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职称论文，本文将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试点这一事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证，采用交叠ＤＩＤ模型和ＰＳＭ－ＤＩＤ模型考察了政策的实施对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策的实施对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显著，政策冲击的动态效应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效应逐渐增大；
１ 引言
县域经济是城乡要素融合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天然载体，在带动农业农村长期发展方面具有基础性的作用［１］。２０２２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再次充分肯定了县城在全国城镇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构建符合县域自然资源禀赋的现代产业结构体系、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２－３］。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持续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县域经济产业化水平较低、配套基础设施不全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仅严重制约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削弱了对于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４］。故如何促进县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议题。陈奕山等提出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起点发展县域经济［５］。据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农业生产性服务促进粮食增产１０％～２０％、农户亩①均节本增收１５０～３００元、减肥减药１０％～２５％，农业生产性服务日益成为乡村产业兴旺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抓手②。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失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为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以培育农业服务业战略性大产业为目标，中国在２０１３年开始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那么，以农业生产性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试点是否有效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有哪些？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与优化、推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价值。
学术界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模式［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先进农业经济体的发展差距［７］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就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效应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研究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可以提高小麦产量［８］、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９］、促进粮食高质量发展［１０］、提高农民收入［１１］、促进化肥减量［１２－１４］等。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文献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研究仅限于讨论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没有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缺乏从政策评估视角出发探讨以农业生产性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政策能否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２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学者们以往的研究，从需求侧角度出发，收入水平的增加［１５］、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１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从供给角度出发，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动力［１７－１８］。从县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献来看，黄季焜指出过去４０年中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驱动因素分别为农村制度创新、农业技术进步、市场化改革和农业投资［１９］。而这些驱动力可以划分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在供给侧，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制度创新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而农业机械、化肥等物质资料的使用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更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增长。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保障，随着市场化改革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进一步打破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限制，使得鲍莫尔效应得到更好发挥。因此，从现有文献来看，大部分文献都是聚焦于农业技术进步、制度改革和政策等供给侧因素进行，而张露和罗必良指出，以为小农户服务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引入技术、资金、人才以及交易组织方式等，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不二之选［２０］。农业生产性服务被视为继家庭承包经营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后的第三次动能而受到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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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农业生产性服务政策、农业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生产性服务政策通过土地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两条路径促进农业效率提升。第一，小规模农户分散化经营是中国农业生产长期面临的约束，而农业生产性服务政策通过大力发展“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形成服务规模经营。此外，农业生产性服务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促进耕地连片化经营和专业化生产，而土地规模经营为机械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在扩大外包服务的市场容量的同时降低服务组织准入门槛，有效降低外包服务费用。而适度土地规模经营则有利于农业效率提升。第二，改造传统农业需要投入新的要素，农业生产性服务以服务卷入的方式将先进的机械、知识、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和资本导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有效集合农业资源，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从而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进而显著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９］。第三，在农业劳动力弱质化的现实背景下，农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同时农业用工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农业服务政策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约束，通过服务导入的形式降低技术准入门槛，达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目标。而从供给侧的角度出发，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能够实现资源合理化配置，从而释放出大量农村劳动力，而这些多余的劳动力就可以流向非农部门［２２］，从而促进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是农业生产性服务政策、农民收入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需求侧来看，研究表明，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村集体农户年收入将明显增加１ ７７０～１ ８６８元［２３］。农业生产性服务政策的增收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农业生产性服务政策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托管、培育服务组织和引进现代化生产要素促进农业效率改善进而释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会显著增加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促进农民收入增收；第二，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相较于小农户，具有更高的市场谈判力和议价能力，政策试点地区服务组织的介入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成本效率损失，进而表现出农业经营收入的增加；第三，政策试点地区通过农业生产托管等手段优化粮食生产规模、改进粮食生产方式、增加粮食产量，进而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保障农户的种粮收益［２４］。在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复合背景下，收入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增加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２５］，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显著增加农民消费，促进农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根据恩格尔效应的理论分析，需求结构的变化将引致县域产业结构发生变动，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３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３．１ 模型构建
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促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发展。紧接着财政部印发了《２０１３年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并在河北、江苏、湖南等８个省开展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２０１３年开始，湖南省农业生产性服务政策在桃源、涟源等１２个县（市）先后开展试点。２０１６年，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湖南、黑龙江等１７个地区开展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要求每个试点县资金原则上不少于１ ０００万元，试点县要聚焦关键和薄弱环节，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这一政策得到了地方的积极响应和配合，自政策推出以来，湖南省积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２０１６年将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建设纳入《湖南省“十三五”规划纲要》和《湖南省“十三五”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规划指出，要依托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采取试点示范、农业生产托管等方式，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为此，双峰、桃源、衡南、桃江等县出台了相应的专门政策性文件，并先后在桃源、祁阳、湘乡等多个县域开展试点工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在农村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且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方面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本文将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因试点地区批准设立的时间不同，因此选用交叠ＤＩＤ估计政策对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ＡＩＳｉｔ＝α＋βＤＩＤｉｔ＋δＸｉｔ＋μｉ＋γｔ＋εｉｔ（１）
