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从开始到现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Web1.0 时代的传统服务外包、Web2.0 时代的知识服务外包再到如今 Web3.0 时代的云外包。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基础的云外包作为新一代的外包模式，为传统外包注入新的血液。在此阶段，企业不需要自己来搭建 IT 系统，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云中“租用”相应的平台和资源即可。云外包的出现不但为企业，也为世界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带来根本性的变革。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迎来了迅猛发展，互联网为全世界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也因此迎来快速发展。离岸服务外包通过将外包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那里寻找在某一领域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经营者，从而能够大幅度降低成本，同时有利于跨国公司将发展资源整合集中提高核心竞争力，并带来竞争优势。因此离岸服务外包成为了跨国公司重要的战略选择，直到现在，它已经成为服务业全球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形式。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从开始到现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Web1.0 时代的传统服务外包、Web2.0 时代的知识服务外包再到如今 Web3.0 时代的云外包。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基础的云外包作为新一代的外包模式，为传统外包注入新的血液。在此阶段，企业不需要自己来搭建 IT 系统，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云中“租用”相应的平台和资源即可。云外包的出现不但为企业，也为世界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带来根本性的变革。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迎来了迅猛发展，互联网为全世界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也因此迎来快速发展。离岸服务外包通过将外包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那里寻找在某一领域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经营者，从而能够大幅度降低成本，同时有利于跨国公司将发展资源整合集中提高核心竞争力，并带来竞争优势。因此离岸服务外包成为了跨国公司重要的战略选择，直到现在，它已经成为服务业全球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形式。
自 2006 年中国第一次把发展服务外包加入到国家规划中，之后中国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服务外包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如表 1.1 所示。2016 年中国已进入“十三五”阶段，在“十三五”阶段前两年中国服务业占 GDP 总产值均达到了 51.6%，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而其中的服务外包产业作为知识与人才密集型的、以创新为导向的服务产业，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进行高度融合，所以服务外包产业将是推动中国服务产业提升中国 GDP 的重要支柱，同时对拉动消费、提高中国产业创新能力、促进就业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而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又是服务外包产业中与国际外包产业联系最为紧密的，是新时代开放经济发展的重要桥梁。中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近年来的发展紧跟世界的发展方向，除了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几大合作伙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之外，中国在最近几年又发现并开拓了新的突破口与增长点。2013 年 9 月和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简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1]。自“一带一路”启动以来，在经济、文化、科教、卫生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一带一路”进程不断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大产能合作、工程承包、成套设备出口等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服务外包产业不断释放出来，因此极大地带动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的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增添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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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回顾
由于目前未有学者对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进行明确的研究，但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属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研究范畴。因此本文通过前人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研究的文献进行本文的研究。下面本文将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
1.2.1 关于离岸服务外包动因的研究
世界各国不同的企业在做出离岸服务外包的选择时，并非都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国内外学者对于离岸服务外包动因的研究有很多，本文将对其中代表性的研究进行归纳。
Martinez，Garcia & Guillen（2012）运用对欧洲和美国技术密集产业企业调查所得到的数据，研究 R&D 离岸外包的动因，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将 R&D 服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最主要动因是交易成本，而以获取知识为主要动因的 R&D 离岸外包会发包到发达国家[2]。Lacity，Hirschheim & Willcocks（1994）的研究表明：降低和控制财务成本、集中发展企业核心业务、提升技术能力以及经理人的决策是跨国公司发生离岸服务外包的四个主要动因[3]。Apte & Mason (1995) 认为人力成本是服务外包利润的主要来源，也是主要动因[4]。Grossman & Helpman（2001）的研究则得出产业的竞争强度和成本是决定企业发生离岸服务外包活动的重要因素[5]。Macfarlan & Nolan（1995）认为企业选择离岸服务外包的原因各种各样，但关系成本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同时服务外包也可以降低财务成本，提升企业产品服务质量[6]。A.T.Kearney（2007）的报告同样显示人力成本因素已经不是服务外包主要的动因，经营绩效是企业新的关注点，它可以长期保持成本所带来的优势[7]。Bhagvati，Panagariya & Srinivasan（2004）认为离岸服务外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资的差异，但在其以美国就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提出，外包出去的业务是价值相对较低的业务，离岸服务外包会使得本国创造出更多高价值的工作，并不会降低国内的就业率[8]。Maskell et al（2007）认为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出去的初衷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但离岸服务外包是一个通过实际操作来学习的过程，跨国公司发现一些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在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时，会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从而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使得跨国公司把一些带有创新性的业务也外包给低成本国家，这是跨国公司所追求的目标[9]。
由于目前未有学者对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进行明确的研究，但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属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研究范畴。因此本文通过前人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研究的文献进行本文的研究。下面本文将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
1.2.1 关于离岸服务外包动因的研究
世界各国不同的企业在做出离岸服务外包的选择时，并非都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国内外学者对于离岸服务外包动因的研究有很多，本文将对其中代表性的研究进行归纳。
