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自 2002 年入世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快速的发展趋势，名义 GDP 由 2002 年的 1478000 百万美元上升至 2018 年 13377000 百万美元。同时期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 621000 百万美元上升到 462300 百万美元①，中国也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减缓，名义 GDP增速自 2011 年 9.6%下降到 2018 年 6.7%。进出口增速同样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出口增速自 2011 年 20.3%下降到 2018 年 9.9%，进口增速自 2011 年 24.8%下降到 2018 年 15.8%②，在 2015 年与 2016 年中国的进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发展的起伏波动必然会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主要贸易对象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影响。同时，贸易对象国的经济波动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相应的反向冲击。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政府也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这一难题，对内，中国实行“三去一降一补”策略，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绿色快速发展；对外，加大国内过剩产能输出，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时积极倡导“一带一路”倡议。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自 2002 年入世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快速的发展趋势，名义 GDP 由 2002 年的 1478000 百万美元上升至 2018 年 13377000 百万美元。同时期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 621000 百万美元上升到 462300 百万美元①，中国也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减缓，名义 GDP增速自 2011 年 9.6%下降到 2018 年 6.7%。进出口增速同样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出口增速自 2011 年 20.3%下降到 2018 年 9.9%，进口增速自 2011 年 24.8%下降到 2018 年 15.8%②，在 2015 年与 2016 年中国的进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发展的起伏波动必然会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主要贸易对象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影响。同时，贸易对象国的经济波动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相应的反向冲击。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政府也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这一难题，对内，中国实行“三去一降一补”策略，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绿色快速发展；对外，加大国内过剩产能输出，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时积极倡导“一带一路”倡议。
图 1-1 显示了 2002 年 Q1 至 2018 年 Q3 中国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四个国家与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比例的时间序列图。从图 1-1 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占比自 2002Q1 的 15.16%上升到 2018Q3 的 27.58%，呈现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而中国对欧盟以及美国的出口占比呈现较为稳定的趋势，但是对于日本，中国对其出口占比从 2002Q1 的 15.9%逐年下降，到 2018Q3，中国对日本出口占比仅占全年出口占比的 5.71%。同一时期中国自以上各国与地区的进口占比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具体而言，中国自沿线国家的进口占比从 2002Q1 的 18.58%一直上升到 2018Q3 的 26.32%，而中国自美国与欧盟地区的进口占比保持稳定趋势，与出口一样，中国自日本的进口占比也不断下降，从 2002Q1 的 17.66%下降到 2018Q3 的 8.53%。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框架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拟从文献阅读、模型建立、实证研究三方面开展对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外溢效应的研究。本文首先将通过阅读文献梳理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外溢效应的传导渠道，为之后的模型建立奠定基础。然后本文将建立跨国面板模型，证明相应冲击传导渠道的存在。之后，本文将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溢出效应对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以及沿线国家经济变量冲击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反向动态冲击效应。最后，基于文章的实证结果我们给出了文章的研究结论与意见建议。本文分为六章，文章剩余部分的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这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以及文章的研究意义，并进一步说明了文章的研究内容以及文章的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文章的不足之处。
第二章，文献综述。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的可能来源，具体分为以 GDP 波动为冲击源，以进出口贸易波动为冲击源，以国内投资波动为冲击源以及其他因素为冲击源，并详细介绍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的研究成果
第三章，理论机制分析。通过第二章文献综述的梳理，总结了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溢出效应的三个传导途径，具体而言，包括国际贸易渠道，金融渠道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渠道。
第四章，模型构建。根据第三章的理论机制分析，本文构建了两个模型。包括跨国静态面板模型以及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其中静态跨国面板模型用来证明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外溢效应中国际贸易传导渠道的存在。而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则用来研究中国经济波动冲击外溢效应对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以及沿线国家经济波动冲击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反向冲击效应。
第五章，实证分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建立跨国面板模型，通过跨国面板模型证明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传导机制中国际贸易传递渠道的存在，第二部分通过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研究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波动冲击的动态相互影响。
第六章，研究结论以及政策启示。通过对文章研究结论的总结归纳，并结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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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以 GDP 波动为冲击源
