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一、选题背景
目前，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趋势逐年放缓，未来主要人口增长引擎将出现在中非、南亚地区，这些地区将为世界人口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总体而言，由于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动力不足，而人均寿命却不断提高，由此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深。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低出生率同样是悬挂在国家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这一目标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到 2018 年，中国 65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占到国家总人口的 11.9%1，且人口生育率却在逐年下降， 由此导致了“人口红利”逐渐丧失。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自身独特的要素禀赋优势以及制度优势开始融入世界生产体系之中，对外贸易总量开始不断增长，并不断获取可观的利益。但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价值链的活动开始兴起，各国生产专业化程度逐渐加深，依据传统的比较优势难以继续在生产活动中持续获利，且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价格上的优势也正在丧失，由此势必影响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价值获取能力。
全球价值链代表着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各个阶段并不只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分散在各个国家，不同国家依据其比较优势在这一生产序列中占据一定的优势，进而在贸易中获取利益，并不断影响着世界各国之间贸易格局。在一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中，势必会引起一国的政策、要素流动与利益分配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到该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的优势。就国家层面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动会如何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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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 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国际分工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指的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其表现形式是各国货物、服务和生产要素的交换。基于国际分工产生了一系列的国际贸易理论，首先是以市场完全竞争假设为基础的古典贸易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基于国际分工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指的是一国在生产商品时，存在成本上的绝对优势，故该国开始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具备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并进口由其他国家专业化生产的具备绝对成本劣势的产品，国际分工形成，各参与者从中获取贸易利得，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绝对成本优势说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假定要素不能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并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要求国家在专业化生产时具备绝对的成本优势，只需要一国在生产某一特定产品时具备相对成本优势。一国在国际分工中，依据其要素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进口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进而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参与双方获利，并就此提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其次是以 H-O 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一国倾向于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产品，使得本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获取一定的利益。但是里昂惕夫却发现美国作为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却在进口资本要素密集型产品对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了一定的质疑。
一、 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国际分工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指的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其表现形式是各国货物、服务和生产要素的交换。基于国际分工产生了一系列的国际贸易理论，首先是以市场完全竞争假设为基础的古典贸易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基于国际分工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指的是一国在生产商品时，存在成本上的绝对优势，故该国开始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具备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并进口由其他国家专业化生产的具备绝对成本劣势的产品，国际分工形成，各参与者从中获取贸易利得，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绝对成本优势说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假定要素不能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并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要求国家在专业化生产时具备绝对的成本优势，只需要一国在生产某一特定产品时具备相对成本优势。一国在国际分工中，依据其要素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进口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进而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参与双方获利，并就此提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其次是以 H-O 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一国倾向于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产品，使得本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获取一定的利益。但是里昂惕夫却发现美国作为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却在进口资本要素密集型产品对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了一定的质疑。
突破了完全竞争的假设后，国际贸易新理论开始将视角转向产业内，即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指出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即便国家之间技术、偏好以及要素禀赋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与需求的相似性均将成为国际贸易的动因。而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为不完全竞争的，并存在规模经济，一国政府可以制定特定的贸易政策来发展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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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口年龄结构对 GVC 地位指数的影响机制分析
第一节 人口年龄结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依据索洛增长模型，人口增长率是维持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的不断增长为一国带来了所谓的“人口红利”，这是一种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比较低时，一个国家将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高投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进而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保证（陆旸、蔡昉，2014）。但是在人口快速增长之后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均会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胡鞍钢,、刘生龙、马振国， 2012），只有一少部分从资本积累角度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正面影响（Groezen 等，2005; Futagami 和 Nakajima， 2002）。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对一个经济体内居民的储蓄意愿（保罗舒尔茨，2005；汪伟 ，2016）、国际贸易（田巍,、姚洋、余淼杰、周羿，2013）产生影响;李谷成, 魏诗洁和高雪（2019）从国家宏观层面出发，使用 10 年的人口数据研究发现一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第一节 人口年龄结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依据索洛增长模型，人口增长率是维持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的不断增长为一国带来了所谓的“人口红利”，这是一种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比较低时，一个国家将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高投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进而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保证（陆旸、蔡昉，2014）。但是在人口快速增长之后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均会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胡鞍钢,、刘生龙、马振国， 2012），只有一少部分从资本积累角度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正面影响（Groezen 等，2005; Futagami 和 Nakajima， 2002）。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对一个经济体内居民的储蓄意愿（保罗舒尔茨，2005；汪伟 ，2016）、国际贸易（田巍,、姚洋、余淼杰、周羿，2013）产生影响;李谷成, 魏诗洁和高雪（2019）从国家宏观层面出发，使用 10 年的人口数据研究发现一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因此，本文首先假设一国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分解指标的变化可能对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产生直接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国际分工与合作，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国家间的贸易分工与合作(Higgins，1998;王仁言，2003；任志成，2014)，进一步影响该国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利益获取能力。占丽（2019）发现也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会带来“倒逼效应”以及“新动能”，进而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获益能力.
