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选题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FDI）作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获取资源和技术的重要途径，对各国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资源，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000 年，“走出去”被我 国 纳 入 到 国 家 战 略 层 面 ， 并 将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 Outward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简称 OFDI）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手段。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公布的 2003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3 年中国 OFDI 存量为 334 亿美元，流量为 29 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全球当年投资存量、流量的 0.48%和 0.45%。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 1078.4 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5 年中国开始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中国 OFDI 流量达 1456.7 亿美元，占到全球流量份额的 9.9%，同比增长 18.3%，高于全球增幅，流量投资额仅次于美国，并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1自 2003年中国发布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来，中国 OFDI 连续保持 14 年的增长态势，2002 至 2016 年的年均增长速度维持在 35.8%以上，2017 年中国 OFDI 首次出现负增长，但 1582.9 亿美元仍为历史第二高，是 2002 年投资流量的 58.6 倍，在全球份额由 2002 年的 0.5% 增长至 11.1%，继续保持资本净输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截止到 2017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存量达 18090.4 亿美元，在全球份额由 2002 年的 0.4%增长至5.9%，名次由第 25 位提升至第 2 位。2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势头强劲，中国企业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步伐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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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交关系及 OFDI 概况.... 16.........................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
通过对国际直接投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了解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现状、研究方法以及有关一般性的结论，为本文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择提供参考方向。
（二）定性与定量分析法
首先，从理论上定性说明外交关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选择高层互访、建交时间、友好城市三个变量作为外交关系指标的子指标，并通过计算得到外交关系的综合指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有代表性的 45 个国家进行定量分析。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
通过对国际直接投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了解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现状、研究方法以及有关一般性的结论，为本文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择提供参考方向。
（二）定性与定量分析法
首先，从理论上定性说明外交关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选择高层互访、建交时间、友好城市三个变量作为外交关系指标的子指标，并通过计算得到外交关系的综合指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有代表性的 45 个国家进行定量分析。
二、研究内容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也逐渐丰富，但是外交关系与“一带一路”相结合的研究还很有限，本文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学习借鉴其他区域关于外交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确定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分为五章节：
第一章为绪论。开篇交代了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方法与内容、论文创新与不足、相关概念四个部分。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首先，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代表分析了外交关系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其次，梳理了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最后，从外交、经济、制度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成果，并对现有研究成果做评述。
第三章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交关系及 OFDI 概况。首先，本文主要以“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为样本，简要概述了外交关系现状；其次，本文从基本格局、地区分布、行业分布三个特点入手概述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现状。
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首先，提出研究假设；其次，变量的选取与量化；最后，通过建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 45 个沿线主要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第五章为结论与政策启示。根据实证输出结果，对研究分析进行归纳总结，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也逐渐丰富，但是外交关系与“一带一路”相结合的研究还很有限，本文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学习借鉴其他区域关于外交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确定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分为五章节：
第一章为绪论。开篇交代了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方法与内容、论文创新与不足、相关概念四个部分。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首先，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代表分析了外交关系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其次，梳理了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最后，从外交、经济、制度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成果，并对现有研究成果做评述。
第三章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交关系及 OFDI 概况。首先，本文主要以“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为样本，简要概述了外交关系现状；其次，本文从基本格局、地区分布、行业分布三个特点入手概述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现状。
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首先，提出研究假设；其次，变量的选取与量化；最后，通过建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 45 个沿线主要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第五章为结论与政策启示。根据实证输出结果，对研究分析进行归纳总结，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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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外交关系影响 OFDI 的理论基础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外交关系影响 OFDI 的理论基础
