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研究发现生态补奖政策会促进牧户生计资本水平的分化，生计水平越高、经营面积越大的牧户，生态补奖政策对其生计资本的正向提升作用就越大，但对其超载放牧的抑制作用却并未明显提升，弱化了补奖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草原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植被类型，总面积为45亿公顷，覆盖了全球25%的陆地面积，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Kemp et al.，2013）。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2年11月公布的《2021中国林草资源及生态状况》显示：“我国草地总面积39.68亿亩，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50.32%。”草地总面积占全球草地总面积的12.4%，位居世界第一。草地不仅承担着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气候调节、净化空气、涵养水源等重要的生态功能（Bai et al.，2004；Huanget al.，2010；Zhang et al.，2018），还承担着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是牧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基础。然而随着牧区超载过牧、滥垦滥控等人为因素的干扰以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因素（籍常婷，2021；Han et al.，2022），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天然草地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70年代全国退化草地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0%左右，到80年代这一比例迅速增长到30%，90年代中期超过了50%，截至本世纪初，全国超过90%的草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胡远宁，2019）。草地退化不仅带来一系列的生态安全问题，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自然灾害频发等，也对牧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邵全琴等，2010；赵雪雁，2012；杜际增等，2015；胡远宁，2019），严重影响了牧户生计，阻碍了牧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扭转草地生态的恶化趋势，我国自2003年起先后实施了退牧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一系列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政策实施后，部分区域的草地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但全国草地总面积持续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实质性遏制（Cao et al.，2009）。如何转变牧区传统落后的畜牧业发展方式、保护草地生态环境、遏制草地退化，同时促进牧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成为实现牧区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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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超载放牧的成因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天然草地发生大面积退化（Gao et al.，2016），现有的研究认为，草地退化的成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气候环境变化，二是人为活动因素（崔庆虎等，2007；Squires et al.，2009；Abu hammad et al.，2012；Allington et al.，2017）。在人为活动中，牧户的超载放牧行为被认为是引起草地退化的重要因素（李博，1997；昝成功，等，1999；杨汝荣，2002）。目前关于牧户超载放牧发生机制的成因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因素：管理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动因和牧户的放牧习惯（Campbell et al.，2006；Tessema et al.，2014；He etal.，2015；王向涛等，2019）。
在管理制度及政策因素上，土地产权被认为是影响牧户超载放牧的重要因素（Liu et al.，2020），最初的分析认为牧区草地产权制度不明晰，牧民对草地进行无序开发利用，导致“公地悲剧”（王云霞等，2007）。然而在牧区草场承包到户后，尤其是草地确权制度确立以后，牧区超载放牧情况依旧普遍存在，草地退化程度加剧（王晓丽，2004；马梅等，2015）。研究发现，自牧区草场承包到户以后，牧民纷纷选择对自家草场进行围栏封育，与过去的传统游牧体系相比，围栏封育使得牲畜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固定的草场内（Galvin，2009），这使得同等数量的牲畜对草场的作用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成倍放大，进而加快了草地退化的速度（伊丽娜，2013；白文彬，2016；谭淑豪，2020），同时在草场承包到户的经营体制实施以后，牧户自负盈亏，极大地调动了牧户扩大牲畜养殖规模的积极性，进而加剧了牧户的超载放牧程度（杜富林，2008；Carvalho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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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机理分析
2.1概念界定
2.1.1生态补奖政策
我国于2011年6月正式出台《关于2011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实施的指导意见》，决定在内蒙古、西藏、青海等8个主要牧区启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后续又将河北、黑龙江等5个非主要牧区省纳入政策覆盖范围之内，政策的补助内容主要包括草畜平衡补贴、禁牧补贴、牲畜良种补贴、牧草良种补贴以及牧户的生产性补贴五个方面。生态补奖政策尝试通过对禁牧牧户和草畜平衡牧户发放生态补偿以及其他生产性补贴来弥补其因减畜所造成的损失，最终达到抑制超载放牧、降低放牧强度的政策目标，从而在保护草地生态环境的同时改善牧民生计，最终实现牧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丁文强，2019）。本文结合调研实际，主要以生态补奖政策中的“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金额之和作为生态补奖政策金额指标，以衡量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2.1.2生计资本
生计资本是指农牧户家庭在过去的交易活动中积累的、所能控制和拥有的、预期能够维持或改善其家庭的生计状况、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总和（苏芳等，2009;赵雪雁，2011）。本文的生计资本概念主要来源于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于1999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该框架将农牧户的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类型。其中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农牧户家庭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和掌握的技能状况等；自然资本主要指农牧户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或自然资源储备，包括耕地、草地、林地、水土资源以及其他具备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主要包括农牧户家庭拥有的用于维持其日常生产生活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如家庭住房、生活物资、生产工具、机械设备和饲养的牲畜等；金融资本指农牧户为实现其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所拥有的各类金融资源，一般包括现金收入、储蓄、贷款等有形资源和农牧户对于信贷资金的可获得能力等；社会资本指农牧户为实现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所能调动的一切社会关系及其与社会的联系，包括交际网络、参与的社会团体、亲朋好友等可观察的结构性资源以及社会信任、共赢理念等较为抽象的主观认知性资源，这五种生计资本共同影响着农牧户的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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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