但是，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劳动力要素提供方的国家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遭受来自其他国家企业的“狙击”与“控制”，其在全球价值链上难有较好表现，进而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刘维林，2012），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中非良性的“逐底竞争”甚至会导致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被剔除。因此，一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对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由此，一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影响结果成为一个“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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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口年龄结构对 GVC 地位影响的“中介效应”
一、劳动力要素“中介效应”
本文假设人口年龄结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一定的“中介效应”实现的。首先，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了一国的劳动力要素供给。从劳动力要素来看，随着该国少儿抚养比逐渐降低，其劳动力人口比例相对增加。依据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丰裕的劳动力供给使得此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对他国具备了比较优势或者潜在的比较优势，故可以逐渐吸引来自他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到此国低价且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资本以及管理经验，国内其他行业通过“学习效应”以及“竞争效应”优化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模式，促进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攀升。而进入本国的相关行业也能通过产业上的聚集而产生正的外部效应，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也能对相关产业及其关联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同时相关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也能降低生产运输过程中的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但是，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劳动力要素提供方的国家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遭受来自其他国家企业的“狙击”与“控制”，其在全球价值链上难有较好表现，进而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刘维林，2012），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中非良性的“逐底竞争”甚至会导致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被剔除。因此，一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对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由此，一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影响结果成为一个“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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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口年龄结构对 GVC 地位影响的“中介效应”
一、劳动力要素“中介效应”
本文假设人口年龄结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一定的“中介效应”实现的。首先，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了一国的劳动力要素供给。从劳动力要素来看，随着该国少儿抚养比逐渐降低，其劳动力人口比例相对增加。依据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丰裕的劳动力供给使得此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对他国具备了比较优势或者潜在的比较优势，故可以逐渐吸引来自他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到此国低价且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资本以及管理经验，国内其他行业通过“学习效应”以及“竞争效应”优化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模式，促进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攀升。而进入本国的相关行业也能通过产业上的聚集而产生正的外部效应，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也能对相关产业及其关联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同时相关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也能降低生产运输过程中的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而在要素禀赋论下，劳动力人口较多的国家在劳动力要素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上具有优势，并倾向于持续在这些行业投入资源，进一步使得相关行业具备竞争优势。且在此阶段，一国的人力资本是不断增加的，而人力资本的增加正是一国比较优势的关键来源（Bond 等,2007）。在这一阶段，各种要素运用不断深化，各种因素的协同作用不断促进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提升。
当一国的人口增长结束后，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在此阶段，老年人抚养比例上升，即人口老龄化的开始。人口老龄化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国内的劳动力供给，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会迅速下降（童玉芬，2014），进而影响了该国的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就劳动力要素本身来说，劳动力要素本身存在其特殊性，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要素来说，其使用存在折旧，使用年限越久，其本身的价格越低；而具备较高技能或者知识储备的劳动力群体使用年限越久，其要素价格也随之上升，由此人口的变动对于要素价格的影响也会分化，要素价格的变化也使得一国的比较优势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引致的生产成本的变化。生产成本的上升会降低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贸易利得，也能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且劳动力要素供给的变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综上所述，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引致的国际间产业转移、国内人口要素价格的变动都能对该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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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人口年龄结构指数测算与分析 .......... 16
第一节 KOOPMAN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 16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测算与比较分析 ........................... 18
第四章 人口年龄结构对 GVC 地位指数影响的实证模型假设 ................ 28
第一节 研究机制与模型假设 ................................... 28
一、研究模型假设 ................................... 28
二、“中介效应”及其检验流程 ................................. 29
第五章 人口年龄结构对一国 GVC 地位指数影响的实证分析 ................ 35
第一节 基准影响机制检验 ...................................... 35
第二节 中介效应检验 ............................. 37
第五章 人口年龄结构对一国 GVC 地位指数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基准影响机制检验
