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各国不断调整和优化内部产业结构，积极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势如破竹的服务贸易发展不仅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劲的增长动力，也成为国际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保障。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服务贸易规模与质量的同步发展成为各国政府与国内外学术界密切关注的议题。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不仅能够带动经济“量”的增长（Hausmann 等人,2007），更能显著促进经济“质”的提升（戴翔和郑岚，2015），因此，如何加快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成为服务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禀赋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井喷式”增长。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人口供给过剩、人才供应不足、国家监管体制及企业发展体制不完善的种种困境，不得不采取“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造成现阶段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俘获”局面以及“只赚数字不赚钱”的出口困境。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依旧保留着低附加值的粗放型特征，服务贸易结构日趋失衡，2003 年至 2014 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增加了 4 倍，而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了 17 倍。①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差距不断拉大，尤其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出口复杂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程大中等人，2017）。由于各国均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和技术水平参与全球服务价值链分工环节，因此其服务出口技术含量具有很大差异性。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嵌入全球服务价值链是否有助于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市场分工的细化，市场分工细化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生产率水平，然而分工细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市场交易频率的提升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反映法治效力、政府规模、监管效率以及市场开放情况的制度质量则直接影响一国市场的交易成本与效率。由于高级要素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交易具有“专用性”，因此相对于具有“通用性”的初级要素密集型产业对制度环境有更高的要求，换言之，（张雨和戴翔，2017）。因此以下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制度质量是否会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直接影响？制度质量在服务价值链嵌入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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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各国为了保护国内经济发展加大贸易保护力度，国际贸易规则不断瓦解与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受到一定冲击。中国面临着国内经济亟需转型升级和被发达国家“俘获”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地位的内忧外患的困局。在此情形下，深入探究服务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意图深入考察服务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达到以下目的：
1.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了解关于服务价值链嵌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动态并尝试探索其空白领域。
2. 以增加值核算法代替传统贸易总值核算法测算服务价值链嵌入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真实反映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3. 结合静态面板模型与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服务业领域全球价值链嵌入以及其他因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针对如何提升中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出可行的建议，为中国服务贸易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意义
就理论意义而言，当前理论与实践部门普遍使用传统贸易总值法核算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未对产品价值进行进一步分解和衡量，无法反映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真实贸易状况，导致全球产业分工背景下对贸易形势的误判和国际政策的误导。而针对服务业领域的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国内外文献少之又少。本研究将借鉴王直等人（2015）的增加值核算法细分各国的总出口进行更精确的指标测算，在服务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着重研究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尤其考虑到制度质量可能存在的门槛效应，以及分类型服务业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能够丰富当前对于价值链分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经验研究，为后续学者提供深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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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评述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嵌入相关研究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研究
价值链论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1985 年 Porter 在《竞争优势》 （CompetitiveAdvantage）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Value Chain）的概念，认为“企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运输与售后等一系列创造价值的过程构成了价值链”，强调个体企业竞争优势。Kogut（1985）则从国际战略角度出发，提出了价值增值链（Value Added Chain），强调企业间的分工，反映了价值链的垂直分工模式，他的观点为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Gereffi（1999）将价值链引入到全球分工体系，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CC,GlobalCommodityChain）的概念，并将其按主导企业类型区分为“生产者驱动”与“购买者驱动”两类。随后，Gereffi 和 Kaplinsky（2011）进一步提出了全球价值链（GVC，GlobalValue Chain）的概念，将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并认为不同的生产环节被分配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国家和地区，由此创造的增加值含量具有差异性。在上述理论基础上， UNIDO（2002）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如下定义：“全球价值链是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增值而跨国连接设计、生产、销售、回收等环节的跨企业网络组织，其中具有控制权的跨国公司进行分工组织与协调，参与者则按照其分工环节获取贸易收益”。至此，全球价值链概念体系基本成型。
二、增加值贸易核算法研究
在全球服务分工一体化的背景下，采用贸易总值进行核算的传统贸易统计法将出口品的价值总值完全归于最终品出口国，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价值链中下游加工装配环节国家的贸易收益，造成贸易总值与贸易收益不相匹配的幻象，引发了关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Rodrik 悖论”（Rodrik, 2006）的争议（刘琳，2015）。增加值贸易核算法的出现，解决了传统贸易统计重复计算的问题，真实反映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各国的实际贸易收益和贸易竞争力。国内外学者对于国际贸易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增加值分解体系日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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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研究
