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论文将研究重心放在《野草》文本中内蕴着的“希望——绝望——反抗绝望”螺旋式上升式结构曲线，通过对这一作品中整体而普遍存在着的逻辑架构进行分析，在创作主体情绪的跌宕起伏、表意色彩的浓淡明暗之中观察作者对回环结构的善用，在宏观大框架下试把握蕴含在波动且辩证的曲线结构下的作者神思。
第一章绝望的发轫：孤独与耻辱
第一节“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主体认同的失落
我厌恶世人种种可耻行径，于是逃进寂寞，遁入荒郊，却又不愿孤独地虚度此生，到头来只得和魔鬼打交道。——歌德《浮士德》
每一种叙事背后，都离不开人们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在这一对自我身份的感受和认知下建构起来的叙事，才是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故事。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就在对自我身份的求索中提出了“我是谁？”“我在哪？”以及“我要去往何处？”的根本性追问，对于这“人生三问”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回答者的自我身份确知。而基于人的社会属性，与他人建立联系、凭借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建构自身形象，就成为了人们——尤其是尚未形成成熟价值观的人们普遍的认知来源。
然而，19世纪处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遭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重重打击之后，于危如累卵、内外交困的形势之下被迫认清了“东方帝国”只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这一残酷的现实，在西方主体地位步步逼近的新形势下，国人逐渐丧失了自我确知的能力，在东方传统的“万物皆备于我”[2]故有想象与西方主体视野透视下“东亚病夫”的新身份之间犹疑、徘徊，陷入了矛盾与丧失自我感知的绝望境地之中。在这样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幼年的鲁迅以其生命经验践履着与国家相似的困境，在他身上映射出的“失我”难题，正是在失去主体想象后，痛苦中国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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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坠落之躯：从《秋夜》到《过客》
我必须，像你一样，下降，正如我要下去见他们的那些世人所称为的没落。——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1924年9月中旬，鲁迅开始了《野草》的创作，通过第一篇《秋夜》，就此定下全书的主基调：多事之秋，无光之夜。在这“不知是日是夜”[7]的昏暗中，他开始了明暗之间的彷徨，并在拒绝求乞、拒绝布施的复仇中饱尝“人之子”的杀戮与绝叫，最终在“走”的自我行动中“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8]，完成其前半段的坠落曲线。
在趋向无地之地的堕落中，“离形之影”对沉睡肉体的娓娓告别为这一曲线阶段对应的9篇作品赋予了生死诀别的独有情绪。对应鲁迅此一阶段的个人生命轨迹，“失乡”及其内在指涉的“失我”危机，正是其告别“故我”，在情绪上不断下沉的绝望塑写。因此，在主体情感复调式的波动与演奏中，从《影的告别》到《过客》，我们似乎听到了文本内外交替协作的“诀别之歌”，它以晦涩难解的音调、近乎梦呓的陈词，在此起彼伏的波动中表达着书写主体的孤独与“失我”困境。同时，在如咽如诉的曲调背后，我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到：“绝望”的悲歌尚在蓄势，等待一触而爆发。