首先以 GDP 作为冲击源来研究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的外溢效应。Arora and Vamvakidis（2010）基于 VAR 模型，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 1 个标准差的冲击在第 3 年的外溢效应大小为 0.4％，在第 5 年达到 1％。他们运用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此外，从长期来看，面板回归结果表明，在最近的 20 年，中国经济增长 1 个百分点，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为 0.5 个百分点，而且，中国经济增长首先仅对邻国存在外溢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距离的重要性逐步消失。Blagrave and Vesperoni（2016）基于 PVAR 模型，探究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 46 个国家与地区出口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来源于中国总需求一个百分点的冲击，使得上述研究国家与地区的出口增长平均减少0.1％-0.2％。基于区域视角的结果显示，亚洲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影响最大，冲击影响达到 1％。其他与中国制造业生产和商品出口企业联系紧密的国家，受中国总需求冲击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研究认为，在中国转向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其他贸易对象国需要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战略以应对疲软的外需环境。Anderson 等（2015）运用 FSGM（Flexible System of Global Models）模型，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中国国内低端制造业向非洲国家转移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
首先以 GDP 作为冲击源来研究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的外溢效应。Arora and Vamvakidis（2010）基于 VAR 模型，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 1 个标准差的冲击在第 3 年的外溢效应大小为 0.4％，在第 5 年达到 1％。他们运用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此外，从长期来看，面板回归结果表明，在最近的 20 年，中国经济增长 1 个百分点，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为 0.5 个百分点，而且，中国经济增长首先仅对邻国存在外溢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距离的重要性逐步消失。Blagrave and Vesperoni（2016）基于 PVAR 模型，探究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 46 个国家与地区出口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来源于中国总需求一个百分点的冲击，使得上述研究国家与地区的出口增长平均减少0.1％-0.2％。基于区域视角的结果显示，亚洲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影响最大，冲击影响达到 1％。其他与中国制造业生产和商品出口企业联系紧密的国家，受中国总需求冲击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研究认为，在中国转向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其他贸易对象国需要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战略以应对疲软的外需环境。Anderson 等（2015）运用 FSGM（Flexible System of Global Models）模型，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中国国内低端制造业向非洲国家转移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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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冲击溢出效应的传导途径.......................................... 11
第三节 以国内投资波动为冲击源
然后以国内投资波动作为冲击源来研究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的外溢效应。Ahuja and Nabar（2012）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投资驱动，中国的进口来源国遍及全球，因而处于中国供应链上方的经济体，必然面临增长风险，即受到中国投资下降带来的风险。他们研究发现，中国投资下降 1 个百分点，将引起全球经济增长下降 0.1 个百分点。Hong 等（2016）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投资下降 1％，同时消费增加 1％，将造成马来西亚与新加坡 GDP 下降 0.1％，菲律宾下降 0.07％，印尼和泰国下降 0.05％。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经济发展逐渐由投资转向消费拉动的过程中，即使总需求保持不变，也会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Ahuja and Myrvoda（2012）认为，不动产行业与金融行业具有高度结合联系的特点，因此不动产投资减少一定会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相应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信用创造过程主要依赖于担保的中国，这一影响效应更为突出，并且也将通过经济波动的溢出效应影响中国的贸易对象。他们运用 FAVAR（Factor-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探讨了中国不动产投资波动对于 G20 经济体的冲击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不动产投资每下降一个百分比，会使得中国实际产出在第一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并且会对其余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具体而言，G20 国家产出平均下降 0.05 个百分比。其中日本、韩国以及德国受到的负向冲击影响最为显著。此外，中国国内产出下降的负向冲击，将会对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金属价格的影响为 0.8-2.2 个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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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以国内投资波动作为冲击源来研究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的外溢效应。Ahuja and Nabar（2012）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投资驱动，中国的进口来源国遍及全球，因而处于中国供应链上方的经济体，必然面临增长风险，即受到中国投资下降带来的风险。他们研究发现，中国投资下降 1 个百分点，将引起全球经济增长下降 0.1 个百分点。Hong 等（2016）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投资下降 1％，同时消费增加 1％，将造成马来西亚与新加坡 GDP 下降 0.1％，菲律宾下降 0.07％，印尼和泰国下降 0.05％。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经济发展逐渐由投资转向消费拉动的过程中，即使总需求保持不变，也会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Ahuja and Myrvoda（2012）认为，不动产行业与金融行业具有高度结合联系的特点，因此不动产投资减少一定会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相应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信用创造过程主要依赖于担保的中国，这一影响效应更为突出，并且也将通过经济波动的溢出效应影响中国的贸易对象。他们运用 FAVAR（Factor-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探讨了中国不动产投资波动对于 G20 经济体的冲击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不动产投资每下降一个百分比，会使得中国实际产出在第一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并且会对其余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具体而言，G20 国家产出平均下降 0.05 个百分比。其中日本、韩国以及德国受到的负向冲击影响最为显著。此外，中国国内产出下降的负向冲击，将会对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金属价格的影响为 0.8-2.2 个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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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际贸易渠道 ................................... 11