一、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研究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大致有三类方法。第一类是出口相似指数 ESI（ExportSimilarityIndex）和出口差异化指数 EDI（Export DissimilarityIndex）。Schott（2010）认为出口结构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使用了出口相似指数 ESI 用以衡量两国出口产品与出口市场的结构相似度。Wang 和 Wei （2010）则将其扩展为出口差异化指数 EDI，并认为它能够更加显著地体现国家间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第二类是出口重叠指数和相对平均单位价值。戴翔和张二震（2011）在出口差异化指数 EDI 的基础上提出出口重叠度指数，通过比较两国的出口商品序列来反映其出口商品结构重叠程度，以此代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异；他们还构建了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并进行了产品技术层面的分类研究。然而上述两类测算方法都是从相对角度切入，只能国家之间进行两两对比，这不仅加大了多国测算的难度，也无法准确体现一国在全球市场上的出口复杂度水平。因此出现了第三类更具科学性的测算方法——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这也是目前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中最为普遍和最具公信力的方法。Lall 等人（2006）根据出口经济体的收入水平构建了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 TSI（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Index），以一国某产品出口份额在全球该产品的出口份额的比重与该国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作为该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但是该指数无法客观反映某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技术复杂度。随后，Hausmann 等人（2007）在其基础上修正了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 TSI，并将其扩展为国家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 ES（Export Sophistication）。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认为高收入国家由于劳动要素成本较高，生产出的产品技术复杂度要高于低收入国家，因此改进了以产品总出口在世界总出口的比重为权重的测度方法，使用产品总产出在世界总产出的比重为权重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近期的研究中，学者们创造性地使用国内增加值核算法代替传统的贸易总值核算法计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更加准确地分析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张雨、戴翔，2017；程大中等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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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服务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与现状分析......................12
第一节 服务价值链嵌入测度与现状分析.................12
一、服务价值链嵌入测度 ......................12
二、服务价值链嵌入现状分析...................15
第四章 服务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研究......................22
第一节 理论机理与假设..............................22
一、服务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理论机理................22
二、制度质量对服务价值链嵌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影响的理论机理......................24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35
第一节 研究结论................................35
第二节 政策建议...................................36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37
第四章 服务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理论机理与假设
一、服务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理论机理
国际分工的概念 1776 年在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首次出现，之后在两个多世纪的演进中，国际分工先后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三个发展阶段，并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早期的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 -Ohlin）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产业间分工提供了理论基础。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和出口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但是忽视了各国生产成本的相对优势和动态变化。而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技术水平导致的各国相对成本优势的差异，是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基础。赫克歇尔-俄林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考虑到要素禀赋对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影响，认为各国应该生产和出口本国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进口本国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产业内分工的理论基础是不完全竞争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主要分为水平型分工与垂直型分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细化的产品内分工应运而生，其理论基础为比较优势理论与规模经济理论。国际分工从产业内分工、产业间分工到产品内分工不断细化，最终演进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型分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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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开展，服务业逐渐突破形式和边界的限制，展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使得服务生产链各环节得以拆分和剥离，服务全球化分工成为不可阻挡的新趋势。本研究理论分析认为，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服务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显著提升其出口服务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而制度质量作为调节变量会影响一国参与服务价值链分工中的效率和吸收能力，因此对于不同制度质量水平的国家而言，参与服务价值链分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可能存在差异化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借鉴最新的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从增加值视角测算了 42 个国家 2000 年至 2014 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和服务价值链嵌入度指标。本研究首先进行了静态面板的固定效应估计和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检验了服务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一步地，本研究将制度质量作为门槛变量划分样本，通过动态面板回归分析证实服务价值链嵌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非线性关系，并分别验证了高端服务业和中低端服务业价值链嵌入程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异化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 嵌入服务价值链分工体系对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服务价值链分工体系，可以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服务环节转移出去，从而集中更多优势资源在高附加值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服务环节，提升服务出口的技术含量。发展中国家嵌入服务价值链能够重塑比较优势，通过中间品进出口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强化规模经济效应，并通过竞争效应倒逼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2. 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够带动一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在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作用下，嵌入服务价值链会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制度质量的改善有助于减少一国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形成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参与服务价值链分工对于低制度质量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高制度质量国家参与服务价值链分工则对出口服务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原因在于低制度质量水平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受到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种种限制，难以参与到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价值链上游环节，且可能被高制度国家锁定于低端服务环节，面临的技术提升空间有限，因此并不能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高制度质量水平国家拥有开放自由且秩序稳定的制度环境，参与服务全球价值链分工面临较小的交易费用和风险，且能够剥离和外包相对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服务环节，降低成本的同时使其能够集中优势要素资源专注于高端服务环节，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综合来看，嵌入服务价值链能够显著提升一国的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尤其是对于高制度质量国家，而对低制度质量国家这一提升作用尚不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