表 5.1 即是本文基准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模型 1 检验的是一国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由于部分变量存在较多缺失值，因此最终保留的样本量为 545。结果发现，一国人口年龄结构与该国的“GVC 地位指数”显著正相关。模型 2-4 分别检验了一国少儿抚养比例、劳动力人口比例以及老龄人口供养比例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国的少儿供养比例的提升对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并无明显正面效应；而劳动力人口的提升却为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带来负面影响，劳动力人口每上升1%，就会导致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下降 0.017 个单位，由此说明当一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较多时，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所从事的环节一般处于附加值较低，增长比较缓慢的阶段，进而使该国锁定于该环节（刘斌、王杰、魏倩， 2015）。
第一节 基准影响机制检验
表 5.1 即是本文基准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模型 1 检验的是一国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由于部分变量存在较多缺失值，因此最终保留的样本量为 545。结果发现，一国人口年龄结构与该国的“GVC 地位指数”显著正相关。模型 2-4 分别检验了一国少儿抚养比例、劳动力人口比例以及老龄人口供养比例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国的少儿供养比例的提升对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并无明显正面效应；而劳动力人口的提升却为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带来负面影响，劳动力人口每上升1%，就会导致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下降 0.017 个单位，由此说明当一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较多时，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所从事的环节一般处于附加值较低，增长比较缓慢的阶段，进而使该国锁定于该环节（刘斌、王杰、魏倩， 2015）。
与之相反，老年人供养比例提升反而能促进一国的“GVC_Positions”的增长，每当老年人供养比例上升 1%，就能带来 0.047 个单位的 GVC_Positions 的提升，说明老龄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事的附加值较高、技术水平较高的环节，而老龄人口一般由于其所受教育以及自身经验所致，自身技术水平比较高，能够促进相关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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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 WIOD-TiVA 数据库的最新的投入产出数据，并依据 Koopman 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计算了 62 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还测算了各国的人口年龄结构 Moore 指数及其分解变量。依据测算的结果从要素的视角考察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动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影响，同时又检验了影响机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最后，本文还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调整效应，并将样本分为高收入国家组与中低收入国家组进行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1） 由工具变量法的基准模型检验可以看出：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会受到该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促进，但是影响并不显著。而该国老年人供养比例的上升也能够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提升。与之相反，其劳动力供养比例由于“锁定效应”以及“逐底竞争”等相关非良性影响因素，故而劳动力比例的增长为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少儿抚养比例的上升也会为该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带来积极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部分国家“少子化”与“低生育率”由此得到改善。
（2） 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人口年龄结构对于价值链的双边投资中介效应并不存在。就消费效应来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老年人供养比例的上升并没有明显的消费中介效应，而劳动力人口比例与老年人供养比例存在消费的“遮掩效应”。即劳动力人口的消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于劳动力人口增长为全球价值链地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对于少儿抚养比例上升所带来的“消费效应”却抵消了其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积极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一国对于少儿抚养资金的耗费“挤出”了其他领域的投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少儿抚养比例上升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促进效应。
第一节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 WIOD-TiVA 数据库的最新的投入产出数据，并依据 Koopman 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计算了 62 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还测算了各国的人口年龄结构 Moore 指数及其分解变量。依据测算的结果从要素的视角考察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动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影响，同时又检验了影响机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最后，本文还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调整效应，并将样本分为高收入国家组与中低收入国家组进行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1） 由工具变量法的基准模型检验可以看出：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会受到该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促进，但是影响并不显著。而该国老年人供养比例的上升也能够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提升。与之相反，其劳动力供养比例由于“锁定效应”以及“逐底竞争”等相关非良性影响因素，故而劳动力比例的增长为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少儿抚养比例的上升也会为该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带来积极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部分国家“少子化”与“低生育率”由此得到改善。
（2） 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人口年龄结构对于价值链的双边投资中介效应并不存在。就消费效应来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老年人供养比例的上升并没有明显的消费中介效应，而劳动力人口比例与老年人供养比例存在消费的“遮掩效应”。即劳动力人口的消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于劳动力人口增长为全球价值链地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对于少儿抚养比例上升所带来的“消费效应”却抵消了其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积极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一国对于少儿抚养资金的耗费“挤出”了其他领域的投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少儿抚养比例上升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促进效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