第二节 金融渠道 ..................................... 12
第三节 大宗商品价格渠道 ................................. 13
第四章 模型设定........................................... 15
第一节 静态面板模型 ................................. 15
第二节 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 ................................ 15
第五章 实证分析................................. 19
第一节 基于跨国面板模型的静态分析 ............................... 19
第二节 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动态分析 ............................ 20
第五章 实证分析
第一节 基于跨国面板模型的静态分析
首先，按照文章之前第四章模型设定，我们首先要用跨国静态面板模型来证明国际贸易传递渠道的存在。我们按照公式（4-1）分别计算了各个国家实际 GDP的增长率，各个国家与中国之间双边贸易往来额占该国家与中国当期进出口贸易总额之和的比例。GDP 数据来源于 BVD-EIU countrydata 数据库，CPI 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IFS 数据库，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DOTS 数据库，国际石油价格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FS 数据库，全球波动率变量 VIX 来源于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经济数据库。由于分析国家个数N=32（包括中国），而时间跨度为 T=67，因此本文的静态面板是一个长面板。我们对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以及组间同期相关进行了相应的检验，并采用 FGLS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5-2 所示。
首先，按照文章之前第四章模型设定，我们首先要用跨国静态面板模型来证明国际贸易传递渠道的存在。我们按照公式（4-1）分别计算了各个国家实际 GDP的增长率，各个国家与中国之间双边贸易往来额占该国家与中国当期进出口贸易总额之和的比例。GDP 数据来源于 BVD-EIU countrydata 数据库，CPI 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IFS 数据库，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DOTS 数据库，国际石油价格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FS 数据库，全球波动率变量 VIX 来源于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经济数据库。由于分析国家个数N=32（包括中国），而时间跨度为 T=67，因此本文的静态面板是一个长面板。我们对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以及组间同期相关进行了相应的检验，并采用 FGLS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5-2 所示。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世界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美经贸关系日渐微妙的背景下，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突破口，大力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归纳总结了中心国家经济波动冲击溢出效应的可能传导渠道，然后构建跨国静态面板模型进行研究，探讨国际经济波动冲击溢出效应中国际贸易渠道的存在性。最后，本文运用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经济波动冲击外溢效应对于沿线国家各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以及沿线国家经济波动冲击对于中国各经济变量的反向冲击影响。实证结果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1．通过跨国静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国际贸易渠道确实是国际经济波动冲击外溢效应的传导途径之一，但是仅仅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传导国际经济波动冲击对于贸易对象国实际产出所造成的影响较小。
2.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中国际变量对于国内变量同期影响的实证结果显示，国际经济变量波动冲击对于中国相对应的国内变量的影响较小，但是国际变量波动冲击对于沿线国家国内变量的同期影响较大。这在一定程度说明，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波动冲击影响的抵御能力较强，在面对国际经济风险时，能够较好的化解国际经济风险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也为中国扮演好“一带一路”倡议中心国家的角色，继续领导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稳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3. 中国实际 GDP 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使得沿线国家的实际 GDP 当期平均上升 0.069%，20 个季度之后沿线国家的实际 GDP 平均累计上升 0.193%；沿线国家出口当期平均上升 0.42%，20 个季度之后沿线国家出口平均累计上升0.565%；沿线国家进口当期平均上升 0.353%，20 个季度之后沿线国家进口平均累计上升 0.555%。但是沿线国家经济波动冲击的溢出效应对于中国的冲击影响相对较小，这也与之前国际变量对于国内变量同期影响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参考文献（略）
2.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中国际变量对于国内变量同期影响的实证结果显示，国际经济变量波动冲击对于中国相对应的国内变量的影响较小，但是国际变量波动冲击对于沿线国家国内变量的同期影响较大。这在一定程度说明，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波动冲击影响的抵御能力较强，在面对国际经济风险时，能够较好的化解国际经济风险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也为中国扮演好“一带一路”倡议中心国家的角色，继续领导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稳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3. 中国实际 GDP 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使得沿线国家的实际 GDP 当期平均上升 0.069%，20 个季度之后沿线国家的实际 GDP 平均累计上升 0.193%；沿线国家出口当期平均上升 0.42%，20 个季度之后沿线国家出口平均累计上升0.565%；沿线国家进口当期平均上升 0.353%，20 个季度之后沿线国家进口平均累计上升 0.555%。但是沿线国家经济波动冲击的溢出效应对于中国的冲击影响相对较小，这也与之前国际变量对于国内变量同期影响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