派3大类。
理性小农学派将农户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即使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户也会依据帕累托最优原则下分配手中资源，以达到目标效用最大化。农民权衡利弊后会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生产选择，同时他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也会做出不断的改变，例如农户在生产之初大量施用化肥，但在之后的实践中发现少施化肥并不影响生产时，他们就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减少化肥施用量(周力等,2020)。Reganold和Wachter(2016)研究指出绿色生产通常能带来较高的收益，是农户兼顾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决策。
相比而言，非理性或自给小农学派则认为农户的决策行为按照其思考逻辑进行的，在利益追求的经济行为中，农户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诉求，还是基于血缘关系旨在满足家庭消费的行为，他的生产行为是为了满足家庭自给，并不谋求利润最大化，故农户行为是非理性的。王露璐(2015)认为向市场化迈进的农民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中产生并强化的“土地情结”，仍把土地看作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也部分佐证了恰亚诺夫对农民“非理性”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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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CiteSpace 的耕地保护政策演进与发展趋势分析 .................. 11
3.1 耕地保护相关政策的文本分析 ................... 11
3.1.1 政策文件收集与处理 .................................. 11
3.1.2 政策文件词频统计与聚类 ...................... 11
4 基于多元制度逻辑的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形成机理研究 .......... 17
4.1 多元制度逻辑理论 ............................... 17
4.1.1 多元制度逻辑的产生与发展 .................... 17
4.1.2 多元制度逻辑的应用 .................... 17
5 不同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 20
5.1 家庭农场耕地保护现状分析 ......................... 20
5.1.1 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现状 ............................. 20
5.1.2 家庭农场耕地保护存在的问题 ....................... 22
5不同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5.1家庭农场耕地保护现状分析
5.1.1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现状
样本农场中采取耕地质量保护的有813户，占样本总数的91.04%，家庭农场参与耕地保护的比例较高，其所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有施用有机肥、开展免耕休耕等保护性耕作和开展耕地污染治理。在采取耕地保护措施的813户中，施用有机肥的家庭农场最多，为727户，占比为89.42%；开展耕地污染治理的家庭农场比例为82.53%；开展免耕休耕等保护性耕作的家庭农场数量最少，为66.05%。
对于不同种类的耕地保护措施，以家庭农场采取不同耕地保护措施的数量来判断家庭农场采用的水平，不同水平家庭农场耕地保护措施采用的具体情况如图5-1所示。可知，采用1项措施的家庭农场最多选择施用有机肥，最少是开展免耕休耕等保护性耕作，二者分别占采取1项措施家庭农场总数的70.34%和4.14%；当家庭农场采取的措施数增加到2项时，开展耕地污染治理的家庭农场比例提升到最高，超过了施用有机肥的家庭农场比例，开展耕地污染治理所占比例为84.11%，选择开展免耕休耕等保护性耕作的家庭农场仍最少，占比为35.98%。目前在耕地保护过程中，农场首先在满足生产需要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措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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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问题的来源和研究意义。在第三章，利用CiteSpace软件对耕地保护政策进行了文本特征分析，并梳理了耕地保护政策演进趋势与阶段特征。在第四章，对多元制度逻辑理论的产生、发展与应用进行了介绍，阐述了在多元制度逻辑分析框架下，约束性规制、引导性规制和激励性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在第五章，基于浙江、安徽、山东、湖南和四川5省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先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现状进行分析，其次，采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IV-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约束性规制、引导性规制和激励性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运用中介机制分析，检验了家庭农场绿色转型在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影响之间的中介效应，最后，分析了政府规制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家庭农场的影响差异。本文得到的相关结论如下：
（1）耕地保护政策演进。对发文部门分析可知，中国耕地保护制度的发行部门多元丰富；耕地保护工作需要多部门的协同配合；不同部门发行的政策方向不同，政策内容各有侧重。对发文形式分析可知，耕地保护政策的发布形式以通知、意见、办法为主，整体权威性不强。对关键词分析可知，“保护”、“基本农田”、“总体规划”、“开发区”、“质量”、“占用”、“验收”、“修编”、“高标准”、“红线”等使用较多的关键词都是耕地保护政策的核心内容，关键词出现时间与政策发展趋势符合。通过对政策分析，可将政策演进分为无序管理、早期探索、初步形成、深化完善和现代化发展5个阶段，耕地保护政策文件越来越丰富，政策工具越来越多元化，政策措施越来越具体化，政策可操作性更强，覆盖面更广。
（2）政府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样本农场中采取耕地质量保护的占样本总数的91.04%，家庭农场参与耕地保护的比例较高，在耕地保护行为占比由高到低分别为，施用有机肥、开展耕地污染治理、开展免耕休耕等保护性耕作；从地区差异看，家庭农场开展耕地保护数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四川、山东、浙江、湖南、安徽。目前家庭农场开展耕地保护还存在主动性不高、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不能满足家庭农场耕地保护需求等问题。引导性规制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约束性规制和激励性规制对家庭农场施用有机肥和开展耕地污染治理有正向显著影响，但对开展免耕休耕等保护性耕作影响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结果可知，约束性规制、引导性规制和激励性规制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从类型差异来看，种植型的家庭农场开展耕地保护措施的概率高于其他类型的家庭农场；从规模差异来看，约束性规制和引导性规制对大规模组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比中低规模家庭农场更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