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分析最低工资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通过要素层面的分析，对帮助企业改进生产决策，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也对我国建设双循环发展格局有着基础的理论依据。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在过去二十年间，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和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7次部务会议上通过了《最低工资规定》，并决定于2004年4月31号起实施，这项规定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2008年我国政府又对该规定做了进一步加强和健全，针对最低工资分配不够合理的地区和企业进行了改进，加强了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力度。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1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议上表决通过，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这些法律和规定通过强调对劳动力权益的保障、增加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以及加强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等，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影响，也促进了最低工资水平的上升。现有文章也已表明，新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加强了最低工资水平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作用（Huang et al.，2014）。从数据上看，我国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都呈逐年上涨趋势，从2000年起至2013年，我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水平年平均增长率达10.56%。其中，2000年至2003年各地区最低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7.13%，而从2004年到2013年间，最低工资增速达到了11.59%，平均超出《最低工资规定》发布前约四点五个百分点。可见，随着最低工资政策的颁布和执行，我国最低工资的增长速度更快、幅度也更大。此外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他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提升了靠近上一期最低工资线的员工的工资，从宏观层面上看，它也促进了社会整体工资的上调，带动了社会平均工资的上升（Dube et al.，2010；马双 等，2012; Mayerneis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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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随着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我国中间品贸易逐年上升，本文基于中间品进口蓬勃发展的态势，以及最低工资逐年上涨的背景，运用微观企业数据，主要探讨最低工资上涨和中间品进口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而使用logit和probit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以及省际边界城市配对样本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从生产率水平、企业所有制结构、贸易方式、地理位置、行业结构、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来源国发展水平等对最低工资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从技术-技能互补的角度研究其中的机制路径。本文主要通过几下几点进行展开分析。
（一）文献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展开：一是最低工资对就业和福利，二是最低工资和进出口，三是企业进口，四是企业中间品进口质量。叙述总结最低工资提升对企业劳动力结构和进出口选择的影响，在理论上分析得出最低工资可能对中间品进口产生的影响，从企业视角上解读最低工资和中间品进口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二）数据与指标测算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各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并借鉴Brandt et al.（2012）的贯序识别匹配法数据处理方法并对其进行数据处理和匹配。关于中间品进口质量数据，本文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方法，构建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偏好的效用函数并使用海关数据对其进行估算。对于最低工资数据，因为没有现成的数据库，本文通过浏览各级政府网站、政策文件、统计公报、官方报纸等多种方式进行查找获得。最后，本文最终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最低工资标准数据的合并数据，其包含对外投资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全部信息，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数据基础，并运用统计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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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回顾
第一节 最低工资相关文献
一、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就业及员工福利
现有大量关于考察最低工资对本国劳动力就业及员工福利等方面的影响的文章，但他们研究结论并未统一。一部分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水平对本国的就业市场存在着负面影响。Hicks（1963）在《工资理论》中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由此将会引发边际技术替代率发生变动，进而促进企业在生产中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替代劳动。Magruder（2013）发现最低工资可以在高工资均衡下协调发展，并且有强烈的趋势支持大幅提高最低工资：而因为最低工资会提高试用期内招聘新员工的成本，所以正式就业增加，而非正式就业减少（Dube et al., 2016）。Alaniz et al.(2011)利用尼加拉瓜的数据研究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法定最低工资的变化会导致工资在变化前最低工资的20%以内的私营部门工人的工资显着增加，但为缩减劳动力成本，企业会进行裁员、减少招聘等，这样就导致了就业市场上的就业水平降低。同时，他们还发现从正规部门失业的劳动者可能从事无偿家庭工作，他们在公共部门找到工作的比例较小。我国也有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对此做了验证，蔡伟贤（2021）使用我国2008年至2016年地级市数据和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最低工资的上升会使得低技能员工被辞退，降低员工匹配效率。往往，最低工资靠近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代表着低技能劳动力，他们竞争性较差，受最低工资变动的影响程度也越高。Acemoglu and Pischke（2003）同样发现了，随着公司用工成本的提高，公司的人力资源素质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公司裁员。Huang et al. (2014) 使用与分类企业调查数据相匹配的县级最低工资数据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就业有显著的不利影响，特别是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颁布实施以后，对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影响更大。这种在高技能和低技能员工间具备的差异在员工培训方面也依然存在着，Wolfgang et al.（2008）发现低工资导致了技能不平等，最低工资的提高导致低技能工人的培训减少，高技能工人的培训增加，并有可能造成“低技能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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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企业中间品进口相关文献
