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研究背景
科学技术的进步、跨国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等有力的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而改变了全球产业分工业态模式，产品内分工不断细化，从而形成了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原材料产出、关键零部件生产、中间品组装、制成品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分割化的产品生产价值链环节。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品价值链生产环节的优化配置，各国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状况承接这些生产环节，各个国家不同分工位置形成的价值链，也决定了各国在这条“微笑曲线”获得的贸易增加值是不同的。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研究背景
科学技术的进步、跨国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等有力的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而改变了全球产业分工业态模式，产品内分工不断细化，从而形成了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原材料产出、关键零部件生产、中间品组装、制成品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分割化的产品生产价值链环节。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品价值链生产环节的优化配置，各国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状况承接这些生产环节，各个国家不同分工位置形成的价值链，也决定了各国在这条“微笑曲线”获得的贸易增加值是不同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利用资源禀赋和庞大的劳动力人口优势，积极承接产品生产的加工、组装等中间环节形成比较优势[1]（蔡昉，2014），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融入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之中成为“世界工厂”，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我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2018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30.51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 16.42 万亿元，增长 7.1%；进口 14.09 万亿元，增长 12.9%；贸易顺差 2.33 万亿元，收窄 18.3%。
然而，首先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利益分配并且非均衡性的，在全球价值链两端常常是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常常通过核心技术封锁等手段，掌控着这些高附加值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承接加工组装或者提供能源资源等融入中低附加值环节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中，导致国家在分工利益的分配上呈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分配格局[2]（吴明 2012）。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全球价值链呈现出俘获型的网络治理格局，长期以来，我国以“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加工贸易模式来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3]（刘志彪 等，2009），这种“被俘获”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使得一方面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缺失主导性，导致一直以来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技术状态且并未得到很好的改善，我国面临着价值链 “低技术锁定”的危险境地。处在全球价值链加工组装中低技术环节的国家或地区具有较大的地理弹性，当国内市场优势丧失，外部竞争环境激烈时，越容易被其他更具优势的地区所取代。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逐步递减，地价猛涨，政策吸引力递减，我国出现许多在华外资投资撤离现象[4][5]（张辉，2005；魏龙 等，2016；王炳辉，2017）。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过去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和增速，为了降低投资要素价格从而获得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优势，过度使用各种经济政策杠杆，导致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体制调整、结构转变、加强创新等关键因素，结果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6]（闫磊，2016），林毅夫等（2010）认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会引发市场恶性竞争带来一系列问题[7]，周劲等（2011），倪中新等（2016）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GDP 增长率对我国过剩钢铁产能逐年化解的时间趋势做出预测过程中指出我国产业“结构性和体制性产能过剩”较突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埋下严重威胁[8][9]。
..........................
..........................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1. 增加值核算方法的相关研究
在量化国际贸易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贡献时，国际贸易收益问题是衡量际跨国贸易贡献大小的核心，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核。如何准确衡量国际贸易收益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经济贸易部门研究的重点。贸易收益衡量方法的发展是随着国际贸易分工的变化而发展的。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以“以中间品”贸易为桥梁的价值链分工的形成，2011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Pascal Lamy 呼吁各国用贸易的增加值测算方式来取代传统的跨境贸易统计，新的贸易收益测算方法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政府官员关注的热点。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有赫克歇尔、俄林等提出的产品间贸易，通过国家间的专业化分工及交换来消费更多的产品组合，以实现贸易国之间的福利最大化水平。由此形成了各国以海关统计的产品出入境数据作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算法。传统贸易算法以居民与非居民、在地和物品跨境原则为基础，记录了贸易品跨越各国边境过程中产生的总价值[12]（郑莹 2014）。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改变，传统国际货物贸易统计系统的弊端日益凸显。 Freensta（1998、2012）利用我国海关统计数据估算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时，发现贸易顺差在较大程度上因为统计口径的问题而被夸大[13，14]。
1. 增加值核算方法的相关研究
在量化国际贸易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贡献时，国际贸易收益问题是衡量际跨国贸易贡献大小的核心，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核。如何准确衡量国际贸易收益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经济贸易部门研究的重点。贸易收益衡量方法的发展是随着国际贸易分工的变化而发展的。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以“以中间品”贸易为桥梁的价值链分工的形成，2011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Pascal Lamy 呼吁各国用贸易的增加值测算方式来取代传统的跨境贸易统计，新的贸易收益测算方法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政府官员关注的热点。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有赫克歇尔、俄林等提出的产品间贸易，通过国家间的专业化分工及交换来消费更多的产品组合，以实现贸易国之间的福利最大化水平。由此形成了各国以海关统计的产品出入境数据作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算法。传统贸易算法以居民与非居民、在地和物品跨境原则为基础，记录了贸易品跨越各国边境过程中产生的总价值[12]（郑莹 2014）。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改变，传统国际货物贸易统计系统的弊端日益凸显。 Freensta（1998、2012）利用我国海关统计数据估算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时，发现贸易顺差在较大程度上因为统计口径的问题而被夸大[13，14]。
随着中间品贸易超过最终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以国内增加值为核心的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日益成为国内外专家关注的重点。Hummels、Ishii and Yi（2001）利用投入产出表首次对总值出口进行分解研究，将一国出口值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并且提出了出口总值分解的 HIY 核算方法和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VS）的概念[15]。
.............................
