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本文的意义在于，通过传播研究，以道路作为媒介，理解道路背后的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变迁，为乡村社会传播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换句话说，作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道路不仅连接了地域，而且在以路为媒的视角下，还呈现并重塑了乡村的社会关系。
第一章通村路：连接国家与乡村的媒介基础设施
第一章通村路：连接国家与乡村的媒介基础设施
一、道路：被忽视的基础设施型媒介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如果细细探究道路形成的背后，也许我们可以说，道路背后反映出的是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或者说道路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路对于人与人的交往和人对于路的形成，两者之间缺一不可。道路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结构化的存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例如，正是有了道路的存在，才使得道路两端的人的交往有了可能性。如果没有道路，则很难将两端的人连接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路所具有的这种连接性，让路的存在似乎与生俱来就带有一种经济价值。正如汉代张骞出使的“丝绸之路”一般，这条道路的出现也使得沿线区域成为较为繁荣的商贸重地。
道路系统越发达，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就越有利。道路系统就像流动的水系一样，哪里有水哪里就活了。但因山地较多，地形较为复杂，地方经济不发达等多因素的存在，使得西南地区的道路系统一直处在较为单一的状态下。因此，在两千多年的变迁中，道路系统的不发达成为阻碍西南地区发展的阻碍因素。以盐津为例，“在盐津县境内有一条自秦、汉开辟的古驿道，史称“五尺道”，为古代中原入滇要道之一。民国时期，盐津到昆明的道路只有一条，盐津到四川宜宾的道路有两条，县境内通行的驿道主要有21条，全长636公里”1当然，对于道路的理解，不能仅仅从基础设施的角度去理解，它同样还是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型媒介。那么，在论及路的媒介性何以体现这一问题时，便不得不解决为什么道路是媒介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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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筑路：连接国家与农村的中介
本节重点分析道路的媒介作用，即道路将国家、基层组织、农民连接起来，体现出道路作为媒介的连接与中介作用。道路与国家、农村之所以能被联系起来，筑路实践起到关键作用。只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够将三者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看待。换句话说，因为修路这一实践，将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群众连接在一起，道路则是这三者间的中介桥梁。此时F村与国家的联系便是通过修路一事体现出来。因而道路成为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媒介。
一、道路：国家与基层组织的中
介道路的延伸在本质上带有一种国家权力与控制的表现。自秦开辟“五尺道”，到汉筑“南夷道”，以及之后道路的修筑，背后都离不开国家的力量。或许是为了更好管控边境地区，抑或是为了国家建设发展。道路，总是成为国家目标实现的一种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因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及农村在这过程中所起到的补给力量作用，使得国家向农村汲取资源成为必然，农业税的索取便是典型的一种方式。F村属于粮产数量较多与农业税缴纳较多的村庄，但却因交通阻塞问题带来公余粮运送效率低下的问题，因而，F村率先开启道路修建计划。道路需要修筑，离不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目标设定，更离不开基层组织的全员动员作用。彼时的“人民公社”组织具有国家派出机构的含义，它的存在助力这一目标的加快实现，这一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村群体必须依赖于此才能生存。因而，它也就能够发挥出这样强大的全员动员力量。有了这一目标实现的动力以及基层组织所起到的动员作用，道路修筑似乎就不成特别困难的问题了。这样来看，道路的存在便是国家实现目标的一种方式，基层组织的作用也就通过修路这一实践的成功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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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村组道路：连接村委会与村民小组的媒介基础设施
第一节20世纪80年代后F村的变化
本节阐述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背景变化中F村相应的变化，以此引出在国家社会转型背景下的F村第二阶段修路的具体实践情况。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分田到户掀起了国家改革的步伐，并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点，从前被严格垄断的空间与资源转变为“自由流动的空间”与“自由流动的资源”1。城乡之间的联系并不因为户籍制度的存在而呈现完全的城乡二元对立状态。改革开放的出现就好像给城乡世界打开了一道互通的大门，偏远山区的F村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此外，通村路的修通，县道、省道等线路的开通完善，将西南地区贫困山区的人与东部地区较为富裕的人联系在一起。
一、“流动的空间”与往外走的人
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分田到户、取消“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改革，改革开放在全中国遍地开花，引发了社会的不同变化。改革开放的变化之一“自由流动的空间”，人口的流动不再受限于一纸介绍信。同时又因为乡村主干道的修通，一部分有勇气的人开始寻找外面世界的机会。这时，F村的部分男性劳动力则开始背起行囊，远离家乡，去外面找寻出路。大部分人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去河南砖瓦厂、山西煤炭厂和广东糖果厂等地谋生。
