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本文试图探讨新流动范式对传播概念的重新定义以及该理论对传播研究议程的拓展，最终回归到传播研究本身，试图为当下陷入“理论的贫困”的传播研究增添新的内容。
1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的思想溯源
1.1空间转向与物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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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晰新流动范式这一概念，需要把厄里的研究放置于传播思想史中并与不同理论家思想的交光互影中解读。在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空间被视为社会交往的容器，这实际上忽略空间作为生产空间的主体意义及其内在的社会经验。③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空间转向，例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提出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时空压缩，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图像、人、资本和信息的快速流动形成空间内部的复杂性。④此外，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蒂姆·克罗斯韦尔（Tim Cresswell）关于移动空间的阐述也为厄里的研究提供理论参照，厄里在此基础上提出空间是由持续变化的多种物质，这包括物体本身以及物质环境，在不断组合和重组的过程中形成的。
厄里等人认为“流动性不仅仅是把人和商品从A地运到B地，而是包含了多种社会经验的实践经历”。⑤即新流动范式融合传播经验与空间实践，基于物质、流动和社会结构、关系与经验进行生产与再生产。⑥谢勒尔认为新流动范式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而厄里关于流动性的研究是将这种空间思维传播的更远更广。⑦近年来，在流动技术扩散的推动之下，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也逐渐将目光聚焦到空间这一概念，旨在理解空间和地方是如何通过传播进行表征以及建构的。①本文将沿着空间这一路径来阐释厄里对传播研究中物质性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正如帕克指出的那样，对物质性研究的兴趣可以描述为二十世纪末期出现的空间转向的扩大和深化，因为传播与空间的互构观同时还关注传播（也是空间）的物质和符号维度。②在这种情况下，空间转向导致了对传播作为地方生产中的物质元素的重新思考，因而地方成为一个动态而非静止的建构概念。
厄里的思考也与索亚的空间正义理论互相观照，“正义的地理，或者说‘空间性’(我将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是正义本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正义和不公正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上建构和演变的一个重要部分。”④厄里在讨论权力议程、机制与技术的紧张关系时，会问及谁促使其这么做以及这么做的缘由和目的是什么，只有充分考察地理、区域和空间的可变性，才能为阐释提供必要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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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都市社会学理论
而关于流动性转向这一问题上，厄里深受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启发。一直以来，流动性是齐美尔和芝加哥学派中的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齐美尔早期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研究为流动性范式分析确立了广泛的议程，他也是第一个尝试发展流动性范式的。除此之外，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厄尼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等人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关注流动性的社会本质。厄里在其文章中也多次提到帕克和伯吉斯的城市流动研究，特别是关于流浪汉、难民等弱势群体的流动生活，认为是齐美尔思想的延续与发展。⑤齐美尔对城市生活的解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类似，通过检验现代流动模式来进一步了解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他分析现代生活的破碎化和多样性，表明流动的多样性是当前现代城市生活的中心特征。⑥但与此同时，齐美尔指出这种高度流动化的工业社会带来了社会加速，这种快速流动和不间断的外部刺激使得人们被迫形成一种淡漠的态度，使得每个人都具有“高度个人化的主观性”，这与厄里关注流动实践中的“人”这一深层内涵产生联系。
此外，齐美尔对流动基础设施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厄里，他认为道路建设的意义在于为地方之间创造了一种永久的联系。在厄里看来，这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解释，因为海德格尔同样认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功能在于重组了人们的居住和流动方式，并且开启新的社会模式。厄里指出，当前对流动性的研究大多存在于交通研究和旅游研究领域，而这其实违背了齐美尔在流动性研究上的初心，这也是促使他超越交通与传播学科二元对立的动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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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内涵及其与传播学的理论勾连
2.1“新流动范式”的思想内涵
2.1.1何为“新流动范式”
新流动范式的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实体空间内人与物的流动，也包括虚拟空间中的信息流动以及想象性内容的流动。根据流动性的形式进行分类，可以归纳出五类流动。1.人们为工作、休闲、家庭生活、娱乐、迁徙和逃避而进行的实际流动；2.交付给生产者、消费者和零售商的物品的实际流动；3.通过在文本、电视、电脑屏幕和电影中看到的图像和记忆，在别处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流动；4.网上虚拟流动；5.通过信件、明信片、生日贺卡、圣诞贺卡、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即时消息、视频会议和“视频网络”等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流动。④不同的旅行方式涉及到不同的具身表现，它们是五种形式社交居住活动的形式。这种新范式强调了这五种流动方式之间的复杂组合，从而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
2.1.2“新流动范式”的特征
新流动范式之“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在全球化的研究背景之下，厄里关注的全球性与本土性之下的日常交通和物质文化，以及与流动相关的通信技术和新兴基础设施。“新”体现为世界各地的流动规模、流动系统的多样性、流动过程中的风险性、流动在人们的社会和情感生活中的重要性等，这为我们研究全球的流动性提供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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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流动范式与传播学者的理论对话
探查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的主要关涉方面，也意在为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提供可溯的路径。也就是说，以莫利为主的一些传播学者，通过对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的阐释、理解或者迁移，桥接社会学理论与传播学之间共通的部分，抑或者说传播学本身就包含这些内容，只是在跨学科的激活和“互助”之下，展现新的研究“面孔”。