相比荆轲刺秦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击筑和歌声，这一诀别之曲更像鲁迅在《铸剑》中所写的复仇者言语模糊的歌声，因为向死的道路上从来只有自我的博弈，并无友人的送别。“影”喃喃的告解，其实面对的还是一心同体的自己；“枣树”虽以复数的“两棵”面对面站立，却还是“一棵……，另一棵……”[1]的孤独呈现。言语的诉说需要倾听的客体，而文本外的鲁迅只有他自己。正如竹内好所说的那样，“文学命运般地联系着他走向发现自己的孤独的道路。”[2]因此在这几篇诗作中，“自我”纷纷裂变出了多个言说客体，如“影”所告别的那个沉睡的身体般，以麻木的冷淡状态“陪伴”着孤独的叙事主体，在象征性文本空间中诉说着鲁迅个人生命经验中始终在场的孤寂体验，并通过对多个“自我”彼此间的排斥，表达他对自身阴暗面的憎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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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绝望的爆发：虚无与沉默
第一节“于天上看见深渊”：自我确证的失败
在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过程中，除了“我是谁？”所内涵的身份认证之外，对“我在哪里？”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样重要，它标志着存在主体对自我“身-位感”[2]的确认，这种身位感“既可以是形而下的实指，也可以是形而上的精神询问。”[3]对“身”的定义来自于对“位”的体察和认知，对“位”的感受又很大程度上由“身”决定。因此，“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在我们之外吸引我们的空间，恰好在其中对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进行腐蚀的空间，腐蚀我们和使我们生出皱纹的这个空间，其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我们不是生活在流光溢彩的真空内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叠合的位置。”[4]在社会这一集合中与他人的关系、在精神内部与自我的关系就构成了这种彼此契合、互相作用的自我感知力量，然而对于鲁迅来说，破碎混杂的时代下，从未确知的自我定义始终伴随错乱的位置经验杂芜而生，未曾退场的惶惑在身体的“失乡”后又使他经历了精神的“失乡”，他终于在创痛酷烈的绝望情绪爆发之中，于矛盾复杂的镜照下第一次看到了自己，而伴随这一否定性自我认知席卷而来的，是对其所处历史位置的绝望，以及他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决。
一、“罪”的发觉：对“自我”的怀疑
与西方在宗教教义启迪下萌生的“原罪”意识不同，鲁迅所爆发出的“罪”感，来源于附着在他多重身份背后，多个自我相互抵触的割裂属性。佩索阿说：“自我，就其本身，是我们中每个人的‘我’，它或许是一种神性维度。这一切错综复杂，无疑都取决于事物所处的时代。”[5]这一点对于有着世界经验和眼光的鲁迅来说更为适用，时局的动荡使天朝上国的东方想象被迫在西方主体的话语体系下被扫至角落，成为一种被边缘化的他者性的叙述。而身处其中，兼具新进西方视野与残存东方想象的青年鲁迅，毋宁说渴望续写西学东渐的历史的周树人终于在具有触发性意义的“幻灯片事件”中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矛盾和两难，然而令人感到绝望的是，无论偏向哪一方，他都会沦为异质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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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向死之梦：从《死火》到《死后》
1925年4月23日到同年7月12日，鲁迅完成了从《死火》到《死后》七篇的创作，创作非常紧凑，集中以“我梦见”为开场白，叙述了他的死亡历险的故事，并在这一过程中以他独特的方式模糊了“梦”与“死”的界限，与此同时又弱化了真/假、生/死的界限，使其彼此交融、不分你我。
顺着生死的边界，《野草》以“过客”的矍铄残破之躯沉郁地向坟而走，开始了新的探索。而这种探索，正是在“梦”七篇中对“死”境的亲临下进行的。从《死火》到《死后》，均以“我梦见”开场，暗沉的意境在人生如寄、黄粱一梦的氛围下变得更加朦胧，未知感加剧着恐怖感，死亡的了然感受又让早已触底的“绝望”感开始反弹，向上演进。《死火》作为过渡结束后的第一篇，延续着以彼此矛盾相悖的叙述来充实文本张力、表达叙述主体思索的手法，同时又在不知觉中暗暗切换了矛盾主体，同时也更改了两难困境的发生场域。
在上一层波动结构中，“影”面对的困境是“明/暗”的处境两难；赤身男女面对的困境是“相杀/相拥”的行为两难；过客面对的困境是“前进/后退”的方向两难，这些“两难”的困境归根结底都是“生/死”的自我辩难，然而在《死火》中，“死”的先决条件已然框定了“火”有限的生存区间，其所面临的“烧完/冻灭”困境也已经全然站在了死亡的泥淖中，唯一可供选择的只是“死”的形式，“生”已成为小径分岔中未选择的那条不通的弃路。
