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二三产业发展较好的市辖区，经济增长目标不会显著地挤出农业发展，同时，相较于农业发展较弱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农业发展的挤出效应在农业发展较好的地区更弱。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2017年，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其中政府的引领至关重要。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最直观的引领就是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之中的经济增长目标。为了满足经济转型的需要，政府提出经济增长目标的形式也随之变化，例如，2016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首次采取区间形式提出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预期目标6.5%-7%，考虑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考虑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
不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本地区未来一年的GDP增长率设立目标。同时，地方政府往往会比上级政府设立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以这种“层层加码”的形式向上级政府表明忠心与决心（周黎安等，2015；Li et al.，2019）。
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引起政府有选择性发展产业。农业长久以来具有低回报、高风险的特征，当经济增长目标设置较高时，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短期经济行为，其中包括将优质耕地作为建设用地出售等一系列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的行为。在粮食产量多年连增之后，中国目前能基本保障粮食安全实现主粮的自给自足，但与此同时，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和饮食结构调整引发了对农产品的更大和更多元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不让农业供需的不平等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点与痛点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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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将借助“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对地方政府在以生产总值考核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下如何发展农业进行理论分析，再使用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本文将根据所述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通过回顾并总结国内外学者在委托-代理问题、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和农业发展驱动因素这三个主体上的相关文献，了解涉及本文研究问题的经典理论和前沿研究。运用相关理论首先在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并基于理论分析提出合理的三大部分假设：第一，从整体上看，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农业发展具有负面影响；第二，从机制上看，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对于农业产值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扭曲和农业生产率的下降导致的，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城镇对农业传统要素的“拉力”、农业现代要素的不足和农业投入要素质量的下降；第三，从异质性上看，经济增长目标对农业的挤出效应在产业基础好、涉农激励强的地区等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政绩考核中生产总值权重的降低也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本文将运用计量经济学，结合手工收集整理的县级目标数据、县级农业投入产出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为本文回归的基准形式，工具变量将被用以修正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分组回归、分位数回归和交乘项都将被用于进行影响评估的异质性分析。
最后，本文将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得出可信的结论，并从中总结出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的政策涵义。图1.1展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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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委托-代理问题的文献综述
在Arrow-Debreu（1954）对一般均衡问题的论述中，企业只被看作是一个吸收各类生产要素并且预算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黑匣子”。不满足于这种忽略了企业内部如何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与激励问题的解释，经济学家们希望回答企业内部存在利用冲突与信息不对称时，委托人怎么样通过设计最优的契约来激励代理人的问题，并由此开创了委托-代理理论（Wilson，1969；Ross，1973；Mirrlees，1974；Holmstrom，1979；Grossman and Hart，1982；Sappington，1991）。经过长时间的理论发展，委托-代理理论已经由最初的双边委托-代理理论即只存在单一委托人和单一代理人并且委托代理的工作目标只有一个，逐渐发展出单委托-多代理理论、多委托-单代理理论、和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其中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由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提出，旨在解决当存在多个任务存在时，何种契约形式能在保障委托人的情况下激励代理人合理分配精力完成多个工作目标。委托-代理理论在实证领域如企业经营、收购、所有权结构等激励问题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Jensen and Murphy，1990；Lichtenberg，1992；Baker，1992）。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委托-代理理论也被应用于对上下级政府、政府与各部门以及政企之间激励问题的研究（Tong，1989）。以财政联邦主义为核心的财政激励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向市场化和民营化的重要政治和经济基础（Qian et al.，1995；Qian and Weingast，1997；Maskin et al.，2000）。在“放权让利”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在“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由这种财政分权带来的地区间竞争推动是中国市场化和民营化是重要机制（杨瑞龙，1998；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杨瑞龙和杨其静，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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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的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中引领当地经济发展、稳定社会预期的重要手段（王贤彬和黄亮雄，2019）。经济增长目标的设置在地方政府综合考虑本地区增长潜力的情况之外还主要受到3方面的影响：一是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下级政府在设置目标时会超出上级政府所设置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且这一现象在同级别行政单位更多即晋升竞争更激烈的地区更加严重（周黎安等，2015；Li et al.，2019）；二是官员自身的特征，更年轻的官员、更接近平均晋升任期和位于重点城市的官员倾向于制定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即晋升激励促使地方政府制定高目标（马亮，2013；余泳泽和杨晓章，2017）；三是政绩考核中生产总值比重的影响，2006年以后在地级市层面逐步推行干部绩效考核中，改革地区较未改革地区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更小，同时对于环保、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关注度更高（赵永辉和罗宇，2022）。