一、进口贸易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进口贸易的不断重视，进口贸易在我国的比重不断增加。国内涌现大量的研究企业进口的相关文章。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的影响，并且都得到了统一的答案。早期，Beck（2003）使用1966年至1995年，65个国家的大型跨国样本和较长时间跨度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程度对制成品进口份额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现在，随着进口在我国的战略性地位逐渐凸显，越拉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融资约束对我国企业进口的影响。
在当前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金融主体融资较难的大背景下，企业面临着相当的融资困境。融资约束会抑制对企业进口活动，对企业进口概率、进口规模、进口种类、进口数量产生抑制作用。魏浩（2019）采用四元边际的分析框架，从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两个角度、七个指标分析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四元边际的抑制性作用。毛其淋（2020）使用2000年至2013年的数据研究我国僵尸企业的存在引发的对企业进口的相关问题，发现僵尸企业的存在扭曲了融资信贷分配，加剧了非僵尸企业的融资约束，缩减了企业进口规模，降低了进口概率，减少了进口种类，抑制了进口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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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最低工资和企业进口现状 ············· 18
第一节 最低工资现状 ························ 18
一、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基础 ························· 18
二、最低工资增长变化 ···························· 18
第四章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24
第一节 计量模型 ··························· 24
一、计量经济模型 ······························ 24
第二节 主要变量的设定 ························ 25
第五章 最低工资水平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实证结果 ····· 28
第一节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 28
一、基准回归结果 ······························ 28
二、稳健性检验 ······························· 30
第五章 最低工资水平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实证结果
第一节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在当前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工资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水平是否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产生影响。本文按照公式（1）对此进行测算。另外，为了检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依此加入了不同的控制变量以及不同的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检验，此外还替换了不同测算标准下测算的进口中间品质量，回归结果如表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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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借鉴樊海潮（2015）选取5和10作为差异化产品的替代弹性。表1汇报了最低工资和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在表2列（1）-（4）中，我们选取的产品替代弹性σ为5，列（5）-（6）对应的σ为10，第（1）列只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我们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会对进口中间品的质量产生正向影响。第（2）列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城市固定效应，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可以发现我们的结果依然稳健。列（3）和列（4）分别在列（1）和列（2）的基础上增加了城市特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市辖区总人口、市辖区人均工资，产业结构，存款总额）和企业特征（资本密集度、员工人数、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的控制变量，可以看出最低工资的显著程度未发生明显改变，但数值相对于列（1）和列（2）更大，这进一步验证了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对企业进口的中间品质量有着正向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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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结论
本文基于中间品进口贸易蓬勃发展的态势，以及最低工资逐年上涨的背景，运用微观企业数据，主要探讨最低工资上涨和中间品进口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水平，这一政策措施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更高质量的中间产品。为了验证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更换了不同的测算方法、测算进口中间品的产品质量、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进口中间品种类、删除掉中间进入和退出的企业等。并带入回归模型（1），所得结果都与基础回归一致。其次使用logit和probit模型估计得出最低工资对企业进口行为也会产生正向影响，再次使用双重差分法选取两个经济环境相似，但最低工资变化存在差异的地级市分别作为控制组和对照组，并验证得到最低工资对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再次，为进一步控制城市变量的内生性，本文使用省际边界配对城市的数据，依旧验证得到和基准回归相同的结论。最后又使用工具变量以进一步排除内生性，都发现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对进口中间品质量变化依旧有着正向作用。这种正向作用又因为样本的异质性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故本文从企业生产率水平（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企业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贸易类型（加工贸易、非加工贸易）、地理位置（东部和中、西部）、行业结构（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来源国发展水平（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等七个异质性角度分析最低工资对企业中间品进口的替代差异。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有生产率水平较高、外资控股、非加工贸易、处于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制造业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更高、进口来源国属于OECD国家这样特质的企业，最低工资水平的变化对它进口的中间产品的质量影响更大。关于机制路径，本文从技术-技能互补角度探寻。最低工资水平的上升，会减少低技能员工的就业率（Neumark and Wascher，1992；蔡伟贤，2021），相应的，剩余的高技能员工对更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产生互补需求，在回归结果中表现为，最低工资水平和行业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对进口中间品的质量的影响系数为正。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