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以2011-2019年的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例，使用PSM-DID和动态模型检验的方法，探究海外并购是否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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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发展阶段、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从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横坐标和国内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产业链不断升级的纵坐标，准确界定了我国对外开放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近十年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向新水平开放型经济。面向政策引领，中国企业跟随开放浪潮，积极拓宽发展边界，努力发挥全球性竞争优势。随着全球化模式逐步嵌入企业生态，以及国内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政策下持续加大海外并购的投资规模。海外并购是开拓国际市场的有效方式之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明确指出，兼并重组是企业加强资源整合、提高创新能力的有效措施，是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在国家相关政策激励下，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呈现迅速发展。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跨国并购额所占比重，从1991—2010年期间的12.1%上升到2015年的46.2%。2016-2019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态势有所回落，但依旧保持活跃，项目数量继续增加，涉及区域进一步扩大。2020年疫情的冲击使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投资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随着国内外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企业努力拓展海外投资渠道，以前瞻性视角探索国际化经营之路，积极布局先进制造、高科技和消费等领域，努力在全球市场上扩大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优势不断向外拓宽的同时，其内部劳动力结构也在趋向优化。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海外投资环境中，一些具有规模优势的跨国企业赢得了“并购红利”，同时并购失败的案例也不在少数。两方资源的嫁接契合程度很大比重上决定了一家企业并购的成败。一味地以快速获取目标企业技术资源为目标的技术获取型并购不是捷径，真正能使企业能跨越技术壁垒的关键在于技术资源整合环节，而有效实现这一环节需要依靠技能人才力量。2022年10月，党中央提出技能人才对于当前中国制造的重要性，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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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意义
基于中国当前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以及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研究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因果关系具有以下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目前关于海外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评估，鲜有文献落脚于海外并购对劳动力要素结构的影响。并且，现有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在国家或城市范围内讨论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张桂文等，2021），甚少关注微观层面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化的归因与人力资本升级渠道。对于企业人力资本要素如何在外部冲击下发生变化，有学者做出论证。如，Kerr et al.(2015)的研究说明，高技能人才跨境流动对内部劳动力结构优化能够产生促进效应。Chenet al(2021)发现知识保护政策下的企业，由于更多技能人才驻留企业而吸引并购方作为目标企业，呈现出人力资本追逐型并购，使得并购方企业迅速获取技能性人才，内部人力资本结构得到优化。对于以海外并购方式的投资或发生的股权变更，与企业内部人力资本要素之间未构建起作用桥梁。因此，结合我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本文从微观企业角度研究海外并购行为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转型方面的影响，并从实证角度探究企业海外并购在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上的长期动态效应，对海外并购绩效研究领域作出一定补充。
二、现实意义
基于新发展理念，“走出去”市场主体在产业链升级激励下，不断释放着创新活力，打造内生新增长极，有助于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结构的优化升级。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企业参与全球市场，企业海外并购孕育着新的机遇。例如，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环境下，涌现出许多低估值中小科技研发型企业。这些企业为了防止资金链断裂，很可能通过股权转移来解决资金问题，这有利于我国企业低成本并购获取其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资源。与此同时，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风险因素和新冠疫情的不可抗因素下，海外投资企业热度有所下降，海外并购规模由原来的增长态势到现在的波动不一，并购后的资源整合和经营难度也是“出海”需要面临的困境，包括后期资源投入和制度协调等。后疫情时代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步入了新常态，并购模式和并购动机呈现多样化。因此，本文基于动态视角，探究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渐进式影响，对于企业决策和并购整合策略能够有所启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其次，研究海外并购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尤其是加大技能人才占比，不仅是对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创造的价值成果进一步扩充，也是对优化高技能人才资源培养和服务供给平台给予启示，从而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去”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人才支撑，增强创新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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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第一节理论分析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理论）
20世纪70年代，邓宁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理论），对跨国公司的行为动机进行了系统研究。理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三种优势为前提：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发达经济体依托自身的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以及有效配置资源的内部化能力，选择具有良好区位优势的国家开展对外投资。而后随着全球化发展，学界关注到，OLI理论并不适用于新兴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Mathews（2006）发现，来自亚太地区的新兴国家的跨国企业采取了不同于OLI理论给出的方式开展国际化，对当时盛行的OLI理论范式构成了挑战。这些不断涌入国际参与、具有不同获取国际化资源模式的亚太企业，被称为后来者与新来者。新型全球经济包含着复杂的企业间联系，这种特征与后来者、新来者所具有的战略与组织创新特征具有一定互补性，推动了这些跨国企业在树立国际参与者地位方面的成功。这些新兴企业的国际扩张行为驱动因素涵盖资源联接（Linkage）、杠杆(Leverage)和学习(Learning)三大因素，Mathews（2006）将之称为联接、杠杆和学习（LLL）框架，为解释新来者和后来者框架与传统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框架的差异做出了贡献。具体来看，（1）联接可理解为后来者和新来者对企业向外扩展寻求优势的行为活动，跳出自身内部局限，相较于在位企业，更看重在全球化网络中的联结组织优势，在其中的资源置换和互补优势中游刃有余；（2）杠杆，作为新来者和后来者对获取到的战略与组织资源的应用方式，考验后来与新晋跨国企业不断探索联结在位企业的效率，以及对这些资源的模仿、转移的能力，这里实现外部资源的杠杆化利用与OLI观点中跨国运营内部化形成了鲜明对比；（3）学习，联结和杠杆过程的不断探索实践，后来者与新来者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模式，利用这种区别于在位企业国际扩张模式的组织学习方式不断追赶在位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群体在加速国际化的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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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海外并购动因的相关研究