2.2.1保罗·亚当斯：超越虚实的二元对立
北美传播地理学代表人物保罗·亚当斯在内的传播地理学者强调要与这一新流动范式产生批判性对话，因为媒介地理学与新流动范式之间天然具有内在联系。①如果按照学者袁艳对西方地理学研究媒介与传播现象进路的介绍，厄里是在虚拟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的交叉领域，即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交域展开研究。在这一点上，厄里与保罗·亚当斯之间有相似之处。厄里从社会学的流动研究出发影响了传播学，既关注人、货物和其他形式的流动性，也注重家庭、城市、地区、国家，以及与虚拟空间的接合共通。保罗·亚当斯则是从地理学出发走向了传播学，除了他著名的“四象限图”——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地方——分别代表着四项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和范式，他还分析了传播地理学的形而上学问题（从文学、电影等角度研究空间问题），侧重在传播内容和载体中发现空间和地理的问题。保罗·亚当斯也在寻求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接合的关系，“即社会技术发展和人类经验模糊了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在第一手信息和媒体之间，在地理空间和表现空间之间，在媒体消费的场所和实践与媒体生产的场所和实践之间的关系。”②同时他也认为，空间和场所的概念“是关系的和动态的概念，同时是物质的、存在的和社会的。”可见，在保罗·亚当斯那里，空间包含了物质空间、想象空间以及社会空间。在这一点上，厄里和亚当斯也有共鸣：网络化的交流和实践过程都植根于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等物质基础。空间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实体空间、虚拟空间、社会空间以及彼此之间交汇之所，“这些媒体形式重塑了我们的生活场所，将新的场所分层放置在旧的场所上，提升了不真实或虚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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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与重返传播研究物质面向...........................17
3.1对“物”的重新审视：从空间转向到物质性................................17
3.2对媒介环境学派的回应：传播与交通的耦合.............................18
3.3对基础设施的聚焦：媒介的可见与不可见性................................19
4新流动范式的涵化以及传播研究议题建构.............................22
4.1流动中的媒介使用......................................22
4.2人际传播与亲密关系的再现...................24
4.3公共与私人领域的消融..............................26
5结语...................................30
4新流动范式的涵化以及传播研究议题建构
4.1流动中的媒介使用
新闻媒体论文参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人们逐渐习惯于虚拟和实体空间的交融与统一。我们使用智能手机扫码付款、预约网约车出行、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定外卖，可以说日常的流动实践深深嵌入在平台与基础设施当中，即平台已经完全和公共领域相融合，从而形成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流动中的媒介使用是将实体和虚拟流动的结合，是对以往传统的传播方式（例如以电报、电话等固定不动的传播方式）的颠覆与更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播模式的重新书写。实体流动伴随着虚拟流动，这让人们无形之中笼罩在传播的“大网”之中，人们看得到是个体作为节点的流动，看不到的则是个体通过移动终端发散形成的虚拟动线，由此形成了以媒介为连接的人、物与信息的流动与传播。
对流动中的媒介的关注强调了媒介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过程，遵循媒介对社会的建构路径研究传统。在这里，媒介是作为社会元结构和基础设施结构的角色发挥作用，是一种结构性力量，而非社会的附属品或构成物②，由此形成了平台的基础设施化等新趋势，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悖的概念。如果从大型技术系统（LTS）的研究路径进行对基础设施的研究，会发现基础设施起初是作为公共产品的定位出现的③，在某种程度上基础设施的表征还与国家治理模式具有紧密的联系，是一种政治话语。但随着197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的盛行，政府垄断的局面被逐渐打破，私营资本不断加入竞争，资本的持续流动极大地丰富基础设施的可供性。另一方面，随着Web2.0的兴起，脸书、谷歌等数字技术产生的虚拟流动逐渐覆盖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这模糊了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的界限。这都为基础设施逐渐平台化（私人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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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在考察传播作为一种广义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关于流动性的探讨显得非常必要。流动性理论研究重点在于通过流动对社会的建构使流动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它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再现，而是嵌入其中进而改变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社会关系。流动对全球、城市以及家庭都产生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流动所需的燃料对全球气候带来变化，并且将风险和疾病转移至全球；从中观层面来看，流动性改变了国家和城市的形态，促使国家和城市转向强调社会空间的历史性、地理的多态性、规模的重构和国家空间的再造；从微观层面来看，流动性改变了人们的流动方式，使得强弱关系得以通过通信设备等方式来维持，也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的“在线”与“缺席”的观念。尽管厄里并非典型意义上的传播学者，但其学术思想通过戴维·莫利等学者引入到传播学领域中，其方法论也间接地影响着传播学领域。
此外，基于当前的流动性理论，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首先是关于人与“居住机器”的关系，一些小型化、私有化、数字化以及流动化的媒介，例如随身听、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个性化智能汽车、互联网等硬件设备，这些可流动的媒介越来越多地与人类结合起来，年轻人甚至将他们的手机描述为自己的“义肢”，在身体上与他们紧密相连。那么这些媒介的流动是作为人的延伸还是作为独立于人的身体而存在？其次，随着交通和媒介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其中也存在“流动的悖论”。一方面，交通工具以及媒介的更新使得人们流动的效率越来越高，作为个体的流动性增强。但在流动过程中，人的身体确是相对静止的。如何理解这一流动的悖论呢？这些问题都给传播研究者更多可思考和延展的内容。在后疫情时代，流动与静止已经从传统的字面含义变为一种表征与隐喻，谁能流动，而谁又停留在原地，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实体空间中的争议话题，这就涉及到网络资本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区隔与差异。而这些都是我们在厄里的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可以展开讨论的内容。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