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引入农业环境治理较为典型的畜禽禁养政策作为准实验，基于CHNS数据库的营养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初次评估畜禽禁养政策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探索识别禁养政策下农村肉类价格与产业收入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估政策效应异质性、对肉类消费量偏离均衡水平的挤出效应，以及对周边地区的邻近效应。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居民膳食健康意识持续提高，我国居民的食物消费已从吃得饱、吃得好再向吃得健康不断转变升级，逐步满足了居民食物消费的数量安全、多样化和营养健康需求。然而，城乡与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三类特征：一是膳食搭配不均衡导致营养不良问题依然严峻，粮食和畜肉摄入量超标严重，水果、鲜菜和奶制品等摄入不足（汪希成和谢冬梅，2023）；二是农村居民群体间营养不良问题差异大，如，低收入群体等弱势群体的动物性食品消费严重偏低，导致蛋白质摄入高度不足（彭亚拉等，2014）；三是农村居民肥胖等慢病问题初显，如部分地区和人群肉类摄入过量导致的蛋白质和脂肪过剩问题（马云倩等，2016）。因此，优化农村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状况、改善农村居民膳食不平衡问题对提升农村居民健康质量与人力资本，进而实现增收与和美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随着气候变化、国际形势变动、能源政策变动对全球农业食物产业供应链的影响，除了关注膳食消费内在的消费者认知与家庭经济特征等因素影响，学者逐渐开始关注食物供给端农业生产部门及其宏观政策对家庭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外部冲击效应。如双碳政策对高碳排农产品的规制效应，引发该类农产品价格上涨，降低消费可购买力，消费者福利减少（李鹏程等，2020）。环境政策的溢出效应也成为研究热点，如生态政策对传统能源消费具有约束作用，传统能源价格上升对低收入人群产生食物消费挤占效应，带来政策冲击下的机会不平等问题（Okonkwo,2021）。鉴于我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呈现食物摄入不足与过量并存等膳食水平不均衡及群体异质性的突出矛盾（汪希成和谢冬梅，2023；青平等，2021），现有的农业外部环境政策侧重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潜在地引起家庭食物消费变化，进而导致膳食不均衡的变化仍未得到应有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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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1.2.1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畜禽禁养政策对中国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探讨其作用机制，揭示畜禽禁养政策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该政策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影响的异质性、对肉类消费量偏离均衡水平的影响，以及畜禽禁养政策的邻近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畜禽禁养政策背景下保障农村居民肉类消费健康的相关政策建议。
1.2.2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绪论，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并结合现有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第二，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梳理绝对收入假说等相关理论，回顾肉类消费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外部因素对食物消费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述评。
第三，介绍我国畜禽禁养政策的实施背景，梳理政策的形成起因、实施内容、实施阶段和实施特点。
第四，描述我国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现状。介绍我国农村居民肉类的消费量、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和肉类消费量偏离程度的变化情况，描述不同群体的肉类消费差异。
第五，评估“畜禽禁养政策”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政策效应，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中的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实证分析，评估“畜禽禁养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的影响、影响机制、群体异质性、对消费偏离均衡水平的挤出效应，以及对周边地区的邻近效应。
第六，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和研究展望，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围绕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提出对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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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理论基础
2.1.1消费者需求理论
消费者需求理论是研究消费者如何将消费支出在各类商品间进行配置的理论。该理论最早来源于Gossen、Javins和Walras建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消费者的商品需求是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并提出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是可以计量相加的，且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Marshall（1890）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马歇尔需求函数，用以表述消费者在价格和收入条件下对商品的需求规律，且个人拥有某一商品的数量越多，愿意为再购买此物支付的价格就越低。Hicks（1934）对Marshall（1890）的需求函数进行了补充，建立了希克斯效用函数，表述消费者在既定的效用条件下如何通过商品组合实现支出最小化，并提出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无法计量，只能通过等级进行比较。这些研究基本确立了消费者需求理论研究的研究框架。根据需求函数，个人的消费决策是在一定的预算约束和消费偏好下做出的满足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姜百臣，2007）。
2.1.2绝对收入假说
绝对收入假说最早由Keynes（1936）提出，用以描述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消费理论的核心理论。在绝对收入假说提出以前，传统西方经济学认为利率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利率会影响消费者的储蓄，进而影响消费行为。而Keynes（1936）认为收入是消费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影响程度高于其他因素。根据绝对收入假说，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因此收入增加或减少也会导致消费增加或减少，且这种影响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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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文献综述