沿着内部化理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邓宁的折衷理论范式的发展与研究路径，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在何种情境下选择跨国经营，进而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展开了丰富研究。首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企业生产率因素对企业跨越边界开展经营活动提供了重要证据，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纷纷选择出口，反映出来的出口学习效应进一步促进企业生产率，对外部知识溢出的预期使企业产生向国际化深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诸多学者基于生产率视角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否进入、进入模式等进行广泛研究。例如，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开展国际化的概率及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均与企业自身生产率成正比（田巍和余淼杰，2012)。朱荃和张天华（2015）将“生产率悖论”现象迁移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该视角下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另外，“生产率悖论”并没有在包括工业型企业，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得到验证。关于生产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进一步讨论，结果并不一致：一方面支持生产率较高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进入国际市场（周茂，2015；蒋冠宏和蒋殿春，2017；刘海云，2019）；也有声音支持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采取新建投资模式的概率更大，原因在于将并购作为生产率较低企业技术获取的方式，选择以绿地投资开展国际化的企业往往被视为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生产优势（杨波和张佳琦，2017）。与新建投资不同，跨国并购方式能够实现外部资源与自身优势融合形成新的垄断优势，因此当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优势与东道国优势资源结合产生互补协同效应时，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更大；若存在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不足，外部资源利用率较低等因素，新建投资模式则是企业国际化更适合的进入途径（周茂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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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海外并购、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20
第一节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现状分析·························20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发展历程·······················20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征··························22
第四章海外并购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间的机理分析··················27
第五章研究设计·······················29
第一节样本选择··································29
第二节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30
第六章实证结果分析
第一节基准回归分析
一、倾向匹配得分的平衡性检验
在考察企业海外并购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时，应该考虑到企业并购的自选择效应。为缓解该问题可能对结果产生的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为样本区间内实施海外并购的实验组样本找到与其他企业特征相似的控制组样本，在此基础上衡量处理组与控制组间处理效应之差，即双重差分思想，进而准确得到海外并购在企业人力资本方面带来的具体影响。本文采用最近邻匹配法进行1比1匹配；针对企业并购时点不一的情况，对实验组样本进行逐年匹配。另外，尽可能较多地纳入参与匹配的特征变量，进行多维匹配，以提高样本匹配质量，减小后续双重差分结果的误差。PSM得到的样本的匹配质量以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为准，具体如表6.1.1所示。基于Rosenbaum&Rubin的研究，通过T检验，即匹配后各个特征变量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不再显著，可以证明匹配结果是有效的。运用1：1无放回最近邻匹配的方法最终得到样本共计6567个，可以看出，匹配后纳入倾向得分计算的14个特征变量的t统计量P值全部大于10%，匹配过程是有效的。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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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研究结论
基于“走出去”战略政策助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持续深入发展，并结合当下“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时代背景，本文以2011-2019年的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例，使用PSM-DID和动态模型检验的方法，探究海外并购是否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研究结果表明，海外并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高技能人力资本比重的提升，同时削弱了低技能人力资本比重，验证了海外并购的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进一步地，根据技术-技能互补、资本-技能互补两个假说，以及知识转移理论，讨论在海外并购下人力资本效应的产生机制，检验研发投入和资本密集度两个因素在海外并购行为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关系的中介效应。其次，本文还从企业性质层面和投资标的国选择层面，通过检验企业技术类型、企业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国有化程度方面的差异，以及分国家样本检验的方式，对海外并购效应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研究。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企业通过在海外并购整合期间对目标公司的知识、技术、研发人才资源的吸收、内部化，使得企业内部人力资本技能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增殖有助于实现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具体而言，海外并购行为首先打通了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间的物理壁垒，人员间自由流动加深了互相学习交流，人力资本得到自发提高；再之，向发达国家海外并购引致的逆向知识溢出，为企业发挥组织学习效应，增加研发投入力度提供了良好契机，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在知识转移和不断创新研发过程中得到推动提升。
其次，海外并购活动下催生资本品升级对劳动力的更替作用，也是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结构得到升级的渠道机制之一。无论是为弥补资产配置不足，扩大市场领域的横向海外并购，还是以整合上下游资源的纵向海外并购，都会可能增加对技术型设备的运用。基于企业的战略性投资，资本品的升级换代使企业对现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淘汰冗余资源。低端制造产业与当前企业生产结构升级需要已不相适应。高新技术设备的应用替代了那些低端产业中低技能劳动力水平雇员，需更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对设备进行操作和管理，对技术型人员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技能要求。因此，在海外并购情境下，高新技术设备对不同技能水平人力资本的更替过程间接实现了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
第二，海外并购引起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且随时间窗口延长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减弱，呈倒U型。主并企业对目标企业进行并购后对并购资源实行整合，由于双方在公司管理体制、研发团队等层面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在后续企业战略布局、人力资源体系调整中存在时滞。当并购整合接近尾声时，企业不再频繁调整其人力资本结构，因此海外并购带来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有所回落。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