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之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做出理论和机制分析，并分别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做出分析，同时，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与前面的理论分析形成现实对应，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二十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8%，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占GDP的比重将攀升至50%，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与企业融合发展的战略要求，不断提高我国企业数字技术基础创新研发能力，国资委不断加快部署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制定出台一系列相关转型升级政策，完善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平台。在政府各项相关政策的大力推动之下，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数字经济彻底地改变了我国传统企业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构筑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788.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比上年增长16.3%，占全球份额的10.5%，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即使面对着形势复杂多变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对外直接投资都取得了稳定、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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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
论文共分为五章。
第1章为绪论。本章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与不足。
第2章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梳理，主要包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数字化转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和文献评述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其次，理论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应假设。
第3章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本章首先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行业与结构、地区这三个角度分别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其次，介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法和分析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并总结了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点。
第4章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建立计量模型，利用Stata计量软件进行实证检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其次对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机制检验。
第5章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本章总结了前文的研究结论，并基于研究结论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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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2.1 文献综述
2.1.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1)金融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选择金融化发展，我国企业金融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安磊和沈悦（2020）指出，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金融化之间其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因为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企业实体投资的一种方式，所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金融投资存在抑制作用。张成思和张步昙（2016）同样指出金融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彭俞超和黄志刚（2018）认为由于企业风险异质性导致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银行信贷支持，部分资金短缺的非金融企业选择向影子银行借款，间接提高了影子银行的收益率，促进了影子银行的发展，使资金充裕的非金融企业将资金转向影子银行而不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加深了企业的金融化发展，挤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
当然，除了金融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之外，金融化还可以成为非金融企业的“蓄水池”。由于金融资产通常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可以作为“蓄水池”来缓解企业未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升值，还方便及时变现（杜勇等，2017）。Stulz（1996）和Ran等（2010）都认为非金融企业可以出售金融化资产来换取流动资产，用于缓解企业财务困难。因此，当金融化成为非金融企业“蓄水池”时，“蓄水池”中的资金可以用于对外直接投资，此时，金融化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2)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2)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资金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当企业计划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但又无法直接从企业内部拿出资金时，企业能否顺利融资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与否，此时，融资约束明显阻碍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齐俊妍和任奕达，2020；Buch等，2014）。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来看，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面对的风险更大，获得的政策支持相对更少，当然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也高于国有企业，因此更难获得资金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葛顺奇和罗伟，2013；王碧珺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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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分析
2.2.1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促使更多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Hamilton等，2017）。数字化转型涉及企业内部组织网络化、生产产品成本控制能力、进出口销售贸易等方方面面，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互联网等数字化转型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能够增强企业综合实力，赋能企业突破贸易国相互间地理距离的限制（Helpman等，2004），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数字化转型将促进企业技术比较和知识的传播，改变企业的组织形式（沈国兵和袁征宇，2020），同时可以予以企业多方面的制度变革，如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组织行为等，为企业开创机遇和条件，全方位提升企业实力（胡斌和刘作仪，2018）。杨德明和毕建琴（2019）证实民营企业实施“互联网＋”能够显著增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相应的，公司估值也会显著提升。戴金平和韩丰泽（2021）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同样证明互联网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使企业综合实力得到全方位增长。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从供应链环节到售后服务站和产品运输（盛斌和高疆，2021）。根据Buckley等（1977）的企业内部化理论，当在市场不完全时，企业倾向于在内部建立分支机构而不是选择外包出去，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后会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建立企业的内部市场，因为这样会明显降低企业的成本（孙湘湘和周小亮，2018）。
由此提出假说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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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12
3.1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 ................................ 12
3.1.1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分析 ...................................... 12
3.1.2 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与结构分析 ........................... 15
4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35
4.1 数据说明和模型构建 ............................. 35
4.1.1 数据说明 ...................................... 35
4.1.2 模型设立 ............................... 39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56
5.1 基本结论 ...................................... 56
5.2 政策建议 ............................. 57
4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数据说明和模型构建
4.1.1 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选择使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统计情况表中2011—2021年之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具体数据清洗与匹配过程如下：①剔除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中国上市企业，这些上市企业的行为可能因受到多重监管而产生异化；②剔除某一年度或数年ST、PT类上市企业，因为其经营状况有明显异常；③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企业样本，因为金融类企业的财务状况与普通企业差异较大，不具可比性；④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⑤对连续变量进行1%及99%分位的缩尾（Winsorize）处理。经过上述筛选程序，本文最终得到了2011—2021年间3338家企业的14203条样本观测值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样本的年份分布情况如表4.1所示。
(2)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DIGT）。选取使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数字化转型指数中2011—2021年之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的测度如前文表3.5所述。企业数字化转型样本的年度分布情况如表4.1所示。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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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基本结论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逐年增加，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不断攀升。在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下，企业逐步实施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和影响得到了广泛关注。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现有研究普遍缺乏理论和实证证据。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之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做出理论和机制分析，并分别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做出分析，同时，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与前面的理论分析形成现实对应，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2021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强势反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屡破新高，已经连续十年位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占全球份额连续六年超过一成。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与结构来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参与海外并购，投资行业也覆盖国民经济全类别，其中制造业行业的并购数量最多，但并购资金大部分却流向生产和供应业。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看，投资已经遍布全球81.5%的地区，其中63.3%流向亚洲，25%流向拉丁美洲，流向欧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均不超过5%。
第二，在2011—2021年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为1.38%，可见目前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增长相对缓慢，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难以满足推动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从行业分布来看，数字化转型程度发展较好的行业大多分布在信息业、服务行业、金融业等消费端行业中，大多数传统型企业还没有部署完善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规划。
第三，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且在通过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更高阶的固定效应和替换关键解释变量这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细分之后发现，其中数字化成果和组织赋能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最大，战略引领、技术驱动和数字化应用也都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但促进效果和显著性都不如数字化成果和组织赋能，只有环境支撑的抑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但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