2.2.1中国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特征
（1）我国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特征变迁
一般地，肉类消费定义为猪肉、牛羊肉等畜肉和禽肉及相关制品的摄入，不包括蛋类、水产品及相关制品的摄入（李瑾等，2007；朱增勇和母锁淼，2012）。现有研究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特征从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结构逐渐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肉类消费持续上升，逐渐从“稀缺品”向必需品转变（王志刚和许前军，2012）。与1995年相比，2016年农村居民年肉类消费量达到28.6kg，上升了118.3%（卢艳平和肖海峰，2020）。从肉类消费内部结构来看，猪肉消费量占肉类消费比重从80%（10.6kg）下降至65%（18.8kg），牛羊肉所占比重略有上升，禽肉消费量则从13%（1.8kg）上升至27%（7.9kg），占比大幅提升。相对高蛋白、高脂肪的猪肉，高蛋白、低脂肪的禽肉占比上升有助于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结构优化（尚旭东和李秉龙，2012）。第二，与城镇居民的肉类消费水平差距显著，但逐渐缩小。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是农村居民的2倍（邓蓉等，2005），到2016年，两者差距减小为1.2倍（卢艳平和肖海峰，2020）。同时，城镇居民的肉类消费结构也优于农村居民，体现在城镇居民猪肉消费占比更低，牛羊肉和禽肉占比更高（程广燕等，2015）。
（2）农村居民肉类消费宏观特征
波动性和区域性差异明显。肉类市场波动频繁会影响需求和供给预期，对肉类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唐步龙和张前前，2017）。张敏等（2017）发现，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生猪价格波动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并不显著。由于不同地区的肉类生产情况不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西部地区作为牛羊肉的主产区，农村居民牛肉和羊肉的消费水平均高于其他地区，但禽肉消费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尚旭东和李秉龙，2012）。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是猪肉主产区之一，猪肉消费水平较高（辛翔飞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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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养政策背景与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现状 .............................. 19
3.1 畜禽禁养政策梳理 .................................... 19
3.1.1 畜禽禁养政策的形成起因和主要内容 ....................... 19
3.1.2 畜禽禁养政策的实施阶段 ....................... 20
4 畜禽禁养政策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评估 ..................... 34
4.1 识别策略、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34
4.1.1 识别策略 ...................................... 34
4.1.2 变量选取 .......................................... 34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54
5.1 研究结论 ................................................. 54
5.2 政策启示 ............................................ 55
4畜禽禁养政策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评估
4.1识别策略、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4.1.1识别策略
本文将“畜禽禁养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评估该政策对农村居民膳食结构的影响。由于政策实施地区居民的肉类消费水平可能随着时间变化，且不同地区的肉类消费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控制相关因素以避免可能引起内生性问题，减少结果存在的偏差，获得较为准确的识别。
双重差分法（DID）作为一种准自然实验法，基本思想是把公共政策视作一种自然实验，将数据样本分为两种，一种受到政策影响，称为处理组，一种不受政策影响，称为对照组，然后对目标变量进行两次差分。第一次差分是两组样本在政策发生时间前后进行差分，得到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发生前后的变化，第二次差分是对两组样本的变化量进行差分，得到政策的净效应。这种方法能够很大程度地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来估计畜禽禁养政策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若某地区实施了该政策，视为处理组，未实施的视为对照组。
经济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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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5.1研究结论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的膳食健康水平逐步提升，但农村居民膳食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畜禽禁养政策作为中国政府控制畜禽污染的重要措施，在控制污染的同时，也对养殖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引起猪肉等肉类的产能下降、价格波动和就业萎缩，这一冲击是否以及如何传导至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引发肉类消费变动，加大群体间的膳食健康不平等，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畜禽禁养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导致农村居民人均肉类总消费量减少20.91克/日，其中猪肉消费量减少13.09克/日，禽肉消费量减少了8.74克/日，猪肉消费受到的影响高于禽肉。
第二，畜禽禁养政策影响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机制检验。根据消费者需求理论，商品价格提升会导致消费者固有收入的购买力下降，造成消费量减少。本文实证结果显示，畜禽禁养政策导致猪肉价格上涨，进而减少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证实了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猪肉价格增加1元，肉类消费减少14.27克/日，其中猪肉消费减少12.24克/日。畜禽禁养政策通过收入机制影响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禁养区域养殖户被迫退出市场，其收入下降导致肉类消费减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