在 20 世界 70 至 80 年代，“新制度主义”兴起，制度问题成为了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之一，以制度为中心的理论主要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被叫做新自由制度主义，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国际制度分析上的应用。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罗伯特·基欧汉于 1984 年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学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借用了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提出了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发展出了一套国际制度的功能理论，重点分析了国际制度与国家行为的关系。罗伯特·基欧汉明确对国际制度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即国际制度是“持久的、相互联系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角色，限制行动并塑造预期”。基于科斯理论，基欧汉将国际制度对国家的作用归到产权、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下。第一，产权问题。由于国际体系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构建出来的国际制度不会向国内社会的制度那样稳固，但国际制度可以通过相互获益的方式将它们组织起来，建立起他人行为模式稳定的相互预期，从而形成共同知识的惯例。第二，交易成本。国际制度可以将禁止性的内容提高到原则层次，降低合法交易的边际成本。第三，不确定性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存在，双赢的合作协议往往无法达成。国际制度的建构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获取信息的质量，借助内部的管制行为降低不确定性。既然，国际制度对国家是有价值的，那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制度呢？国家会比较违约成本和收益，违约往往会引起伙伴国的报复行为，同时会影响到国家声誉，违约的成本往往较高。因此，国家会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则。基欧汉从理性假定出发，论证了国际制度可以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因素，提供信息，稳定预期，促成互利互惠协议的达成。本文主要从交易成本视角分析经济与制度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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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随着海外投资行为的日益活跃，学者们尝试建立理论分析框架解释海外投资现象，从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完善。本节主要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结合理论思考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增强本文的理解。
一、垄断优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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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随着海外投资行为的日益活跃，学者们尝试建立理论分析框架解释海外投资现象，从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完善。本节主要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结合理论思考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增强本文的理解。
一、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Advantages），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海默（S.H. Hymer）提出，他以美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垄断优势是美国企业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最后，完备的理论是由海默的导师金德尔伯格对其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们认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均是不完全的，以及规模经济与政府干预经济的存在，导致了企业在不同市场上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正是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才可以凭借技术、管理经验、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超越东道国本地企业的经营，从而获得垄断利润。美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正是遵循了“成本-收益”的分析路径，只有在对外投资活动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跨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具有差异性，且难以被仿造；二是跨国企业对核心技术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独占权，不能被其他企业使用；三是跨国企业可以通过规模生产获得规模经济；四是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通过补贴等方式帮助跨国企业实现垄断优势。该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具有垄断优势的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无法较好地解释不具有垄断优势的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同时，也尚未解释跨国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如南亚、中亚部分国家，国内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中国可以凭借某些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加大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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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交关系概况................................ 16
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概况..................................17
第四章 外交关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26
第一节 提出假设条件................................26
一、外交关系对 OFDI 的直接影响..................................26
二、高层互访对东道国经济因素与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29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48
第一节 研究结论............................................48
第二节 政策启示....................................49
第四章 外交关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提出假设条件
一、外交关系对 OFDI 的直接影响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促成互利互惠协议的达成。马基奴（Shige Makino）及曾荣光（EricW.K. Tsang）在 2011 年实证验证了，外交关系会依赖制度路径发挥制度功能主义，影响行为人的理性选择，良好的外交关系往往会促使两国政府为跨国企业提供特殊的制度保障，比如签订投资协议、建立规章制度等形式，完善和补充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降低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保持投资优势。一般而言，如果两国间是友好的外交关系，母国政府往往会提供优惠政策、以补贴和信贷支持等方式鼓励、引导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如果两国间外交关系恶化，甚至交战，母国的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干预、限制国内企业的投资活动。例如，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领导人与沿线国家高层互动频繁，深化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出台多方面的政策支持以及建立跨国贸易投资交流平台等途径，鼓励和引导国内企业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同样，东道国政府也偏好为与本国外交关系良好的国家出台优惠政策，支持母国企业的投资活动，限制与本国外交关系较差国家的企业投资活动。如 2007 年中国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公司 3com的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的干预，中美之间政治外交关系复杂，针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政府也把中国视为威胁其国际主导地位的敌对对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此项收购威胁美国政府信息安全为由回绝此次收购。此外，外交关系在关键时刻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外交活动是对一国境外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周忠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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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略)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