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利用外资、特别是研发类外资提升本土自主创新能力的四十年,也是中国在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移步世界舞台中心过程中努力消弭国内发展差距的四十年。从资源禀赋来说,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富足、资本短缺的国家。因此,引进高水平、高技术外资一直是我国消除现代化建设“瓶颈”的重要经济决策之一。从 1979 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的近 40 年,我国先后制定超过 500 项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一直到 2020 年 1 月 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资进入中国的法律环境和负面清单逐步完善[1];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外资研发嵌入规模和质量持续走高(详见图 1-1),联合国贸发会议 2020 年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 2019年中国的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达到 179 个,吸收外资达到 1381.4 亿美元,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了 68.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增长29.4%[2];外资研发嵌入地域范围从沿海地区陆续蔓延至中、西部地区,并且国是论坛 2019 年会中魏建国指出 2019 年前 11 个月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增长速度(7.3%)实现了反超,而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分别为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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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利用外资、特别是研发类外资提升本土自主创新能力的四十年,也是中国在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移步世界舞台中心过程中努力消弭国内发展差距的四十年。从资源禀赋来说,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富足、资本短缺的国家。因此,引进高水平、高技术外资一直是我国消除现代化建设“瓶颈”的重要经济决策之一。从 1979 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的近 40 年,我国先后制定超过 500 项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一直到 2020 年 1 月 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资进入中国的法律环境和负面清单逐步完善[1];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外资研发嵌入规模和质量持续走高(详见图 1-1),联合国贸发会议 2020 年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 2019年中国的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达到 179 个,吸收外资达到 1381.4 亿美元,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了 68.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增长29.4%[2];外资研发嵌入地域范围从沿海地区陆续蔓延至中、西部地区,并且国是论坛 2019 年会中魏建国指出 2019 年前 11 个月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增长速度(7.3%)实现了反超,而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分别为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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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鉴于国际案例和前期研究不够理想的实际,本文认为,分析上述问题应该首先按照经济学的思路构建包括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差异化制造业厂商的竞争行为以及传统农业和差异化制造业部门的竞争行为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综合运用国际投资学、技术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从逻辑上演绎和把握研发类外资利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其次,在整体把握研发类外资利用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费景汉、拉尼斯[21]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解思路,量化分析研发类外资利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综合把握研发类外资利用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与路径,针对性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本文理论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如下:
1.2.1 理论意义
(1)就理论模型而言,在直观判断外资研发嵌入与城乡收入差距历史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采用 Grossman and Helpman[22]建议的数量增进型创新模型思路,将刻画外资研发嵌入的外资制造业中间品引入 Melitz[23]异质性厂商模型,结合国际投资学中的寡占反应理论,通过严格的模型推演,得到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影响,将直观的历史逻辑关系判断模型化和理论化。
(2)就研究内容而言,基于模型推演得到的理论化结果,借鉴费景汉、拉尼斯在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分解思路,量化分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各分解项的历史演进情况,进而采用有向无环图的方法实证研究外资研发嵌入如何通过创新强度、创新劳动力使用倾向、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程度、资本积累程度和工业部门劳动力吸纳程度五个分解项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整体影响。
(3)就研究方法而言,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外资研发嵌入指数测算、基于费景汉、拉尼斯分解思路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测算;借鉴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理论,基于“有向无环图”分析方法刻画出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及作用路径,期望为今后相似课题的研究提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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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外资研发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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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外资研发嵌入
“嵌入”一词最早由 Polanyi[39]于 1944 年在描述“个人经济动机与社会活动关系”的语境中使用,这在经济学社会化的两种传统假设“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中寻找到适合的平衡,Granovetter[40]将这种关系引申为“社会嵌入”,Zukin 和 DiMaggio[41]将其细分为和“结构性”、“认知性”、“政治性”与“文化性”四类。崔新健[42]认为以往学者局限于对“外资”或“R&D”的单项研究,鲜有理论将二者交互研究做出科学结合,故提出“外资研发嵌入”概念并作出相关框架研究。相比传统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外资研发嵌入由于同时包括了“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能够更加全面地体现技术因素所反映的 TFP 的本质内容[43]。其中,“关系嵌入”测度对外直接投资嵌入东道国的强度,“结构嵌入”刻画对外直接投资嵌入东道国的结构。
2.1.2 城乡收入差距