2.2.1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又称外部效应或外部成本，是政府进行环境经济政策制定时的重要理论基础。外部性概念最早由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首次提出，后续得到了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和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科斯的完善（汪劲，2010），可分为正、负外部性两个部分，正外部性指某一经济主体的行为或决策使得其他无关主体受益，但受益者无需为此支付代价；而负外部性指某一经济主体的行为或决策使得其他无关主体利益受损，但自身却无需为此支付赔偿（张兆国等，2012）。外部性是许多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矫正外部性的关键在于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主要方法包括：第一，庇古税和庇古补贴。前者为政府出面通过对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进行征税或惩罚，后者则是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进行经济补偿；第二，经济主体合并。通过将产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与受外部性影响的经济主体进行合并，从而实现外部性影响的内部化；第三，明确产权。科斯认为，在产权明确且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的情况下，经济主体双方通过自愿协商就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化结果，即帕累托最优。在我国的草地产权体系中，虽然草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由全体人民共享草地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但草地的承包权和具体经营权却归牧民所有，草地是牧民进行生产生活和发展的基础，牧民出于经济利益和自身的发展需要天然有扩大牲畜经营规模的倾向，而这时出于保护草原的目的控制牧户的载畜量、缩减牧户的经营规模甚至让一部分牧户退出畜牧业生产显然使得牧户自身的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产生背离，因此便需要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出面对减畜的牧户进行生态补贴，使得牧户的利益不至于受损，从而保证草原生态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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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及牧户生计资本、超载放牧现状 ........................ 29
3.1 研究区概况 ....................................... 29
3.2 研究区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现状 ............................ 31
第四章 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 44
4.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44
4.1.1 模型选取 ................................ 44
4.1.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44
第五章 生态补奖政策、生计资本对牧户超载放牧的影响 ................ 55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55
5.1.1 模型选取 ...................................... 55
5.1.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55
第五章生态补奖政策、生计资本对牧户超载放牧的影响
5.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5.1.2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本章节主要研究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放牧可能性和超载放牧程度的影响，故而本章节的因变量为是否超载及超载户的超载率。
（2）关键自变量。本章节主要选取生态补奖金额作为关键自变量以代表生态补奖政策，进而分析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放牧的影响。
（3）中介变量。本章节在研究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放牧影响的同时，进一步检验牧户的生计资本是否在其中起到了中介效应，即生态补奖政策是否通过影响牧户的生计资本进一步影响牧户的超载放牧情况，故选取牧户的生计资本总值作为中介变量。
（4）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与第四章相同，这里不再赘述，各变量的界定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1所示。
经济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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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以甘肃青海为研究区，首先通过熵值法、基于补饲的实际载畜率核算方法对调研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了研究区牧户生计资本存量数据及研究区牧户超载放牧变量数据，在此基础上分别实证分析了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放牧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对牧户超载放牧的影响，并对生计资本在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放牧影响中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研究区牧户的生计资本存量存在牧户间不均衡、属性间不均衡以及地区间不均衡的特点。在牧户层面，研究区牧户生计资本均值为0.1361，中位数为0.1147，62.08%的牧户生计资本总值低于平均；在属性层面，牧户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较为丰富，前三者合计占总量的70.86%，而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较为匮乏，合计仅占总量的29.14%；在地区层面，甘肃省牧户的生计资本均值要显著高于青海省牧户，前者约为后者的1.43倍。
第二，研究区牧户超载放牧情况依旧普遍存在，经营面积越小、生计水平越低的牧户，超载放牧情况越严重。具体来看，研究区56.01%的牧户存在超载放牧行为，户均超载率高达106.96%，并且随着牧户草地经营面积的逐渐减小、生计水平的逐渐降低，牧户超载放牧情况越发严重。
第三，生态补奖政策可以显著提升牧户的生计资本总值及各生计资本分值，对于高生计水平、高经营面积牧户生计资本总值的提升效果最为明显。在生计资本总值上，生态补奖金额每增加一个单位，牧户的生计资本总值会增加0.01。但对于不同形式的牧户而言，其影响程度呈现出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牧户的生计水平越高，生态补奖政策对其生计资本总值的正向提升作用就越大；在不同经营面积上，生态补奖政策仅对高经营面积牧户的生计资本总值具有正向提升作用，对中、低经营面积牧户生计资本总值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生态补奖政策对超载户生计资本总值的正向提升作用要高于非超载户。在对各生计资本分值的影响上，生态补奖政策对各生计资本分值均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其中对自然资本的提升效果最大，后面依次是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