Martinez，Garcia & Guillen（2012）运用对欧洲和美国技术密集产业企业调查所得到的数据，研究 R&D 离岸外包的动因，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将 R&D 服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最主要动因是交易成本，而以获取知识为主要动因的 R&D 离岸外包会发包到发达国家[2]。Lacity，Hirschheim & Willcocks（1994）的研究表明：降低和控制财务成本、集中发展企业核心业务、提升技术能力以及经理人的决策是跨国公司发生离岸服务外包的四个主要动因[3]。Apte & Mason (1995) 认为人力成本是服务外包利润的主要来源，也是主要动因[4]。Grossman & Helpman（2001）的研究则得出产业的竞争强度和成本是决定企业发生离岸服务外包活动的重要因素[5]。Macfarlan & Nolan（1995）认为企业选择离岸服务外包的原因各种各样，但关系成本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同时服务外包也可以降低财务成本，提升企业产品服务质量[6]。A.T.Kearney（2007）的报告同样显示人力成本因素已经不是服务外包主要的动因，经营绩效是企业新的关注点，它可以长期保持成本所带来的优势[7]。Bhagvati，Panagariya & Srinivasan（2004）认为离岸服务外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资的差异，但在其以美国就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提出，外包出去的业务是价值相对较低的业务，离岸服务外包会使得本国创造出更多高价值的工作，并不会降低国内的就业率[8]。Maskell et al（2007）认为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出去的初衷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但离岸服务外包是一个通过实际操作来学习的过程，跨国公司发现一些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在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时，会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从而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使得跨国公司把一些带有创新性的业务也外包给低成本国家，这是跨国公司所追求的目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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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2.1 概念界定
2.1.1 离岸服务外包
首先，外包（outsourcing）的英文来源于 Outside Resource Using 的组合缩写形式，1990 年由加里·哈默尔与 C.K.普拉哈尔德在 1990 年刊登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提出的。本文在这里选择了目前比较受相关领域学者们肯定的外包定义：外包是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所采用的一种商业运作模式，是指企业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其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后台支持功能等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分包给其他业务承担，而自己则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其实质是一种资源整合的管理模式，及利用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了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
服务外包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开始发展起来，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关于服务外包的研究中来，但至今仍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如《商务大辞典》中给出的解释是：通常依据双方协定的标准、成本和条件的合约。把原先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转移给外部组织承担[42]。而商务部则将服务外包定义为：企业将价值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的、共性的、非核心的 IT 业务和基于 IT 的业务流程剥离出来后，外包给企业外部专业服务供应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43]。根据以往众多学者们的定义，本文总结为服务外包是指组织为了提高效率及自身竞争力，把自身具备提供服务能力的服务转移到外部组织来承担的行为。
本文前面的内容对外包及服务外包做了一些概念性的阐述与理解，但本文研究的主题是离岸服务外包。离岸服务外包属于服务外包的一个分类，此分类是按照目的地的差异来划分的，即一国企业将内部的业务流程转移到另一企业，由另一家企业为其提供服务，另一家企业所在地的差异就是目的地的差异，对于本文来说主要是指另一家企业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如果目的地是国外就属于离岸服务外包，反之则属于在岸服务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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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概念界定
2.1.1 离岸服务外包
首先，外包（outsourcing）的英文来源于 Outside Resource Using 的组合缩写形式，1990 年由加里·哈默尔与 C.K.普拉哈尔德在 1990 年刊登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提出的。本文在这里选择了目前比较受相关领域学者们肯定的外包定义：外包是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所采用的一种商业运作模式，是指企业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其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后台支持功能等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分包给其他业务承担，而自己则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其实质是一种资源整合的管理模式，及利用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了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
服务外包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开始发展起来，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关于服务外包的研究中来，但至今仍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如《商务大辞典》中给出的解释是：通常依据双方协定的标准、成本和条件的合约。把原先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转移给外部组织承担[42]。而商务部则将服务外包定义为：企业将价值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的、共性的、非核心的 IT 业务和基于 IT 的业务流程剥离出来后，外包给企业外部专业服务供应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43]。根据以往众多学者们的定义，本文总结为服务外包是指组织为了提高效率及自身竞争力，把自身具备提供服务能力的服务转移到外部组织来承担的行为。
本文前面的内容对外包及服务外包做了一些概念性的阐述与理解，但本文研究的主题是离岸服务外包。离岸服务外包属于服务外包的一个分类，此分类是按照目的地的差异来划分的，即一国企业将内部的业务流程转移到另一企业，由另一家企业为其提供服务，另一家企业所在地的差异就是目的地的差异，对于本文来说主要是指另一家企业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如果目的地是国外就属于离岸服务外包，反之则属于在岸服务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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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随着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很多文献从不同角度对离岸服务外包现象进行理论研究，但由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多元性，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完全的解释离岸服务外包现象。由于离岸服务外包属于国际贸易范畴，因此本文将以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来分析离岸服务外包现象。
2.2.1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被第一次阐述的。他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即劳动成本的差异，各个国家应专门生产并出口其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就能获得比较利益。这个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不论一个国家处于什么阶段，经济力量是强还是弱，都能确定各自的比较优势，即使处在劣势的也能找到劣势中的比较优势，从而，各个国家就可根据相对优势安排生产，进行贸易。应用到离岸服务外包上，如果产品生产的工序、流程是可以分离的，而且不同的工序和流程的对投入要素的需求比例不同，那么将不同的工序和流程配置到要素价格相对价格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则有可能节省生产成本从而实现比较优势利益[45]。