不平等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焦点,它不仅涉及经济分配问题,还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发展息息相关。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更易伴随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分配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亟需正视与解决的矛盾[44]。在中国户籍制度下,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指具有城镇户口的大多从事制造业的工人与具有农村户口的务农人员及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生产分配结果中体现出来的差异现象,一般来说,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占比更高,不仅如此,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化程度亦不断攀升[45]。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量化时,现有研究倾向于采用绝对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具体地,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做出近似计算,但因忽略通货膨胀因素而导致数据信息失真;也有部分研究选用相对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一般以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为代表,计算难度比绝对城乡收入差距更高,数据也更难获得,但随着国家统计数据的完善与计量软件计算能力的提升,近些年采用相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学者逐渐增多[17, 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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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研究
2.2.1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产业结构的演进总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互促进,也与技术进步、收入分配、就业结构联系紧密。产业结构的高速变迁往往伴随社会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所以对于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的深入研究是深刻认识经济发展规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缩小现代化工业与传统农业两部门收入分配的必然要求[50]。
(1)配第—克拉克定理
17 世纪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提出相较与农业,制造业可以获得更高收入,相较于制造业,商业也可以获得更高收入,不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异引起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或商业转移[51]。柯林·克拉克将配第的发现归纳为“配第定理”,并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对“配第定理”做出验证和延伸。克拉克发现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迁入第二产业,经济更高层次的发展推动劳动力由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最终初级产业劳动力数量锐减,而从事现代化制造和服务业人员数量不断攀升,这一现象被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52]。在对同一时点处于不同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国家的“面板层面”分析时,同样发现处于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从事初级农畜等基础产业劳动人员占比相对于低人均收入水平国家更低,而从事现代化制造业和非物质生产行业的劳动力数量占比相对于低人均收入水平国家更高[53]。
(2)库兹涅茨部门结构变动理论
西蒙·库兹涅茨部门结构变动理论建立在配第—克拉克理论基础上,解释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之间的分配及变动:①国民收入中来源于初级生产部门的比例与从业人员数量比重均下降,而且收入占比的下降率更高;②国民收入中来源于现代化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比例逐年上升,但是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动甚微,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③在全部样本国家中,以非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与国民收入比重均呈现逐年递增态势[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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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焦点,它不仅涉及经济分配问题,还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发展息息相关。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更易伴随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分配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亟需正视与解决的矛盾[44]。在中国户籍制度下,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指具有城镇户口的大多从事制造业的工人与具有农村户口的务农人员及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生产分配结果中体现出来的差异现象,一般来说,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占比更高,不仅如此,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化程度亦不断攀升[45]。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量化时,现有研究倾向于采用绝对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具体地,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做出近似计算,但因忽略通货膨胀因素而导致数据信息失真;也有部分研究选用相对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一般以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为代表,计算难度比绝对城乡收入差距更高,数据也更难获得,但随着国家统计数据的完善与计量软件计算能力的提升,近些年采用相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学者逐渐增多[17, 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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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研究
2.2.1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产业结构的演进总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互促进,也与技术进步、收入分配、就业结构联系紧密。产业结构的高速变迁往往伴随社会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所以对于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的深入研究是深刻认识经济发展规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缩小现代化工业与传统农业两部门收入分配的必然要求[50]。
(1)配第—克拉克定理
17 世纪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提出相较与农业,制造业可以获得更高收入,相较于制造业,商业也可以获得更高收入,不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异引起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或商业转移[51]。柯林·克拉克将配第的发现归纳为“配第定理”,并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对“配第定理”做出验证和延伸。克拉克发现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迁入第二产业,经济更高层次的发展推动劳动力由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最终初级产业劳动力数量锐减,而从事现代化制造和服务业人员数量不断攀升,这一现象被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52]。在对同一时点处于不同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国家的“面板层面”分析时,同样发现处于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从事初级农畜等基础产业劳动人员占比相对于低人均收入水平国家更低,而从事现代化制造业和非物质生产行业的劳动力数量占比相对于低人均收入水平国家更高[53]。