第二章 理论框架构建
2.1 区域价值链构建理论
2.1.1 区域价值链构建的内涵及动因
1. 区域价值链构建的内涵
2.1 区域价值链构建理论
2.1.1 区域价值链构建的内涵及动因
1. 区域价值链构建的内涵
Porter（1985）首次提出了价值链理论，认为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每一个企业的价值创造环节具有独特性和衔接性，每一个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都是以独特方式联结在一起的，从而使得企业的价值创造相互联系，构成以独特方式进行分工合作的价值链[44]。在价值链基础之上，Kogut（1991）进一步运用价值链理论对全球经济南北差距做了解释，并且创新性的提出价值增值链（value added chain），在分析价值增加值链的结构时发现价值链是一个各生产要素相互融合的投入过程，各生产要素产出的中间品经过加工组装形成工业成品，再通过市场交易、售后服务等环节形成价值链，因此在该价值链上不同国家所处的链条环节不同。基于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能力的国际商业战略设定决定了国家或地区在整个价值链各个环节在之间如何配置的问题[45]。Gereffi et al（1999，2016）将价值链与产品间的跨国生产相结合，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的概念，指出在价值链的设计、生产和营销等环节中，不同的企业分散于这些生产环节之中[60，62]。Ng and Yeats（2003）提出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通过生产网络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从而形成了基于各自要素禀赋差异的环节性生产分工，即区域性东亚生产网络[100]。Ando and Kimura（2006）将东亚生产网络和北美生产网络作对比发现，与北美生产网络相比，东亚生产网络具有明显的垂直专业化生产特征，东亚生产网络包含更多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从而决定了该区域性生产网络具有高度基于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进行垂直化专业分工特性[99]。Baldwin（2012，2013）指出在价值链分工过程中，生产的价值创造环节的全球化特征并且不明显，更多的呈现出区域化特征，并且指出当今的价值链分工阶段，价值链分工主要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这四个核心国家为主，周边其他国家主动嵌入这四大“核心”所在的价值链，从而形成了北美区域价值链、欧洲区域价值链和亚洲区域价值链，但是各区域价值链之间并且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形成彼此之间的联系[85-86]。
.........................
2.2 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构建
2.2.1 增加值贸易核算内涵及演进
1. 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内涵
由于以传统的海关出入境为统计基础的总值贸易核算法将货物的每一次出入境都作为出口或进口的统计，特别是在如今中间品多次跨越国界的生产分工下，传统统计方法存在严重的“重复核算”问题。增加值贸易核算以生产的每一个阶段中的实际增加值作为贸易的统计基础，从而避免了传统总值贸易统计中“重复计算”的问题。
2.2 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构建
2.2.1 增加值贸易核算内涵及演进
1. 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内涵
由于以传统的海关出入境为统计基础的总值贸易核算法将货物的每一次出入境都作为出口或进口的统计，特别是在如今中间品多次跨越国界的生产分工下，传统统计方法存在严重的“重复核算”问题。增加值贸易核算以生产的每一个阶段中的实际增加值作为贸易的统计基础，从而避免了传统总值贸易统计中“重复计算”的问题。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需要对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 TVA）和贸易增加值（Value-added in Trade）做出界定，增加值贸易是指在另一国最终消费中所包含的直接或间接的本国价值增值[26]（Johnson、Noguera，2012），然而，贸易增加值是指总的贸易流中所包含的国内和国外不同来源的价值增值[27]（Stehrer，2012）。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国所创造的增加值被消费的地点和方式的差异，增加值贸易强调本国的增加值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在他国的最终消费中，所以增加值贸易是对一国最终消费品的各个生产阶段不同的价值来源进行追溯。贸易增加值则重点在于研究一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并且没有在进一步区分出口产品是最终用于他国最终消费还是用于复进口回本国。Koopman et a1（2012），郭孟珂（2016）指出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将世界的总产出分成作为各国生产的中间产品投入和满足最终消费需求两部分，从而剔除了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部分，但是在多国模型中，由于存在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界和以最终品的形式返回国内，导致在计算总出口或者总进口时出现“重复计算”问题。增加值贸易从最终产品向后层层追溯价值来源可以有效避免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境造成的“重复计算”问题，因此本文在计算过程中采用的是增加值贸易的测算方法[22，93]。
................................
................................