经济增长目标能够有效地通过指导政策制定和稳定社会预期两个方面引领增长尤其是经济下行期间的增长，这一规律不仅在中国内部成立，在世界范围内也同样成立（孙文凯和刘元春，2016；徐现祥和刘毓芸，2017；李书娟和徐现祥，2021）。但同时，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促使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时短期经济行为的增加，例如大规模增加土地出让、信贷规模、过度投资驱动、货币政策超调、债务融资增加，从而引致了建成区面积扩大速度远超人口增长速度的激进城镇化、投资涌潮效应带来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金融市场动荡的加剧、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国有经济投资效率下降以及整体发展质量下降等现象（马草原和李成，2013；张晓晶等，2018；徐现祥等，2018；胡深和吕冰洋，2019；余泳泽和潘妍，2019；任晓怡等，2020；黄亮雄等，2021；詹新宇和曾傅雯，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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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3
4 研究设计 .......................................... 17
4.1 实证模型设定 ........................... 17
4.2 变量选取 ............................................. 19
5 实证研究 .................................. 26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样本选择问题 .......................... 26
5.2 基准回归 ..................................... 28
5实证研究
5.1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样本选择问题
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中（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如果委托人在一些可量化性和绩效兑换时效性强的指标上实施强激励，那么代理人会聚焦于这类任务并有可能忽视其他权重低、时效性弱的任务，正如在以生产总值为政绩考核核心的“晋升锦标赛”政治体制中，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增长目标，时常会做出一些短期行为，过分追求“投资少、见效快、周期短”的项目，长期看来会导致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失衡、经济效率下降等治理扭曲（余泳泽等，2019；黄亮雄等，2021）。
农业是立国之本和强国之基，我国中央政府历来强调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但在“晋升锦标赛”体系内，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也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而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农业因为自身存在的“非税”和隐政绩“特征，地方政府在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的驱动力推动下，存在忽视地和区农业发展的倾向。
本文所用的样本中，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均值是39.85亿元，但其标准差达到了40.45，这反映出我国地区农业发展存在相当大的时空差异。相较而言，从县级经济增长目标的11.63%的均值和4.34%标准差来看，我国县级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经济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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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与政策涵义
6.1.1 主要结论
经济增长目标是未来一年指导政府的政策制定、稳定市场的大众预期的重要手段，但是面对来自经济增长目标的压力，地方政府会出现追求短期片面经济增长而忽视其余具有“隐政绩”特征的领域。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整理2008年-2015年2351个县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收录其中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关数据，结合县级农业与社会经济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对地区农业发展的挤出效应，并以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作为工具变量法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通过机制分析深究产生挤出效应的内在原因，最终以不同形式的异质性分析寻求挤出效应在不同情景下的差异。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导致农林牧渔总产值下降
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每上升1%，当地的农林牧渔总产值会下降1.61%。其原因在于以生产总值考核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下，县级政府面临以经济增长目标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压力，容易产生“为生产总值论”，采取短期增长行为、忽视全面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农业的“非税”和“隐政绩”特征使得地方政府即便在反复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时，仍出现了牺牲农业发展的现象。
（2）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打乱了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导致农业效率损失
本文的机制分析探究了经济增长目标阻碍地区农业发展的深层原因。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通过片面的城镇和二三产业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中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即转移出农业的以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为主，这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在较高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政府的涉农职能存在完成程度不足的情况，现代农业要素比如农业机械的推广理应由政府相关部门完成，但农机投入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甚至出现了下降，与此同时，财政支农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没有显著的改变，以至于现代生产要素无法弥补传统要素的流出所带来的产值缺口。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