随着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很多文献从不同角度对离岸服务外包现象进行理论研究，但由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多元性，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完全的解释离岸服务外包现象。由于离岸服务外包属于国际贸易范畴，因此本文将以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来分析离岸服务外包现象。
2.2.1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被第一次阐述的。他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即劳动成本的差异，各个国家应专门生产并出口其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就能获得比较利益。这个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不论一个国家处于什么阶段，经济力量是强还是弱，都能确定各自的比较优势，即使处在劣势的也能找到劣势中的比较优势，从而，各个国家就可根据相对优势安排生产，进行贸易。应用到离岸服务外包上，如果产品生产的工序、流程是可以分离的，而且不同的工序和流程的对投入要素的需求比例不同，那么将不同的工序和流程配置到要素价格相对价格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则有可能节省生产成本从而实现比较优势利益[45]。
2.2.2 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俄林依据赫克歇尔的研究，在 1993 年的著作《地区间贸易与国家贸易》中提出的，因此又称“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此理论认为，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的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强调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等，而不仅仅是劳动力；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认为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在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中，其生产要素更多是知识、技术等无形的生产要素。参与到离岸服务外包活动中的国家按照工序和流程进行分工，接包国应该出口由承接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工序和流程。发包国也会考虑接包国的各个生产要素的丰裕度来选择发包的业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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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离岸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15
3.1 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特征分析..................................15
3.1.1 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现状分析......................................15
3.1.2 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特征分析.......................17
4 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22
4.1 人力资源素质.................................24
4.2 劳动力成本..............................................25
4.3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26
5 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31
5.2 影响因素的长期协整关系分析...........................32
5 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总规模（OSO）：离岸服务外包到现在为止在国际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口径，所以没有一个确定的指标来衡量离岸服务外包规模，之前的研究离岸服务外包的学者都是通过寻找替代的指标来衡量离岸服务外包规模。胡昭玲和王洋（2010）、景瑞琴（2009）则直接用服务贸易出口额来衡量一国或地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规模[47][48]。吕延方和赵进文（2010）选取“其他服务贸易额”来衡量一国或地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规模[25]。霍景东和夏杰长（2013）则用国际投入产出表中的金融和设备租赁和商务服务活动的国际中间使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规模[29]。施锦芳和闫飞虎（2016）采用 IMF 国际收支统计年鉴中“计算机与信息”和“其他商业服务”两项的出口额之和来衡量一国或地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规模[32]。在本文的研究中，由于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规模数据很难获取，因此本文将沿用胡昭玲和王洋（2010）、景瑞琴（2009）等学者的衡量方法，选取中国出口东南亚国家的服务贸易额来衡量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总规模。
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并未有直接的官方统计来源。因此，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对中国出口到东南亚国家的服务贸易额进行衡量：首先，从中国商务部网站服务贸易相关报告中可以获取一些年份的中国出口到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额。第二，对于无法直接获取到的年份数据，本文将选取中国出口到新加坡的服务贸易额进行补充，因为在本文第三章的现状描述中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总发包额中绝大部分来自于新加坡，此部分的数据来源于新加坡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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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总规模迎来快速增长，是中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总规模中占比最大的地区。在中国未来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的方式，对影响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总规模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
（1）在本文的现状分析中发现，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的合同执行额，近些年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占中国离岸服务外包总承接额的比重保持稳定，但增长率水平起伏不定。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业务类型，由以 ITO 为主，逐渐向高附加值的业务类型 BPO 和 KPO 转变。
（2）在对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中，基于要素禀赋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及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前人的文献研究，选取人力资源素质、劳动力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服务业开放水平、IT 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影响因素。并结合现实将中国与印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在 IT 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与印度相比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其它几个方面，与印度相比处于劣势。
（3）在对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本文采用协整检验方法进行长期协整关系分析，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方法进行动态关系分析。发现服务业开放水平、人力资源素质、IT 基础设施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总规模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同时，服务业开放水平、人力资源素质、IT 基础设施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均对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总规模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长期协整关系和动态关系分析中，人力资源素质均是影响作用最大的因素，因此本文认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在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中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