3.1 ―一带一路‖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 ................................ 32
3.1.1 低技术制造业双边贸易额的增加值分解 ....................................... 33
3.1.2 中技术制造业双边贸易额的增加值分解 ....................................... 37
第四章 “一带一路”制造业区域价值链构建可行性分析 ................................. 68
4.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分析 ......................................... 68
4.1.1 ―一带一路‖低技术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分析 ................................... 69
4.1.2 ―一带一路‖中技术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分析 ................................... 71
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 85
5.1 研究结论 ............................... 85
5.2 对策建议 .............................. 87
第四章 “一带一路”制造业区域价值链构建可行性分析
4.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分析
为了分析我国构建“一带一路”制造业区域价值链的可行性，本文基于前面增加值贸易分析框架和增加值分解结果，选取 2011-2017 年间，上述除美国以外的“一带一路”沿线 14 个研究对象国的 14 个不同技术层次的制造业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进行分析。在价值链分工系统下，产品的生产工序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分配，但是基于海关总值口径统计下的传统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存在弊端，一是传统总值口径下的 RCA 指数忽略一国部门的增加值可以隐含在该国其他部门的出口中从而实现间接出口这一事实；二是传统总值口径下的 RCA 指数也没有考虑一国部门的总出口中含有部分国外增加值的事实（FVA 和 FDC）[43]（王直等，2015）。增加值贸易分析框架能够很好的解决传统贸易的统计弊端，因此基于增加值的显性比较优势分析可以真正测量出一国某一产业的出口竞争力。
4.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分析
为了分析我国构建“一带一路”制造业区域价值链的可行性，本文基于前面增加值贸易分析框架和增加值分解结果，选取 2011-2017 年间，上述除美国以外的“一带一路”沿线 14 个研究对象国的 14 个不同技术层次的制造业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进行分析。在价值链分工系统下，产品的生产工序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分配，但是基于海关总值口径统计下的传统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存在弊端，一是传统总值口径下的 RCA 指数忽略一国部门的增加值可以隐含在该国其他部门的出口中从而实现间接出口这一事实；二是传统总值口径下的 RCA 指数也没有考虑一国部门的总出口中含有部分国外增加值的事实（FVA 和 FDC）[43]（王直等，2015）。增加值贸易分析框架能够很好的解决传统贸易的统计弊端，因此基于增加值的显性比较优势分析可以真正测量出一国某一产业的出口竞争力。
...............................
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5.1 研究结论
（1）从“一带一路”制造业双边增加值分解结构来看：
一是在低技术领域，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低技术制造业出口在不断下降，进口在不断增加。一方面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产业效果显著。但是总体上我国低技术制造业出口总量明显大于进口，表明我国产业调整尚未完成，经济结构还处于调整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待加强。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在不断优化，同时由于“一带一路”的推动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与中国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加。其次，我国的低技术制造业对美出口总量明显大于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总量，我国对美国低技术制造业的进口量却小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加工组装的低技术生产分工位置，面临发达国家“低技术锁定”。
5.1 研究结论
（1）从“一带一路”制造业双边增加值分解结构来看：
一是在低技术领域，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低技术制造业出口在不断下降，进口在不断增加。一方面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产业效果显著。但是总体上我国低技术制造业出口总量明显大于进口，表明我国产业调整尚未完成，经济结构还处于调整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待加强。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在不断优化，同时由于“一带一路”的推动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与中国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加。其次，我国的低技术制造业对美出口总量明显大于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总量，我国对美国低技术制造业的进口量却小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加工组装的低技术生产分工位置，面临发达国家“低技术锁定”。
二是在中技术领域，我国的中技术制造业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规模超过出口到美国的规模，并且结构不断优化，中间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远远大于最终品。我国进口“一带一路”国家中技术规模不断增加，但是与我国进口美国的规模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我国同“一带一路”双边中技术贸易的重复计算部分（PDC）大于我国同美国的重复计算部分表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紧密性在不断加强。
三是在高技术领域，我国高端制造业出口额远远大于进口额，在高端制造业方面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但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针对我国高端制造业的扼制意图日益明显，我国高端制造业最终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中出口美国的比重大于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重，表明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技术领域合作持开放态度，此外，同美国相比，我国同“一带一路”国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双边中间品贸易占比较大，重复计算部分高表明双边技术合作紧密，但是同发达国家间高技术合作程度相比还有待加强，未来我国需要更多地深化“一带一路”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分工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命运共同体的紧密度。
参考文献（略）
三是在高技术领域，我国高端制造业出口额远远大于进口额，在高端制造业方面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但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针对我国高端制造业的扼制意图日益明显，我国高端制造业最终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中出口美国的比重大于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重，表明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技术领域合作持开放态度，此外，同美国相比，我国同“一带一路”国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双边中间品贸易占比较大，重复计算部分高表明双边技术合作紧密，但是同发达国家间高技术合作程度相比还有待加强，未来我国需要更多地深化“一带一路”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分工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命运共同体的紧密度。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