(2)库兹涅茨部门结构变动理论
西蒙·库兹涅茨部门结构变动理论建立在配第—克拉克理论基础上,解释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之间的分配及变动:①国民收入中来源于初级生产部门的比例与从业人员数量比重均下降,而且收入占比的下降率更高;②国民收入中来源于现代化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比例逐年上升,但是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动甚微,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③在全部样本国家中,以非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与国民收入比重均呈现逐年递增态势[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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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献综述 ......................................... 17
3.1 外资研发嵌入的研究现状......................................... 17
3.2 影响外资研发嵌入的因素....................................... 19
3.3 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现状..................................... 20
4 外资研发嵌入指数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 ........................ 27
4.1 外资研发嵌入指标体系构建与测量......................... 27
4.2 城乡收入差距分解机制及测量........................ 34
4.3 本章小结......................... 39
5 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 .................... 40
5.1 外资研发嵌入与城乡收入差距演进............................ 40
5.2 基准模型:外资研发嵌入何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41
5.3 扩展模型Ⅰ:仅考虑 的情况 ............................. 48
5.4 扩展模型Ⅱ:考虑劳动力在城乡自由流动的情况..................... 48
6 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6.1 基于全国有向无环图的预测方差分解
基于 DAG 结果建立 SVAR 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以便进一步分析全国层面外资研发嵌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关系。表 6-4为预测方差分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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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及政策建议
7.1 文章结论
新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外资利用由“引资”向“引技引智”的转型,那么,如何“借此东风”进一步缩小本土城乡收入差距,关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成为解决目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本文融合国际投资学中的寡占反应理论、技术经济学中关于增加产品多样性的Grossman and Helpman[22]创新模型和发展经济学中关于二元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费景汉、拉尼斯[21]模型,构建了包含外资研发嵌入的城乡收入差距模型,探讨了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并且从理论上分解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从创新强度、创新劳动力使用倾向、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程度、资本积累程度和工业部门劳动力吸纳程度五个方面量化考察了 2000 年以来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构成及其历史演进,进而基于中国2000~2016年30个省的数据,使用 DAG 分析方法考察了外资研发嵌入、城乡收入差距各分解项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同期因果关系。研究发现:
新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外资利用由“引资”向“引技引智”的转型,那么,如何“借此东风”进一步缩小本土城乡收入差距,关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成为解决目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本文融合国际投资学中的寡占反应理论、技术经济学中关于增加产品多样性的Grossman and Helpman[22]创新模型和发展经济学中关于二元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费景汉、拉尼斯[21]模型,构建了包含外资研发嵌入的城乡收入差距模型,探讨了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并且从理论上分解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从创新强度、创新劳动力使用倾向、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程度、资本积累程度和工业部门劳动力吸纳程度五个方面量化考察了 2000 年以来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构成及其历史演进,进而基于中国2000~2016年30个省的数据,使用 DAG 分析方法考察了外资研发嵌入、城乡收入差距各分解项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同期因果关系。研究发现:
(1)从第四章城乡收入差距动态演进来看,样本期间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内部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属于“创新效应”的创新强度 J 和创新劳动力使用倾向LB 逐年下降,而属于“要素积累效应”的资本积累程度K? 、城市劳动力吸纳程度L? 和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程度LL? 逐年上升,这说明创新的非要素投入部分的解释能力逐渐缩小,取而代之的是要素和资源投入作为解释部分逐渐增强的现状;另一方面,在“要素积累效应”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程度LL? 近几年有一定的上升态势,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趋向于服务业升级及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尚未完成的实际状况。
(2)从第五章理论模型推演来看,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由“直接效应”与“战略效应”组成,二者与 Grossman and Helpman 创新模型中提出的“创新效应”与“要素积累效应”相对应。“直接效应”的影响效果取决于东道国是“大国”还是“小国”,当东道国是“大国”时,“直接效应”存在且大多情况为负,即改善作用,当东道国是“小国”时,“直接效应”为零,而“战略效应”不分“大/小国”情况,均表现为正,即扩大作用。大多情况下,外资研发嵌入会抑制东道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但是当东道国是“大国”时,“战略效应”的增强会抵消掉一部分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对于跨国公司的利润汇回以及东道国的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稳健性。
(2)从第五章理论模型推演来看,外资研发嵌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由“直接效应”与“战略效应”组成,二者与 Grossman and Helpman 创新模型中提出的“创新效应”与“要素积累效应”相对应。“直接效应”的影响效果取决于东道国是“大国”还是“小国”,当东道国是“大国”时,“直接效应”存在且大多情况为负,即改善作用,当东道国是“小国”时,“直接效应”为零,而“战略效应”不分“大/小国”情况,均表现为正,即扩大作用。大多情况下,外资研发嵌入会抑制东道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但是当东道国是“大国”时,“战略效应”的增强会抵消掉一部分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对于跨国公司的利润汇回以及东道国的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稳健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