叙述的内在场域的悄然切换，是对必死的确信，同时也是叙述维度的悄然变化，在逻辑上紧紧接续了前篇《过客》中的“前方是坟”的已知与“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的未知，长驱直入死亡之境，在跨篇章中继续互文性的照映与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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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绝望的突围:反抗与超越 ................................... 42
第一节 “于无所希望得救”:对“旧我”的超越 ..................................... 42
第二节 新生之日:从《这样的战士》到《题辞》 ............................ 46
第三节 文本内涵的辩证性............................... 47
结语 ........................... 53
第三章绝望的突围：反抗与超越
第一节“于无所希望得救”：对“旧我”的超越
一、“坟”：向死而生
海德格尔把人之此在称为“向死的存在”[2]，作为生命的极致状态，死的威胁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诱惑与呼唤，不断在向下坠落的叙意空间中反射着我们对其对立面，即“生”的塑造。自年幼丧父以来，鲁迅就深刻体验着生命的有限性，同时，背负羸弱之躯的他也有过多次濒死体验，在极致性的肉体伤痛中经历常人之未尝经历，“死”就成为他思索、创作的重要工具。在这里，我们主要要探讨的是在经历了对自我身份定义及所处“循环”性荒芜空间的“绝望”后，从“存在”层面对自己产生根本性否定、坠入虚无体验的鲁迅在精神上的冒险，以及透过这一穿越活动，他如何在价值重估的颠覆性作用下，以“死”重建“生”之存在，并重获意识复苏的。
1924年9月24日，在给李秉中的信中，鲁迅表露了他自我怨恨以致产生自灭欲望的想法：“……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3]他之所以萌生这种苦恼，正是由于其自我身位的摇摆与矛盾，对自身罪恶的察觉，是鲁迅产生自厌情绪的起始，而对外部世界的无能为力，以及在此飘摇世界的变动下愈发模糊的自我认知，更是促使他在文本内外多次在死的绝境中自我拷问、自我挖掘的重要原因。“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4]《墓碣文》中“抉心自食，创痛酷烈”[5]的表达，同样也是其“失我”绝境中，表现为自虐的自救模式。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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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经由对“绝望”的本源性体认与创新性表达，鲁迅在《野草》这一向内书写的文本框架内建立起了一套复调式的波动曲线结构，它在文本表意内容与哲学思想层面双双实现了对书写主体创伤经验的形塑与结构，通过这种对个人痛苦的象征性表达及“求真”愿望的抒发，《野草》实现了在平面的文本空间内沟通矛盾、同构两难、解除悖论、走出绝望的立体哲学性意义。同时，通过这一由形而上走向形而下的“希望——绝望——反抗绝望”思维脉络，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蕴蓄其后的，鲁迅高超的文学艺术造诣与顽强不息的生命哲学。
通过对生命本源性的“绝望”的体察与践履，鲁迅实现了自我身份由“失我”、“无我”以致“超我”的超越性发展，与此同时，对其所处经验视野的“归乡”、“失乡”到“坟”，通过对个人生命极致状态的践履，鲁迅借《野草》完成了他对自我存在的探寻，经过了“向死而生”的生命轨迹、“绝望”与“反抗绝望”的意志线索，矛盾的、迷失的自我开始被建立起来，间杂着矛盾逆悖双方的“中间物”身份、伴随其文化献祭的精神体验得以成就。
此外，自我形象的逐渐清晰标示着思想具体化的实感空间开始建立，凭借着对“绝望”这一否定指意空间不可逆转的确知，鲁迅通过对形而上思想层面的突围，在行动的建构之力下，以否定之否定的“反抗绝望”实现其对自我形象的进一步确认以及对自我存在空间的主动建立，至此，作为近代中国复杂性肉身象征的鲁迅终于凭借着绝望走出孤寂与罪责，立体的、圆满的自我得以独立，并在反抗中建立自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形象鲜明的“自为”者，他以“向死而在”的生命属性诉说着自己的绝望与反抗，慰藉了后来者寂寥的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