式（１）中，ＡＩＳｉｔ为第ｉ县域ｔ时期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指标；ＤＩＤｉｔ表示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试点的冲击，其中试点县为处置组，非试点县为对照组。此外，α为常数项，β和δ为待估参数；Ｘｉｔ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μｉ为县域固定效应；γｔ为对应年份的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３．２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仅考察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一维度。产业结构高级化指产业结构的中心从第一产业逐步过渡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特征，而传统的采用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难以体现“服务化”的倾向。因此，本文借鉴干春晖等的研究［２６］，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ＡＩＳ）来度量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如果ＡＩＳ上升，则意味着经济有服务化倾向，产业结构在升级。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冲击（ＤＩＤｉｔ），即当ｉ县在ｔ年获批入选试点政策的县域，则在ｔ年及其之后的年份ＤＩＤｉｔ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控制变量。参照相关研究［２７－２８］，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储蓄水平，指标衡量方式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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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证检验
４．１ 基准回归结果
表２报告了交叠ＤＩＤ模型的估计结果，列（１）仅将核心解释变量加入交叠ＤＩＤ模型中，结果表明，政策冲击的效果显著为正，且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列（２）在列（１）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政策冲击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政策冲击能够显著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从系数的大小来看，与非试点的地区相比，政策试点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将提高０．１３４个单位。据此，前文提出的假说１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县通过服务组织的培育，让小农户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到农业生产性服务，缩小服务半径。通过服务外包、农业生产托管、联耕联种、代耕代种等形式，将先进的技术、装备等现代化生产要素和资本导入小农户的生产过程中，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实现对劳动的替代，如通过无人机施肥施药、耕种收全过程机械化可以减少大部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投入，从而释放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促进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要素流动及资源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将促进试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此外，资本要素匮乏是限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原因，在政策的推动下，试点地区的资本投入加速向县域经济集聚，着力引导社会资本等进入农业现代化发展领域，政策通过培育农业农村经济新业态，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农村三产融合进一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政策促进了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生产，进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资本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进一步推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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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稳健性分析
一是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交叠ＤＩＤ可能会因为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和负权重问题从而影响估计结果的稳健性［２９－３０］。直观上来看，本文样本的处理时间均位于样本的后期，且大部分样本县均未接受处理，可以初步判定模型的负权重问题不严重。进一步运用Ｂａｃｏｎ分解方法来计算负权重，可以发现负权重问题占比仅为０．１００ ６％，可以基本断定模型的负权重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较小，可以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二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选用第二产业ＧＤＰ和第三产业ＧＤＰ占总ＧＤＰ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代理指标，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３列（１），政策冲击对于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三是基于ＰＳＭ－ＤＩＤ的实证。为进一步排除样本选择偏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选用ＰＳＭ－ＤＩＤ方法来进行分析。具体的做法是，将耕地规模、劳动力转移程度和人均粮食产量作为刷选标准，采用核匹配方法进行匹配。根据匹配样本重新运用ＤＩＤ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３列（２），可以看到，利用ＰＳＭ－ＤＩＤ模型的估计结果仍然支持政策冲击对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显著为正，故认为本文的基准模型结果是稳健的。
５ 进一步分析：机制分析
政策到底是通过何种途径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本文参考国际上对经济结构转型的经典理论，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对背后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究，并进一步分析规模经营的效应。
为验证前文的理论分析提出的政策可以通过供给侧的鲍莫尔效应、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和农业规模经营的效应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表５给出了实证分析结果。研究表明，政策冲击可以通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农业规模经营三条路径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说２、３、４得到验证。就农业生产效率而言，试点地区政策的实施通过积极培育服务组织和壮大服务组织带动小农的能力，将机械、现代知识技术等导入农业生产过程中，在弥补农业优质劳动力不足的现实背景下，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优化资源配置与生产决策，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在农业劳动力相对价格变化的引导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进一步流向非农生产部门，造成农业占比的相对下降和非农占比的相对上升，进而调整县域产业结构。就农民收入而言，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能够增加非农就业，且政策试点地区生产性服务组织的介入不仅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且服务组织的统购统销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同时增加农业经营性收入和非农收入，收入的增加会带来不同的产品需求，也就是说农产品的需求逐渐饱和并逐渐向工业品和服务品消费转变，这些需求结构的转变会带来相应的产业结构变动。就规模经营这一影响路径而言，根据总结湖南省各县域的试点方案可以发现，大部分试点地区均以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兼顾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引导小农户接受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农业生产性服务。试点县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托管和服务组织的培育，促进服务规模化经营，推动农业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发展，从而发挥试点县农业产业化对于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促进县域产业结构调整。
６ 结论与启示
在县域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背景下，探究县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机制与优化策略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试点这一事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证，采用交叠ＤＩＤ模型和ＰＳＭ－ＤＩＤ模型考察了政策的实施对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策的实施对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显著，政策冲击的动态效应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效应逐渐增大；第二，政策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供给侧的鲍莫尔效应、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三条主要路径实现，即通过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收入增长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进而促进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的实施具有“益贫不益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劳动力转移程度较低的地区政策的带动效果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劳动力转移程度较高的县域，政策的带动效果不显著。
从以上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第一，要坚持贯彻农业生产性服务政策，农业生产性服务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产业结构，试点县获得了政策发展的红利，因此要扩大农业生产性服务政策试点的范围，未开展试点的县域要抓紧制定相关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的政策，有效推动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灵活调整农业生产性服务政策，要首先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聚焦重点区域，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和集中连片经营，促进农业生产集中连片和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吸引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的卷入，并将成熟的发展模式加以推广，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第三，因地制宜，根据各自县域资源禀赋，找准政策发力点，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和劳动力转移程度较低的县域，着力培育生产性服务组织，探索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扩大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的容量。
参考文献（略）