“当时要出去打工还是要点勇气的，一般都是跟着亲戚介绍出去打工的。我最开始去的是山西煤炭厂，因为家里人口多，做农活赚不到钱，就跟着他们出去打工了，但是煤炭厂不安全，我没做多久就逃出来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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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筑路：制度主导与关系流动
本节探讨在项目制与资源下乡的结合下，F村21世纪初的修路机制以及修路所引起的关系流动和修路背后村委会与村民小组间从“信任”到“不信任”的社会关系的呈现。各村组道路的挖通，以及后续的硬化工程在村委会对项目的争取无力与村民的焦急渴望下，产生新一轮的传播交往故事，引起不同层级主体间关系的流动与交往。而这些基于身体存在而产生的交往对于F村村庄的社会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F村的关系。道
路，再一次将基层组织村委会与村民小组内部的村民之间联系起来。
一、乡村基层组织与F村修路机制
不论什么时候，基层组织的存在都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其存在形式不一样。对于基层组织重要性的理解，不应从基层组织完成特殊硬性任务去评判，应该认为基层组织的存在，有其普遍性的价值。只有恰当合适的基层组织设计的存在，才能将国家农民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要从农村社会提取资源，不是要重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而是要利用、改变和改造农村，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来维系农村社会的基础秩序”1。学者贺雪峰的这一论断比较直白地阐释了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对于国家利用、改变、改造农村的重要作用。基层组织建设得好，作为国家代言人的基层组织就能够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联系紧密起来，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让人民群众做自己的主人，基层组织的存在就成为上传下达的必要性、普遍性存在，就不再只是处理特殊时期、特殊问题的特殊性存在。因此，我们不得不从基层组织存在的普遍性来理解其重要性，以此为基础，才能够更好理解农村基层组织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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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联户路:连接村民小组内部的媒介基础设施 ........................... 54
第一节 脱贫攻坚时期的F村社会变迁 .............. 54
一、 F村道路系统的变化 ....................................... 54
二、 F村生计、房屋方面的变化 ............................ 55
第四章 结论与反思 ............................... 64
第三章联户路：连接村民小组内部的媒介基础设施
第一节脱贫攻坚时期的F村社会变迁
本节主要集中于F村在2015年脱贫攻坚时期的乡村变化。
从1986年正式展开中国扶贫的道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后离不开的是国家的扶贫。从扶贫攻坚到脱贫攻坚，体现的是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交通先行作用，加大对贫困地区交通投入，让贫困地区经济民生因路而兴。
盐津县在脱贫攻坚时期的变化发展是巨大的。以交通方面为例，近些年盐津的交通情况总体发展向好，“在2021年3月举行的昭通之变－盐津县专场系列新闻发布会上，盐津县委副书记、县长郑磊发言介绍介绍盐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提到‘十三五时期，盐津硬化乡村道路1531.4公里，建成联户路113.3公里，23万人的出行条件得到改善’，这五年是盐津历史上投入资金最多、资金量对重大、建设项目最多的五年”1。
F村也在脱贫攻坚阶段内也认真落实好产业扶贫、基础建设、救济救助、环境打造等各项政策和工作，2019年底全村贫困发生率降至0.86%2，取得了全村脱贫的成效。在交通方面，大部分村组的公路都已被硬化，极大提高与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即使有部分村组的道路没有被硬化，相信F村在以后的发展规划中，同样会抓住项目，努力发展。
新闻媒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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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结论与反思
毋庸置疑，道路是媒介，而且是社会中的元素型媒介，是媒介基础设施。之所以说道路是基础设施媒介，“是因为它是媒介技术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1。人类的许多社会活动都依赖于媒介的存在而开展。媒介构筑我们的世界之景的同时，人类也在围绕媒介展开活动。如果从媒介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从媒介物质性视角出发来看道路作为媒介背后呈现的社会关系与道路对于社会关系的形塑更突显出媒介的能动性。可以说，媒介与人类社会是互动且互构的状态。
F村的道路系统网络从通村路、村组道路到联户路的过程，就像表皮直至细胞深处的过程，对于乡村社会的变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的筑路互动中的社会交往与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可以探析出F村的社会关系变迁历程。本文发现，一方面，道路作为基础设施的存在，将国家与农村、村庄基层组织与村民以及村组内部的村民连接在一起；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修路实践，使得不同的主体围绕道路互动并构建起复杂的乡村传播网络，让不同的社会关系围绕道路而产生流动，形成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在改革开放前夕，道路作为媒介基础设施，一直存在于F村的社会中，是一种结构化的存在。因为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目标的需要和F村“鱼米之乡”的历史地位，F村的通村路被较早提上日程，在“人民公社”组织和F村劳动力群体的身体参与下，道路作为最基础的媒介，或者说元素型媒介，将其他媒介一起牵连带动进筑路实践中，组成一个媒介网络。F村村民的筑路实践与媒介的参与共同促使了通村路的完成。从筑路交往背后来看F村改革开放前夕的社会关系，可以得知F村村民与基层组织之间呈现出“庇护主义”关系，村民与村民之间呈现原子化的关系。“庇护主义”关系呈现出纵向上的公因素与私因素的结合，“原子化”的关系呈现出横向上的村民间的社会联系变得减少、薄弱。此时的庇护主义关系与原子化关系的呈现都是在资源高度垄断下的稀缺资源再分配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